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希娟简介：当代著名表演艺术家，1938年出生于江西省赣州市，原籍江西省南昌市。1956年9月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1960年担任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员。1961年主演电影《红色娘子军》，凭借该片获得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1962年主演剧情电影《燎原》，同年被文化部评为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随后，又主演了电影《青山恋》《无影灯下颂银针》《啊！摇篮》、话剧《再见了，巴黎》等。1983年担任深圳电视台副台长兼深圳电视艺术中心主任，成为深圳电视台第一位节目主持人。1985年策划拍摄剧情电影《男性公民》，1987年主演话剧《裂变》获得第二届广东艺术节表演一等奖，1991年凭借电视剧《法人代表》获得第五届中南区电视剧金帆奖优秀女演员奖，1996年率领深圳电视艺术中心摄制组前往洛杉矶，创作电视剧《百老汇街100号》，1997年主演古装剧《寇老西》，1998年退休后赴洛杉矶居住，陆续参演了《魂系哈军工》《送你送到小城外》《再婚家庭》《忠诚卫士》《暗算》等。2006年回深圳生活，陆续参演的作品有：《大明王朝1566》《红色恋歌》《飞跃老人院》《寻找成龙》《申纪兰》《大雪冬至》《空巢》《椰林深处》等。曾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荣誉、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提名、第16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金凤凰奖”特别荣誉奖等。

一、动荡年代塑底色，少年觉醒促转折

祝希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因为时局动荡，她在母亲腹中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从赣州辗转到了昆明，最终来到四川李庄，这段独特的人生经历和难忘的童年时光，奠定了祝希娟的性格基调。抗战胜利后，祝希娟回到上海，业余时间跟着姐姐在宣传剧中跑龙套，第一次接触了电影，感受到了表演乐趣之后，祝希娟开始觉醒，为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认真准备。

田园：您出生在动荡的年代，童年岁月经历了不少苦难，这对您的性格和人生具有重要的影响。请您谈一谈这段经历和感悟吧。

祝希娟：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我父亲是同济高职的校长，那时候我们全家生活在上海。随着“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抗日救亡的浪潮席卷了大江南北。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面对紧张的局势，我们全家跟随学校开始了逃亡之路。那时候母亲刚好怀上我，逃亡之路更加艰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搭黄包车、汽车，从上海一路逃往西南。1938年1月，抵达赣州之后，我就出生了。因为窗外恰好有棵玉兰花，所以父母给我取了小名“小兰”，后来才改成了南方的“南”。由于西南联大在昆明，所以等我母亲出了月子，我们全家又继续到了昆明，在那里又生活了两年。

在我三岁的时候，日军大规模侵袭昆明，迫使我们再次踏上逃亡之路。当时，四川李庄曾发过一则著名的16字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表达了对迁徙至四川的同济大学、金陵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热烈欢迎和全力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父亲带领全家从昆明出发，经贵州辗转进入了四川，在我四岁的时候，一家人最终落脚李庄。我在李庄一直待到了八岁，直到抗战胜利。

在李庄的时候，我正好到了入学的年龄，就去上了小学。这所学校是在李庄的一座庙里，当地人之前已经把神像请了出去。于是，曾经的木鱼声、诵经声，就变成了娃娃们的郎朗读书声，辗转多地的师生和学校终于有了可以踏踏实实读书的教室了。

田园：虽然小镇李庄人口不过3000人，但它却成为当时中国最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重镇之一。您在这个特殊的地方度过了一段难忘的童年时光吧？

祝希娟：难忘的事情非常多，首先就是在李庄的时候，我大哥得了骨癌，那时候没有药，我父亲跑到重庆去，也只能弄到一点钙片回来，但是也没什么用，后来我大哥还是去世了，那时他只有18岁。半年之后，抗战就胜利了，他却没有等到，而是永远地留在了李庄。我的童年除了悲伤和艰辛，也有一点彩色的回忆。在那个艰难的时期，我常去医院的花园里玩，花园里种着很多美人蕉，我跟小伙伴们会把它的花朵摘下来，凑在嘴边吮吸，因为它的花心是甜甜的。我还喜欢爬桑树、摘桑葚，有时候为了补充营养，我还赤脚去稻田里抓田鸡，去小水沟里抓黄鳝，这些在当时都是难得的美味。

抗战胜利之初，在李庄的很多老师都结婚了，我和小我一岁的妹妹经常帮忙当花童、牵婚纱。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参加婚礼，非常开心。随着抗战的胜利，流浪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同济大学也迁回了上海，我们全家就从李庄经宜宾到重庆，然后再从重庆乘船回到了上海。我的童年便是这样度过的，接触到了最真实、最平凡的民众和生活，体验到了那个年代最难得的童趣、自由和安宁。这些经历深刻地让我认识到国泰民安是多么重要。这些童年的岁月，塑造了我的性格和人生追求。

田园：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文艺感兴趣的呢？小时候有接触过表演吗？

祝希娟：我自幼对姐姐讲述的与文艺相关的故事深感着迷。我的姐姐在复旦大学求学期间，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宣传演出队的一员，她积极参与了当时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群众大游行，出演了各种与时事紧密相连的文艺节目。那时，我对这些就很好奇，总是跟在姐姐身边，每当剧里有需要儿童角色的时候，我便自然而然顶了上去。我从小就外向活泼，在舞台上一点都不怯场，尽管扮演的角色都是龙套，我也演得很卖力，自然而然就开始对表演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田园：电影《为孩子们祝福》是您演的第一部电影，也是您第一次认识赵丹，这段经历您印象很深吧？

祝希娟：1950年，我虽然已经上了初中，但还是风风火火，喜欢蹦蹦唱唱，男孩子气十足。到了1952年，昆仑影业公司筹备拍摄反映儿童成长的影片《为孩子们祝福》，并在报纸上刊登了招聘儿童演员的启事。我的父亲和姐姐都对文艺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他们鼓励我去报名。于是，我第一次到了昆仑影业公司，看到有很多小孩子在排队等候面试。我本以为自己不会被选中，但最终却意外地收到了录用通知。在影片中，我跑了几次龙套，也就认识了著名演员赵丹，那是他第一次导演儿童电影。我记得当时在休息的时候，赵丹总是在一块空地上与我们这些小演员嬉戏追逐，小演员们就跟这个大明星很熟悉了，这也让我们与赵丹之间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

这次的拍摄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电影制作的魅力和新鲜感，让一直调皮捣蛋的我突然找到了方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我一向文科成绩优异，特别是语文和英文都不错。我至今记得在一篇关于国庆节的作文中，我写过“红旗的海洋、鲜花的海洋”这样的句子，当时这种表达方式很新颖，得到了老师的赞赏。然而，数学成绩却一直不尽人意，记得有一次需要家长在成绩单上签字，我就回家直接拿我父亲的签章盖上了。总之，这个小例子不仅展示了我当时的顽皮，也反映出我在语文方面的才华远胜于数学，这为我后来走上文艺道路作了铺垫。

后来，在复兴中学读初三期间，我加入了话剧社，并担任组长。当时的老师是朱健夫，他在表演艺术上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我表演艺术的启蒙导师之一。高中的时候，我还参演过苏联的四幕话剧《米拉姑娘》。所以，我很坚定地决定报考上海戏剧学院，并开始积极准备了。1956年，我怀揣着理想，如愿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读大学一年级时，胡伟明是教我们表演的带班老师，当时他导演的戏，大都是我担任主角，他也是我的表演启蒙恩师之一。

青年祝希娟

二、遇到“吴琼花”，成为最年轻的“二十二大电影明星”

在上海戏剧学院求学期间，祝希娟依然保持着率真活泼的性格。正是这份特质，让她偶然被谢晋导演选中，成为了影片《红色娘子军》的女主角。影片上映后轰动全国，祝希娟也因此获得了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成为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中最年轻的一位，迎来了人生中最闪耀的高光时刻。随后，她又与谢晋合作了电影《啊！摇篮》。在步入中年之后，她开始逐渐萌生了退居幕后从事创作的想法。

田园：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拍摄了人生中的重要作品——《红色娘子军》，您是怎样与这部电影结缘的呢？请您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幕后故事。

祝希娟：电影《红色娘子军》是由梁信编剧的，在1958年6月完成初稿时，剧本名字叫《琼岛英雄花》。第二年，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电影界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献礼片，经过漫长的等待，谢晋导演发现了这个剧本。

在剧本中，女主角吴琼花是一个性格泼辣、敢于反抗的女奴形象。为了寻找最合适的演员，导演团队遍访了国内各大电影制片厂和剧团，但始终未能找到理想人选。无奈之下，谢晋考虑从在校生中“挖”演员，于是专程到上海戏剧学院剧场观看现代话剧《在和平的日子里》，这正是我们班的实习演出，我在戏里扮演大嫂和技术员两个不同角色。

演出前，谢晋悄悄来到后台的排练厅，想看看排练的演员们。恰巧，一对青年演员正在大声争吵，这对于通常是吴侬软语的上海人来说很少见，立刻就吸引了谢晋的注意。只见这个女学生一双大眼睛充满怒气，还用手比画着，与男同学争论着怎么演好一个角色。谢晋暗喜，这不就是自己一直寻找的“琼花”吗？——而这个女学生就是我。

我当时全然不知，因为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时候平常就是这样，遇到该争论的就要敢于站出来，没想到误打误撞有了这样的机会。后来，谢导观看了我的形体课表演，听了几段我演奏的钢琴曲，心里很快就有了底。

电影《红色娘子军》剧照，祝希娟饰演吴琼花

当我知道要演《红色娘子军》，还是主演，并且是大导演谢晋执导时，我确实很激动，一夜没能合上眼。我深知自己很幸运，所以我下定决心要演好。为了这部戏的拍摄，我做足了案头功课，还跟其他演员一起来到当年红色娘子军战斗过的地方采风。而且是由当年娘子军的连长冯增敏同志亲自带着我们去的，那时候她才五十多岁。

采风期间，我们每天早晨六点就起床，参加军训、参观革命遗迹、练习打靶、急行军、露营……直到太阳落山才鸣锣收兵。晚上的时候，冯增敏同志就在煤油灯下给我们讲娘子军的故事，介绍每一位娘子军成员。结束后，我继续挑灯夜读，翻阅所有能找到的红色娘子军历史资料，一遍遍读剧本消化内容，深入琢磨吴琼花的人物特征。通过采风了解到的娘子军战士的性格和事迹，极大地帮助了我塑造吴琼花这个角色。实际上，银幕上“吴琼花”的形象就是一个综合了红色娘子军所有战士特点的形象。

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真刀真枪的实地采风，我的脸颊褪去了一层皮，皮肤也更黑了。同时，所有剧组主创齐心协力，其他演员也都很投入。在后期制作阶段，谢导决定将原来的电影片名《琼岛英雄花》改为《红色娘子军》，片名更为直接和明确。最终，《红色娘子军》在1962年公映，创下了全国六亿人次观看的纪录。当时，全国总人口有6.7亿，这个观影人次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可以说是举国轰动。

电影一经上映，便如旋风般迅速横扫全国各大影院，观众们纷纷记住了吴琼花这个名字。时至今日，年长一些的观众仍旧亲切地称呼我为吴琼花。与此同时，《红色娘子军》的主题曲也传遍了大江南北，“永远向前进”不仅成为我个人的座右铭，更深深植根于当时全国人民的心中。可以说，这部电影的成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时代的闪光。影片上映之后，我在喜悦之余，更多的是对时代、前辈和观众的感恩，也有了更加强烈的继续前进的动力和超越自我的压力。

电影《红色娘子军》剧照，祝希娟(右一)饰演吴琼花

田园：1962年，您凭借吴琼花这个角色，在《大众电影》杂志举办的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以11万余张观众选票胜出，获得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最佳女演员，请您介绍一下当时获奖的情况。

祝希娟：1962年，《大众电影》杂志第一次举办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而且是采用全民投票的方式，要在1960年到1961年间公映的影片中，推选出全国观众最喜爱的电影人和电影作品。最终，《红色娘子军》在投票中脱颖而出，荣获最佳故事片奖，谢晋荣获最佳导演奖，陈强荣获最佳男配角奖，而我荣获最佳女演员奖，那年我24岁。那一年，新中国刚刚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大会没有隆重的典礼，也没有华丽的舞台，甚至没有奖杯或者奖牌，更不会有获得赞助和代言的机会。然而，我们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获得了比任何奖杯都要珍贵的鼓励。

5月22日下午，“1960—1961年首届影片评选‘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郭沫若、周扬、谢觉哉、夏衍、陈荒煤、蔡楚生等各界领导出席颁奖大会，奖状是陈毅、郭沫若、谢觉哉、茅盾等人的亲笔题词。文坛巨匠、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亲笔题写了一幅专属于我的诗作：“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皆东风。浇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这幅墨宝包含了我所饰演的角色吴琼花的名字，也概括了红色娘子军的英雄精神，还对我的表演作了莫大的肯定，这份独一无二的奖励成为了我最珍贵的纪念，至今还挂在家里，时刻激励着我。

1962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为祝希娟颁发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

田园：1962年，在周总理的提议下，诞生了“新中国人民演员”，俗称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您入选其中，并且是这22位电影明星当中最年轻的，您当时获得这个荣誉是什么心情呢？这么高的荣誉和这么多的关注给到一位24岁的青年演员，您当时的压力大吗？您是怎么应对的？

祝希娟：周总理策划并亲自拟定了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的名单。最初，这个名单中有出演过《女篮五号》《阿诗玛》《海魂》的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表演艺术家刘琼的名字，后来周总理亲自致电刘琼，建议他把名额让给年轻演员。因此，上海方面就推荐了属于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的我。当年我刚刚24岁，而且是“二十二大”中唯一的话剧团演员。我能获得这个珍贵的荣誉，是周总理和各级领导统筹考虑的成果，是刘琼老师高风亮节所成就的，更是时代所孕育的，我是非常幸运的。

获得荣誉之后，我也冷静思考了今后的路，第一就是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第二就是对于未来的每一部作品，即便不能超过《红色娘子军》，也绝不能降低标准，不能把角色演砸了，更不能让观众失望，我压力特别大。同时，我从来没有把过去这些荣誉当做本钱，更不会因此而自满骄傲。虽然想要超越过往的成就确实不易，我只能兢兢业业地完成每一个戏，后来也顺利入了党。如果说要分享给青年朋友们一些经验，就是这八个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田园：1979年，您与张勇手搭档主演了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啊！摇篮》，这也是您的代表作之一，您跟这部电影是怎么结缘的呢？

祝希娟：《红色娘子军》拍完之后，谢晋导演成了我的好老师和好朋友。他有个习惯，就是把接到的电影剧本给包括我在内的朋友们先看看。就这样，我看到了《啊！摇篮》的剧本，谢导说想听听我对这个剧本在表演方面的意见，也表示希望我能主演，但因为我当时年龄偏大，组织上并没同意我演。这时，我对这个剧本早已非常熟悉了，此前也向谢导反馈了很多意见。

后来有一天，我正在上海演舞台剧《夜上海》，谢晋突然给我打来长途电话，让我赶紧到山西来，说是之前的女主角从马上摔下来，已经昏迷了三天三夜。当时电影已经开机了，整个剧组每天的开销要3000块钱，压力非常大。谢导紧急处理善后工作的同时，决定赶紧联系我来救场。

我们剧团很快就批准了，第二天就让我去山西，我在火车上把剧本又看了一遍。中午到了剧组，下午开始造型剪发定妆。到了晚上，谢晋、张勇手，以及我和其他主创就开始排练次日要拍的戏份了。因为我对这个剧本很熟悉，对故事当中的历史时期也比较熟悉，以前排演话剧的时候还从井冈山到韶山采过风，所以我很快就做完了准备工作，随时可以入戏开拍。

表演时，我想让李楠这个角色和《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有所区别，这是我一直考虑的一个创作难题。拍这部戏的时候我穿的上衣就是从《红色娘子军》剧组的仓库里找出来的，然后把裤子换成长裤，我又在造型上做了一点区别，短头发中带一点刘海。后来谢导跟我讲了一点意见，就是通过眼神来强化这种区别。因为李楠是一个饱经创伤的人，当过童养媳，逃出来后生孩子又难产，最终被丈夫逐出家门，所以她的眼神跟吴琼花截然不同，李楠的眼神总是带着一丝忧郁，而琼花的眼神则是火辣辣的，直不楞登地带着仇恨。

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硬是去演一个二十几岁的角色，无论对我还是对于摄影师来说都颇具难度，在拍摄中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去解决。这个影片的摄影师陈振祥与我相识已久，我们当时尝试在镜头前加一片纱，再加上布光技巧等，不断测试调整，把所有能用的办法都用上了。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影片效果令人满意，所以我一直说电影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

电影《啊！摇篮》剧照，祝希娟(左一)饰演李楠

田园：您在舞台上的表演成果非常丰富，而且还是青年话剧团的骨干，但因为缺少影像资料，大家不太了解，您参演的舞台剧主要有哪些呢？后来，您又是怎么萌生了从事幕后创作的想法的？

祝希娟：那个时期我们剧团的大部分剧目我都参演了，比如：莎士比亚《无事生非》里的佩特丽丝、莫里哀《吝啬鬼》里的玛丽安娜、《刘胡兰》里的刘胡兰、《南海长城》里的甜女……上海观众很喜欢看话剧，当时很多话剧都是一票难求。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在话剧团又演了几个角色，引起过比较大的轰动和反响，比如《再见了，巴黎！》等。但当时我已经四十多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我想，还继续在话剧团扮演青衣花旦、饰演十七八岁的少女角色已不再合适，如果再不离开就不太像话了。机会应该留给年轻一代，就好比当年也是老演员给我让路，扶持着我上来的，我也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和意识去帮助年轻演员，所以我当时就想改行去做导演，去做幕后工作。但是谢晋导演劝我说，40岁才改行做导演已经太晚了，我想他的意思也是让我做好心理准备：幕后工作可能会很难，改行做导演可能更难。

三、不留退路有出路，南下投身特区建设

深圳建市之初，来支援特区建设的干部主要是广东本地人，在当时全国还是难以动摇的“人才单位所有制”局面下，深圳开始改革劳动用工制度。于是，在1983年，国务院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地方招一批中高级知识分子来建设特区。一直期待转行的祝希娟迎来了新的人生机遇。

田园：您当时在上海非常稳定，为什么突然决定离开上海，去百业待兴的深圳从事电视台的工作呢？当时的深圳是什么情况呢？

祝希娟：我认为我这个人运气很好，而且一辈子运气都好，我去深圳也是这样，有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去了。深圳当时只有个插转台，一天只有半个小时通过广东台转播中央台，很多人就不看深圳台，都愿意用一根鱼骨天线收看香港的文艺节目，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祖国。我觉得成立深圳电视台助力特区建设很有意义，所以说干就干，不到24小时就答应了，决定全家搬到深圳。

我自认为干事雷厉风行，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更是如此。第二天，《羊城晚报》就刊登了“祝希娟举家南下”的消息。这则新闻不仅引起了全国轰动，也为深圳的全国招聘工作做了极佳的宣传。当时，广东办事处设在上海的一个小巷里，结果被前来报名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原本计划在上海招募600人，却有超过一万人前来报名。

在这之前的一年，1982年，我第一次跟随陈荒煤担任团长的中国电影代表团应邀赴意大利参加“中国电影回顾展”的活动，那是我第一次出国。抵达意大利后，我注意到欧洲的电影业正受到电视行业迅猛发展的显著影响。电视及其相关机构正如日中天、蓬勃发展。因此，当深圳特区计划成立电视台时，我心想这正是我转型成为导演的良机。尽管谢晋曾提醒我改行可能为时已晚，但我仍决定前往，或许深圳的这次招聘是我职业转型的机遇。我渴望积极地融入这个新时代，并为特区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在上海曾住在愚园路岐山村，是一幢老式住宅，也是我的婚房，我的两个孩子也在那里出生。再之后，组织给我换了市中心的房子。决定离开上海到深圳后，我主动把房子交还给了组织。后来有不少人说我太老实，放弃了上海安逸的生活去刚刚开始建设的深圳，竟没有给自己留一点退路。但我相信，不留退路，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初到深圳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未开发的土地，满是荒地、芦苇、野香蕉树和水塘……还有一座四层高的建筑，那里既是插转台的办公室也是我们的宿舍，后来它变成了我们深圳电视艺术中心的办公室。我们住房的门都是用几块木板简单拼接而成的，夜晚睡觉时都能听到风声呼啸，大风时不时地往屋里灌。尽管如此，我的心里却是热血沸腾，属于我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了。

深圳电视台当时一共对外招聘了四十多人，再加上本地招聘的人员，一支八十多人的团队迅速组建完成。现在想想，那时的工作是真的艰苦。深圳的夏日阳光炙热难耐，即便是冬季，阳光也很强烈。我们工作在铁皮搭建的房子里，太阳晒八小时，我们便用电风扇吹八小时，就这样子一直忙到晚上。但晚上也无法安眠，因为当时整个深圳就像个巨大的工地，到处都是锤打地基的声音，一天到晚没停过。后来我们逐渐习惯了这种环境，因为疲惫至极，慢慢地也能在这样的喧嚣中入睡了。

当年考虑到自己的年龄，我只想改行当导演，但深圳市领导非常重视人才，坚持要我担任副台长的职务，参与筹建深圳电视台的具体工作，并分管文艺工作。在此之前，我甚至连个小组长都没有当过，但这并不重要。只要是党安排的工作，我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边学边做。就这样，我在这个岗位一干就干了15年。

田园：当时有个名词叫“深圳速度”，深圳电视台的筹建工作也体现了深圳速度，电视台建成之后办了些什么活动和影视创作呢？

祝希娟：那真是一段热血沸腾的岁月，当初国贸大厦盖楼以五天一层楼的速度崛起，发明了“深圳速度”这个新名词。我们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把一个庞大的电视台硬是给支撑了起来，何尝不是一种“深圳速度”呢？

从筹建到正式开播，大家齐心协力，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在1984年1月1日这一天，深圳电视台正式诞生了，还在香蜜湖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开台晚会。当时，因为非常缺主持人，我还临时担任了主持人一职，成为深圳电视台第一位节目主持人，并宣布深圳电视台正式开播。电视台正式运转后，我们便开始组织影视创作了，我想我们的拿手好戏就是拍摄，这块充满活力的创业热土和众多令人振奋的事件，都是绝佳的创作素材。

正式开台半年后我们就能拍电视剧了，这在全国范围内是前所未有的，这也是全国第一的“深圳速度”。深圳电视台1984年1月正式开播，6月就拍摄了一部电视单本剧《爱在酒家》，该剧由郭宝昌执导，讲述了深圳酒店反过来聘请香港人当经理的故事。

1985年，我在广州开会的时候，听到时任国家文化部领导的朱穆之同志畅谈文化体制改革，提倡打破传统制片厂一统天下的拍片格局，打破当年一成不变的市场发行体制时，我深受启发。我很快就提出打算拍摄电影《男性公民》，刻画深圳第一批建设者，反映他们在建设特区中的喜怒哀乐，讲述深圳两万工程兵在基础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故事。

为什么叫《男性公民》？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社会“阴柔之风”比较厉害，杂志上都是美女，电影里拍的也是美女，阳刚之气太少，所以我们就想拍一部全是男性角色的戏。当时郭宝昌满怀激情、亲自导演，影片主演是马上要提拔做天津文化局副局长的孔祥玉。拍摄速度也很快，一共只拍了30天就完成了，创造了当时又一个“深圳速度”。

影片中有几场戏非常感人，其中有一场是政委在工地病亡，剧组需要拍摄追悼会场景的戏份。然而，当地居民对在家中举行追悼会比较忌讳，因此拒绝提供房屋供拍摄使用，同样，没有任何单位愿意借出礼堂。面对这一难题，美术设计师提出了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在工地上举行追悼会。两幅长达十几米的黑布从吊车上缓缓垂下，孔祥玉站在吊车上庄重地宣读悼词，众多工程兵自发地加入剧组，无偿担任群众演员。这一幕不仅场面壮观，而且感人至深，这些工程兵最终连一分钱的报酬都未接受。当影片送至北京进行审查时，大家都说如此规模宏大的追悼会场面，堪称前所未有。

田园：您到深圳两年，就在深圳电视台出品了八部电视剧、一部电影，题材也都是深圳主题，这些作品把镜头对准建设深圳的劳动人民，为特区的发展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影像，您还专门拍摄了儿童题材的作品，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

祝希娟：我们是深圳的电视台，自然要做深圳特色的作品，要以深圳为主题或者背景，题材要“立足深圳，面向全国”，这既是客观需要，也是我的“深圳情结”。比如电视剧《华灯初照》取材于东湖宾馆改革的事例；电视剧《爱在故乡》则描写了一位爱国华侨形象；电视剧《升华》反映工程兵如何支援“四化”建设。这些电视剧都是就地取材，也都是来自深圳的现实生活。我希望观众通过这些电视剧，可以看到深圳是人们艰苦奋斗建设起来的。

我们还策划组织创作了《特区少年》等一些儿童题材作品，是因为当时已经到了市场经济的年代，儿童剧的拍摄往往不被看好，被人轻视且看作是“小儿科”，收视率低迷，导致很少有人愿意投资拍摄。我意识到这已成为普遍现象，但同时坚信，不应总是让儿童观众跟随成人观看那些情节错综复杂的电视剧。儿童观众群体庞大，同样需要关注。因此，我申请了专项资金，投资制作了《特区少年》《琴童的遭遇》《地球是方的》《小海军》等儿童电视剧，旨在为孩子们提供健康、积极的精神食粮。

不论这些电视剧的艺术生命力能持续多久，我们电视人都要勇于探索发现并努力实践大多数人不愿尝试的领域，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当然，为儿童拍摄影视作品，至今仍是一个值得关注并付诸行动的领域。

田园：您在深圳做的这些工作，对于深圳文化的开拓，尤其是对深圳影视行业起到了奠基作用，功劳很大，很令人敬佩。

祝希娟：当年袁庚曾经评价过，称我是“深圳文化沙漠中一棵带刺的仙人掌”，也有人称我为“深圳电视行业的拓荒者”。于我而言，我所欣慰的不过是和同事们一道在改革开放潮流中，在深圳特区做出了一些不错的作品，而且是带有深圳印记的作品。对行业来说，我曾多次邀请夏衍同志、我的恩师谢晋导演，以及陈荒煤、秦怡、白杨、斯琴高娃、夏梦、许鞍华、石慧等著名艺术家来到深圳，为深圳的文化事业发展出谋划策。所以，今天的成就，是一代代文艺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大家都为深圳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四、退而不休老有所为，终身成就继续前进

1997年，深圳电视艺术中心与深圳电视台重新合并在一起，此时即将面临退休的祝希娟似乎已经完成了她在任15年的历史使命。这一年，祝希娟荣获国家广电评选的“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家称号。1998年，祝希娟退休，同年9月，她暂别深圳来到美国洛杉矶，迎接人生的新挑战。2006年回到深圳后，祝希娟在银幕上向前进的身影从未停歇，仅仅在2018年，祝希娟就有《浴血广昌》《那些女人》《大雪冬至》三部电影上映。2025年，87岁的祝希娟仍旧活跃在各类公益活动和电影表演事业上。

田园：在美国生活，您是怎样适应和过渡的呢？请您谈谈在美国拍戏的情况。

祝希娟：1998年，我刚去洛杉矶，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我在60岁开始学英语，65岁考了驾照，还尝试了解好莱坞是怎么拍电影的，我就是想证明自己能行，老年人能行。

在美国期间，我主演了一部由青年新锐导演执导的电影《送你送到小城外》。该片由叶菁导演，她当时正在纽约大学读电影导演专业，这部电影是她的毕业作品，也是她的电影长片处女作，讲的是一个中国家庭跨越太平洋到洛杉矶团聚的故事。导演在拍摄前对《红色娘子军》和吴琼花并不了解，对我也一无所知。她是通过当地华侨的推荐才联系到我。那时我已经退休，生活相对自由，加之对美国电影制作流程和制度充满好奇，同时影片内容涉及中国人在海外的生活，这些因素促使我接受了这个角色。

这位导演才华横溢，执导这部影片时年仅32岁。这部电影因为制作资金的问题，拍摄过程耗时一个多月，但后期制作用了五年才完成，有段时间我们剧组只能住廉价的汽车旅馆。而且，这部作品与我以往参与的任何拍摄都截然不同，其中许多情节都带有浓厚的实验性质。我非常愿意支持这些才华出众的年轻电影人，喜欢与年轻人合作，他们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能够不断更新我的知识和思维。

田园：您在洛杉矶生活了不到十年就回国了，回国后怎么又选择回到了深圳？而且为何选择拍摄一部青春运动题材影片？

祝希娟：1998年，我退休后便离开深圳，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2006年，我又回到了深圳。赣州是我的出生地，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婴儿时期；上海我过去很熟悉，但当时离开上海有三十多年了，上海的发展速度令人惊叹，变得让我觉得比较陌生了；而在国外的生活让我感觉到寂寞，只有深圳才是我的家。

我与深圳一同成长，我在这里从壮年走向了成熟，这个城市也在我的见证下一步步发展起来。我能讲述深圳每一个角落的故事，描述它过去的模样，对此我感到无比自豪。1984年，我在深圳种下的树苗，如今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这种感觉很奇妙。这种浓郁的“深圳情结”，让我又回到了深圳。

2006年，我回到深圳后，正值深圳在筹办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我在此担任制片人并拍摄了电影《滑向未来》，这也是一部深圳主题的影片。深圳是个勇于创新的城市，因为滑板运动的青春、动感、时尚、张扬、激情，与深圳的城市精神非常吻合，所以我觉得应该拍一部与青年和体育运动有关的电影。而提携青年导演和演员也是一个老演员的责任所在，因此我结合深圳的情况策划了这部电影，去展现当代深圳青年追求时代潮流的独特个性与激情洋溢的青春气息。

《滑向未来》这部电影反映了深圳滑板青年的生活和爱情，演员全是深圳的，有深圳的第一批滑板手，也有现在的滑板队，另外还有张艺霖、娄艺潇等几个上海戏剧学院一二年级的学生。这个电影所有的创作人员，除了我以外全都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好几个主创人员都是留学回来的，我想给他们一个平台，让他们发挥自己所长。最终，《滑向未来》成为2008年的九部奥运会的展播片之一，是深圳唯一一部入选作品。当年11月，这部电影又在美国好莱坞举办的中美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新锐青年导演奖”。

田园：您退休回深圳之后拍摄的第二部作品就是拍摄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专题片，这部作品非常有意义，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这是一个什么缘起呢？您辗转全国多地采访这些老朋友，难忘的事情和困难肯定很多吧？

祝希娟：近年来，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知道赵丹、白杨，更不了解他们曾经拍过的经典影片，而他们是中国电影史上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可以说“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串起了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一段辉煌篇章。同时，我也发现当时并没有一部完整记录这22位电影明星的纪录片。因此，在2012年，我萌发了给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拍摄一部电视专题片的想法。这个策划得到了深圳市委宣传部的支持，我自己担任制作人。因为我们22人之间都很熟悉，我是年龄最小的“小阿妹”，我也有丰富的影视制作经验，所以很多协调工作由我来做效率会更高。我深感自己有责任承担起抢救这些口述历史的重任，为前辈们和中国电影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希望这部专题片能够深入展现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的艺术风采以及创作幕后的甜酸苦辣，而关于演员的私人生活一概不提，因为那是他们的隐私。这部专题片一共有23集，第一集讲述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诞生始末，之后每一集时长25分钟，分别聚焦一位影星。让我们最纠结的是如何能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长中展现出最精华的内容，因为我们的素材里有不少采访视频和首次披露的影像资料都太珍贵了，难以取舍。

制作这部专题纪录片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与时间的赛跑，因为当时22位明星中仅剩十位健在，其中几位都年事已高。在拍摄期间，陈强和张瑞芳两位艺术家不幸相继离世。此外，资金紧张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剧组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我们还必须支付电影资料的版权费用，以及拍摄场地和器材的租赁费用，等等。因此，我不得不动用个人的关系和影响力，尽可能地利用人脉资源。在拍摄过程中，许多人得知我们正在记录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的故事，便无偿提供了资料和拍摄场地，例如中国电影博物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上官云珠和孙道临家乡的电影纪念馆、南通的赵丹纪念馆等，这让我万分感动。

田园：2016年底，您参演了青年导演的电影《大雪冬至》，您当时已经接近80岁高龄了，拍摄的辛苦和风险都比较大，您为什么还同意参演呢？

祝希娟：我的年龄不是障碍，因为我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我希望参与更多有价值、有意义的好电影。这个电影的艺术指导江平看完剧本，就向导演推荐了我，我用一个星期仔细研读了剧本，也很认可这个电影。我认为首先是这个题材吸引了我，我们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而我也是这些老年人中的一员，这部电影可贵的地方在于能够把关注点放在越来越庞大的老年群体上，并且呼吁社会给予他们尊重和关爱，这是我最欣赏的。如果有观众在看完电影后能抽出时间给父母打个电话，那么这部电影便实现了它的价值。因此，在阅读剧本后，我主动与导演联系，表示我愿意出演，但需要更多时间与电影中的合作伙伴——那只名叫“果汁”的狗建立感情，同时，我明白影片预算有限，因此我提出不谈片酬。

现在，我自己也是老年人了，我们国家现在也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了，我有责任向社会呼吁关爱老人。我专门主演了几部反映老年人生活现状的作品，包括这部电影，也包括之前拍过的《飞越老人院》等。我国老年人口已达到三亿，几乎与美国总人口相当，我期望通过这些作品引起人们对老年人群体的关注和尊重，避免他们被社会边缘化。夕阳无限好，让老年人能够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是一件极富意义的事情。

田园：仅仅在2018年，您就有三部电影上映，同年，您还获得了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荣誉，那年您已经80岁了。在颁奖典礼上，您哽咽感言，当时的感受是什么呢？

祝希娟：那年我80周岁，那一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电影开拓者。捧着奖杯站在舞台上，我想起了自己这么多年的从影经历，要表达的首先就是对赵丹、朱健夫、胡伟民、谢晋这四位恩师的感激。我非常感谢艺术家赵丹老师，把我带入了电影的殿堂；感谢恩师朱健夫、胡伟民老师，他们让我懂得了什么是表演体系，教给我表演知识；感谢泰斗谢晋导演，他让我主演《红色娘子军》，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更要感谢党、国家和时代，我是从抗战的年代一步步走过来的，所以深知现在的幸福来之不易，今后争取继续发光发热。

田园：2019年，您主演了电影《空•巢》，并获得了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您是百花奖得主，第一次提名金鸡奖，又是在81岁高龄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祝希娟：首先是都很高兴，我深信只要倾注心血进行表演，就能获得观众的认可，这与年龄无关。那次一起提名的还有任素汐、周冬雨、柳岩、谭卓，她们都是很优秀的女演员，我能跟她们一起提名十分高兴。不一样的就是现在对时代的感受，现在的电影类型很丰富，关注的题材内容也很多，电影工业也很发达，有才华的电影人很多，大家的机会也很多，我真心为同行高兴，为电影高兴。

田园：您在表演艺术上经验丰富，关于演员的表演塑造方面，请您给后辈谈一些可资借鉴的心得体会和指导建议吧。

祝希娟：我个人非常重视表演体验，也十分注重体现，体验的目的是为了体现，二者都是为了性格化，我一辈子所追求的，就是角色的性格化。演员要善于抓住对角色的第一感觉，对角色一见钟情，然后像着了迷似的去进行创造，张开想象的翅膀，使第一次感性认识的火花在以后的创造中闪光。而且，要不满足于对剧本和人物的粗浅认识。我们对每个角色都要花相当大的精力做一系列的案头工作，要翻阅大量资料去丰富认识，还要重视体验生活，到广阔的生活中去寻找自己所要创造的“模特”。同时，如果单纯依靠接受角色后的短期体验生活还是不够的，需要对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细腻观察，把他们储存在自己的记忆仓库中。

田园：您这么多年来跟随中国文联、中国影协参加过很多公益活动，有什么感触吗？

祝希娟：我始终铭记周总理当年对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的嘱咐，党和国家给我们那么高的荣誉是激励也是责任，所以我要参加公益活动，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不会计较名利报酬。这些年来，我陆续担任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中国影协顾问。中国文联和中国影协有活动需要我，只要时间合适，我都会去参加。比如在云南慰问缉毒民警、在横店给横漂演员讲表演课、在重庆黔江给当地影迷做电影公益放映交流、在陕西韩城给当地群众朗诵诗词，在井冈山慰问老区群众……在这些公益活动中，我亲身感受到了我们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还有当地百姓的热情，以及人民群众对于优秀文艺作品的关注与期待，这些都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该汲取的营养，是我永远保持热情、永远向前的重要动力。

2015年8月，祝希娟(左二)参加中国影协文艺志愿服务团赴包头慰问演出(摄影田园)

访后跋语

这些年来，看着祝希娟老师的一头黑发渐渐斑白，再到现在满头银丝，感慨时光如梭，岁月留在了这位经历、见证、参与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艺术家身上，也留在了她的电影、电视和舞台作品当中，以及深圳文化事业发展的成就上。她是中国影协的顾问，是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也是深圳影视行业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但对于祝希娟老师来说，从来没有什么功成身退，也没有什么退休“躺平”，她把“永远向前进”的座右铭从银幕上带到了生活中。

在战乱中出生，从李庄的小学再到上海，光阴流转，祝希娟老师带着直率的性格和天生的灵气，一步步走上大银幕，一步步走进观众当中。她总说自己很幸运，幸运遇到恩师、遇到挚友、遇到良人，而最幸运的是遇到这个伟大的时代。从旧时代走来，祝希娟经历过苦难，对文艺创作、角色塑造和创业建设的可贵机会都非常珍惜，同时，她又非常果敢、率性，至今保留着质朴、直率、敬业、担当和自省的优秀品质。电影是她事业的翅膀，但从来都没有阻止过她向前进的脚步，无论是角色塑造、事业选择抑或人生道路，都如此。

不管观众对角色有什么样的评价，作为演员，能做的就是认真创作。祝希娟老师就是这样认真对待遇到的每一个角色，无论是舞台还是银幕，或是深圳特区。

面对87岁高龄的祝老师，我问起保养秘诀，她说要心胸开阔，要保持良好的心态，要对合作的青年电影人包容，要尊重身边的人，也要尊重自己，学会自洽。对于幸运的祝老师，愿幸运之神继续眷顾；对于努力向前进的祝老师，我由衷敬佩、欣赏和祝福。衷心祝愿永远向前进的祝希娟老师健康！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采访人：田园 单位：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7期（总第118期）

责任编辑：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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