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中国艺术歌曲的百年演唱实践,是理解中国声乐艺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条重要线索。本文以中国艺术歌曲的百年演唱实践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这一转型的技术路径与审美追求。研究首先从呼吸、咬字、速度节奏等技术维度梳理中国诗乐传统的特点,进而揭示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与自身声乐探索、西方美声技术体系的交织互动,并在此过程中实现有机融合的内在逻辑,对中国当代自主声乐艺术体系的构建具有启发意义。
【关 键 词】 中国艺术歌曲 诗乐传统 美声唱法 以声写意 字腔相生
中国古代已有诗乐合一的传统,这一传统对中国声乐艺术的演唱技术与美学追求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以来,“艺术歌曲”(Art Song)传入中国。中国艺术歌曲的演唱在吸收美声唱法(Bel Canto)的同时也延续着自身的诗乐传统,二者的结合塑造了中国艺术歌曲的独特风格。中国艺术歌曲演唱的百年发展与探索,经历了从古代传统到中西融合的技术转型。转型不仅涉及咬字、音韵、气息等技巧的变化,也伴随着美学追求的调整,并在当代形成了以“以声写意”“字腔相生”为核心特征的新型声乐美学范式。回顾既往的研究成果,围绕中国艺术歌曲的演唱问题,学界已有较多积累。王文俐、冯长春、彭根发、罗艺峰等学者围绕中国艺术歌曲的概念、创作、演唱、发展等进行了持续的讨论。近年来,以廖昌永、雷佳、吴碧霞、石倚洁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歌唱家的演唱实践及美学风格开始受到更多关注。然而,古代诗乐传统与当代演唱实践之间的历史关联尚未被充分贯通,技术转型的内在逻辑和阶段性特征也有待系统阐释,本文尝试在这两个方面作出推进。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需解释中国古代诗乐传统在演唱层面,形成了一个怎样的自洽系统?
一、中国古代诗乐传统:“意”与“声”
中国古代诗乐传统对歌唱的根本理解,在于将歌唱视为内心情志的抒发。这一观念的建立,使“意”从一开始就占据了核心地位。中国的诗乐传统便是以“意”为目的,以“声”为手段。《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这一论述虽然简短,却清晰地概括了中国诗乐传统的核心内涵:声乐服务于语言,语言服务于诗歌,诗歌服务于诗人的心志。因此,作为心志体现的“意”是诗乐的源头和归宿。《毛诗序》对这一链条的逻辑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诗是意的直接载体,非音乐化的吟诵是诗的口头表现形式,而歌唱则是在吟诵的基础上加入乐音。这一论述表明从诗歌到吟诵,再到歌唱,三种形式对“意”的表达是不断完善和加深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诗乐传统并不等同于宽泛的音乐传统,诗乐专指歌曲这一特殊的音乐体裁。《礼记·乐记》将“乐”作为一个独立于诗的体系来论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郑玄注:“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孔颖达疏:“感物而动,故形于声。”这一论述暗示,“乐”可以是独立于诗而存在的系统。无论是《尚书》的“诗言志”还是《乐记》中的“人心生也”,都表明诗与乐同源于“心”,“心”是诗乐的源头与归宿。而诗与乐以“歌”作为连接,只有在“歌”之中诗乐传统的形态呈现才得以完满。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诗乐传统及其“达意”的目的,其最完满的实现方式便是声乐。这为后世声乐美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即“意”为目的,“声”为手段,歌唱者应通过声乐捕捉诗歌背后的意念。
在方向明确的基础上,古代声乐所关注的问题自然便转向了技术层面,即什么样的演唱技术能够达意?围绕这一问题,中国古代声乐在长期的实践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丰富的技术体系。
这一体系的第一层便是咬字。宋代张炎的《词源》有云:“腔平字侧莫参商,先须道字后还腔。”此句的关键在“先”与“后”的次序。古人认为声乐演唱要实现达意的目的,首先需要保证字音的准确,其次才是腔体、共鸣等问题。这是由于在汉语的发音中,声调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字义的传达。一旦听众将歌词听成别字,那么达意也就无从谈起。中国声乐特别重视“字清”的深层原因也正在于此。南宋唱赚艺人编写的《事林广记》对这一观点亦有“腔必真,字必正”的佐证。至明清时期,中国的声腔系统逐渐形成了成熟的体系,明清两代的理论家在咬字的具体技术上不断地细化和完善,明人魏良辅改革昆山腔,定下“字清、腔纯、板正”三原则。“字清”居首,字音准确是腔纯、板正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古代声乐还形成了例如“五音”“四呼”“十三辙”等更为细化的规范。“五音”将字头的发音归纳为“喉、舌、齿、牙、唇”五个部分的组合与调节。“四呼”是以“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控制字腹的形态。“十三辙”则是以13个归韵实践字尾的收束。古代声乐对咬字之所以有如此精细的考究,其核心就是为了字义的准确传达,保证咬字的准确实际上就是保证“意”的完整传递。由此,字声关系成为古代声乐技术体系的第一块基石。
[宋] 张炎、沈义父著《词源注 乐府指迷笺释》
第二层是音韵。语言一旦进入歌唱,相较于吟诵和念白,还需要考虑音高、节奏、速度之间的配合。从语言到歌唱,其中重要的变化就是有了“音韵”。如果说咬字是让歌唱有“字”,那么音韵则是让歌唱有了“韵”,前者为骨骼,后者为血肉。燕南芝庵在《唱论》中所描述的“抑扬顿挫,定叠垛换”正是对歌唱之音韵的描述。“抑扬”是旋律的起伏婉转,“顿挫”是节奏的断连,这也正是歌唱区别于说话的核心特征。在歌唱中声音是在旋律与节奏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起伏与转折。古代歌唱家在既定的旋律框架之内,对音的高低、速度的快慢、字的长短做出灵活处理,才有了“韵”的产生。音韵赋予声音以“韵”的流动。声腔的起伏转折之处,正是意韵流动之处。因此,“韵”也代表着演唱者对旋律的个性化处理。明清两代声乐理论家对这一认识的论述也较为深入。清人徐大椿在《乐府传声》中认为:“唱曲之妙,全在顿挫。顿挫得宜,则节奏分明,声情并茂。”没有顿挫的歌唱是“平”的,有了顿挫,节奏才有张力,歌唱便有了情感。沈洽在《音腔论》中从现代音乐学角度印证了这一观点:中国传统音乐中大量存在“带腔的音”,这种“带腔的音”实际上就是韵的主要表现形式,即演唱者在单个字音内部施以音高、力度、时值,甚至是方言声调的细微变化,来对歌曲进行个人处理的技术手段。
第三层是气息。咬字使“意”得以准确传达,音韵使声音有了不同的线条和形态,而二者得以实现,则离不开气息的支撑。对于歌唱而言,气息是驱使声音的动力。中国古代声乐对气息有“气乃音之帅也”一说。关于歌唱中气息的具体运用,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提出:“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氤氲自脐间出,至喉乃意其词,即分抗坠之音,既得其术,即可致遏云响谷之妙也。”这段话描述出了气息从腹部上行至喉部的完整路径,以及气息与吐词、音高变化之间的配合关系。元代燕南芝庵《唱论》进一步列出了六种具体的用气方法:“偷气、取气、换气、歇气、就气、爱者有一口气。”“偷气”指在不影响乐句连贯的前提下快速补气,“歇气”指在停顿处蓄势以待。每种方法对应不同的音乐情境和情感表达需求。这些论述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声乐中一套系统化的气息操作体系。
在对古代声乐技术理论进行梳理之后,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如果关于“声”的一切技术都旨在将“意”传递出去,那么技术越多、越复杂,意就传达得越充分吗?中国古典声乐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一否定的美学根基,源自魏晋以来“言不尽意”思想的深远影响。声音的过度满溢反而会限制意蕴的生发。落实到歌唱实践中,便形成了“留白”的技法观念。清人王德晖、徐沅澂《顾误录》专论“停声”:“停声者,曲中顿挫处也。声虽止而意不断。”声音停止了,意却未曾中断。停顿是为听众的想象留出足够的空间,让听者在其中自行补足情感的余韵。这种留白的技术观念,同时是中西声乐在技术和审美上的一大核心差异。
总结前文内容可知,“意”与“声”分别对应古代诗乐传统的目的和手段。“达意”是声乐技术发展的核心目的。在中国古代声乐发展史上,技术层面的每一次精进,都是在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过程中逐步展开的。“意”是歌者情志的体现。咬字作为基础,是为了让“意”能够准确传递。音韵紧随其后,则为其赋予了区别于吟诵的音乐表达。气息的控制,是为前两者处理提供动力和保障。留白则是在技术成熟之后,站在审美的视角上对技术本身进行取舍,是“没有技术的技术”。四者由一个目的牵引,相互支持,形成了一条层层递进的技术演进之路。这条路径的走向从意到声,又从声回到意。
古代声乐“达意”的审美追求催生了咬字、音韵、气息的技术体系。这一体系的五音四呼、抑扬顿挫、气息控制等技术操作,既紧贴汉语的音韵特征,又深植于中国艺术“写意”的美学传统。然而,对于近代以来诞生的中国艺术歌曲而言,这一自洽的技术体系面临的是新场景下新的发展要求。从中国艺术歌曲的视角来看,其不仅需要自身的传统,还需要在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历史进程中与西方声乐体系进行对话、融合、调整。这正是本文后续讨论需首先考虑的前提。
二、中西融合中的演唱实践:技术碰撞与路径探索
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冲击下开放通商口岸,并通过派遣留学生向西方学习,西方音乐体系在这一过程中随之进入中国。新式学堂的建立和学堂乐歌的兴起,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接触五线谱和西方声乐的群体。作为中国艺术歌曲的前身,学堂乐歌的演唱方式通常是没有气息、腔体等技术要求的“自然唱法”。与此同时,西方美声唱法亦已通过来华传教士、外籍声乐教师以及留声机唱片进入上海、北京等主要城市。1927年,萧友梅参考欧洲音乐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学院规格,在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后改称国立音专),聘请俄国男低音歌唱家苏石林(Vladimir Shushlin)、留美归来的周淑安和应尚能等任教,标志着美声唱法教育在中国的制度化开端。随着中国艺术歌曲这一体裁的诞生,美声唱法和中国诗词、中国传统声乐的融合,成为中国的歌唱家和声乐教育家面临的新问题。中国古典诗乐传统追求“达意”的技术目标与西方美声唱法追求声音的客观美和技术的可复制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中西声乐在技术与审美上的碰撞成为20世纪前期中国艺术演唱探索的主要内容。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艺术歌曲演唱从“自然唱法”走向专业化美声训练的过渡期。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是国立音专的建立及其声乐教育体系的形成。苏石林1929年受聘于国立音专声乐系,在中国的执教生涯长达26年,俄罗斯声乐学派是苏石林声乐教育的根基。沈湘回忆,“我跟苏石林学习时,上课就三个名词:面罩(mask)、横膈膜(diaphragm)、保持距离(distance)”。在苏石林之前,中国的声乐教育尚无系统的美声训练体系。苏石林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局面,其培养的黄友葵、斯义桂、周小燕、唐荣枚、胡然、高芝兰、李志曙、沈湘、温可铮、董爱琳等一大批有歌唱艺术造诣和声乐教育成就的学生在之后成为了中国美声唱法发展的中坚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苏石林也是最先选唱中国歌曲的外国音乐家。据廖辅叔记载,苏石林在学校举行的一次综合性音乐会上唱了萧友梅的歌曲《问》,“他不单咬字清楚准确,而且传达出歌曲的感情”,这一实践从侧面说明,美声唱法与中国诗词是可以进行较好地融合的,问题在于美声的技术如何根据中文的特征进行调整。中国早期的声乐训练并不专门针对中国艺术歌曲,中文作品尚未形成独立的教学曲目体系。但正是这套训练,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具备美声技术能力的本土歌唱家。青主在1920年创作的《大江东去》(苏轼词,青主曲)虽被视为中国第一首艺术歌曲,但它的早期传播更多依赖学校音乐教育和业余歌咏活动。赵元任1926年创作《教我如何不想她》(赵元任曲,刘半农词)后,曾亲自演唱并留有录音。作为语言学家的赵元任,在演唱中并不刻意追求美声唱法,而是更多采用偏向于古典传统的吟诵式唱法。整体来看,萌芽期中国艺术歌曲演唱处于一种介于“自然唱法”和美声唱法之间,有作品、有观念,但尚未形成具体技术方法的状态之下。
20世纪30至40年代,随着国立音专等机构的持续培养和留学生的陆续归国,国内声乐界对美声唱法唱好中文作品的探索,开始向理论建构的层面深化。应尚能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声乐教育家。作为最早将美声唱法系统介绍到中国的音乐家之一,针对美声唱法唱好中国艺术歌曲的问题,应尚能在这一时期主要侧重咬字的层面,其核心主张是:“唱的字以延长字腹(即行腔)为其特点……学声乐也可以说是寻找一种延长母音的方法,或者是创造能够延长母音的条件。”应尚能的理念是声乐技术必须首先尊重汉语的语言规律,这与中国古典诗乐将咬字放在首位的声乐观念不约而同。他培养的学生斯义桂、蔡绍序等歌唱家将这一理念带入具体的演唱实践。斯义桂在教学实践中对语音的纯正性要求非常严格。据关慧棠的回忆,“他帮助学生澄清了当时关于美声唱法咬字吐字的一些模糊观念,使学生认识到它的奥妙就‘正’字的同时也起了‘正’声的作用”。这一时期除应尚能、斯义桂外,周淑安、赵梅伯、郎毓秀等歌唱家和声乐教育家亦根据自身的声乐背景和观念追求展开了不同的理论探索。总结起来看,这一时期是美声唱法在外来技术与本国语言的张力之下,逐渐进行本土化技术调整的探索期,不同方法路径在这一时期已初具雏形,但还未形成成熟理论体系。
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中国艺术歌曲作品数量不断增长,演唱实践不断累积,中国歌唱家经过数年的演唱、教学实践和理论探索,自身的演唱理念、技术体系、审美风格开始形成,由此关于技术路线的不同见解开始出现。这一时期尚未形成统一的技术范式和美学标准,但已经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探索取向。
以应尚能、周淑安为代表的“民族派”,深植中国古典诗乐传统,从咬字问题探索中西融合的起点,侧重于将美声技术纳入中国语言的规律之中,从“字”的问题出发寻找中西融合的起点。1964年,应尚能写作长文《以字行腔》,“以字行腔”这一影响深远的理论正式提出。应尚能认为:“孤立地只强调字的重要性,或只强调声的重要性……就不能看到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就不能认识唱的规律。”这意味着“以字行腔”更加注重在字与声的辩证关系中寻找歌唱的规律。周淑安在国立音专任教期间,经历了“欧风美雨”“西优中劣”音乐思潮的冲击,对这一现状感到担忧的周淑安致力于国乐传承,在向国人介绍西乐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提倡国乐。对于“声乐民族化”,周淑安认为:“声乐民族化就是采用祖国民族传统‘以字行腔’的教学法,把民族的语言唱得清晰、真切,不像过去的中国人唱起来像外国人讲中国话一般。”在这一时期,周淑安对声乐民族化的思考拓展至更为深层的美学追求的层面,认为“声乐是音乐与诗词相结合的艺术,唱歌的中心意义就是要用声音把诗意传达给听众”。这一判断与中国古典诗乐传统“以达意为目的”的核心主张一脉相承。
以斯义桂为代表的“留学派”,则更加倾向于在美声技术框架内寻求中国表达的可能性。这一时期,经过多年的教学与演唱实践,斯义桂提出了“秀气”的审美观念,其对中国艺术歌曲演唱的思考也在这一审美观念驱动下更加系统。“斯义桂提出把声音质量的美作为首要研究对象,在发展学生嗓音时并不片面追求大的音量,而是围绕‘秀气’的审美观来考究声音。”同时,在西方美声唱法的基础上,斯义桂还积极从中国传统戏曲声腔中寻找路径,比如“将中国京剧青衣‘头腔’唱法与西洋的打开喉咙唱法结合起来”。这说明“留学派”也并不是不重视传统声乐的技术体系。
在“民族派”和“留学派”分别以中西声乐技法为主的路径之间,以郎毓秀、赵梅伯为代表的“实践派”,则抛开中西主次之分,转向以中国艺术歌曲的演唱实践为主,探寻中西融合的具体路径。据陈彬彬研究,郎毓秀“掌握了较纯熟的声音演唱技巧,但在演唱时从不卖弄技巧,而是服从歌曲思想感情的需要,演唱风格朴实无华”。赵梅伯同样秉持着以实践需求为准则的理念,他主张“学西方音乐不过是要学西方的科学方法而已,中国人有中国人的音质,虽用西洋人的方法来表演,但不能把国人固有的音质特色也变了”。对于所谓“土唱法”,赵梅伯则持有较为宽容的态度,认为如果歌者能保持声音青春健康而无伤害,“无论土唱法或洋唱法,如其艺术臻于最高境界,则‘土唱’与‘洋唱’只要合乎科学,殊途同归,‘真与美’必趋于一致”。其专著《唱歌的艺术》汇集了他七十余年教学经验,系统阐述了他的声乐教育理念。
上述三种路径在具体方法上各有侧重,但它们的根本问题是一致的:美声技术如何服务于中国语言的表达、服务于“达意”的根本目的。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中国艺术歌曲演唱的技术逐渐形成了可被清晰辨识的几条路径选择,为后来新型美学范式的确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资源和理论参照。
综观20世纪前期的中国艺术歌曲演唱探索,可以归纳出几个阶段性特征。一是教育体系的建立。国立音专等机构的美声训练体系,为中国艺术歌曲的专业化演唱提供了最初的技术支撑。二是核心问题的逐渐明确。“字声关系”成为早期中国声乐实践中被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三是多元探索和技术路径的初步形成。留学派、民族派、实践派的技术和理念探索,为后来的中国艺术歌曲演唱的发展提供了多种选择和参照。但是这些探索也留下了一些未完成的课题,例如在美声标准化的技术体系与中国声乐音韵的个性化和魅力之间建立更为系统的理论联系,中国艺术歌曲发展的立足点和审美追求等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的声乐实践中才逐步获得更充分的回应。
三、技术转型与美学重构:“以声写意”“字腔相生”
近代以来中国艺术歌曲演唱的百年实践,始终贯穿的核心命题是中国诗乐传统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完成现代转化和自我更新。20世纪前期歌唱家们的多元探索使用美声技术唱中文成为可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声乐教育体系的完善、声乐理念的突破以及国际声乐交流的加深,中国声乐在技术上实现了新的突破,在这一进程中,周小燕、郭淑珍、金铁霖等老一辈声乐教育家奠定了当代声乐教育的基本格局,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民族文化自觉的歌唱家。新时代以来,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下,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中国艺术歌曲演唱经历了百年技术探索和实践积累,当下正在经历技术转型与美学重构。
中国声乐界对美学问题的关注并非始于当代,但当代的独特之处在于,现代声乐在技术上的成熟使新一代的歌唱家对声乐美学的追求不再停留于理论倡导的层面,而是能够通过精湛的演唱技术使其落实到具体的演唱实践中,形成技术与美学相互匹配的自觉建构。新一代歌唱家的这一技术转型,实际上也是中国声乐艺术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持续寻求适合本国特色的现代审美表达的丰富实践。老一辈歌唱家的录音展示了历史的成就与时代的局限,而在当下,新一代中国歌唱家的演唱实践,可以概括为“以声写意”和“字腔相生”两个维度。
对比老一辈歌唱家演唱中国艺术歌曲的音频资料,例如《珍藏上音——上海音乐学院建校90周年纪念专辑》收录的斯义桂《教我如何不想她》、周淑安《安眠歌》(周淑安词,周淑安曲,20世纪30年代录音)、应尚能《思乡》(应尚能曲,韦瀚章词,1932)等歌曲,这些录音虽然时间久远,但依然可以听出在“声”的层面,老一辈歌唱家已经相当成熟,展现了当时中国艺术歌曲演唱的最高水准。这些音频的共同点在于气息平稳、音准准确、咬字清晰。但从当代的声乐技术视角对这些音频进行分析,也可以发现,音频中换气的“停顿”处理大多是出于技术操作的需要。除此之外,还有力度动态整体偏窄、情感层次的推进主要依靠音量强弱、节拍弹性较小等特征。结合这些特征和前文所述这一时期歌唱家的演唱理念可以看出,老一辈歌唱家或许试图表现歌曲的“意”,但通过留白、虚实、顿挫来实现“意”的手段还较为缺乏。反观当代中国艺术歌曲的演唱,其技术上的转型与突破恰恰发生在这里。
在当代美声唱法的歌唱家中,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石倚洁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石倚洁在演唱中国艺术歌曲时,“在字、词语、语句等多个层次的连续与停顿处理上花费了颇深的功夫,因此更是由衷而真挚地表现出中国古典诗歌中独有的东方内核——情感与韵味”。在当代歌唱家的技术观念中,“停顿”已经超脱了换气的被动需要,成为主动的艺术表现手段。断与连之间的分寸的把握,可以让“意”在声音的间隙中被听者感知。而作为当代女性歌唱家的代表,雷佳的中国艺术歌曲演唱实践则将这一逻辑延伸至“留白”的营造。雷佳在“时间的诗意跨界融合音乐会”中,“以‘声断气不断、气断意不断’的顿歇技巧,与歌曲情感相关联,使停顿成为‘形神毕出’的关键节点”。龚荆忆认为,这种处理“既遵循了传统声乐演唱中对‘留白’的审美追求,又凸显了古典诗词虚实相融、形神兼备的美学原则”。雷佳对于气息的控制和留白的追求,是以当代的“新声”写“古意”,这正是“以声写意”在技术层面的重要体现。廖昌永的演唱则将“以声写意”提升至文化自觉的层面。韩斌将廖昌永关于中国艺术歌曲表演的核心审美理念概括为“唯美慷慨,骨法用笔”与“以文化乐,气韵生动”。“唯美慷慨”是声音的意境与情感的分寸,“骨法用笔”则强调声音的质感。“以文化乐,气韵生动”则更进一步,将歌唱从技术层面提升至文化层面。廖昌永本人对美声唱法的理解也印证了这一取向。在他看来,美声是“自然、科学的歌唱”。不仅是廖昌永,这种观点在学界目前也正趋向于一种共识。“对于中国来说,美声唱法早已不再是一种所谓‘外来’的艺术形式,而是一种为世界各国所共有的艺术形式。”因此,“以声写意”的“声”在当代语境下,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区域国别的范畴。但“意”则是与延续千年的传统一脉相承。“以声写意”的美学自觉,近年来在张立萍、余惠承、沈洋、张喜秋等歌唱家的中国艺术歌曲演唱中亦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这些歌唱家的演唱实践共同构成了中国艺术歌曲“以声写意”的多维景观。
在中国古典诗乐传统中,“字”与“腔”的关系和协调处理是技术层面的核心问题。如果说“以声写意”是当代中国艺术歌曲演唱在美学上的追求,那么“字腔相生”则要回应的是技术层面的主要问题,即“字”与“腔”如何在同一个声音中达成统一。20世纪初期歌唱家的录音和文献资料表明,早期探索者实际上知道“字正腔圆”的要求,但在技术操作层面,由于中西方声乐技术和美学理念的冲突,在实际演唱过程中出于历史的局限往往难以兼得。当代中国艺术歌曲演唱的“字腔相生”,正是在这一历史困境中生长出的解决方案,“字腔相生”是“字”与“腔”在当代声乐技术条件下的真正融合。这一融合的历史前提是20世纪前期三种路径的各自积累:“留学派”提供了美声技术规范和理论,“民族派”加深了对传统润腔的挖掘,“实践派”提供了针对不同风格作品的处理经验。三条路径各有侧重,但在当时尚未实现有机统一。
在当代歌唱家中,吴碧霞的演唱是“字腔相生”极具说服力的个案。刘垣杉在采访中说道:“不为‘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所桎梏的吴碧霞……听她演唱,你会彻底忘掉她是什么‘唱法’,她掌握了怎样的演唱技巧,你听到的只有人物。”在吴碧霞的演唱中,“字”与“腔”实际上已经消融,这并不是说吴碧霞的演唱中没有咬字和声腔的相关技巧,而是“字”与“腔”在互相成就转化。听众既听不到“美声”的标签,也听不到“民族”的标签,听到的只有“人物”和“情感”。这正是“字腔相生”的真正内涵所在。字与声的融合达到极致,技术本身便退居幕后,而“意”便得以直接显现。吴碧霞在访谈中回顾自己的探索历程时说:“我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印证了中西合璧是一条可行之路。”吴碧霞在声乐教学中鼓励学生“了解自己家乡的文化,尤其是地方戏曲、民歌”,因为“咬字行腔归韵是不是到位”,直接决定了“字”与“腔”能否“相生”。在以吴碧霞为代表的探索之外,雷佳的演唱则在“字腔相生”的技术层面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参照。在演绎古琴曲改编的《关山月》时,雷佳“依照古诗词在轻重、高低、快慢、长短、顿歇上的变化特点形成不同韵律的吟唱,彰显出诗乐合一的古典美学意韵”。这里“弹性节奏”与“诗词句读”的融合则是“字腔相生”在节奏维度的体现。古诗词字音的句读影响着节奏的分句,而“腔”的弹性和个性赋予其呼吸感和生命力。“字”与“腔”在当下已跳出了先后关系的束缚,成为在同一个声音事件中同时完成的两个技术维度。老一辈优秀歌唱录音与当代录音的对比,最能说明“字腔相生”作为当代融合的实质。周淑安20世纪30年代演唱《安眠歌》和应尚能演唱《思乡》的录音,在普通话尚未全国推广的当时,在咬字上已经保证了语义的准确,为诗歌“意”的传达提供了基础。但以当代声乐舞台标准审视,这些录音还尚未达到在咬字的配合下,通过声音、气息、处理来强化意境构建的程度。而当代歌唱家的演唱,例如廖昌永《教我如何不想她》、吴碧霞《枫桥夜泊》(黎英海曲,张继词)、雷佳《阳关三叠》(古曲改编,王震亚改编)、石倚洁《教我如何不想她》则不仅延续了“字正”的传统,更在“腔圆”的维度上实现了质的突破:声音的共鸣深度、音色的统一性、力度动态的丰富性,相较于百年前的中国艺术歌曲演唱已经实现了技术和审美上的跨越。
结合当代中国艺术歌曲演唱的发展,整体来看,“以声写意”与“字腔相生”是在百年中国艺术歌曲演唱转型过程中,不同侧面对同一问题的回应。“以声写意”回答了当代声乐中“意”与“声”的关系,“意”作为中国声乐美学的核心追求,在新时代得到了更加深刻的阐释,而“声”作为手段则在转型之中焕然一新。“字腔相生”作为这种“新”的体现,从技术层面回应了声与意的统一何以可能。字与腔在同一声音中互为表里、不可分割,为“以声写意”提供了技术路径。20世纪前期的探索是“分”,当代的实践是“合”。中国艺术歌曲的演唱已经走过了技术探索阶段,进入了新型声乐美学范式的建构阶段。
结语
中国艺术歌曲的百年演唱实践,实际上一直与中国诗乐传统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完成自身的转化与更新这一深刻的中国声乐历史命题相伴而行。中国古代诗乐传统以“意”为目的,“声”为手段,衍生出了以“咬字”“音韵”“气息”为主要维度的技术体系。在近代以来中国古代诗乐传统与西方美声唱法的碰撞之中,早期中国艺术歌唱家始终坚持高度的文化自觉,从中国传统声乐文化中寻找技术探索的答案和出路。追溯中国古代声乐传统以“达意”为旨归的自洽系统,和20世纪前期“留学派”“民族派”“实践派”的多元探索,中国艺术歌曲演唱形成了“以声写意”“字腔相生”的新型声乐美学范式。结合中国诗乐传统的内涵和百年中国艺术歌曲演唱的发展历史来看,这一技术转型和审美追求并不是简单的“传统资源+西方技术”,其深层次驱动在于中国声乐艺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持续寻求适合本国特色的现代审美表达的历史需求。
“中国艺术歌曲所经历的一百年,也是人类的音乐生活伴随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一百年。”一百年间,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正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艺术歌曲的意义不再仅仅只是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融合,而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百年中国艺术歌曲演唱的技术转型和审美范式的建立,是现代声乐技术体系的有形承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型样本,对构建新时代中国自主声乐表演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本文系2024年度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湖湘非遗文化基因图谱构建与应用研究”(项目批准号:24ZDB047)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封面图由AI生成。
作者:于洋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6年第10期(总第133期)
责任编辑:尹明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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