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邵艺辉导演的电影《好东西》作为一部新都市女性主义题材的“轻喜剧电影”，以轻松、幽默的风格和对男性中心世界的自觉疏离，以及戏弄式对峙的生活态度，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但是，如果我们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角度看，从当代电影作品有责任让广大观众从作品中得到情感境界上的提升和审美启蒙这个社会意义上说，本文认为《好东西》不是一部真正优秀的电影作品。优秀的电影作品不仅要有好的故事、优秀的艺术技巧，还应该把生活中被掩盖和扭曲的东西呈现出来，从而让观众看到、听到、感知到现实生活中的真理性。

【关 键 词】 电影《好东西》 女性乌托邦 都市女性 现代悲剧

《好东西》(Her Story)是年轻女导演邵艺辉继《爱情神话》之后，于2024年11月公映并取得广泛关注的一部电影，也引起了我的许多思考。在后疫情时代和网络经济时代，在审美符号已经成为通用符号的时代，大都市中女性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叙事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好东西》里的叙事能否帮助我们直面当代生活中的悲剧性呢？这的确值得我们关注和讨论。

《好东西》的叙事从女主角王铁梅搬入一幢老式民居开始。因为事业方面的危机和经济方面的压力，王铁梅不得不从条件相对较好的公寓搬到这幢“一百多年前”的老房子，没有电梯，房间也小。电影的开始，导演设置了一个很有张力的、有历史意味的空间：在上海法租界的公寓楼里，搬来一户单亲家庭，妈妈带着充满好奇的小女孩。作为陌生人，她们与漂亮邻居小叶互有好感，她们的故事由此开启。作为一个单亲妈妈，王铁梅作风干练，极度呵护孩子，对她的前夫以及男性世界保持着一种有些过度的警惕和防范。疫情之后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危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自动地保持了距离。这种距离使一部分人变成了物质性的“东西”，这种物质性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相理解变得更为困难，哪怕是“好东西”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有趣的是，王铁梅新任职的公司名称也叫“好东西”。

王铁梅的女儿王茉莉是个很有艺术气质的九岁孩子，喜欢画画和写作。电影的叙事从王茉莉转学到一个新学校写的第一篇作文开始，作文的题目是《我不再幻想》。王茉莉在这篇作文中写道：“我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天才，没有特长，我也不是富二代，所以我不再幻想了。更小时候，我妈妈说我非常聪明，我十个月就会说话，会叫对每一个人的称呼。我听到音乐就会摇摆，像一只被风吹过的小草……所以，我不再幻想了，我只思考。”

在写作和思考中，王茉莉养成了十分敏锐的观察能力，她能观察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在电影《好东西》中，小孩王茉莉一直作为两个女性成年人——王铁梅和小叶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各种经历的旁观者而存在着。在王茉莉的眼中，王铁梅和小叶的生活和她们的“表演”都因她们作为女性的存在而充满了悲剧性的意味，因为事实上，当代社会现实仍然是一个男性主导的世界。

王铁梅在生活和事业上失败和陷入困顿后也不再幻想，委屈自己来到一个她早年单位的实习生所领导的一个小网络公司担任“总编辑”，试图用她的经验和才华去改善公司的经营状态。在公司重重困难的状态中，王铁梅只好亲自出马，用自己作为单亲妈妈的亲身经历(单亲妈妈、请邻居帮带孩子、偶尔与相好见面……)写推文，在赢得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也遭遇到十分强烈的网络暴力。这种传播广泛的“网暴”事件，不仅严重影响了王铁梅个人的日常生活，也严重影响了小孩王茉莉在学校里的人际关系，王铁梅的精神和情感世界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严重的危机。在王铁梅人生状态的综合性危机中，“女强人”的面具势必脱落，王铁梅人生中悲剧性的一面呈现出来了。王铁梅一反常态，粗暴地对待自己可怜兮兮的恋人(小马)和自己唯一的朋友(小叶)，结果导致给人印象十分可爱乐观的歌手小叶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

在王铁梅的人生经历中，小叶的自杀是她人生轨迹中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撕破了王铁梅“女强人”的形象：理性、智慧、乐观、自信，能够准确地掌握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在小叶自杀事件之后，王铁梅处世原则的不合理性暴露出来，王铁梅陷入茫然和深刻的自省中。当女儿在写作文时表现出某种“不诚实”时，王铁梅表达出了十分强烈的反对态度。在我看来，这是她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不诚实”地生活着的一种应激反应。

在电影《好东西》中，小叶是作为王铁梅的“镜像”而存在的。如果王铁梅曾经看上去是理性的、智慧的、乐观的、自信的、能准确地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的话，那么，小叶则是感性的、傻傻的(恋爱脑的)、悲观的、不自信的，对自己的生活和事业都感到难以把握，随波逐流地放任自己。小叶担任主唱的民间乐队有个有趣的名字，叫“无条件投降”。电影一开始，小叶就是一个酒瓶不离手的敏感姑娘，她有很好的音乐素养和音乐才华，在舞台上是个“耀眼”的歌星。但是，在舞台之下，在观众们热情追捧的场景之外，她只能用酒精麻醉自己，或者用对男性为中心世界的“无条件投降”去躲避不知未来何在的恐惧。虽然在现实生活规则的意义上，小叶是个失败者，但是在小孩王茉莉的眼中，小叶却是个珍贵的存在：虽然在生活的痛苦中挣扎着，但她(小叶)不仅有大而明亮的美丽眼睛，而且对充满着异化和陷阱的现代大都市始终保持着毫不设防的善良和满满的爱意。小叶不仅用歌声表达着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热爱，并且始终保持着改变这个不合理世界的“游戏规则”的希望。小叶让王茉莉相信，在艰难时世和不合理的世界，只要保持着善良和热爱的心态，生活还是可以呈现出一种美丽的诗意。

小叶是《好东西》的另一条叙事线，呈现出当代现实生活仍然温情和浪漫的一面。与王铁梅不同，小叶的事业和生活状态基本上是稳定的，她的漂泊感主要来自情感方面。小叶的故事是从她拿着一张写有地址的小纸条到一个较为豪华的公寓去寻找新恋人开始的。让人大为吃惊的是，她居然连自己新恋人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由此可见她的生活是多么的不确定，而且她对这个世界又是多么的天真和信任。面对门房大叔的询问，她只能用各种想象性编造来对事情的合理性作出解释。

王铁梅一家的到来，让小叶在有了一个邻居的同时，也有了两个让她躁动的情感得以平静和平衡的好朋友——王铁梅和小孩王茉莉。因为敏感善良和不会自我保护，小叶在现代大都市中极度缺乏安全感。王铁梅很乐意为小叶提供帮助和保护，这种互补关系让两个邻居很快成为亲如一家的好朋友。两个人无话不谈，共同应对现代大都市生活的挑战。一天夜里，小叶从胡医生的住处孤单地出来，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个色狼盯上了。深夜寂静无人的小巷深处，恐怖的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小叶被恐惧完全束缚住了。正当小叶慌乱无措时，王铁梅及时地出现并驱逐了色狼。王铁梅不仅是事业上的“女强人”，也是生活中的“多面手”，作为一个学习新闻专业的学生，大学期间还选修过“污水处理”这样的课程，所以，生活中的难题似乎没有能难住她的。然而在《好东西》中，我们看到，王铁梅也会深陷某种危机之中。

如果说王铁梅与小叶是互为镜像的关系的话，那么，小叶和王茉莉也许是一株植物上开出的两朵不同颜色的花。小叶和王茉莉都是艺术家类型的女性，如果说，小叶是具有现代气质的“感伤的诗人”的话，那么王茉莉也许可以看作是具有古典气质的“素朴的诗人”。在王铁梅忙于工作时，小叶承担起陪伴并且照顾王茉莉的任务。她们像一对亲生姐妹一样，一起听音乐，一起吃冰激凌，一起在上海的林荫道上闲逛。王茉莉发现小叶的眼睛大而明亮，十分美丽，里面有“星星”，小叶则发现王茉莉的眼睛可能有生理性的疾病。在发现王茉莉眼睛高度近视后，小叶带王茉莉去医院检查和看病。在艺术世界和想象的欢乐世界里，小叶和王茉莉是快乐而自由的。但是，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世界里，“美杜萨”(Medusa)偶尔露出了她残酷的面容。在现实主义的意义上，小叶如果不是在艺术的世界里栖居着，而是在王铁梅生活的世界或电视剧《繁花》呈现的世界里生活，她将迅速地“凋谢”。小叶在恋爱方面的身不由己，让深深爱着她的王茉莉大为失望。小孩王茉莉直言小叶酗酒是麻醉自己，放弃自我地找男人是“倒贴”。在现代经济学意义上，“倒贴”显然是一种高级状态的被剥削。小孩子的童言无忌，让小叶感受到现实生活关系的强势存在，因而陷入了更为深度的生存恐惧。

在现实生活中，小叶因为作为“诗人”具有某种“洞察能力”，在看到了王铁梅生活的不合理性之后，她坦诚地指出了王铁梅人生上的失败：作为母亲并没有把孩子教育好，没有办法满足带孩子去旅游这一现代生活的基本需要；作为一个“女强人”，事业上也陷入了困境。作为一个表面上的“女强人”，王铁梅在事业上和养育孩子方面(包括恋爱和建立家庭等)事实上都是一个失败者，在小叶不经意间撕破王铁梅“成功者”的面具之后，王铁梅发怒了。她不由分说地把小叶从她们三人共同的“家”中赶了出去，这直接导致了小叶服用大剂量安眠药自杀。

生活的逻辑在日常生活条件下的确不按照美学的逻辑排演。在上海这样的现代大都市，在消费主义时代和文化经济时代，在审美产品也可以成为一种商品的时代，启蒙主义时期德国诗人和美学家席勒的理论，即那种认为审美的人是自由的、审美是对抗异化的强大文化力量的理论，已经被当代生活事实证明了它的苍白和无力。历史已经来到了新时代，我们需要一部反映时代特征的“新审美教育书简”。

小叶的自杀不是一个简单因果链条的结果，而是“大都市综合症”的一个具体个案。在电影《好东西》中，小叶的自杀强烈地震撼了她身边的每一个人，从王铁梅到小孩王茉莉、从鼓手小马到胡医生……大家都认为自己是造成这起自杀事件的责任人。小叶为了减轻大家的自责，坚持自己不是自杀，而是因为严重失眠过多服用了安眠药。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整瓶的安眠药是不可能从医院门诊中开出来的。因此，在电影《好东西》中，小叶拥有一整瓶安眠药，这个细节是不真实的。引起我思考和关注的是，面对现实生活的悲剧，我们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勇敢地直面呢？古希腊神话中，美杜萨让人“石化”的能力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仍然十分强大地存在着。王铁梅在她早期文章中曾经写道，“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才可以直面悲剧”。在电影中，小孩王茉莉重述了这个判断，三位女性深以为然。然而，作为一个观影者，作为一个美学上的现实主义者，我在想，如果说小孩王茉莉因为年轻有足够的时间去抗争和成长的话，那么在《好东西》中，王铁梅和小叶面对着现实生活的悲剧性时，她们的乐观和自信来自哪里呢？仅仅是简单“拒绝”男性世界就可以改变自己并且改变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吗？王铁梅和小叶事实上都没有答案。在电影《好东西》的叙事中，显然也没有让我们看到答案。

小叶自杀后，从电影叙事的角度讲，《好东西》关于小叶和王铁梅的故事基本完成，只剩下小孩王茉莉的叙事有待完成。王茉莉作为单亲母亲精心呵护和培育的孩子，因为家庭的原因成了一名“早熟的儿童”，小小年纪就看破世态炎凉，不仅坚强地承受住包括“被举报”的人生打击，而且目睹了妈妈和小叶作为女人人生的艰辛和苦难之后，作为一个“有音乐感的耳朵”的孩子，小孩王茉莉逃避到音乐的世界里去，用音乐来抵御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一个只有九岁的孩子，就必须在社会生活中为女性的生理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辩护，生活的沉重让王茉莉过早地成为了一个当代女性主义者。在母亲因文章遭受“网暴”时，面对同学们的孤立和质疑，王茉莉勇敢地回应说：“我正直勇敢有阅读量，我可怜什么？”但她的内心显然知道，她的母亲关于单亲妈妈的文章，虽然也是“正直、勇敢、有阅读量”的，但事实上，不仅她妈妈的写作和生活是不合理和不美好的，而且，这种现代生活的悲剧性还强烈地影响了王茉莉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深陷生活中的悲剧性沼泽但不自知，是一种麻木；如果深陷在悲剧性生活的沼泽中，还要硬撑着说自己幸福快乐，那的确是一种“可怜的”人生状态。作为旁观者，我们能够平静接受这一切的原因在于，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角度看，我们知道，在悲剧性冲突被呈现出来之后，一种新的东西，一种新的价值观，或者说一种新的关于生活的“游戏规则”会以某种方式开始生长。

王茉莉的故事从写作文《我不再幻想》开始，然而在写老师布置的命题作文《记一次难忘的旅行》时却面临某种难以克服的困难。在王茉莉的人生经历中，她基本上没有外出旅行过，更没有“难忘的旅行”。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在上海市民把出国旅游当成家常便饭的新时代，作为已经长到九岁、生活于一个白领家庭的孩子，王茉莉在面对《记一次难忘的旅行》这样的作文题目时，突然感受到了生活的沉重，感觉到了“可怜”对她而言并不遥远。她选择用想象和编造人生经历来完成这篇作业。王茉莉想象中理想的旅行目的地是法国。法国的巴黎曾经是瓦尔特•本雅明心目中19世纪的世界之都，法国有雨果、伏尔泰，有库尔贝、莫奈、梵高、毕加索，有萨特和波伏娃，有阿尔都塞和福柯，有巴黎圣母院，有埃菲尔铁塔，等等，法国还是电影这一艺术门类和《国际歌》的诞生地，当然，法国还有着迷人的法式浪漫，等等。王茉莉选择写法国，看看这些人类伟大文化创造者的文化遗产无疑是合理的，但因为她事实上没有去法国旅行的经历，这篇作文就成了仅仅是想象和幻想的产物。王铁梅无意中发现了这一点，十分激烈地反对了王茉莉用想象代替现实性的人生经历去完成她的作业。

法国的巴黎曾经是女性主义运动的大本营，波伏娃的《第二性》被看作女性主义的“圣经”，法国有太多的“好东西”。在《好东西》的叙事中，王茉莉学习了打架子鼓这个很“硬汉”的艺术后，并没有变得乐观而且自信。在我看来，打架子鼓是一个有可能把王铁梅和小叶的优点结合在一起从而塑造一个新的成功者的人生之路。然而，在即将登上“无条件投降”的大舞台、真实地面对观众的最后一刻，王茉莉犹豫和退缩了，她的内心深处响起了另外的声音。她对成为“明星”的可能性感到了害怕和恐惧，她把自己反锁在一间狭小的更衣间里。在小叶、王铁梅、小马等人的共同劝说和努力下，最终，小孩王茉莉走上了大舞台，放飞了自己，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这个过程中，小孩王茉莉从生活的观察者转变为生活的参与者，成为艺术活动和审美经验的表演者和亲历者，这次演出经验对她的成长是重要的。

在19世纪中叶，巴黎以繁华、自由著称，在瓦尔特•本雅明写作《巴黎，19世纪的首都》时，也正是卡尔•马克思写作《巴黎手稿》、《资本论》和“致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关于悲剧问题的信”的那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一个历史时期，世界历史上发生了某种重要转变，殖民主义者开始大规模向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拓展”。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这个历史时期是十分悲惨的“历史”。正是在那个历史时期，上海沦陷为英、法、日等国的殖民地。电影《好东西》中王铁梅入住的“一百多年前”的老房子就是当时法国租界的建筑。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看，发生在这个老建筑中的关于女性的故事很自然地具有了丰富而沉重的复杂意义。值得我们当代学者思考的问题是：在电影《好东西》中，这幢法国殖民时期留下来的老建筑，在向王铁梅她们、向观看电影的我们，传达出一种什么样的声音？这种声音被我们听到了吗？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上海的“租界”是一个十分特殊而复杂的现象。上海租界是英、法、日等外国殖民势力在华侵略扩张的典型，也是上海从地域性小县城发展成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推动力。在文化方面，复杂的殖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混合，在上海发展起了“海派文化”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现象。在一百多年前，上海就发展起了形态丰富的大众文化，成为著名的“东方巴黎”。

1842年，《南京条约》导致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向外国商人、军人、传教士等人开放。1843年，《虎门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租地建房，这就是上海“租界”的起源。1845年、1848年，英国、美国在上海建立租界，1849年法国在上海建立法租界。租界的设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是一个沉痛而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租界的设立是“丧权辱国”的标志，国家主权沦丧，司法权、税收权等彻底丧失，在一些公共场所被设置“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牌，普通中国人包括普通中国妇女沦落为“贱民”；另一方面，在殖民社会的总体格局下，租界的上海作为“摩登上海”的主体部分，使具有殖民色彩的消费文化在上海迅速发展起来，百乐门舞厅、电影业、流行歌曲、现代报刊等都迅速发展。这种文化具有十分复杂的社会效果：一方面，租界文化在传统父权文化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殖民文化的进一步压迫；另一方面，娱乐业、医疗业、现代教育的发展，又为妇女的解放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因此，在一百多年前的上海，在今天作为“老房子”的租界里，出现了丁玲、张爱玲等女作家，出现了阮玲玉等电影明星、周璇等通俗歌手。对于我们处于新时代的当代艺术家和批评家而言，在一百多年前的上海老房子里，“她们的故事”(Her story)无疑是复杂而沉痛的。对于生活在那个时空环境中的大量中国妇女而言，许多弱小者和受压迫者的声音是很难被聆听到了。但是，我们的责任之一，不正是要让这些“被掩盖着的声音”被感知、聆听甚至记载下来吗？

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形式，经过导演和全体演职人员的“生产性劳动”机制上的“审美变形”之后，日常生活的物象和景观会呈现出一种新的意义。电影《好东西》作为一部新都市女性主义题材的“轻喜剧电影”，以轻松、幽默的风格和对男性中心世界的自觉疏离，以及戏弄式对峙的生活态度，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从电影是一种文化工业的角度讲，《好东西》是成功的。它用低成本和亲近日常生活的方式，不仅唤起了大众对大都市中女性群体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思考，同时也获得了良好的票房收益。但是，如果我们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角度看，在以这幢法式老房子为基地上演的当代中国女性生活方式的风俗画和蒙太奇表达中，我们明显感到，真实而丰富的历史和当代生活本质性规定被电影叙事“蒸馏”了。“美杜萨”刚睁开眼睛，马上又被美丽的语言和艺术性氛围的叙事掩盖了。这部电影将现实中的男性人物弱智化和狄托邦(Dystopia)化，从而成为想象性的人物形象。在电影《好东西》中，所有的男性人物都是没有名字的，最好的状态也仅仅是只有姓氏。在当代理论中，这样的形象是无主体性和非真实性的。因此，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产生出一种强烈而明显的“幻想性愉快”：一幢因为年代久远而具有诗意的老房子里的故事，让当代女性的“乡愁”和激情转化为激发我们分泌多巴胺的“好东西”。理性和历史感带来的“陌生化”告诉我，这种“幻想性愉快”是生产出来的，这种喜剧性的“快乐”，恰恰不适当地掩盖了历史和现实的真实。上海老房子里的故事是真实而且沉重的。从这个角度看，关于当代中国电影作品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因此，让作品中的人物都有名字和尊严，让老房子告诉我们“她的故事”(历史上的her和当代的her)，让电影的蒙太奇把生活中被掩盖和扭曲的东西再呈现出来，简单地说，让电影成为艺术，也许这就是《好东西》真正给我们的启示。

*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体系的历史演变和范式转换研究”（项目批准号：22JZD005）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王杰 单位：浙江大学哲学学院

*本文作者系中国文联特约研究员。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7期（总第118期）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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