他身上有一种对艺术、行业，对时代、国家的热忱所形成的富有人格魅力的磁场，吸引着我们像他那样投身于戏剧事业中。

　　5月14日，我到中国剧协商谈工作，询问了刘厚生先生的身体情况，剧协有关负责同志刚刚去北京协和医院探望过他，把他近期的身体情况详细地讲给我听，“厚生老的意识越来越模糊”。我听到这句话，心中感到莫名恐慌，决定第二天下午就去医院探望他。那天我心中一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安，想不到第二天一早就得到刘厚生先生已于昨晚逝世的消息。冥冥之中，仿佛有一种神示，而对我来说，一日之差，却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我想起和刘厚生先生相处的过往。最初认识他是1986年10月，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当时我在上海越剧院工作，院长吕瑞英通知我去接待刘厚生先生，她的语气中流露出对他的尊敬、重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温文尔雅、慈爱、亲切，他看完戏，拉着我的手和我说话，就像家人一样。那出戏是我的第一部作品——越剧《真假驸马》，剧中运用歌舞进行了舞台艺术的综合表达，他感到非常新颖，以越剧来创作这样一出悲剧，他认为也是一种尝试，对这部作品非常赞赏。他对我说，你是很年轻的编剧，加盟越剧创作，要了解越剧在上世纪40年代改革的历史，越剧从来不是保守的，是跟着时代前进的。最初，他就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和这一番话。

　　此后，刘厚生先生一直如父如师。我每次来到北京，都会登门拜访。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当时行程不紧张，每次都有时间到他家去坐一坐，师母会做一顿简单的家常饭，我向他汇报我的创作情况，他也很关心上海戏剧的情况，每次我都能得到他精准的点拨。

　　回忆起来，我的几部重要作品上演，他都给予了最大的支持。1993年，淮剧《金龙与蜉蝣》到北京演出，并召开专家研讨会，会议是刘厚生先生主持的。会后，他又请我到家里深谈。他对《金龙与蜉蝣》提出的都市新淮剧的理念、戏曲重返都市的主张非常赞成。他如数家珍地回顾了越剧进入上海的历史，他认为，戏曲只有在城市中站稳脚跟，才能赢得一个时代，不要把戏曲在城市中的发展和送戏下乡对立起来。他鼓励我这条路要走下去，鼓励我参与其他剧种的创作。我那时已经调离上海越剧院，到上海淮剧团工作，刘厚生先生嘱咐我，虽然离开了越剧工作单位，还是要继续写越剧剧本，因为他看到当时越剧非常缺乏剧本。

淮剧《金龙与蜉蝣》

　　2001年，第七届中国戏剧节在广西南宁、柳州举办，有两台我编剧的越剧剧目上演，一台是上海越剧院的《梅龙镇》，一台是南京越剧团的《李清照》。刘厚生先生非常高兴，他觉得我听了他的话，还在坚持写越剧，他说这两台戏都喜欢，“一台戏让我笑，一台戏让我哭”。两台戏后来都获评了优秀剧目，我想，这也算是对他给我的嘱咐的一种回报吧。

　　2002年5月，在昆曲进入联合国“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一周年之际，时任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和刘厚生先生一起为上海昆剧团颁发中国戏曲学会奖。活动期间，刘厚生先生就昆曲的文人化和知识分子化之间的相同与不同，跟我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这一年，我编剧的甬剧《典妻》上演，刘厚生先生又和我谈了他对滩簧剧种的认识。他认为，滩簧剧种有很强的新文化色彩，受话剧影响很深，因此对这类剧种来说，它的特征就是话剧加唱，不必仿效京昆程式化的表演方式。这个观点后来指引着各个滩簧剧种的艺术发展。他让中国戏曲各个剧种的戏剧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独特之处并且坚守这种独特性，防止了同质化。他透过戏看到一个剧种的个性化发展和流变，并很及时地提出理论性的指导，使剧种及从业者非常受益。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传统文化包括戏曲艺术处在普遍萧条的困境中，我一度出现过动摇，有一家商业公司约请我加盟，我举棋不定。有一次来北京，我专门到刘厚生先生家里请教他。以往他和我们晚辈说话，都是循循善诱，总会对我说，我的意见不一定对，仅供你参考，可是那一次他说得非常坚定，他说，一个人一生很难找到自己喜欢的职业，不管职业本身是不是受到关注，既然你喜欢，就要坚持下去，应该陪伴自己喜欢的职业同甘共苦。他说，再难，还能比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艺术家在战乱年代的困境中坚守难么？那次谈话避免了我人生航向的改变，我接下来创作的一部作品就是昆剧《班昭》。他很理解，这部作品折射出我在上世纪90年代个人的心境，他理解我创作的心理依据，所以特别喜欢这部作品。

昆剧《班昭》

　　在我和刘厚生先生相识的30余年里，在我艺术和人生发展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上，都留下了他对我的关怀、引导、指点的记忆。刘厚生先生是全国戏剧界尊敬的前辈，我不过是其中的一员，对我一人尚且如此，他对中国戏剧界，真可谓是呕心沥血。更令我感喟的是，他对上海血浓于水的情感。他对上海的各个剧种、戏剧教育，都无微不至地关怀，后来他调到北京工作，也非常喜欢接待上海的客人，了解上海的情况。上世纪40年代末，他就曾经在袁雪芬主持的雪声剧团负责剧务工作，剧务这个位置就像我们今天的创作室，对越剧编导创作机制的建立起到了奠基作用，后来，越剧的创作机制又影响了全国文艺院团的创作机制。新中国成立之初，刘厚生先生担任上海文化局戏改处副处长，还负责上海剧协、戏剧刊物的相关工作，对上海戏剧院团的建立、上海戏剧的发展、人才的成长，都倾尽了心力。

　　刘厚生先生与中国戏剧特别是戏曲可谓是同呼吸、共命运。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中国戏剧的当下发展，90多岁高龄，还经常发表万言长文，表述他对当下戏剧的认识、看法、建言。尽管接近人瑞高寿，他的思想还是像他早期在上海时一样，具有时代感、年轻人一般的新鲜感，保持着和实践互动的活力。他身上有一种对艺术、行业，对时代、国家的热忱所形成的富有人格魅力的磁场，吸引着我们像他那样投身于戏剧事业中。

　　作为晚辈，我们纪念刘厚生先生，最重要的就是坚守，坚守戏剧，坚守自己的岗位，做好戏剧人，保持如他那般的热忱，以慈悲的情怀对待同行和这项事业，这也正是他对我们的期待。

　　（作者：罗怀臻，中国剧协副主席、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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