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代社会正经历着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深刻变革，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等技术，不仅重塑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更从根本上改变了审美的生成机制与接受形态。那些涌现于数智语境中的流行审美范式，不仅涉及审美形式的更新，更触及审美本体论的深层重构，构成了当代中国最为鲜活的审美叙事。本刊特推出“数智时代的审美变迁”专题，约请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数智时代的审美核心议题展开多元对话与观点碰撞，通过追踪一系列审美观念的历史生成、审美话语的语义流变、审美趣味的发展转变，分析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技术动因、价值取向、社会心理与美育需求，呈现各有侧重、彼此参照又相互争鸣的系列论述，形成具有学理性、思辨性、前瞻性的研究成果，以期为理解数智时代的文化文艺及审美变迁提供思想资源和参考路径。

数智时代的审美危机与感性重建

【内容摘要】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正在深刻重构审美经验的发生场域、感知结构与实践形态，推动美学研究实现从传统范式向数智范式的深度转型。数智时代的审美话语呈现出鲜明的悖论特征，人工智能虽然为审美话语提供了突破权力结构的异质性潜能，却并未使其走向多元化，反而以高度隐蔽的方式将审美规训嵌入算法机制之中。递归作为算法机制的运行逻辑，重构了文学艺术的生成机制与传播机制，也直接造成了数智时代的审美困境。递归逻辑是不断产生差异又回归同质化的封闭过程，其以理性的数据计算替代了感性的审美经验，使审美主体在流量的裹挟下，深陷于高度同质化的审美茧房之中。为此，我们亟须审视数智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通过激发人类对于自我以及外部世界的情感联结，突破以寻找“最优化”方案为目标的审美方式，在认知、反思与实践三个环节上，培养识别和抵御算法规训的能力，从而重新发现审美经验的异质性与创造性，实现审美主体的感性重建。

【关 键 词】 数智技术 审美 算法 递归 主体性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对文艺的创作方式、传播手段与表现形式进行重塑。从TikTok、Netflix、YouTube等视频共享平台，到Sora、Seedance、Midjourney等人工智能文生视频大模型的涌现，数智技术在为艺术形式开辟出广阔想象空间的同时，也正在悄然改写着审美趣味的底层代码。在审美对象从艺术品、自然物向数码物变迁的背后，是数智技术对审美经验的发生场域与感知结构的深刻重构。在国内学界，对数智技术的讨论早已从科技领域向美学领域蔓延。王峰认为，艺术在人工智能的影响下呈现出从人类主体性到人机交互性、从预设标准答案到认知开放性、从人类独白到人机共创对话的后人类美学特质；周志强以“心文艺”向“芯文艺”的转型来概括审美重心的迁移过程，并警告可能会出现人类反向模仿人工智能创作方式的审美现象；彭锋则聚焦审美经验的转移，指出在人工智能时代将会呈现出灵韵从“作者/对象在场”向“观众经验激活”、审美方式从“范畴感知”向“无范畴感知”、意义重心从“生产端”向“消费端”转移的可能。

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美学在技术冲击下的形态演变，并推动建设适配于数智时代的美学新范式，其背后蕴含着一种“技术优先”的美学倾向，即强调技术发展趋势的不可逆性。这一倾向实则仅仅关注数智时代的美学“是什么”“怎么样”，却在不同程度上悬置了“如何做”的问题，因而呈现出一种态度上的暧昧性，似乎以审美主体为核心、以感性经验为基础、以多元差异为特质的美学传统已经成为往日余绪，从而使美学在来势汹汹的人工智能面前丧失了反思精神与批判立场。我们不禁要问，这一新型感性秩序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它在何种意义上改写了人类把握世界的审美传统？人类究竟是要对算法重构下美学的发展前景持有乐观的态度、积极拥抱这种变化，还是有意识地抵御算法对审美体验的威胁？更进一步而言，我们是否可能在正视其已然生成的前提下，找到从内部注入人文反思的可能性？对上述问题的系统思考，不仅有助于揭示审美观念演进的内在理路，更在审美变迁中折射出人类精神生态的现实困境，为我们考察数智时代的审美变迁提供了些许线索和参照。

一、数智时代的审美悖论

审美话语受制于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背景。在多数情况下，审美话语并非一直保持着远离现实的无功利性，其形成过程能够深刻地揭示出政治正义的运行机制，展现出美学与现实的内在关联，从这一角度而言，审美趣味可以被视为由权力与文化所建构的后天产物。布尔迪厄最初以“区隔”来诠释审美趣味的形成过程。作为权力结构在文化层面的具体体现，审美趣味并非单纯的品味选择或审美判断，而是与每个人的身份阶层紧密相连，其背后蕴含着审美权力的内部结构，“消费者的社会等级与社会认可的艺术等级相符，并在每种艺术内部，与社会等级的体裁、流派或时代的等级相符。这就使趣味预先作为‘等级’的特别标志起作用。文化的获得方式在使用所获文化的方式中继续存在着”。照此逻辑，康德试图将对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置于一种超越认知与道德的无利害层面，进而割裂审美趣味与现实经验的内在关联，实则呈现出美学对现实问题与阶层身份的忽视。审美判断虽然是一种普遍可传达的能力，但是在文化、资本、阶层等因素的影响下，不同群体之间的审美趣味甚至会大相径庭，反之，审美趣味不仅是对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会群体审美偏好的确认，同时也作为一种“区分”机制，以文化实践的方式完成了对社会群体的差异化分层。

然而，审美趣味的形塑固然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却也蕴含着突破权力结构的政治潜能。布尔迪厄在揭示出审美趣味塑造机制的同时，将审美视为阶级惯习的感性表达与附加产物，从而消解了审美主体的自主性。不同于布尔迪厄，朗西埃看到了个体借助审美体验突破权力结构的可能性，他认为将审美视为“区隔”的做法，内蕴着有知与无知之间不可更改的边界，彰显出美学的精英主义傲慢。审美趣味固然蕴含着阶层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但是这种权力关系并非不可改变。不同阶层之间审美趣味大相径庭的原因在于，“人们所能感知的和他们能理解的，是他们所作所为的严格表达；他们的所作所为由他们是什么所决定；他们是什么由他们的位置(place)所决定，反过来，他们的位置又为他们是什么所决定。他们所在的位置与其内化的实践原则(ethos)彼此契合”。一旦突破个体身份与审美视角的一致性，就能对可感性分配进行重塑，从而实现人的救赎与解放。朗西埃以工匠对宫殿的修缮工作为例，在执行建筑修复任务的过程中，宫殿从权力的中心转变为可供劳动者随意介入的实践场域，这就打破了工匠的社会身份与艺术鉴赏活动之间的传统对应关系，使得工匠能够超越其阶层身份的限制，以一种不属于他的“贵族化”方式来欣赏宫殿。此时，阶层之间因权力不对等而产生的审美等级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品味差异被逐渐消解，劳动者也获得了重建可感性分配秩序的可能。

数智技术根本性地改变了审美话语自上而下的生成过程与传播机制，似乎使审美实践获得了突破权力结构与社会秩序的异质性潜能。随着豆瓣、微博、B站等社交平台的兴起，以及Sora、Seedance、Midjourney等人工智能文生视频的投入应用，欣赏者不再仅仅限于被动地评价与接收文艺作品，而是获得了基于自我意愿与审美想象对文艺作品进行评价、创作与分享的权利。这一变化拓宽了作品进入公共视野的选择与途径，使大众获得了对“何者为美”进行选择、定义与解释的权利，为个体表达审美感受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空间。

然而，审美话语对权力结构的突破却也在数智时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审美形态多样化与差异化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权力结构问题。数智技术并未真正促使审美趣味走向多元化与差异化，反而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将审美权力隐匿于算法黑箱之中。资本与技术开发者掌控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训练数据、算法逻辑与参数设置，从而限定了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够“想象”甚至“呈现”的范围。当用户输入诸如“美丽女性”或“完美风景”的指令时，模型所生成的内容早已被预先编码的审美标准所规约，个体看似自由的审美表达实质上已沦为预设框架下的有限选择。更为重要的是，数智技术对审美趣味的形塑具有鲜明的排他性特征，人工智能推荐算法的出现，不仅决定了何种审美对象能够展现在欣赏者的面前，而且宣告了特定审美趣味的压倒性胜利。

因此，数智时代的审美话语呈现出“表面自主”与“深层规训”的悖论性特征。一方面，创作与评价的权利在技术赋能下得以广泛分散，数智技术消解了传统知识精英在审美趣味塑造过程中的垄断，个体在技术的赋能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另一方面，文艺创作与评价的分散化，实际上却始终受制于由资本与技术力量共同编织的隐形权力网络。

相比于布尔迪厄所描绘的情况，数智技术对审美趣味的塑造机制具有高度的隐蔽性与温和性，其以“个性化”“差异性”与“数据驱动”的外衣掩盖了算法系统的控制性，最终实现了这种审美趣味的合法化与普遍化进程。审美体验从来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深度参与到社会权力结构之中。数智时代的审美体验看似是一种自由的审美选择，实则是已经被算法系统所筛选和重塑的结果。算法通过提供“符合用户偏好”的内容使压制感消失，以对数学逻辑的遵循掩盖其主观性意图，而网络媒体则通过碎片化与个体化的审美体验，化解了欣赏者对技术威胁的警惕与自觉。最终，数智技术虽然消解了创作者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却没有带来差异性与多样化的审美体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由算法、数据与商业逻辑共同构成的更为隐蔽的权力结构正在悄然形成，并且对个体的审美判断进行着系统性的规训。

二、递归性：算法规训的审美逻辑

算法作为数智技术的重要标志，已深度介入文学艺术在生产、传播与消费环节的方方面面，成为形塑感性秩序的基础性力量。算法系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迥异于传统线性因果的递归逻辑，其核心机制是通过分析用户的行为数据与内容属性进行匹配推荐，以深度学习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审美形塑机制，在“输入—输出—再输入”的闭合循环中呈现出用户反馈、推送优化、反馈生成的完整递归回路。可以说，算法系统不仅表现为物质层面一切数智技术所共同遵循的运行规范，更作为数智时代文艺生产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改变了由创作者、批评家和文化制度共同构成的传统审美路径，因此，对数智时代审美变迁的考察，离不开对算法系统核心逻辑的理解。

递归性作为算法机制的内在逻辑，构成了理解数智时代审美变迁的哲学内核，并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审美观念的生成和传播机制，因此，想要理解数智时代的美学形态，首先需要理解算法机制的递归特性。递归并不是对现有规则与模式的简单复制，而是通过突破线性因果的机械论思维，以信息反馈的方式实现自我定义与自我生成的技术机制。如许煜所言：“递归不仅是机械重复：它以回归自身并决定自身的循环运动为特征，每一个运动都有偶然性，偶然性又决定了它的个别性。”由此可见，递归逻辑以自我组织、自我评估、自我指涉的方式不断指向自身，通过反馈循环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运作空间，这使其无需依赖对自然科学等外部知识谱系的调用，而是摆脱了外部力量的干扰，通过内部反馈机制的循环往复，在自我指涉中不断生成新的可能性，并以此来呈现自身。

然而，递归实际上是一个不断产生差异又不断回归同质化的封闭过程，每一次数据反馈与自我指涉都在表面上引入偶然性，却在长期迭代中不断趋同，使差异生成最终无法逃脱对同质化的回归。递归系统不断产生差异，这一特性源于其内部反馈机制的复杂性，每一次循环迭代都基于前一状态，同时又因系统内部的随机扰动、参数微调或环境变量的影响而产生新的差异。这些差异看似呈现出多样化的样态，展现出递归过程的丰富性与创新性，但是在长期的迭代运动中，这些看似无限增殖的差异最终却又在同一个递归框架中逐渐收敛、融合，呈现出某种趋向一致的态势，即同质化的回归。这个过程揭示了递归系统在多元性与统一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反映了递归性的深层逻辑：它既能通过自我反馈生成差异，又通过其封闭的自指逻辑消解这些差异，最终在循环往复中达成某种动态平衡。因此，人工智能的递归性最终在美学层面构成了多数压制少数、主流压制个性、平庸压制异质的结果，进而使数智时代的美学呈现出审美同质化的特征。

具体而言，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模型深度学习的核心任务，是寻找一个最能拟合训练数据的数学函数，这一过程在技术层面体现为“损失函数最小化”，即模型通过反复调整内部参数，使预测结果与实际数据之间的偏差逐步收敛至极小值。这意味着，深度学习的本质并非对世界的客观呈现，而是对训练数据中最稳定、最易识别、最具有共性的模式进行提取与复现。当训练数据呈现不均衡分布时，模型会因损失函数对全局误差的优化导向，自动将更多权重分配给样本量占优的群体特征，从而有效地降低总体偏差，这就使得模型对少数类别的表征能力将远弱于多数类别，最终在推理阶段输出带有结构性偏向的结果。例如，如果数据中有1000张西方女性的面孔和100张亚洲女性的面孔，就会出现样本不均衡的问题，模型会自动将更多的权重分配给西方女性的特征，并且将占据较大比重的西方女性的面孔视为“美丽”的评判标准，因为这样做能更有效地降低总体的误差。由此，深度学习通过对数据偏好的自我强化，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递归闭环：互联网中的大数据本身存在偏向，模型在训练过程中习得该偏向，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强化了这一偏向，该偏向内容又被收集为新一代训练数据，进而导致下一代模型再次强化同一偏向。每一轮迭代都在推动审美标准沿着同一方向不断趋同与固化，最终使审美差异在递归逻辑中逐步消解，回归至统计意义上的同质化状态。

概而言之，内部反馈循环虽拥有自我生成的能力，但由于训练数据的统计偏向与损失函数的最优化导向，算法系统的自我生成最终演变为对多数类别的不断强化和对差异的逐步消解，进而使审美从原本的多样化与差异性逐渐走向平庸。个体不再需要在多样选项中进行独立判断，而是被动接受算法基于海量训练数据生成的“最优化”审美结果，其本质上是将审美自主性消融于数据集合的统计平均值中，最终陷入一种算法所预设的审美同质化困境。

另一方面，递归逻辑不仅能够决定算法机制生成什么，还能够决定什么能够被看到、被传播，甚至什么可以变得流行，进而使审美主体在流量的裹挟之下进入审美茧房之中。算法推荐的标准并非美学意义上的“美”，而是能够高效刺激用户交互行为的特征。在流量驱动的商业逻辑下，算法系统被训练为优先识别并推送那些能够最大化点击率、停留时长与分享行为的审美内容。在此标准下，温和的、渐进的、需要深度沉浸的审美体验，往往被推荐算法边缘化，而极端化表达的审美形态、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感官刺激，以及能够快速引发情绪共振的内容，则更加容易成为算法推荐的首要选择。

因此，算法推荐机制的反馈循环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审美视野的窄化，一旦推荐算法基于初始数据判定用户偏好某一类审美内容，系统便会持续推送更多具有相似特征的内容，从而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信息茧房效应。算法根据用户的反馈，在动态生成之中实现对自身的反思与重构，最终以自我优化的方式输出符合人类审美偏好的艺术内容。从表面上看，算法推荐系统似乎为每位用户提供了高度个性化的审美内容，每一次短视频的下拉刷新都会产生新的组合，从而使审美体验呈现出差异性、偶然性与个性化的特征，让用户在推送机制中体验着“为我定制”的审美体验。然而，在这种差异性的审美表象背后，主体的审美偏好与注意力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算法的引导与重塑。算法规则通过分析海量用户的数据反馈，不断迎合主体自身的审美偏好，使审美主体在算法精准的信息投喂中进入其(算法)预先设定的参数空间，主体的每一次点击、浏览与交互行为都在持续训练算法模型，并使算法系统更加精准地锁定用户的审美偏好并将其推向极致，进而形成看似开放却又无限封闭的审美茧房。长此以往，审美体验并非如预期那样走向多元化与开放性，反而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收窄，形成了虚假的真实体验与自由感受。

总而言之，递归作为算法系统的内在逻辑，以自我指涉与自我生成深刻重构了数智时代文学艺术的生成机制与传播机制，也直接造成了数智时代的审美困境。一方面，递归系统基于损失函数最小化，在不断引入差异的过程中提取出最具共性的数据模式，并对这一倾向进行强化，形成不断趋同的递归闭环，使得看似个性化的内容生产，最终成为对统计平均值的反复确认，在对自主性与差异性的消解之中走向审美的高度同质化。另一方面，递归逻辑以流量而非审美价值作为推荐算法的内在标准，以极端化表达、强感官刺激与即时情绪共振取代了深度沉浸的个体化审美体验，从而在传播机制层面为主体构筑起难以化解的审美茧房。因此，算法系统的递归逻辑以同质化的统计均值取代多样化的审美感知，并在对流量的迎合中对其进行固化，使审美主体在看似“为我定制”的自由体验中，陷入算法预设的同质化困境与审美茧房，而伴随着数据计算的“最优解”取代了对现实最为真实的表达与呈现，真实与虚假的边界也在美学中逐渐消解。

三、审美主体的感性重建

在算法系统从技术工具蜕变为塑造大众感性秩序的基础性力量的当下，审美体验已经在流量的裹挟下不可避免地走向平庸，进而对人类主体的精神世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既然如此，人工智能技术究竟如何破坏人类的审美能力？人类又应该如何抵御算法机制的侵袭，在数智时代保持精神层面的独立性与开放性？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揭示算法机制的问题之所在，进而恢复人类主体对现实世界的感知经验，推动审美主体的感性重建。

康德曾经将判断力划分为规定性判断力与反思性判断力两种类型。规定性判断力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原则，将经验对象纳入已经给出的普遍性规律之中；而反思性判断力则恰恰相反，在那些超越一般规律的例外和变相之中寻求普遍性的规律。在康德看来，那些尚无普遍规则可循的特殊表象背后，也存在着特殊的规律，而这些特殊的规则只能求助于反思性判断力，“反思性的判断力只能作为规律自己给予自己，而不能从别处拿来(因为否则它就会是规定性的判断力了)”。审美判断即是一种反思性判断力，是建立在感性直观基础之上的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游戏。相较于人类的审美能力，人工智能算法建立在大数据的深度学习与归纳推演的基础之上，以理性的数据计算替代了感性的审美经验，以海量样本的平均值作为输出结果，其实质是对训练数据中重复出现的共性特征的归纳和拟合，而非对单一对象之独特审美价值的直接洞察，因而仅仅是一种规定性的判断力。这一差异凸显出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在审美机制上所面临的缺陷，“表面上看，人工智能在某些条件下也能做出某种类型的‘审美判断’，甚至可以创造出与人类的艺术品相类似的作品(比如人工智能‘小冰’创作的诗歌)，但若就其运作机理做一探查，不难发现这类‘作品’只是藉由大量输入人类的作品并对其进行对比、分类和归纳的结果”。这也就意味着，人工智能既无法真正具备审美感知的能力，更无法复制人类面对特定审美对象时所产生的情感与思考。

[德] 康德著《判断力批判》

由此可见，美学研究无法脱离人的感性经验与精神世界，美学在诞生之初，便被鲍姆加登定义为“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这一界定奠定了美学作为感性学的传统。换而言之，美学所关注的核心并非审美对象的功能或者性质，而是主体在审美体验中所形成的愉快或者不愉快的情感。在中文语境下，“审美”一词意指主体对美的事物的欣赏和审视，这一过程建立在审美主体的感性经验的基础之上，在审美活动中，“人不是站在世界之外‘旁观’世界，而是作为参与者‘纠缠’在世界万物之中，而这种‘纠缠’就是‘生活’”。相较之下，算法机制作为数智时代审美体验的底层代码，无法复刻人类对外部世界感知经验的丰富性。人工智能技术在以递归算法对审美对象与审美机制进行底层重构的同时，实则是以技术逻辑取代审美经验，这不仅消解了审美主体经验感知的内在丰富性，更使审美主体从“在世界之中”的感性存在者沦为了数据接收的对象，同媒体、图片、视频共同构成了算法系统的整体图景。

[德] 鲍姆嘉滕著《美学》

因此，想要化解数智时代的审美困境，需要建构一种基于审美主体性的情动逻辑。“情动”概念最初由斯宾诺莎提出，意指“身体进行感应(affect)和被感应(affected)的能力，或指身体之行动、参与和衔接能力的增强或减弱”。德勒兹与加塔利将情动视为“存在之力的连续流变”。如果说递归算法将审美体验消解为可量化的数据运算，那么情动则揭示出审美体验中的那些无法被数据捕捉的瞬间震颤，以及超出算法预测范围的感知突变，从而在根本上挑战了递归算法的审美规训。唯有借助“力的纯粹和彻底的差异性”突破对既有权威与规范的遵循，以此激发人类对于自我以及外部世界的情感联结，才能抵御人工智能算法对于人类精神与情感的侵蚀，“使自己远离规范化的主体性”，从而恢复人类被工具理性所异化的感性本质，重新发现感知经验的异质性与意义阐释的创造性，以及人类对于自由和创新的向往和追求，最终推动审美主体的感性重建。

具体而言，就是要突破以寻找“最优化”方案为目标的审美方式，在认知、反思与实践三个环节上，培养识别和抵御算法规训的能力，从而恢复审美经验的差异性与开放性，推动审美主体的感性重建。算法机制对“最优化”方案的追求，本质上是对占据多数的审美特征的强化以及对占据少数的审美可能性的压制。然而，审美体验不应是对某个客观的、统计意义上的最优选择的追求，而应该是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和谐，那些不符合统计分布、难以量化，甚至看起来难以理解的审美对象，也许恰恰蕴含着个性表达的可能性。

首先，在认知层面，建立起对算法系统底层运作逻辑的基本认知，明确算法推荐机制并非价值中立的内容分发工具，而是基于资本逻辑与文化偏见的权力机制，警惕将算法选择内化为个人偏好以及碎片化、快餐式、轻薄化的审美方式，保持审美欣赏的开放性、差异性与复杂性，提升对算法机制的批判意识，培养深度审美体验的能力；其次，感性重建的核心，是在识别审美倾向中“算法痕迹”的基础上，对自身审美偏好进行持续反思，得出哪些审美偏好源于自身的真实感知，哪些是算法长期推荐与强化的结果，通过主动关注那些被算法边缘化的审美形态，突破算法审美标准的桎梏，培养能够识别、包容并主动寻求审美差异的能力；最后，在实践层面，将批判意识转化为具体的审美行动，学会欣赏那些突破算法标准的美学形态，并在算法机制之外寻求审美体验的精神内蕴与个体表达，将自身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意义创造者，从而提升审美感知的敏锐度。这既需要深厚的文化修养作为基础，更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开放性与勇气，敢于打破被算法固化的审美框架，向着差异性与个性化的审美维度持续开放。唯有通过这样融认知、反思与实践为一体的教育过程，才能真正在主体层面对抗算法的规训，重建基于批判意识的审美自主权。

在此基础上，我们要重新审视数智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实现对人工智能使用态度从“标准答案”向“参考工具”的深层转变，避免被人工智能的“专业性”与“完美度”所迷惑，甚至应有意识地关注那些人工智能难以涉足的领域，打造富有个性且兼具深度的文艺表达形态。这种有意的“反向创作”策略，一方面能够保护和培养人的创意能力，另一方面也为审美多样性的存续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从而保留了主体在审美体验中的选择空间，以批判性的反思能力构筑起审美主体的最后防线，避免审美主体性的进一步丧失。

总而言之，算法机制的结构性缺陷为反思人机关系、重建人的审美主体性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理论起点。审美主体性的恢复建立在对数智技术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之上，其本质是在承认技术不可避免的同时，通过理性化策略来维护人的审美自主权。这种态度既不是对技术的盲目拒绝，也不是对技术的无条件投降，而是在理解技术本质的前提下，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制约。

结语

数智时代的美学形态完成了从古典到当代的深刻转型。在传统主客二分的审美欣赏方式下，人作为理性主体始终握有审美判断的主动权，审美对象则处于被审视的位置。审美主体依据自身的感知经验，在“人—作品”的二元关系架构中作出审美判断，这一模式构成了从古典美学到现代艺术理论的重要基础，也确立了人作为审美主体的核心地位。然而，数智技术的介入深刻改写了这一格局，算法基于庞大的训练数据生成审美对象，主体则以算法程序的结果反馈为依据，不断调整自身的期待视野与审美偏好，在此过程中，算法模型逐渐取代了文化精英，获得了定义“何者为美”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数智技术对审美观念的形塑往往隐匿于数据统计的“客观性”表象之后，看似是对用户偏好的精准响应，实则暗含着特定的商业目标与认知偏见。因此，从表面上看，数智技术赋予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与表达空间，只需输入提示词，算法便可即时生成个性化的图像、文本或音乐，但深入剖析便会发现，这种自由的代价是被迫习得与算法对话，而非真正表达自我内心的审美主张。其结果便是，审美体验的多元性与差异性逐渐消弭，审美主体从美与丑的“评判者”与“决策者”，沦为对特定审美判断的“使用者”与“执行者”。在与算法的持续博弈中，个体的审美趣味在潜移默化中被隐匿于背后的算法规训所塑造。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对审美话语的形塑并非某一群体的主观选择，而是在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美学所面临的一种无法规避的结构性困境。

然而，美学研究从来都不是对技术逻辑的默许和妥协，恰恰相反，审美体验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够在技术支配之下守护人类的精神世界。因此，数智时代的审美困境并非意味着美学本身的终结，而是置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技术语境之中对审美价值进行重估：什么是美？审美判断的标准为何？美如何通向真理与自由？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正面临着新的技术语境。数智技术尽管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美学形态，却并不意味着美学失去了永恒的分量。化解数智时代的审美困境，决不能依赖于技术优化，而是要以审美主体的感性重建抵御算法机制对精神自由的控制和侵蚀。当技术试图取代人类的感知与判断时，美学不再囿于对概念的抽象思辨，而是成为个体抵抗精神物化、重获感性自由的生存实践。如何在算法操控下的虚拟景观中守护人文精神的本真性与开放性，并在技术加速的时代重新确立审美体验的精神意义，将不仅是美学研究的永恒使命，更是每一个个体在当下生存中无法回避的精神追问。

*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生生美学与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23&ZD280）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胡友峰 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2026年第6期（总第129期）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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