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相对于网络文学的迅猛发展，网络文学学者批评在有效性和影响力上有一定程度的滞后；网络文学的读者批评更具“及物性”和“在场感”，却难以与学者批评发生对话。打通线上线下之间的批评区隔成为网络文学批评发展的难点，其背后存在着读者批评思想性被低估的问题，也与碎片化、个人化的读者批评难以系统地呈现在学术场域相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借鉴并改造拉德威的“阅读民族志”方法，将其发展为“网络阅读民族志”，同时推进学者批评的“入场”与读者批评的“出圈”，以“浸染”和“参与”等方法还原读者的阅读方式和阐释系统，向学术场域传达真实的读者阅读经验，搭建线上与线下话语流通的双向通道。

【关 键 词】 网络文学 读者批评 阅读民族志 网络阅读民族志

历经近三十年，网络文学从亚文化逐步蜕变为走进主流视野的文化产业，培养出了规模庞大的作家和读者群体，生产机制基本成熟，并逐步呈现出相对稳健的发展态势，网络文学研究日渐成为一门“显学”。但相较于网络文学的繁荣发展，本该与网络文学发生对话、促进网络文学长足发展的网络文学批评却成了一个相对滞后的研究领域。在网络文学批评中，普通读者与学者、线上与线下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隔，一定程度上对网络文学学者批评的公共性和有效性造成影响。为了弥合两者间的鸿沟，学界就网络文学的批评方法、批评标准等问题进行了诸多讨论，但往往着力于学者批评一端。而不可忽视的是，作为新媒介时代的“新大众文艺”，网络文学深刻地受到大众评价体系的影响，“读者认可不认可，大众买账不买账，成为重要的评价尺度和衡量标准”。时至今日，网络文学读者批评的研究领域依然存在着亟待填补的空白。因此，本文将探讨如何描绘读者的真实面貌、再现读者批评的内在系统，以期打破线上线下区隔、推进网络文学读者与学者的批评交融，营造更加健康的网络文学批评生态。

一、网络文学的批评区隔

与日新月异的网络文学创作相比，网络文学批评的发展速度似乎与之不相匹配。从批评主体来划分，我国的网络文学批评主要由读者批评、学者批评、作者批评和媒介批评组成。从批评的存在空间和媒介载体来划分，又可区分为存在于互联网中的线上批评与传统媒介上刊载的线下批评。在传统的文学生产过程中，学院派文学批评在作家与读者的文学交流间起到中介作用，一方面向作者传达读者意见并提出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向读者推荐有价值的文本并帮助读者提升阅读能力。而在网络文学领域，线下学者批评如何有效介入却是一个处于长期探索中的问题，研究者一方面试图改造传统的文学研究框架，将其与网络时代的文艺现象相结合，另一方面也针对网络文学独特的生产机制与美学特征不断发掘新视角、新理论。学者批评肩负着引导网络文学发展的使命，在追踪快速演变的网络文学现象的同时，也在不断革新自身的研究方法。对批评的“及物性”与“在场感”的追求，伴随着学者对网络文学认识走向深入、网络文学研究蓬勃发展的整个过程。但受限于“线上”与“线下”的空间区隔，有限的学者批评面对无限的网文创作，似乎往往慢了一步，难以对网络文学的创作和发展起到直观的影响。

相较于线下学者批评的相对滞后，网络文学的线上读者批评却十分发达。这种发达较为直观地表现在网络文学读者批评迅猛的发展势头和巨大的体量上。网络文学阅读历经了从电脑到智能手机的变迁，阅读App的功能开发让发表评论这一行为变得越来越便捷。2017年，起点读书App上线了“本章说”(即数字阅读版的“弹幕”，读者可以在文本的任何一段后进行评论并与其他书友互动)功能，在2018年便出现了首部评论突破百万的作品《大王饶命》(会说话的肘子)；仅2025年，起点读书就诞生了7700万条“本章说&段评”、超18万条作品配音。当然，文学批评不是以量取胜的字数竞赛，线上读者批评的发达更深地体现在其影响力上。“读者的阅读品位不断提升，对网文内容的要求从单一的爽感体验，逐步转向多元、深度、创新的价值表达，这一变化直接推动了网文内容创作的转型与题材升级。”虽然网络文学批评目前处于各方争鸣的状态，但读者批评占据着主导地位，深刻地影响了网络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网文作者的作者批评与网站编辑的媒介批评虽然面貌不同，也与读者批评时常发生碰撞，但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着“如何写出读者喜欢的作品”这一问题的答案，在某种程度上追随着读者批评并为其代言。

会说话的肘子著《大王饶命》

网络文学的高度商业化早已颠覆了文本的生产逻辑，“读者中心”取代了传统的“作家/作品中心”。在这里，读者所处位置的核心程度甚至显著超越了姚斯与伊瑟尔“接受美学”的理论建构，以网络小说为代表的商业性文本生产与其说是一个走向作者心中“潜藏的读者”的过程，不如说是一个作者与读者在交互中共同塑造“期待的文本”的过程。读者不再是单向传播链条中沉默的受众，而是在媒介变革的推动下成为集“阅评族”“产消者”“传受人”为一体的“融合体”。但显而易见的是，网络文学读者批评虽然有着即时交互的“在场感”和紧贴文本的“及物性”，却难以在传统文学观念中为自身找到合理的定位。与行文严谨并追求理论深度的学者批评对比，读者批评有着自身的特殊形态：批评边界不明确，点赞、打赏、投月票等行为是否可被视为一种批评尚无定论；批评缺乏学理性，“展示—娱乐”成为批评的目的；批评缺乏体系性，三言两语的短评占据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有“我手写我口”的真诚，却缺乏深度探索的理论雄心。

基于推动网络文学创作实践发展、更深刻地认识网络文学现象的需求，沟通线上与线下批评、加强不同批评主体之间的交流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其中的一大难点在于“如何打通批评区隔”，尤其是“如何打通读者批评/线上批评与学者批评/线下批评的区隔”。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策略，其中有两种十分具有代表性：其一，学者批评的“入场”。这是被提及最多的一种策略。这要求学者摆正态度，从上网阅读开始自己的研究，并且基于网络文学的发展现实去探索更为合理的批评标准。同时，也呼吁学者学会像普通读者一样，以粉丝身份在线上发表兼具“网生性”和“学理性”的批评。这种“入场”一方面旨在恢复学者批评的“及物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也期许着学者批评在线上空间产生影响力，改善线上批评环境。其二，读者批评的“出圈”是引发诸多共识的另一种策略。这体现在探讨网络文学相关问题时，要重视读者批评中反映的真实阅读体验，从而做出更贴近文学现场的判断；还要重视线上批评的文献价值，从其中的精彩批评入手把握网络文学的审美价值。此外，还可通过线下途径将具有价值的线上批评向主流文化空间推介。

总体上看，在目前的讨论中，关于学者“入场”的倡导更为贴近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相关策略的论述较为详细，也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相对而言，对读者“出圈”的探讨则较为简略，在具体操作上的指导建议也较为抽象。在当下，网络文学研究者们正处于掌握“土著”语言、已经在网络田野里站稳脚跟的阶段，但学会了读者们的网络“黑话”不等于消除了所有障碍，学界对线上读者批评的认识仍存在不少盲点。因此，仅强调在观念上重视读者批评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探讨读者批评能以怎样的方法出圈、以怎样的形式出圈。笔者认为，为了加强学者与读者群体之间的交流，也为了不断完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学者们不仅需要走进线上，去真实地体验文学现场，还应当将读者批评也纳入研究对象之中，搭建一条通道，向学术场域传达读者批评的真实状态。在建设科学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长路上，有必要将学者批评的“入场”与读者批评的“出圈”结合起来，让长期隐身的读者批评进入学术领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依然具有很大的价值。

二、如何再现读者批评

回顾网络文学及其相关研究的发展，在学术场域中，对网络文学读者的认识有一个深化的过程。在网络文学发展的初创阶段，由于当时的作品质量不高，产生了时至今日影响犹在的网络文学“垃圾论”判断。鉴于以“文学性”为核心的传统文学很难与以“商业性”为核心的网络文学同频对话，当网络文学自身的价值尚且受到质疑时，其读者的阅读自然就被贬为格调不高的消遣。但随着网络文学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粉丝经济’决定了网络文学只能以受众为中心，判断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好文学’的，不再是某个权威机构代表的‘特定人群’，而是大众读者自身”。网络文学读者社群直接影响着网络文学的发展，掌握着网络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如果将读者批评视为一种不成熟的批评，并寄希望于学者像启蒙者一样帮助普通读者提升审美趣味，线上与线下网络批评的破壁必将举步维艰。因而，搭建学者与普通读者间的对话桥梁，首先必须充分承认读者批评的价值及其内在的思想性，以平等客观的姿态对待网络文学读者特有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式，还原读者批评的真实面貌。

但是，如何才能还原读者批评的真实面貌？读者批评不同于学者批评，虽然目前的网络文学学者批评之间时有争鸣，不同研究者在研究思路上有所不同，但相似的学术训练和理论资源保证了学者批评话语的相对统一和沟通顺畅。然而，在网络文学中构建一种能够统摄全局的读者批评体系却并不容易。学者在对网络文学文本进行评价时虽然也可以表露个人好恶，但从根本上持有的是相对客观的理论立场；而读者批评却往往从个人立场出发，评论中表达的是在阅读过程中最直观的感受。虽然可用“爽文学观”统摄网文读者的文学观念，但受读者们千差万别的教育水平、社会地位、生活经验的影响，在“爽”具体指什么、如何产生“爽”感等问题上，读者群体中能产生不计其数的答案。因此，对读者批评的研究有必要从打好一个个“阵地战”开始，从能够达成最基本共识的阅读社群入手，对其已有的阐释系统进行考察。

但在进入阅读社群之后，挑战仍未停止：线上读者批评独特的表达方式，使学者难以从传统文学研究资源中找到合适的方法，系统地对其开展研究和呈现研究结果。除了少数长评外，大多数读者评论都是以简短的三言两语直抒胸臆，其中还不乏吐槽、灌水乃至用表情包“斗图”等行为。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先后推出的中国网络文学年度榜单(年榜)与中国网络文学双年榜，采取了摘编读者评论的策略，即在入榜作品的简介、节选、点评之外专门开辟“粉丝评论摘编”栏目，收录有代表性的粉丝评论。当然，这种“年榜/双年榜”的侧重点在于使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在网络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展示读者评论旨在尊重网络文学内部的评价标准、反映网络文学自发的经典化阐释，并不是对“网络文学读者批评”这一细分领域的专门研究。但如参与这一项目的研究者所言：“我们在选摘精英粉丝评论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网络文学社群内部对于文学标准的协商、争论，可能未必会以这种完整成段的文学评论的样式进行，对于这种社群内部经典化过程的呈现，或许还会有更好的方式”。在传统文学研究中，通过收集批评家的评论、结成批评文集的方式可以有效地反映学术界对某一文学文本的态度，但同样的方法却难以系统地呈现网络文学的读者批评。一方面，摘编评论的数量是有限的，只能“管中窥豹”而无法“面面俱到”；另一方面，将评论从网络现场中挑选出来加以陈列，也将动态的集体批评“静态化”“切片化”了。

欧阳友权认为：“线上与线下表达方式的不同，表面上看是源于‘网络’的技术媒介分野，实则却是基于两个阵营的批评的着力点不同：线上批评的着力点在‘我要说’，线下批评的着力点通常是‘要我说’；一个是过程式批评展示，一个是结果式批评沉淀。”韩国学者崔宰溶提出了“网络性”的概念，认为网络优先于作品，网络文学不是一个作为“结果”的实体，而是一种“状态”或“过程”，一旦将文本从网络中抽离出来，它就会立刻变成另一个东西。正如网络文学是处在流动中的“事件”，读者批评亦是一种动态的“事件”或“过程”。这意味着在对网络文学读者批评的认识和研究中，不能止步于收集有价值、有代表性的批评话语片段，还应更进一步，将批评发生的“文化过程”置于研究的中心，对批评主体在网络文化生态中与文本发生对话的方式进行解读。这意味着不再将知识分子视为超然的立法者，而要将其视作一个谦逊的阐释者，去发现和找回潜藏于真实读者日常生活经验中的文学批评；这还意味着方法的转变，研究者需要深入读者社群内部，关注读者批评的发生过程，解读批评文本及其批评行为背后的文化内涵——换言之，需要以民族志方法介入阅读的现场。

虽然关于网络文学的社会学或人类学研究在我国仍是一个较为陌生的领域，但并非没有值得参照的先例。田晓丽在2016年的《互联网时代的类社会互动：中国网络文学的社会学分析》一文中，对“清穿文”网文社群中读者与作者的互动和共创行为进行了研究。她引入了社会学中的“类社会互动”理论，并结合“清穿文”的网络社群互动加以改造，将网络文学使用者之间的互动总结为“参与性类社会互动”。通过分析发表在网络上的清穿小说及其评论，该文再现了读者与作者以及作品中虚拟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指出了网络文学中上述类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创作者与观看者界限模糊，读者很可能出于对某个虚拟形象的喜爱而转变为作者；作品群中反复出现的一系列虚拟人物是集体创造的，清穿小说的主人公基本为清朝历史上“九子夺嫡”中出现的关键人物，不同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非常相似；代入性强烈，在一定程度上，读者和作者通过穿越的主人公获得了自我实现。田晓丽由此提出，网络文学的强大吸引力与这种新型互动关系高度相关，“读者在此消费过程中建立了强烈的类社会互动关系，他们从中获得认同、创造力的发挥以及情感的寄托，从而使得网络文学的消费有了持续的动力”。

与同时期集中于文本的网络文学研究相比，这一研究呈现了“清穿文”在作者与读者互动中生成的过程，显著地突出了读者的能动性，详细地描绘了网文社群中情感共同体的面貌。但与此同时，该研究也有一些明显的缺憾，即在采取了相对客观冷静的社会学视角的同时，缺失了文学视野。文中指出了“清穿文”中虚拟人物的类型化和集体创造的现象，但并未深究这种“地方性知识”产生的原因，而来自文学领域的研究者则更清晰地回应了这一问题。此外，文学视角的缺失也导致研究者对阅读社群中的读者评价系统产生了误读，如该文论及清穿小说读者评价文本优劣的标准之一，在于小说中的虚拟形象是否符合读者的预期，并举例如下：一位读者因为对一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感到不满，留下了匿名评论：“看完这本书我差点把书撕了……看完这本书再也不喜欢8了……看完这本书更加喜欢瑶瑶了！！”文章对此的解读是：

她所说的“瑶瑶”是另外一篇清穿小说《瑶华》中的“八福晋”的名字，但是此处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小说是另外一篇独立的小说，其中“八福晋”并不叫“瑶瑶”。她把“八福晋瑶瑶”当成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当看到新书中的八福晋并不是原来的那个“瑶瑶”，而八阿哥没有爱上瑶瑶，而是另外的女主角时，她非常愤怒。

这位读者是否真的不明白不同小说是彼此独立的？事实上，这大概率是研究者对读者互动行为的一种误读，研究者错误地把“地方性知识”当成了读者奇怪的阅读障碍。同在2016年出版的《网络文学经典解读》在论述“清穿文”的章节中指出，“网络文学写作有极强的互文性和狂欢化的特点，即不同作家喜欢在同一时间段集中写相似的题材，并在小说中引入与其他作品对话的元素”。这种互文性和狂欢化的特点在读者的评论中也清晰可见。彼时的“清穿文”中有三部广为流传的作品被称为“清穿三座大山”，《瑶华》作为其中之一，已经成为阅读社群中广为人知的公共知识的一部分。上述文章中作为案例的读者更多的是在征用公共知识来对其不满的文本进行批评，因此未必天真到误将小说角色当成了真实存在的人物。

邵燕君主编《网络文学经典解读》

上述分析并非要评价两种研究孰优孰劣，而是想要指出，在网络文学研究中，文学视角与社会学/人类学视角都具有极大的价值。两者并非对抗关系，而是互相补充、彼此印证的互补关系。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文本研究与民族志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在这一问题上，珍妮斯·A.拉德威(Janice A. Radway)对美国浪漫小说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案例，她开创的“阅读民族志”(Ethnographies of Reading)研究方法，为文学研究者介入商业化流行文学的读者批评指明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拉德威研究的浪漫小说(Romance)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美国极为流行的通俗文类，是一种以女性婚恋爱情为核心的类型文学。浪漫小说以“丛书”方式运营，其出版发行流程与网络文学有着相似的内核，即彻头彻尾地将“消费者—读者”置入文本生产的核心之中。在调研的基础上，出版商确立了一系列读者愿意长期为之付费的故事主题、标准情节和人物刻画模式，并根据上述模板搜罗或打造与之相契合的公式化小说进行出版和销售。在浪漫小说的商业系统中，具体某一本书质量如何是不太重要的，重要的是打响“丛书”品牌，让读者看到丛书品牌的标志便知晓自己将获得预期的阅读体验，从而建立起一种长期消费和阅读的生活方式。

当拉德威着手开始研究时，浪漫小说丛书面临的境况与我国早期的网络文学研究有一定相似性：类型化的文本在文学精英眼中千篇一律，缺乏细读价值；作品数量爆炸式增长，难以筛选有效研究文本；批评家缺乏有效介入类型文学生产的路径；读者的审美趣味和阅读能力遭到质疑。拉德威的破局之法是采用跨学科方法，将文学研究的文本细读与人类学研究的田野调查相结合，从而走出文本研究的单一视角，转向对“文学阅读活动”的整体呈现。拉德威选择了美国中西部的“史密斯顿”社区，对读者的真实阅读情况进行了田野调查。在驻扎“史密斯顿”社区期间，她与读者们共同生活和阅读，通过讨论会、录音采访、深度访谈、调查问卷等方式，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了史密斯顿读者们对浪漫小说的种种看法，并基于调查报告撰写了关于浪漫小说的“阅读民族志”。

“阅读民族志”最突出的创新在于将对读者社群“阅读行为”的研究引入了文学研究视野。拉德威在与史密斯顿读者的对话中发现，在谈论具体的文本之前，仅仅是“拿起一本书开始阅读”这个动作就已经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内嵌在中产阶级女性循规蹈矩的生活结构中，既能为读者提供短暂“逃离”现实生活的契机，又因为读者能够获取知识而具有自我完善的“教育”意义。阅读浪漫小说这一举动成为读者们的“独立宣言”，具有抵抗的性质。此外，“阅读民族志”也不改文学研究本色，将理解和呈现读者内部的文学阐释系统作为研究目标。拉德威组织读者们投票选出了“理想浪漫小说”和“垃圾浪漫小说”，在尊重读者感知的基础上，亲自对这些作品进行了文本细读。通过这种方式，学院派的文本分析与读者批评发生了对话，拉德威从两种视野的碰撞中还原了读者自身的阐释系统：浪漫小说对读者而言是一种“补偿性文学”，它的优劣取决于是否能使读者感受到身为女性的自我价值并获得情感需求的满足。正是通过“阅读民族志”研究，拉德威打开了美国学界认识浪漫小说的新局面。在此之前，浪漫小说的学者批评往往着力于批判其意识形态的落后性，并认为读者的长期阅读会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女性主义运动造成负面影响。而拉德威的研究则发现并证实了浪漫小说读者们的文学阅读活动是复杂的：它本质上是保守的，但也表现出了初步的对抗性。

“阅读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网络文学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研究对象看，浪漫小说的商业模式展示了一种高度产业化的类型小说生产机制，与当下类型化、产业化的网络文学较为相似。通过将民族志的“深描”与对文本的“细读”相结合，“阅读民族志”不仅在读者与学者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还展示了如何在读者社群中打好“阵地战”，通过紧贴现场、扎根文本，使公正而系统地呈现读者的阅读经验成为可能。当然，网络文学不仅具有通俗文学的商业性特征，更具有网络的新媒介特性，拉德威的研究方法并不能不加改变地直接套用，还需结合网络文学实际进行本土化的改造。

三、走向网络阅读民族志

在拉德威的“阅读民族志”研究中，“史密斯顿”读者们的阅读发生在家庭场所中，阅读是家庭生活中的特殊活动和交往行为，因而读者们的阐释策略与其实际的社会地位和家庭角色密切相关。但在网络文学阅读中，读者同时处在现实与网络的双重空间，相较于现实的所处地点，读者所在的网络社区及其文化氛围对其文本阐释策略发生了更直接的影响。因此，要系统地再现和研究网络文学读者批评，必须以线上社区中的读者互动为关注对象。

当开展调查的田野从真实存在的居民社区变成了互联网上的虚拟社区，“阅读民族志”也应结合“网络民族志”(netnography)加以改造，发展为“在线阅读民族志”或“网络阅读民族志”。所谓网络民族志，指用来研究线上文化和社区的民族志方法，因特网先驱霍华德·莱茵戈尔德(Howard Rheingold)提出，网络民族志研究的是虚拟社区，即“从网络兴起的社会集合体，足够多的人进行……足够长时间的公共讨论，伴有充分的人类情感，在赛博空间形成个人关系的网络”。在一些学者的界定中，这些虚拟社区并不是因共享的地理空间而形成的，更多的是基于共同的兴趣而建立的，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之为精神共同体，这恰与当下的网络文学读者实践十分契合。除了前文所提及的田晓丽的研究运用了网络民族志方法研究线上阅读群体外，吴长青、陈波、延书宁等学者的研究也对此有所涉及。其中，陈波、延书宁以豆瓣读书小组为例，通过网络民族志研究，分析了阅读者在虚拟文化空间中的互动，从中总结出社区成员在虚拟空间中个体价值的生成机制，为研究网络文学中的虚拟社群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案例。但“网络民族志”研究不等于本文倡导的“网络阅读民族志”，如陈波、延书宁的研究聚焦于社群成员围绕“读书”这一话题的线上讨论，这里的阅读行为更接近于印刷时代的个人阅读，阅读对象以传统出版物为主并且不限书籍类型。“网络阅读民族志”的研究对象则是网络文学读者的文学批评活动，内含着对网络文学文本和读者互动行为的双重关照。

罗伯特·V.库兹奈特著《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

“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包括作者写作、平台规制、读者参与的网络文学活动视为一个情景化的超级文本，作者文本是超级文本的表征，也是内在于其中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网络文学研究以文本研究为立身之本；而作为新媒介文艺研究，网络文学研究也必须将“网络文学活动”这一超级文本纳入研究视野中。在媒介无处不在及泛社交化的当下，网络文学读者的批评活动往往是公开的、社会的，不同读者的阐释在相互碰撞中形成了相似的文学观念和审美品位，观点彼此确证所带来的认同感和共识感也为个体阐释者赋予了自信和勇气，使他们勇于表达和分享自己的文学批评，并在互动中进一步结成相对开放的趣缘社群或同人团体。“如果说学院派批评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独唱式文本解读的话，那么，粉丝批评则倾向于是一种集体合唱式文本解读，其所传达的批评声音与其说是来自某一或某些粉丝个体，不如说来自其背后广大的粉丝同人及他们所结成的阐释共同体。”网络阅读民族志所要从事的工作，就是走进网络文学内部的“阐释共同体”，体悟普通读者的真实阅读经验，提出关于读者批评的有价值的解释性洞见。

网络阅读民族志对学者的“到场”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在拉德威的“阅读民族志”中，“到场”体现为研究者与读者们居住在同一社区，共同阅读和探讨。而在网络文学中，肉身到场转变为虚拟身体的到场，即研究者保持在线状态，通过视听等知觉对网络文学现场的读者活动进行感知。需要重视的是，研究者不能仅仅像查阅资料一样，偶尔登录网络文学网站作蜻蜓点水似的浏览，而是要真正地融入阅读社群中，成为“阐释共同体”的一员。在具体的操作上，可参照网络田野调查的两种基本方法：“浸染”和“参与”。

在网络文学读者社群中保持长时间的“浸染”，是对网络文学读者批评进行研究的第一步，也是从事网络文学研究的最基本条件。所谓“浸染”，一般指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完全沉浸，而在网络田野工作中，更多指的是持续在场和对研究对象保持注意力。具体到对读者批评的研究中，研究者则需要深入网络文学平台，这包括了解社区规则、阅读作品、观察读者的互动等。从每次调查来看，应确保数小时的投入，从调查的全过程来看，则需要从几个月到更长时间的追踪。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应观察和记录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评论、打赏、分享等行为，持续关注读者社群中的讨论和交流。通过“浸染”，读者们最真实的思考和行为方式能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与其达成理解和共情的基础上，研究者才可以逐渐融入阅读社群之中。

此外是“参与”，即作为社群中的一员进行对话和互动，使其他成员感受到研究者的在场。“参与”可以有多重层次，最基础的是像真正的网文粉丝一样参与“追文”，亲身体验具体文本的发生过程。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可参与在“追文”过程中同步发生的评论、发帖、点赞、打赏、投月票，随着频繁地阅读网络社区的信息、回应其他读者的话题、对实时更新的章节进行评论，研究者逐渐融入读者社群并成为一名活跃成员，甚至是成为对读者群体能够产生更大影响力的精英粉丝。“参与”的价值在于通过实践获得网络文学读者阅读和批评的真实经验，从而避免将读者的行为从线上文化背景中抽离出来并孤立地加以评判。对读者社群的外部观察，使得上述对读者行为和文本信息的阐释十分容易走向曲解，甚至导致对网络文学读者群体的污名化。只有当网络文学的读者与作者处在同一个“价值—情感共同体”中，真正参与其间，研究者才能理解读者与作者和故事角色长久相伴的亲密感、与其他读者达成共识的认同感、维护“圈内传统”为其辩护的责任感，从而更加公正地解读读者批评背后的情感动力和文化内涵。

“浸染”和“参与”两种方法的结合，实质上十分接近邵燕君研究团队所倡导的“学者粉丝”方法，即要作为共同体的一员与其他成员“在一起”，以作为粉丝的经验为起点和原始材料开展学术研究。其价值不仅在于指导研究实践，更在于纠正居高临下的研究态度，进而避免“不在场”和“不及物”所导致的研究失效。但在推动网络文学读者批评“出圈”的道路上，因为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开展网络阅读民族志研究并不等于采用“学者粉丝”方法。即使是明确自身“粉丝”身份的学者，在学术场域中发出的声音也往往是一种对粉丝文化有着深切理解和认同的“学者批评”；而在粉丝圈子内部，“学者粉丝”的阅读品位也会受到自身文化水平和偏好的影响，不能简单地与普通读者画上等号。线上与线下批评、读者与学者批评之间的区隔是多方面的，网络中的读者并非没有言说能力，他们的声音之所以被长期遮蔽，在于其独特的言说方式难以被学术界所接纳，以及缺乏通向主流文化的言说渠道。为了研究网络文学读者批评实践，在“浸染”和“参与”的基础上还需更进一步，即通过在线访谈、收集资料、记录田野调查笔记等方式，在分析资料的基础上形成对读者批评的再现和解释，从而呈现出多声部的读者批评，发掘圈层内部自发形成的“圈内传统”，剖析其独特的文本阐释系统。

在网络文学读者批评实践的各个领域中，读者的阅读方式和阐释系统尤其值得研究者关注。比起印刷时代，网络时代的普通读者和学者在阅读方式上表现出了更明显的差异，读者批评往往紧贴着故事，比起文本形式，他们更多地关注文本内容，并将个人的情感和生活经验与文本相结合，采用的是与学院派的冷静客观完全不同的“沉浸式阅读”。这种关注故事内容、高度代入自身情感的阅读方式极大地影响和塑造了读者批评，对这一方法的阐释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读者群体创造了网络文学的“新细读”方法，随着各种评论功能的上线，在网络文学最忠诚的读者群体(付费用户)中，阅读过程中的读小说和读评论(有时还包括写评论)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阅读过程的互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得到彰显。在那些情节曲折、设定复杂的网文评论区中，被称为“课代表”的读者们纷纷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发现，而“本章说”等评论空间可以使读者在阅读中即时接收其他读者的洞见，印刷时代孤立的“个体细读”演变为了网络时代的“集体细读”，与此相关的民族志研究和理论阐释都有待展开。

此外，把握读者批评的阐释系统是学界更客观和真实地认识网络文学读者并与之对话的突破口。目前，对网络文学内部自发形成的批评术语、文学观念已有了较为丰富的介绍和研究，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发掘读者批评背后的文化资源和更具体的评判体系。如前文所论述，网络文学中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文化社群，它是高度分众化的，包含了数不胜数的亚文化圈层，“不同的类型与标签，都基于特定的文化资源，对应着不同读者群体的核心欲望模式与审美风格偏好”。读者社群内部的高强度互动不断地生产着独属于圈内人的“知识”，随着持续的情感性和想象性投入，网络文学读者往往建立起很强的“文化归属感”，会自发地维护“圈内传统”。不同的圈子内部有着自己的“文化资本”，“这些文化资本在网络文学读者这样的文化圈层内部有效，一旦脱离特定圈层，则很难在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得到认可”，因而是“地方性”的。“圈内传统”的差异使不同圈层的“阐释共同体”在文本评判标准上差异巨大，在网络文学的细分领域内，这些“圈内传统”和“地方性知识”是如何被建构和运用的，又如何影响了不同读者群体的文本阐释，也有待民族志的介入。在这一问题上，可借鉴并改造拉德威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结合网站榜单、读者荐书帖、读者评论等信息，在对读者批评的参与和观察中对“爽点”和“毒点”的具体内涵和发生机制进行分析，勾勒出圈层内部“爽”的不同层级和评价文本优劣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结合普通读者的阅读感知，以专业的方式阅读文本，在读者与学者的双重视野对照中，不断拓宽理解力的边界，以期还原和阐释读者的批评体系。

最后，网文读者的阅读内嵌于日常生活之中，读者带入文本的是鲜活的、流动的、对当下生活的感受，网络阅读民族志因此也提供了一种观察时代情感结构的路径。阐释系统不是一成不变的封闭系统，不同时期读者的阅读兴趣塑造了网文形态和题材的变化，各个读者圈层内部的批评标准也处于不断的斗争与形变之中。例如，相较于版图相对清晰的男频网络文学，近年来女频网络文学受网络女性主义的影响，正处于激烈的变革与分裂之中，女性社群对过往作品中的婚恋观、性别观进行了全面反思，而全新的“女本位”书写方向仍在徘徊中不断前进和探索。这种读者群体内部对阐释系统的协商过程在文本研究中较难呈现，但这恰恰是网络阅读民族志善于观察和记录的网络现场。在这个意义上，网络阅读民族志也成了一种捕捉“即将到来或正在形成的集体情绪”的装置，记录下情感结构的流变过程。因此，以网络阅读民族志观照阐释系统的协商与文本的经典化过程，在提取读者评价系统、呈现读者原生理论之外，也有助于为网络文学补充上文本之外的微观读者阅读史。

结语

文学批评家蒂博代提出，文学批评包含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大师的批评，三种批评互相争斗，都想要占有批评的全部，但是“由于这种斗争是三种批评的生命与健康之泉，因此我们不应该为之遗憾，也不应该加以阻止”。正如蒂博代所言，交流和碰撞是文学批评长足发展的健康源泉，而这也恰恰道出了当下网络文学批评的一个症候：学者批评活跃于线下，在指导线上文学创作的影响力和有效性上仍有不足；而读者批评又受圈层限制难以从“圈内”走出，无法进入公共视野。双方如果不能形成有益和健康的争斗态势，也就难以携手为网络文学保驾护航。“网络阅读民族志”的提出，正是为了打破区隔，同时推进学者批评的“入场”与读者批评的“出圈”，搭建线上与线下话语流通的“双向通道”。

“从已有的批评实践看，网络文学批评的主阵地是在线上，而不是线下。”建设线上阵地，提升线上批评的总体水平，必须从认识读者批评的真实面貌开始。以“网络阅读民族志”介入网络文学读者批评，旨在探索一种符合网络文学实践、能够在海量的文本和互动中更有效且全面地把握读者批评面貌的研究方法，将读者之声传递至学术场域，使无边无际的读者批评变得可知可感。学者批评关注网络文学的思想性、艺术性，对网络文学发展起价值导向的作用。而将读者批评纳入研究视野，则是要求加强对网络文学生态的理解和阐释，将学者“求善”的价值引导与实事求是的“求真”品格相结合。只有充分了解和尊重读者的批评实践，深度把握网络文学的生产逻辑，学者的“入场”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网络文学批评的诸形态都有其功能和价值，将每一种活跃的批评倾向都纳入批评版图，方有助于推动建设科学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营造健康的网络文学批评生态。

*本文系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歌谣运动与中国‘民族志诗学’的理论发端研究”（项目批准号：24BZW009）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王彦丁 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2026年第8期（总第131期）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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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丁 | 网络阅读民族志：网络文学“读者批评”的研究路径（“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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