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上，苏轼无疑具有崇高的地位。在古代文人中，他以好吃、会吃扬名，写过很多诗文宣扬自己贪吃，表达对美食的喜爱。苏轼是一位卓越的美食家，美食家的盛名与大文豪的美名相得益彰。他凭借自己丰厚的人文修养和审美修养把饮食这一生活的本能上升到人的精神层面，将之与人的精神追求联系在一起，通过对美食的描写，展现了奋发昂扬的精神气质和乐观的人生情怀，赋予饮食以美学的意蕴。苏轼对美食的认识与记述紧密关联着他的生活境遇与思想情感，对美食的探索与追求是其积极生存的隐喻。探讨苏轼的饮食美学，不仅看他对美食的味道、颜色、形状以及选材、加工、制作、食用的认识，更要联系他的生活理想和生命意志，在更为宏阔的背景下发掘他追求美食的本真意图，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揭示他在中国饮食文化中的意义，揭示他在中国美学史上的价值。

新世纪以来，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成为美学热点话题，并在中国重要美学家专题研究、部门美学研究、重要美学问题研究、中国美学史总体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不仅展现了中国美学学科的建构方向、特色与价值，也凸显了美学的实践性、人文性与启蒙性品格。从美学研究的方法论而言，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形成了以“美学—知识”“美学—思想”和“美学—实践”三维相结合的研究视野，并以“史论结合”的视角实现美学知识与文本实践、美学理论与审美价值、知识建构与文化启蒙相融合的景观，促使美学研究者立足当下视野对百年美学研究进行理论对话与反思。美学现代性问题、中国美学的理论定位问题、美学研究学术资源问题、美学审丑缺位与生态缺失问题等成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崭新的理论生长点。中国百年美学研究在历史性和当下性、时代感和当代性的辩证统一中不断走向深入和开阔。

王朝闻的文艺理论研究范围涉及各个方面，其中以艺术创作、艺术欣赏和艺术审美特征等最为突出，他将为人民服务作为理论探索与追求的重点，运用唯物史观，结合实践辩证地探究艺术规律，既研究艺术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也探讨艺术为什么可以为人民服务等重大理论问题。王朝闻揭示了诸多艺术规律，扩充了文艺理论研究范畴和对象，拓展了探讨领域与空间，以统观的视野与路径为中国艺术学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学科基础，不仅推进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丰富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艺理论。

现实主义戏剧在中国舞台上经历了百年风雨，于20世纪初回应时代的呼唤而诞生，因其深刻的批判精神而茁长，中间因强调过甚曾一度偏离，最终照应了时代舞台的审美需求，在多元化手段注入的基础上形成新特征，成为深刻影响当下戏剧舞台的重要风格流派。

宗白华论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从中国哲学中拈出一“象”，以此统摄生命世界，并建构了独特的以“象”哲学范畴为根基的艺境大厦。“象”作为宗白华艺术哲学的核心范畴，其地位不容忽视。宗白华以其广阔的中西方哲学视野和丰富的审美体验，首次系统阐释了“象”的性质和结构，并创造性地将“象”提高到与西方形而上学并峙的本体论地位，完成了象哲学的现代转化这一难题。重回宗白华哲学语境，论证“象”中形而上学本体的合法性，探究“象”本体的性质、时间空间结构及其内涵，发显“象”之体用关系，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发掘与阐释，对现代中国美学思想体系，特别是中国意象美学思想的建构或有启发。

在长期的历史化过程中，文艺高峰日渐累积为一个高度互文的文本网络，呈现为一个开放的超文本世界。这一超文本世界主要由原文本、承文本、元文本、副文本以及各类广义文本构成。原文本位居核心，以其独一无二的本真性散发光晕，展现文艺高峰可供仰望的膜拜价值。数量庞大的承文本以其对原文本的种种改造，呈现着文艺高峰的展示价值。作为阐释性话语的元文本则承担着发掘意义与建构价值的作用。在诸多文本的互动交织中，文艺高峰的文本世界显著呈现出文本的增殖、叙事的增殖、意义的增殖与风格的增殖等几种特性。

本文从党的文艺事业的角度，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所具有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深入领悟讲话所蕴含的深刻道理、深思哲理、深厚学理，阐释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

作为理论观念和学科建制的美学，有着两条不同的学术路径：一是受到西方启蒙哲学和理论诗学的影响和启发，在对“绝对理念”的追问和探讨中，催生出的中国现代美学理论。二是从文艺实践层面上的引进、生发和建构，为美学中国化时代的到来提供了现实和生活的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两者在最初阶段并非“一见钟情”，而是充满了冲突和碰撞，也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从“重精神”到“重实用”的对接与磨合。在实用主义文化传统的作用下，“实用美术”的引进和发展推动了美学的实践品格的形成。这也是美学构建历程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一环。

丹托曾六次在著作中引用禅宗史上著名的“见山三阶段”公案，前后时间跨度贯穿其艺术哲学研究的四十余年。丹托对该公案的阐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借公案论证理论对艺术品身份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第二阶段，用公案证明波普艺术的历史意义是赋予寻常物以艺术身份。第三阶段，用公案阐明某物是否是艺术，应归于其本身性质的不同，即看不见的“意义”。丹托体现在公案论证中的思想转向，与其整体艺术理论的变化发展相一致。丹托对“见山三阶段”公案的多次使用，让禅宗有效参与到当代哲学对话中，这不仅有益于丹托跳出西方思想传统看艺术，也助其于视域融合中实现极富个人特色的跨文化美学。

自发批评是被学术界长期忽视的一种文艺批评类型。由于批评标准、批评机制以及批评旨趣与职业批评的差异，使其长期处于文艺批评的边缘位置。但是随着“微时代”的到来，自发批评逐渐获得了多样的批评载体与实践空间，这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现代以来职业批评一家独大的文艺批评格局。“微时代”的自发批评所显现出的在场性、及物性、互动性、对话性以及超文本、跨媒体等综合性特征，使其在批评主体、批评场域、批评效度等方面显现出独特的优势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对于构筑良好的文艺批评生态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艺术与技术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起来，大量新的以及不断更新着的虚拟现实设备、运动跟踪技术等，为交互艺术提供了无限可能，沉浸式的艺术环境带来了数字交互舞蹈创作和表演的崭新阶段。本文追溯了从数字表演艺术、数字舞蹈剧场到数字交互舞蹈的历史脉络及其理论来源，探讨了数字交互舞蹈的定义、分类、交互设计原理、特性等，展现了中国数字表演艺术的图景以及数字交互舞蹈艺术实践的现实情状，旨在为跨界跨学科艺术实践者、创作者和研究者提供有益参考，也为数字交互舞蹈在中国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奠定基础。

作为中国现代美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红色美术，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的美术发展历史与成就的体现。但是，学界对于红色美术概念和内涵的界定并不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红色美术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理解。红色美术既包括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现代美术的形态的变化与发展历程，也包括以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为题材的美术创作。红色美术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体现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历史，而且也建构了中国现代美术史的基本形态与风貌，集中反映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审美品格。

意象作为一个审美范畴的提出，与中国古代艺术实践密不可分，意象范畴亦是对中国古代各门艺术美感经验的总结。本文主要以中国书法、中国绘画中的水墨山水画为例，谈论中国古代艺术的意象之美：书法意象创造以物象为基础，由象到意，以象显意，意超越象，重在表现书法家的精神情感和生命气韵；水墨山水画的意象审美则突出指向意境的层次，以山水悟道，追求笔墨趣味，“淡”“逸”“远”的意境表现构成其典型性格。同时简述中国诗歌、音乐、戏曲、园林等艺术类型的意象创造，其目的在于通过不同艺术类型美感经验的阐释来揭示意象美学的内涵，使人们意识到意象美学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实践的重要性。

当音乐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进入现代性的审美进程中时，人们对音乐意义的诠释呈现出了一种宽容，甚至是鼓励多重意义存在的态度。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基于审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超越，甚至是否定。在这一形势下孕育出的精英审美文化具有超越世俗、强调自由的品格。音乐艺术文本的意义诠释是一种“同化”的过程，听众的精神世界无法回避，且应当卷入创作者的精神世界，以一种重建的姿态来诠释音乐。但在此过程中，对音乐诠释中歧义的宽容仍应以作曲家为轴心，以听众的精神世界为外延。

邓以蛰作为中国现代美学转型时期的代表人物，其学术的典型特征在于中西融汇。一方面借鉴了以黑格尔、克罗齐、温克尔曼等为代表的西方美学中的“表现论”“绝对精神”“理想论”，另一方面结合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心画”“气韵生动”“意境”“境遇”等理论资源予以再阐释，自出机杼，新意迭出。这对纠正当代美学研究中注重文学美学而忽视艺术美学，艺术理论研究中脱离艺术本体，中西美学交流中食洋不化等弊端具有启示意义。

传统节日的当代复兴离不开对其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寄寓于传统节日可闻可见的诸要素中。从关系的视角分析，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包括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顺天应时，感恩思报，以人为本，刚健有为；人与他人关系方面的敬祖孝亲，慎终追远，佑护儿童，夫妻恩爱，敦亲睦邻，尊敬师长，与人为善，忠于国家；人与自我的关系方面的珍爱生命，重视道德修养的提升。当今中国正处于新的历史时期，传承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不断丰富其习俗活动和文化内涵，能使中华传统节日焕发新活力，长出新精神。

当代澳门话剧表现人情与人性，促使戏剧家更多地去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透过亲情、爱情、友情等的描写去表现人情和人性，透过人情和人性去揭示社会人生意蕴。这些戏剧，在描写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生、运用生活细节去刻画人物以及内心情感的外化和形象化等方面都有独特的艺术创造。其戏剧审美探索深化了澳门话剧的现实内涵，丰富了澳门话剧的艺术表现力，促进了澳门话剧的艺术发展。与此同时，澳门话剧的此类创作还需进一步探索，要在人情、人性的描写中融进澳门社会现实、历史文化的深厚内涵。

纪录片与传统修辞艺术具备相同的功能与目的：说服他人接受某种观点，乃至采取相应行动。但“说服”不是强迫或压制他人服从某种意愿，而是缩小甚至消除各方之间的距离与隔阂，促使个人或群体自愿改变观点或行为。由此，纪录片艺术活动中那些用来调节与协商各方之间的距离以能够论证观点和说服他人的方法和手段，即构成它的修辞活动，它以纪录片文本为中介，以表达真实和说服受众为目的，同时具有真实性、对象性的特征。

钟嵘对“滋味说”内涵的创造性阐发具有晋宋之际美学经验与诗风新变所带来的新意蕴。通过将“兴比赋”作为五言诗三义以及对风力与丹采的注重，钟嵘确立了五言“滋味说”的具体内涵。检视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及其背后“寓目美学观”的兴起，可知钟嵘“滋味说”的这种新意蕴是时代诗风所带来的，明显受到了晋宋山水诗“寓目美学观”的影响。通过“滋味说”对比兴二法“因物”特性和赋法创作的强调，通过“滋味说”对“即目”“直寻”感知经验的重视，可以看出，“滋味说”是传统诗学与寓目美学加以调和的产物。因此，钟嵘的“滋味说”和刘勰的“情景交融”理论一样，当是儒家诗学发生转折的核心关节点。时代新变对“滋味说”内涵塑造的历史个案可深化关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应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国精神”的美学层面。中华美学精神既源自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创作及文艺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又活跃于当下文学艺术的精神内核。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并用三个“讲求”（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精准概括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三个“讲求”是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及美学资源中整合提炼出的基本美学命题，凝聚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审美意识，在不同门类的艺术中都有充分体现。中国古代画论是非常丰富、颇具活力的美学思想资源，与中国哲学的一些基本观念有内在的紧密关系。三个“讲求”在中国古代画论中普遍存在。以三个“讲求”为观照视点，可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中华美学精神在中国文艺中的深度存在，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