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纳入“十五五”规划纲要，标志着新大众文艺上升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大众文艺的勃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迭代升级的现实体现，也是信息技术深度赋能文艺发展的时代成果，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鲜明特质。本刊特推出“新大众文艺的时代场景与知识建构”专题，希望立足文艺理论发展的历史纵深，观照时代场景中的文艺实践，秉持系统开放的学术视野，为建构概念清晰、逻辑严谨、体系完备的中国自主文艺理论知识体系，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超越审美紧张：新大众文艺的前置之思

【内容摘要】 研究新大众文艺需要反思审美紧张这一数智时代文艺场域的新症候。文艺生产在技术赋能与市场扩张的繁荣之下，呈现出审美维度开放与闭塞共生的结构性张力。显影的拟真秩序与平滑奇观，逐步抽离着艺术的现实参照系，驯化公众的批判感知，进而引发以标签化审判与理性对话缺失为特征的审美紧张。这一紧张局面呈现为从个体感知惰化到公共领域失序的层级症候。面对这一全球文化生产的普遍困境，超越该困境的路径在于以“新大众”内蕴的人民性价值为导向，一方面激活其内部的本真潜能，强调文艺活动与人的具体生存境遇、鲜活的社会关系以及生命体验之间保持直接、质朴的联结；另一方面对支撑新大众文艺生产的感性共同体和技术基础进行制度性重塑，本质上是一种文艺生产关系的调整。这既是数智时代文艺健康发展的中国思路，也为全球数智文化发展提供借鉴。

【关 键 词】 新大众文艺 审美紧张 拟真秩序 平滑奇观

什么是“新大众文艺”的普遍状况和历史条件？它如何在承继中国文艺大众化传统的同时，实现主体、媒介与形态的深刻变革？作为一个凝结当代中国经验的理论构想，它又对建立在西方现代性范式之上的文艺观念构成了何种挑战？更为紧要的是，面对全球文化生产共同遭遇的“审美紧张”困境，即公共空间中理性对话退场、标签化审判盛行的交往危机，我们能否从“新大众文艺”内蕴的人民性与历史性原则中，探寻到超越性进路？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应当成为新大众文艺生成演化中的前置之思。在文艺范式转型的初期，应主动审视其可能存在的内在悖论与发展前景，为其良性生长廓清道路。

在当代文艺生产空前繁荣的表象之下，一种“审美紧张”正悄然蔓延。何谓“审美紧张”？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雅俗之争，而是呈现为公共审美交往的结构性阻滞，平等的对话被“一群人审判另一群人”的标签化攻讦所取代，审美交往陷落为情绪对抗的战场。这一困境根植于现代文化生产机制的内在悖论，系统精密的拟真秩序将文艺创作规训为对数据模型的复刻，源源不断地产出形式上极致流畅、情感上精准投喂的平滑奇观。这无形中驯化着大众的感知，使其在舒适中趋于惰化，在共鸣中陷入封闭，让真正的审美交往越来越难以发生。

在宏大的世界历史视野下，这一困境无疑是全球性的。西方批判理论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中符号泛滥与经验均质化的剖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镜像。然而，中国的新大众文艺实践，既深植于世界市场的总体语境，更扎根于自身独特的历史脉络与社会土壤。这意味着，简单的理论套用无法把握其复杂性，真正的挑战在于将中国的实践经验“概念化”。我们需要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清醒地辨析自身道路的独特性。尤其是人民性原则作为批判与建构的双重尺度，如何能有效回应技术异化与市场逐利的挑战，不断地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运动中对文艺生活的状况作出时势判断，不仅描述既有的文艺世界，而且着力改造其中不合理的权力秩序。

在新大众文艺方兴未艾之际，我们应有意识地审视其发展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审美紧张陷阱，通过激活其内部的人民性基因与新媒介主体性潜能，推动社会与技术的架构重塑，塑造审美公共性的积极实践，以此在理论层面为更具对话精神、更富精神厚度的文艺形态提供前瞻性思考。

一、新大众文艺发展中技术、市场与文化的张力

文艺范式的转型根植于特定的物质基础、社会条件和文化脉络。“新大众文艺”的提出是数智技术变革、市场经济深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相互碰撞、彼此形塑的必然产物，并且因其生成语境的复杂而内蕴深刻张力。

数智技术构成新大众文艺的物质性根基。算法、平台、互联网等架构是数智时代文艺生产的基础设施，它们以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塑造了文艺生产包括创作、传播、消费在内的全过程。据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1.2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80.1%。几乎每个人都处在网络用户的身份之中，庞大的数字基座为大众参与文艺活动提供了物质支撑。20世纪文化工业中由文化巨头垄断的生产范式已经被打破，技术基础设施的铺开带来了非职业艺术家的崛起，也带来了更为广阔的视角和丰富的素材。网络文学平台、短视频和音频平台以及各种社交网络上数以亿计的用户，都是文艺活动的参与主体。在数智技术基础设施的支撑下，文化生产机制已经从专业的机构制作转向由平台组织海量用户自发创作的模式，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把“提示词”提炼为新的创作手段，使多模态的“二次创作”和实时互动成为常态，商业批量制造与用户自发创作共同构成了“全民创作”的宏大景观。数智技术也是推动文艺形态融合和审美体验沉浸的核心引擎。譬如现象级网络文学IP《庆余年》，从其文本出发，依托数智化的改编与运营，衍生出影视剧、动漫、手游等多种形态，构建出“庆余年宇宙”，人们可以在不同媒介间穿梭，进行深度的叙事沉浸。同时，技术更将感官沉浸推向极致。《黑神话：悟空》凭借高超的图形引擎和图像渲染，精准复刻古建筑、服饰等，营造出瑰奇的神话世界。玩家通过操作在视觉、听觉和触觉的联合作用下获得如同亲身置于游戏场景之中的体验。

游戏《黑神话：悟空》截图(来源：《黑神话：悟空》官网)

技术普及实现了文艺生产权力的彻底下沉，让人人都是艺术家成为潜在可能。然而，这一赋权进程本身也内置了其对立面，即一种更为精密和隐蔽的规训机制。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创作工具给到每个人手中，但其学习基模源于既存数据。当用户通过“提示词”进行“创作”时，其过程已经被内嵌的数据库风格和逻辑所引导，这导致其呈现出的“创新”一定程度上是已有元素的优化重组。技术在此扮演着矛盾的角色：它既是创造的引擎，也是深层创新的隐形框限。更为关键的是平台算法的运作逻辑，其核心是基于用户历史行为数据，构建出不断自我强化偏好的拟真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成功的标准被量化为点击率、留存时长和完播率等指标。创作者为了在系统中获得可见性，被迫投身于一场对高数据模型的无意识模仿。技术的赋能转而被异化为对数据模型的适应性训练，为文艺生产的同质化和平滑化铺平道路。

在市场驱动之下，IP化运营成为当下文艺生产最为活跃的形态。2024年我国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已超19万亿元，文艺生产从某种特定形式的创作转变为系统化、网络化的产业链运作。然而，资本逻辑在催发产业繁荣的同时，也系统性地悄然异化着文艺的价值本体，将一种高度依赖数据验证的类型化倾向，从技术层面放大为普遍的经济法则。

市场的核心诉求是IP价值的稳定和增殖。为实现这一目标，市场倾向的安全策略是将已被验证成功的叙事模因、人物设定和美学风格进行跨媒介的复刻和重组。从影游联动到各类网文的程式化改变，IP在穿梭于不同业态时，其内在的丰富性、歧义性与批判性棱角被不同程度地磨削，以适应不同传播端口的最大公约数。这种市场的增殖策略以不同程度地牺牲艺术的探索精神与风格深度为代价。

由此，一种旨在广泛吸引受众、尽可能消除接受阻碍的文化产品被批量制造出来。它们形式精致、叙事流畅，情感表达经过精密调试，刻意回避那些可能引发观者不适或批判性思考的叙事阻力。市场机制在此完成了对同质化生产逻辑的商业加冕，将其包装为无可指摘的文化消费品，但其内里的精神空洞正悄然抽空大众文艺的精神厚度。

作为“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运动在新传媒时代的历史延伸与新变”，新大众文艺承续了“左联”文艺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传统。然而，其当代发展建制于技术—市场的现实土壤，技术与市场在激发创作、连接大众的同时，也潜藏着使文艺偏离其“新大众”原本价值诉求的风险。当资本逻辑超越文化逻辑成为主导原则，文艺事业连接人、发展人、丰富人的根本目的便可能被架空。如何把握这一双重性，使其不被片面的增殖驱动所稀释或收编，将其活力导向文艺的良性发展，正是新大众文艺置于结构性考验之下的重要议题。

新大众文艺以大众为主体，但在实践中，大众往往被简化为数据流上的“用户画像”，他们丰富、鲜活的真实面貌被压缩成可供算法处理的标签。平台依据这些标签生产和分发内容时，看似在服务用户，实则可能固化偏见、助长惰性。这一问题在公共话语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当一方执于特定的审美尺度为标准评判作品时，另一方常以“尊重大众选择”为由进行辩护。这本应是健康的审美互动，但在标签化、阵营化的网络环境中，基于审美的感性互动很容易滑落为“我们”对“你们”的站队审判。这种交流机制的失效，正是“审美紧张”的典型症候。它意味着，新大众被赋予了批判与建设的双重角色。如果大众不能自觉反思技术和市场带来的分裂效应，那么“新大众”的诉求就可能沦为阵营对立的口号，无法真正支撑起基于审美共同体的良性互动。

新大众文艺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技术赋权与规训、市场活力与异化、文化诉求与收编的三重结构性张力。这些张力若失衡，便会助长同质化生产机制与平滑化美学倾向的扩张，进而与算法分发的受众结构相互作用，最终在公共层面显现为以对话障碍和阵营对立为特征的审美紧张现象。

二、拟真秩序与平滑奇观何以催生审美紧张

在技术、市场、文化的张力场中，新大众文艺的愿景面临着如何落实的挑战。具体而言，实践过程需要克服两种彼此关联、相互强化的机制，分别表现为以算法偏好为蓝本、对成功数据进行循环再生产的拟真秩序，和呈现为消除一切接受阻力、提供极致流畅体验的平滑奇观。二者构成了当代文艺的生产逻辑与感知模式，并最终在公共领域结构性地显影为普遍的审美紧张。要理解这一困境，可以回溯两种机制的理论源流，从概念到现实，审视其具体表现。

“拟真秩序”(order of simulation)的概念深植于法国后现代思想界对真实消失的忧思。经由让•鲍德里亚的阐发，“拟像”(simulacra)揭示了后现代文化中符号与现实关系的倒置：符号不再指涉真实，而是根据自身的逻辑进行复制，最终生产出一种没有原本的“超真实”(hyperreality)。鲍德里亚勾勒了符号与现实关系的四阶段：从反映基本现实，到遮蔽和扭曲现实，再到遮蔽现实的缺席，最终，符号抵达了“拟真”阶段。它不再关联任何真实，而是根据自身逻辑进行模型化再生产，构筑出自我指涉的“超真实”领域。“拟真”并非对客观现实的模仿，而是对“数据化现实”的优化。在算法驱动下，文艺生产的核心正从对世界的独特洞察，转向对数据模型的精确拟合。大众的审美偏好、情感模式、叙事节奏被量化为可视的数据，进而将成功的文艺作品解构为一套可复制的“高流量要素组合”。无论是网络文学中的“黄金三章”，还是短视频中精准计算的“高潮前置”，其本质都是对成功拟真模型的追逐。在算法持续推荐、内容不断更新的环境中，文艺作品还来不及沉淀为稳定的审美对象，就被卷入永不停歇的再生产循环。创作者不再参照可感的真实世界，而是转向系统内部由数据构成的、追求速度的拟真秩序。

拟真秩序可能带来一个深层变化，即文艺参照系的内在变异和偏移。以往的文艺创作，无论风格如何，往往会以社会现实、历史经验或内在情感作为参照。但在拟真秩序的影响下，作品的参照系可能逐渐从复杂的现实世界，转向算法平台内置的数据模型。这意味着文艺与真实世界的精神联系可能被削弱，人们甚至越来越难以分辨何为真实，转而陷入一种自我指涉、循环生产的封闭模式。譬如遍布全国的网红美学小镇，就是拟真秩序的现实显影。它们看似各具风情，实则共享着类似的数据模板：特定风格的咖啡馆、仿古建筑、标准化的地方性特产店……人们置身于“超真实”的旅游景观，消费的并非独特的地方性体验，而是对“打卡旅游”这一数据模型的拟真。这为审美紧张埋下了第一重伏笔，当文艺不再提供关于世界的多元、异质乃至内含否定和刺痛的视角，而只是对既有被验证的偏好进行循环确认时，审美交往便失去了丰富坚实的公共对象。

平滑奇观可以看作“拟真”在美学形式上的直接产物。“平滑”(smooth)作为一种美学范畴，区别于古典的“优美”与“崇高”，它指向一种无冲突、无阻力、无费脑力的纯粹感官舒适。其理论来源可追溯到德勒兹与加塔利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中对“平滑空间”(espace lisse)与“纹理化空间”(espace strié)的辨异。纹理化空间是被编码、被分区、有明确坐标与路径的领域，如传统剧场、城市网络与行政区划。与之相对，平滑空间则是无中心、充满流变、允许自由位移与持续生成的领域，其典型如海洋、草原、沙漠。数智平台在技术层面创造了一种看似平滑的环境，用户可以轻松地滑动、跳转、切换，仿佛实现了自由穿梭于不同内容之间的可能。然而，这种原本象征自由探索的概念，在现代消费主义和技术逻辑的交织下发生了明显变化。平台资本通过算法推荐和界面设计，将这种潜在的“平滑性”转化为确保用户舒适、持续使用的“平滑表层”。它去除了其中的异质性、不确定性和探索空间，将其简化为单一方向、可预测的感官滑动。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理解其如何演变为一种新型的支配性奇观。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曾指出，景观既是现存生产方式的结果，也是该生产方式的规划；它并非现实的替补，而是“现实社会的非现实主义心脏”。在这一理论视野下，数智时代的奇观披上平滑的外衣，标志着其整合范式的关键升级。它不再仅仅依赖震惊或炫目的形象来施加影响，而是通过提供极致顺畅、无摩擦的体验，将主体更深入、更无意识地吸纳进其对现实的定义与认同逻辑之中，最终使这种景观变得前所未有的自然和难以抗拒。这类“平滑奇观”在当下的文艺实践中极为普遍。它表现为叙事上逻辑严密的“爽感机制”，和情感上被精确计算的“甜”与“燃”，用以提供即时、高强度的情绪价值。这种体验正如德波所言，本质上是一种麻醉性的社会关系。它促成了“平滑”与“奇观”的当代合流，旨在消除一切可能引发不适或批判的“摩擦”。但平滑的快适不会带来自由，平滑奇观通过将审美体验极致化、舒适化，实际上悬置了受众的批判性反思能力。在持续被餍足的状态下，受众不再需要、也难以进入深度的审美沉思，感知力在舒适中趋于惰化。这便构成了审美紧张的第二重基础：当大众的审美感知沉溺于平滑，便会逐渐丧失与复杂、矛盾、具有否定性的艺术作品进行深度对话的能力和意愿。

[法] 居伊•德波著《景观社会》

需要辨明的是，上述普遍的感知惰化和批判能力的悬置，并非导向无争的审美乐园。恰恰相反，拟真秩序和平滑奇观在使大众无所谓于深度审美沉思的同时，却为一种更为激烈的审美紧张铺平道路。拟真秩序抽空了审美对话所必需的共同参照系，造成价值评判的真空，这一真空随即被最易流通的道德标签与身份立场填充，使审美判断异化为符号暴力。与此同时，平滑奇观驯化出对异质表达的低容忍度，被平滑舒适所豢养的主体一旦遭遇无法同化的观点，由于批判反思能力的退化，其反应便不是理性对话，而是情绪对抗。

由此，拟真与平滑的合谋，实际上瓦解着审美交往的公共基础和主体能力，将审美领域从对话空间扭曲为斗争战场，审美个体的钝化麻木与公共空间的群体紧张，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三、作为系统性症候的审美紧张

在拟真秩序和平滑奇观的结构性支配下，文艺实践的场域滋生蔓延着深刻的审美紧张，这种结构性的审美紧张呈现为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其一是审美感知层面从“震惊”到“倦怠”的惰化与封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审美作为这种活动的典型体现，在数智时代的拟真秩序和平滑奇观中被系统性地贫困化。受众的审美感知所经历的贫困化进程，并非感知内容的匮乏，而是感知模式的结构性变化。瓦尔特•本雅明在论述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的“灵韵”消逝时，曾敏锐地指出现代人感知方式的转变。他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批判的基础上，剖析了“震惊”体验如何作为一种训练机制，重塑现代人的感知结构。通过对工厂流水线、赌博装置乃至城市人群的分析，本雅明指出，技术已迫使人的感觉器官接受复杂的训练，使人在一系列震惊中形成被动的、机械化的状态，最终导致感知的麻木。本雅明所解释的从被动震惊到主动寻求刺激的演变，为理解数智时代的审美嬗变提供了关键的历史线索。

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也指出，功绩社会中的倦怠感导致了个体的彼此疏离，而新媒体与信息技术非但未能缓解这一状况，反而“逐渐消除了自我同他者的关联”，使得“对抗的现实世界逐渐消逝”。在这一理论视野下，韩炳哲所诊断的倦怠综合征，表现为过度刺激导致的精神麻痹，而非真正的反思。平滑奇观正是这一逻辑的具体体现，它通过消除审美过程中的阻力，将本雅明曾提出的具有警醒意义的震惊体验，转化为持续而微弱的感官愉悦，从而让受众沉溺于情绪抚慰的循环之中。正如韩炳哲揭示的，“虚拟空间中，自我主要面对自身”，而平滑奇观所构筑的，正是滤除了他者干扰、缺乏反抗力量的自恋场域。刷短视频时“滑动手指”的动作，不仅让人养成追求即时满足的习惯，更在无形中强化了拒绝深度对话的审美惯性。当受众习惯于在15秒内获取叙事高潮，便逐渐丧失了与长篇小说、严肃艺术等需要耐心与沉思的文本进行深度互动的能力。这远非注意力长短的问题，而是感知结构在平滑环境中持续窄化与萎缩的深刻症候。正如一个被长期投喂流食的人，其消化机能一定会退化。在审美领域，对平滑的习惯正在催生审美羸弱的受众。与此同时，韩炳哲指称的“点赞”代替批判，也是感知单向度的体现。受众沉浸在算法编织的茧房中，其感知范围被同质化的内容不断收窄，对否定性、“不平滑”的艺术内容产生本能排斥。在短视频平台，完播率、互动率等数据指标使作品中充满高刺激度的画面和音乐。而当观众习惯了高强度、快节奏的感官轰炸后，面对需要耐心品味、静观沉思的艺术经典，他们的感知系统会因刺激阈值过高而迟钝失灵。这是感知能力在特定技术环境下的功能性退行，也是审美主体与其自由、全面感知能力相异化的体现。

其二是审美判断层面符号斗争的标签化与暴力。审美判断是基于个体感受、通过感性交往寻求共识或理解差异的过程。而在拟真秩序抽空了共同的现实参照系后，这一过程被简化为粗暴的符号斗争。文艺作品原有的、基于其艺术本体的“使用价值”被架空，其价值越来越取决于它在符号交换体系中的位置。审美判断由此脱离了对作品内在质量的细致品评，异化为对符号标签的站队和争夺。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中提出商品拜物教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遮蔽。在数字文化的拟真秩序中，这种拜物教进一步深化为符号的拜物教。符号暴力悄然席卷着当代的文艺场域，许多作品的艺术性让位于其作为身份标示、社会归属和情绪动员的符号功能。一旦艺术作品从其原本的复杂语境中被剥离出来，简化为“三观正/不正”“含女量高/低”等标签时，审美判断就不再是对作品内在价值的探讨，而沦为不同身份群体划分敌我、进行身份斗争、争夺话语权的战争。正如南茜•弗雷泽等左翼学者对“承认的政治”的反思所示，当审美差异被直接等同于道德对立或身份政治立场的分野时，理性的论辩便不再可能，取而代之的是以“大众民意”为标榜的符号暴力。网络空间中围绕文艺作品的争论，常常迅速演变为“饭圈式”的阵营对抗，支持者和批评者各自占据一个高度简化的符号立场，如某个角色是“绿茶”还是“圣母”、某句台词是否“厌女”等。支持者或反对者围绕这些标签展开剧烈攻讦，却少有人关心作品整体的叙事结构、镜头语言或人物弧光。那种细致入微、辩证的讨论变得难以完成。审美判断的对象从具体的、丰富的艺术作品，转移到抽象的、充满价值负载的符号标签，判断的标准从“何为美”变成“你是谁”“你站在哪一阵营”。交流的目的不是达成更深的理解，而是巩固自身所属群体的优越感，并取消对方的发言权。这种将审美差异等同于阵营对立的做法，使审美的交往空间被不断挤压。

其三是传播层面的循环强化与“超真实”霸权。数智技术的普及使拟真秩序更深刻地侵入了传播与接受环节，形成了自我指涉、自我强化的“超真实”循环。这种感知循环的强化机制进一步加剧着审美紧张。在拟真阶段，符号不再遮蔽基本现实，而是遮蔽了“现实的缺席”，并生产出比真实更真实的“超真实”拟象。这种循环强化机制造成情感的过度供给和价值的急剧贬值。当技术能够无限生成比现实更完美、更震撼的艺术作品时，真实的情感体验与技术合成的情感刺激之间的界限便内爆了。公众被卷入由算法和市场共同制造的情感超真实场域，其中流通的情感价值因过度投放而不断贬值。一个典型现象是，任何在媒体平台上引发共鸣的审美元素或社会情绪，都会立刻被技术捕捉并批量生产直至耗尽。审美情感从真诚、发自内心的感受沦为被技术预制、被市场循环利用的廉价消费品。

同时，当作品因某一特征(如某个角色、某段台词、某个画面)在公共场域引发关注和争议，其焦点会被技术捕获，对其进行特征提取和极端化、夸张化处理，如“AI换脸”“台词重组”“风格迁移”等。这一过程使公众讨论所围绕的相对稳定的客体，在传播链中被持续改写、流变。公众所看见并为之激辩的，往往已经不再是原作本身，而是经过技术“提纯”和“加料”的衍生版本。市场和流量逻辑则进一步驱动了这一循环。越是极端、鲜明、富有冲突性的内容，越能吸引注意力、制造话题，从而获得传播优势。于是，一种为引发争论而创作的“二次创作”应运而生。这类“二次创作”主动制造和喂养阵营对立的情绪，最终，深陷其中的公众迷失在层层叠叠的技术滤镜之下，难以分辨何为原初的审美对象，何为被刻意制造的情绪泡沫。审美判断所依赖的公共对象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在传播链中自我增殖、自我证明的“超真实”碎片。审美交流失去了共同的基石，沦为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喧嚣战争。

其四是公共领域的“沙化”与失序。上述几个层级的审美紧张汇聚为审美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危机，公共空间丧失了凝聚共识、展开交往的土壤，碎裂为细小且互不相同的沙粒。汉娜•阿伦特认为，“共同世界”的存在是公共领域得以可能的前提，这个“共同世界”好比一张桌子，让人们既联系起来又分离开，使人们能够在不同位置上交流。然而，在拟真秩序和平滑奇观的侵蚀下，这个稳固的桌子会面临瓦解。算法推送构建的信息茧房将人们隔离在各自的情感回音壁中，形成内部高度认同、对外高度封闭的趣味孤岛。不同的亚文化圈层之间，甚至同一作品的不同粉丝派别之间，常常持有不可通约的审美语言和价值信条。一旦发生跨圈层的接触，由于缺乏共同的经验基础和对话伦理，交流往往直接跳过审美上的讨论，升级为话语的暴力冲突和“举报”等行为。审美的公共性所需要的可争议性、协调性和结成审美共同体的潜能，在此环境下成为彼此割裂的一片片飞地。审美的公共空间看似众声喧哗，但当人们失去了基于共同对象进行多元视角观察与讨论的意愿和能力时，审美便从连接人、丰富人对世界理解的桥梁异化为区隔人群、制造对立的壁垒。那种在差异中共存、在对话中寻求理解潜能的公共性濒临破产。

总结而言，审美紧张是微观感知到宏观公共性的系统性症候。这一症候呈现出较为清晰的演进逻辑：从感知的惰化与封闭，经由判断机制的标签化与暴力化，在传播环节的“超真实”霸权中不断循环强化，导致审美公共空间的“沙化”与失序。在数智时代全球文化生产语境下，这一困境具有普遍性。它既是文化产业化进程中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深度互嵌的必然产物，又是文艺在赢得广泛受众的同时所必须面对的内在悖论。“新大众文艺”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正是在这一张力场中展开的。其价值指向的实现程度，直接取决于它能否在直面这一结构性困境的基础上，找到切实有效的超越路径。

四、新大众文艺对审美紧张的超越

对审美紧张困境的剖析，最终需指向切实可行的超越性进路。然而，任何批判理论都不得不直面一个冷酷的收编悖论：在既有的市场与平台架构内，看似激进的批判与异质性的文艺实践，往往会被资本逻辑迅速识别、抽空其反抗内核，并作为新的风格元素重新包装贩卖，从而沦为系统自我更新的燃料。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生产商品，更不断地再生产出整个社会关系。在数智时代，这一洞见表现为平台资本不仅生产文艺内容，更通过拟真秩序和平滑奇观等不断地再生产出与之相适应的感知方式、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因此，真正的超越不能仅停留于对个别文化现象的批判，而必须包含对塑造这些现象的基础架构本身进行反思与重建。这要求从对文艺实践的思考跃升到对感性共同体的培育和技术基础设施的改造。

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对20世纪至今的批评理论界具有深远影响，包括“拟真秩序”与“平滑奇观”在内的诸多批判视角与支点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着马克思的致思路径，即揭示文化产品何以掩盖背后的生产关系，成为一种神秘化的物的自主力量。然而，批评理论界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无论是退守至现代主义艺术的自律性堡垒，还是诉诸无组织的游牧抵抗，在资本市场强大的系统整合能力面前，往往不同程度导向美学和政治上的乌托邦和虚无主义，这又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诉求存在一定的背离。

新大众文艺实践，共享着全球文化生产拟真化和平滑化的普遍困境，但其生成语境具有独特性，集中体现在“新大众”背后“人民性”原则的在场。这一原则在当前的文艺生产中包含以普通民众的生存境遇与文化诉求为价值锚点的实质内涵。更重要的是，与市民社会原子化的大众或纯粹的消费者集合概念相区别，为超越审美紧张提供了潜在的价值罗盘。因此，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套用西方的批判理论，而是以其诊断为基础，以“新大众”内蕴的人民性价值为导向，尝试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中探寻兼具批判性和建设性的路径。

超越审美紧张需要双重路径。一方面在于激活新大众文艺内部的本真潜能。此处所说的“本真”是作为“拟真”的对立面而提出的，它并非追求某种纯粹本源，而是强调文艺活动应与人的真实生活境遇、鲜活的社会关系以及未被算法完全规训的生命体验保持直接、质朴的联结。

诚然，在资本逻辑之下，任何试图通过纯粹文化姿态实现的本真性回归，都难以撼动其经济基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抵抗的无效，而是要求重新理解抵抗的形态与场域。马克思有关物质生产的发展与文艺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理论，其实为文化领域的相对自主性与反作用力提供了空间。内在抵抗的潜能，恰存在于这种结构性的裂缝中，它不是对资本的浪漫化拒斥，而是在承认其重要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的辩证的、策略性的实践。

在拟真秩序的笼罩下，那些未被完全标准化、承载着具体生命经验与文化质地的本真性表达，因其稀缺性而获得了独特的文化资本价值。就如一些记录普通人真实生活困境，充满“毛边”的vlog、独立纪录片对边缘群体的持续关注，它们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共鸣，正是因为其在同质化内容中提供了稀缺的认知“陌生化”和情感真实的体验。这种体验本身就构成了对平滑奇观的市场性反拨。资本固然会试图收编这种风格，但真正的本真性根植于不可复制的具体实践和生命体验，其核心难以被完全抽空。这种抵抗是一种在体系内部利用体系的逻辑寻求突破的策略，它不寻求抗拒整个商品生产，而是旨在争夺文化商品内部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的优先权。

“新大众”中的人民性指向并非外在于市场经济的道德律令，而是内生于社会制度与文化传统的结构性力量。它在实践层面表现为持续的张力：当资本逻辑驱动的文艺生产过度偏离社会主体的真实情感与价值共识(如过度“甜宠化”“低智化”引发公众反感)，这种张力便会通过市场反馈(如口碑逆转、特定题材遇冷)、政策调控与社会讨论批评等多种渠道释放出来，迫使生产机制进行一定程度的内部调适。近年来，《山海情》《人世间》《我不是药神》《装台》等一批聚焦现实议题、塑造丰满劳动者形象的作品获得市场与口碑的双重成功，便是明证。这种调适并非取消市场逻辑，而是对其进行符合社会文化整体利益的引导与规制。这种抵抗，不是从外部爆破，而是作为内生变量，持续地对资本逻辑进行把控。

电视剧《山海情》剧照(来源：豆瓣网)

因此，内在抵抗并非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在深刻理解经济基础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在文化生产领域展开的争夺方向的现实斗争。它承认市场化的风险，但其目标不在于创造“纯净”的文化飞地，而在于通过持续不断的实践，在“拟真秩序”的内部撬开裂缝，为更具建设性的架构重建积累经验、争取空间与合法性。

另一方面在于积极的架构重建，即对支撑新大众文艺生产的感性共同体和技术基础进行制度性重塑，这本质上是文化生产关系的调整。在审美公共领域，需要通过美育和公共讨论与反思，培养大众的批判性媒介素养与审美能力。平台与公共文化机构应设计鼓励深度讨论而非煽动对立的机制，将审美差异从身份斗争的战场还原为审美交往和视域融合的起点，逐步培育一个既能包容多元趣味、又能围绕共同文化价值进行对话的感性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构建，是对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在文艺领域的具体探索。

优化技术基础设施的社会化应用是架构重建中重要且艰巨的一环。马克思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视为决定社会关系的基础，在数智时代，文化生产的核心生产资料正是平台、数据、算法。应推动算法设计从单一的收益至上逻辑，转向兼顾多样性发现的多元目标。例如，在推荐系统中编程引入审美多样性指数，主动推送一定比例与用户审美偏好有差异但具有审美价值的多向度内容。同时，探索由国家和社会共同保障的公共性数字文化平台建设，为实验性文艺作品提供展示与传播空间，为内在抵抗提供制度性庇护和生长土壤，这实质上是争取对文化生产工具的社会化运用。

新大众文艺对审美紧张困境的超越，既需要微观层面创作者和受众的自觉实践，也离不开宏观层面对技术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制度的重塑。这一进路的意义不只限于中国语境，面对世界文艺市场的普遍困境，“新大众”内蕴的原则或许正为全球文艺实践开辟新路径。这并非某种确定的答案，而是一个持续探索的实践进程。其深远意义在于，让文艺在数智时代成为连接共同体的纽带，以期达成人的内在性自由，走向马克思所展望的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的审美理想。

*本文系2025年复旦大学“两大工程”三期项目“马克思生活美育思想及中国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5FDLDGC01)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周燕妮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6年第5期（总第128期）

责任编辑：薛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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