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中国电影创作与民族命运休戚与共，在大后方和解放区不断下沉并向基层延伸，建构起广泛且有力量的民族话语共同体。通过话语表达类型的不断调适，中国电影创作与人民大众的关系越发紧密，抗战叙事的人民主体性意识不断深化。抗战时期中国电影民族话语共同体的建构，为中国文艺创作与民族国家、社会现实和人民大众缔结紧密的交流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话语经验，彰显出中国电影在民族存亡关键时刻所迸发出的韧性与力量。

【关 键 词】 抗战电影 民族话语共同体 类型创作 人民性

（图片选自电影《白求恩大夫》）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20世纪30年代已经形成的具有一定民族风格、艺术特色和产业规模的中国电影创作一度中断，曾经繁极一时的上海民营电影业遭遇重创。然而，尽管中国电影商业创作的极盛期在隆隆炮火声中迅速陨落，中国电影的民族血脉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被包围在“孤岛”中的商业类型巧妙掩护并保存了民族电影队伍的宝贵实力。与此同时，伴随南下西迁的洪流，上海进步的电影力量为大后方、香港和陕甘宁边区的广袤土地注入了中国电影文化的新鲜血液。这些电影创作从对电影本体的多方探寻转向对家国历史的深度参与，在关注现实与关怀民生的路径上持续深化，生动标记了进步影人和知识分子投身人民大众文化建设的历史轨迹，彰显出不同创作主体在各异的历史空间、政治空间以及限定性创作空间中的殊途同归。纵观中国电影120年的历史，战争对中国电影文化价值建构的重要影响毋庸置疑。抗日战争时期，“战争使得各种性质、各种形态的电影对立与互补、对话与潜对话，构成了一个彼此独立又相互感应的整体”。战争虽使中国电影形态在不同政治空间中表现相异，但却由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共合作“救亡图存”的共同目标构成大后方与解放区彼此关联的历史基础，大后方农村类型创作以及解放区的红色影像实践，与租界区、沦陷区在爱国责任和商业利益张力中挣扎沉浮的商业电影形成本质分野。在“救亡”精神的烛照下，两者通过理论思想系统建构、话语形态在地转向、意义表达民族化整合，在破碎的物理空间之上、复杂的政治空间之中，塑造基于民族认同的空间认知，以更具民主性的媒介形态，探索人民主体性叙事在历史场域中的实践路径。

一、缝合空间的民族话语共同体的形成

抗战语境下大众文艺的创作，不仅涉及战争与媒介的关联，还牵涉到空间与文化艺术的生产关系，文艺创作以何种姿态、何种方式参与抗战历史叙事以及民族文化精神的建构。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电影的面貌，国统区、解放区、租界区、沦陷区成为区域政治集团拉扯下形成的几个相对独立却又存在一定联系的空间。新的空间不仅重构了社会生产的模式，更制约着社会再生产的延续，影响着公共活动的文化意义输出，必然也会推动包括电影在内的民族视觉样态的全新建构。

梁启超在1902年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并指出“民族意识”就是“对他而自觉为我”。费孝通以“自在”和“自觉”分别定义数千年来各民族在长期交融聚合中自然形成的民族实体，以及近代以来在面对列强侵略、共同抵抗中形成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在文化上的主体性与自觉性已成为一种共识，共同的疆域、历史、文化、精神凝结成中华民族实体。抗日战争的爆发在威胁民族生存的同时，也极大激发了以文化共识为核心的民族自觉。在割裂的空间格局下，国共两党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团结御侮”政治共识的达成，国家政权的动员功能与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在抗日救亡目标下，实现了历史性结合。文艺界广泛联结，为民族救亡奔走呼号，包括电影、戏剧、文学、音乐、美术等各领域的文艺工作者联合起来，以文艺为中间介质，构建起中华民族话语的全新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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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23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专项一般项目“延安精神引领下的红色影像叙事研究（1937—1945）”（项目批准号：23CRWJ16）的阶段性成果。

*请通过知网（https://kns.cnki.net/）等阅读全文。

作者：赵春晓 单位：山东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9期（总第120期）

责任编辑：薛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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