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简介：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祖籍河北南皮，当代著名作家、学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原部长。1948年10月1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第十二届候补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授予王蒙“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王蒙先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唯一一位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授予“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的作家。

王蒙先生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创作，因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广泛关注，七十多年来创作了《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这边风景》《笑的风》等小说百余部(篇)，以及散文、诗歌、随笔、报告文学、翻译、传记、文艺评论、学术论文等，先后五次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202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人民艺术家•王蒙创作70年全稿》(61卷)，共两千多万字。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俄、泰、意、印尼、越南、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荷兰、瑞典、波斯、土耳其、乌克兰、阿拉伯等多国家、地区语言，以及蒙古族、朝鲜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等我国多民族语言，共三十余种。王蒙先生获俄罗斯科学院、澳门大学、日本樱美林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一、大美新疆是《这边风景》的创作源泉

牛雪莹：王老您好，您能接受专访，我非常荣幸！2015年，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在写作完成近40年后获茅盾文学奖，授奖词说《这边风景》“饱满生动地展现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图景”，“有力地表达了把中国各民族人民从根本上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和信念”。请问您当年写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是什么？您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部小说？

王蒙：1963年秋天，我参加中国文联举行的读书会，各地文联领导都来参加，后来聊起来，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要经风雨、见世面，但是我基本上没离开过北京，主要接触学校，所以就想离开首都师范大学到地方上工作，他们都表示欢迎。在江西、甘肃和新疆之中，我选择了新疆。我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大事的选择一般是15分钟，小事可以选择一年、两年。”比方说我想换块手表，过了两年还没换，但工作这种大事，我15分钟就决定了。我想离自己熟悉的大城市生活远一点，就去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虽然当时的生活受过一些挫折，但是也还有一些领导对我比较爱护、关心。我去新疆时是北京共青团市委的，团市委书记又给新疆原来的自治区团委书记、后来的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写信，请他多加关心帮助。我到那里后，很快去了吐鲁番，然后又去了麦盖提。当时自治区党委设立的红旗公社做得比较好，我在那儿又待了四五个月，回来后写了些文章还发表了。但是很快，国家形势又有变化，比较强调阶级斗争。自治区领导对我说，“你到伊犁去”，美其名曰劳动锻炼，参加农业劳动，同时还担任人民公社大队副大队长，简单来说就是副村长。这样对我也是一种保护，作为干部来体验生活。我在去麦盖提的路上碰到了自治区分管文化的书记，他对我说，第一，我们希望你真正能够深入新疆的农村；第二，我们希望你能学习多民族的语言。他说深入生活就跟恋爱一样，很难带个翻译来帮着你恋爱。

新疆伊犁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它生产比较发达，生活水平也比较高。伊犁农村里的农民都养着奶牛。但是那时的伊犁也有着国内外各种复杂的问题，再加上新疆在历史上的复杂情况和各民族人民混杂居住，既有非常团结、美好、融合、和谐的一面，也有历史上各种斗争、各种麻烦的一面。比如，青海的回族武装，曾经一直打到过伊犁。有些被日军挤压的东北抗日联军从东北跑到苏联，然后从苏联绕到中亚，从那儿又跑到了伊犁。所以作为原来在北京生活的人，到了新疆、到了伊犁、到了农村，真是太长见识了。因为新疆和多个国家都接壤，所以在新疆既长历史的见识，又长中外关系的见识。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中，新疆伊犁的各民族同胞们碰到了考验、碰到了困难、碰到了痛苦，也碰到了希望。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处处欣欣向荣；另一方面，中苏关系曾经非常友好，后来又发生了问题。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新疆都是生活中的实际存在，所以我所能写的这些内容，是别人很难有的体会。

王蒙著《这边风景》

牛雪莹：茅盾文学奖《这边风景》授奖词更重要的可能是这几句话：“在王蒙与新疆之间，连接着绵长繁茂的关系，这片辽阔大地上色彩纷呈的生活是王蒙独特的语调和态度的重要源头。”请问维吾尔族兄弟的处事经验、思维方式和语言特点对您有哪些影响？掌握汉语之外多民族语言以及外语，对您写小说有哪些影响？

王蒙：对《这边风景》抱盛赞态度的人说，《这边风景》是那个时候伊犁的《清明上河图》，里边光一个打馕就写了三页五页，写他们怎么念经、祈祷，怎么做饭、恋爱、新婚第一夜，怎么赶车、冬天怎么取暖，等等，什么都有。而且那些最具体的东西，好多伊犁人自己都没有注意过，其他不同民族的人更没有注意过。比如，要是缝个扣子，汉族人会朝着自己的反方向把针穿出去，可是新疆的本地民族是朝自己肩膀的方向穿针。因为他们认为，朝反方向出针对别人是有侵犯的，朝向自己就很难碰到别人。又如，木匠用刨子，一般开始是往前推一下，可是俄罗斯人，以及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人，他们的刨子是从外往内拉的。还有说话方式，语言可以互相翻译，但它的说法不一样。比如我们说这个事没办法就说没办法，可是维吾尔族人说没办法，翻译成汉语是“我能有多少办法”。所以我的小说里，用汉语写“又有几多办法”，就是他那个味儿了。除此之外，各个民族既有各种不同的方面，又相互理解、相互同情，比如新疆人敬老、爱惜粮食等，我很喜欢他们。比如咱们一块吃东西，东西掉地上了，如果没脏，咱们拿起来擦擦还可以吃下去，可是如果脏的话，咱没办法就走了。可是新疆同胞呢？能吃的东西掉地上了，一看脏了不能吃了，他会用手挖一挖，把它埋上。又如，去别人家拿点牛奶，走路的时候晃荡一下掉了两滴在地上，他们要赶快把牛奶碗先搁在旁边，过去把滴在地上的牛奶埋起来，不能让牛奶泡在土上就走了，在他们眼中，这罪过太大了。总之，他们的礼貌讲究特别多。这些我都非常熟悉，连它不靠谱的那一面我都太熟悉了。所以我写这些就是写自己的另一个家乡，到现在这些对我来说仍然有一种亲切感，当时在那里的小孩有的跟我还有联系。《这边风景》将中苏关系、边民外逃、敌对分子，还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各种大事都写进去了，可以说它既写了历史，又写了地理，更写了人情。对于我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如果没有真正做到和不同民族的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本书是没办法写出来的。

2021年7月，王蒙在伊犁巴彦岱

写作要有真实的生活体验，要跟你所写的这些人有真实感情。顺便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一个青年要开始写作，可以先从报刊上的短小作品、小文章，就是小小说写起，但是我都是从大长篇写起，为什么呢？因为写作除了“自选动作”以外，在特定时期还得有点适应时代要求的“规定动作”。在你没有完全掌握创作的时候，又由于环境使你写作上不得不含有某些“规定动作”的时候，写长的才可能写好，才能写成。不管写什么，“规定动作”大约得占3000字。如果我要写50000字，这里面占3000字我并不反感。“规定动作”之后的“自选动作”，还有47000字在我手里，我可以写得很好。一看前边那3000字的“规定动作”也都合格，而且比别人写得还好、还真诚、还好看。所以一些维吾尔族的人说，他看《这边风景》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到汉语和维吾尔语的区别，就跟看自己本民族的语言一样。实际上我还是用比较规范的普通话写的，就是有些说法不太一样，但它也合适，有一种亲切感。另外，我的《在伊犁》这部作品最近也引起一些朋友的关注，他们又重新出版、座谈。

新疆虽然有比较复杂的历史，却十分可爱。它的风景美好，生活方式里也有很多美好，有些民族的同志非常注重装饰。比如说，他们虽然没有什么家具，有的地方几乎一件家具都没有，就是地上一个大炕，但是钱多的人会在炕上放一个地毯，钱少的人就放一个羊毛毡子，把炕整个盖起来。吃饭的时候就把一个小炕锅往炕上一放，然后大家都盘上腿、半跪着，或者坐小板凳围着炕一块吃饭、聊天。睡觉也在上面，被窝都叠好了以后，上面要用一个花布盖起来。不管是箱子也好，饭碗也好，都有花布盖着。

我发现我有一个优点，就是很容易和别人亲近，很容易和别人打成一片，我自称“社牛”。1965年4月到新疆之后，我就很注意学习维吾尔语，既跟当地老百姓学，又学习原来自治区行政干校的维吾尔语读本课文，又有父亲给我寄来的《中国语文》杂志，上面刊发了维吾尔语专家朱志宁的一篇上万字的文章，就是《维吾尔语简介》，文章呈现了维吾尔语的发音学、词汇学、语法、句法等。我学得很努力，而且收效很快，差不多三个月以后就可以在会上发言，五个月以后就开始读书了。1965年冬天，我读了近20本很厚的、维吾尔语的书，其中包括一些在苏联出版的。因为乌兹别克语跟维吾尔语非常接近，所以苏联那边也出过大量的维吾尔语的书，包括很多长篇小说。所以我就更容易和当地的农民接近，这使得我到新疆没有两年，很快就在新疆扎下了根。我和新疆的多民族作家、干部、领导、农民、工人、售货员都能聊到一块，对他们的生活观察就比别人细致得多。

2023年5月，王蒙在喀什古城

二、《笑的风》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知识分子心灵

牛雪莹：您的小说《笑的风》引起了很大反响，您说自己是被《笑的风》“迷住了抓住了”，又把它从八万字的中篇小说扩展为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可以谈谈您被《笑的风》迷住、抓住的具体原因，以及您扩写的主旨和想达到的目标吗？

王蒙：《笑的风》在我这一系列的作品中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它表现了在改革开放的一个高潮当中，一些文学界知识分子的各种状况。

王蒙著《笑的风》

这里我有意识地增加了一些国际背景。我写到当时的德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部分是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时西柏林的情况非常特殊，因为当时西柏林作为占领区，四面都是东德，西德成立了联邦德国，东德不承认。柏林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地方属于西柏林，不算是西德的一部分，所以只允许英、美、法、苏四国的飞机经过，但不允许联邦德国的。联邦德国就把飞西柏林的乘客的待遇打造得特别好，不是头等舱但比头等舱更好。比如，乘法国飞机，从欧洲的一个地方飞往西柏林，候机的时候吃的、喝的非常丰富，甚至连酒都有。由于当时中国跟苏联关系不好，某种意义上跟西德的关系很不错，所以西德也很欢迎中国人，因为中国对西德友好，对柏林也友好。

我书里写到了一个真事：一个哥们儿，他的妈妈是德国人。以前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娶德国共产党的人很多，不止一个人。比如，诗人萧三的夫人是德国人，外交家王炳南的夫人叫安娜，也是德国人。这个小哥们儿的妈妈是东德的，爸爸是老干部，他爸爸退休以后，他跟着妈妈到东柏林，可是他拿的是中国护照，因此东柏林、东德都没有权利管束他。他什么时候想上西柏林呢，他就大模大样地溜达着、骑车、开车就到西柏林了。他在西柏林找到了工作，在一家晚报当记者。当时在西柏林挣的钱多，所以他就在西柏林挣钱，在东柏林住。在东柏林听一场音乐会花的钱是西柏林的二十或三十分之一，而且东柏林的乐队照样棒得很。我就说全世界没有人能活得这么滋润。另外我还写到他们从柏林去匈牙利，是因为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的学者卢卡奇。全世界对于卢卡奇的文学评论都有很高的评价。胡乔木同志跟我说过，他常常引用卢卡奇的话，因为卢卡奇作为共产主义的思想理论家，是一个顶尖的、天花板级的人物。卢卡奇参加了纳吉发起的匈牙利事件，后来纳吉被苏军抓住后枪决。当时匈牙利党的领导叫卡达尔，卡达尔说卢卡奇是书生，原来是在书斋里，就让他回到书斋，没有追究他反革命政变的责任。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提起卢卡奇也是肃然起敬，他的文章比苏联的那批教条主义者写得好多了，其中的知识也多，论点也厉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达到了一定程度。

有人说《笑的风》里写了我那次德国的出行，这样说是不对的，我是借用了那次出行，写了那个时代，写了更长的时代，写了中国和欧洲、和世界的关系，也写了人物，尤其是傅大成和杜小鹃的婚姻和感情。这里所谓的德国出行访问只是一个皮相，只是结构故事时的一个小把戏。因为我写这个很熟，但其实我写的东西和我真正的那一次德国之行的关系非常小，我是借这个机会写德国、写匈牙利、写苏联。我们这一代人跟苏联的这种学术上、情感上、文学上、小说上、历史上的关系，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我说一个最令我痛心疾首的事情，我们知道的二战中的苏联英雄很大一部分都是乌克兰人，最感动我的是《青年近卫军》作者法捷耶夫。然而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却变成了死敌，而且照现在这么发展下去，100年、200年，甚至500年，他们都可能是敌人。可是当时为了保卫苏联，乌克兰出了这么多的英雄。我认为全世界只有我出过一本书叫《苏联祭》，《苏联祭》出来以后，我跟我的秘书说，这本书只有越南有可能翻译，我的秘书是学越南文的，原来是驻越南的文化参赞。因为俄罗斯并不希望再说苏联的事，这个是苏联的痛苦，70年那么多伟大的成就，但是倒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来举旗子说不能解散，这个比解体还惨，解体了都没人说你好。

关于《笑的风》，我还想说，小说里时时不忘点明的是新的21世纪，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世界特别是欧洲，是两个德国，是匈牙利和爱尔兰，是卢卡奇与詹姆斯•乔伊斯，是成都的武侯祠，是宁夏、兰州与黄河，杂七碎八，星星花花。或谓是作者在显摆自己的百科全书吗？不，不是，这是在写中国式现代化，这是在写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在写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这是在写我们的新生活、新面貌、新篇章、新快乐与新挑战、新麻烦。我要显摆的是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一样的世界图景，这比显摆我的知识、经历、恩怨与见闻重要一百倍。

《笑的风》还有一个特点是写了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体察和感慨。现代化好不好？中国要不要现代化？我的观点是必须现代化，不现代化中国就灭亡了。孙中山认为清末民初的中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面临的是亡国灭种的危险，而且他不认为我们是半殖民地，他说我们的处境低于那些殖民地，低于印度、低于南非、低于伊朗，我们是次殖民地，我们是比殖民地还差的处境，全世界谁想剌一刀就能来剌一刀。为什么会爆发五四运动呢？因为青岛本来是被德国占领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了，而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是巴黎和会上日本人却提出来要管理青岛。这种侮辱，就是一人一刀。俄罗斯从东北那边割、从蒙古那边割，连葡萄牙都可以随便割一块走，所以我们了解那种心情。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里曾说过类似的话，如果我们不努力，如果我们一直落后，是会被地球开除球籍的。他这话说到什么程度了？开除球籍，就是亡国灭种，就是不配当一个国家。所以我们要现代化。现代化在世界上是一直有争论的一个命题，有一部分所谓“白左”，有一部分“西马”反对这个名词，不但反对这个名词，甚至反对“发展”这个词，说世界本来就是多样的，为什么要制造“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名词？就是为了让人家失去信心，就是要摧毁人家的文化。因此批判现代化在西方是很时髦的一种思想、一种理论。所谓现代化引起的认同危机就是找不着自己了，认为现代化就必须学西方，所以中国现在提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太重大了。“四人帮”张春桥说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我们不能够现代化。邓小平同志说，张春桥这套还不如朝鲜，虽然朝鲜不算先进，但是它不折腾，中国又穷又落后，又往死了折腾，所以这个也不行。但是现代化绝不等于是庆祝会加庆祝会，现代化是要付出代价的，现代化是有困难的。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笑的风》里的白甜美。“五四”以来所有的爱情小说都有一个无可质疑的公式——父母包办婚姻是极端落后的，是痛苦的根源，是封建主义，自由恋爱才是幸福的来源。我无意为父母包办婚姻辩护，但是自由恋爱的就幸福了？自由恋爱有它的困难，同样能活活要你的命。自由恋爱最后俩人动了刀子的也有。我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作品就是《活动变人形》。在《活动变人形》里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倪吾诚是真心真意地追求现代化的，但他现代化得了吗？首先他挣不到钱，一个男人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养活不了，还要现代化，还要自由恋爱，自由恋爱的结果是什么？中国爱情婚姻的现代化进程中，有多少遭难的妇女？我统计不了这个数字，我认为这种情况有几个大高潮，“五四”时期是一个高潮，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是一个高潮。当时我的伯父在家乡已经结了婚，有两个女儿。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跟着国民党到了大后方，在大后方又讨了个老婆，前前后后又生了五六个孩子，然后他回来跟原来家乡的老婆离婚。在家乡的老婆得罪谁了？她变成了封建势力的符号。所以《笑的风》里的傅大成死活不能留住白甜美，因为白甜美就是封建主义的符号。但是白甜美实际上非常可爱、非常能干，是各方面条件都相当优秀的一位农村女性，而且不是一般农村女性，也有知识、有进取心、懂得社交。

我在实际生活中遇到过这种人，她这一辈子就担心一件事，就是丈夫再过两年就一定要把她甩掉。我也真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丈夫非要跟她离婚，离了婚以后她当场要在法庭自杀，脑袋往墙上撞，好在法警早有准备，没有让她自杀成。所以查建英说过，“五四”以来真正同情妇女的作家，现在我看到的全中国只有一个，就是王蒙，再没有第二个了，因为他真实。

我在书里也写了这个情况，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也会留下各种各样的伤痕。现在还不断的有父母干涉子女婚姻造成悲剧的事情，这是另外的问题。我只是要说一句，中国必须现代化，且必须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但是现代化绝非一帆风顺、绝非舒舒服服，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笑的风》其实是反映了整个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转型的过程中、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小康的过程中，各种世态人情、各种快乐和不快乐。咱们领导人也强调要讲中国故事，中国故事包括方方面面，作为文学来说，还是很有意思的。

三、以不同笔墨幽默书写中国故事

牛雪莹：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作家的重要职责，您在七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深邃思索，保持着对人生哲理的不倦追求，保持着对风云变幻时代的深刻感受和理解，我特别好奇，您的小说怎么能在创造丰满生动的人物的同时，又以那么多引人入胜、精彩纷呈的故事吸引读者？

王蒙：我有一部作品，他们在改编成电视剧、电影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好事儿、坏事儿都可能成为好故事”。譬如说，爱情的成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爱情的失落也可以很动人，让你一辈子都为之感动、为之泪下。所以在《笑的风》里，我是把我们现实的生活文学化，把我们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人文学化，把非常现实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表现出来。但是有一点跟过去不一样了，毕竟写《青春万岁》的时候我才19岁，我现在是91岁，现在的感慨更多，我更爱随时回想以前的事，因为以前的事也很有价值，你离开了它以后，没有人熟悉它，它就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我三岁时日军就打入北京了，阜成门等各种地方都有日军带着军犬在那站岗，所有从那经过的居民都得给他们鞠躬，鞠完躬才能够过去。我早就知道山本五十六，因为他死的那天我大概上小学三四年级，当时每个小学都有一个日本教官，这一天日本教官来了以后面色凝重，先在黑板上写“山本”两个字，然后让全班同学站起来默哀，说山本被打死了。这些事我都亲眼见过。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生活里有好的一面，也有困难的一面，什么都见过，也挨过饿，也吃饱了撑的过，什么都有，但是我们这辈子最不缺少的就是热闹，可真长见识啊。上小学时，大街上就是日本人。中国人最反感日本男人夏天光着脊梁，穿着一个裤衩，晃晃悠悠在那走。反正别人没见的我们全见了。好事也碰到不少，坏事也一大摞，让你哭笑不得。但是从文学上来说，我们有富矿。所以你看《笑的风》里，我随手就可以回忆一些别的事，比如包括原来东北人的情况，东北那边的某些习惯、某些说法，还有傅大成学外语，跟边疆地区、国外谈判会见这些事。所以我觉得要写小说，你且写不完呢。

牛雪莹：同样写作家的生存状态，您的《蔷薇蔷薇处处开》跟《笑的风》似乎不是同一套笔墨？

王蒙：我写作确实不是一套笔墨，我写新疆和写《青春万岁》绝不是一套笔墨，写《青春万岁》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不是一套笔墨。我的特点就是有好几套笔墨，有时词用得特别多，但是我也写过300字一篇的微型小说。《尴尬风流》里没有一篇超过千字，200字的也有，300字的也有，500字的也有。我还写过《成语新编》，这对我来说也很重要，特别是把“鱼目混珠”新解为“珠混鱼目”。我的小说《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实际受的是安徒生的影响，他把一件衣服的经历写活了。小说中女主人公在她新婚的时候得了一件比较高级漂亮的衣服，新婚以后很多形式都变了，她那件衣服不能往外穿，所以就一直在箱子里边放着，最后到改革开放，她能穿了，但那时候她身材穿着也不合适了，另外这件衣服也已经非常过时，显得很老气了。改革开放以来又是港式、又是巴黎式、又是意大利式、又是俄罗斯式的，什么服装都有，谁还穿那个去？所以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就这样完结了它的历史使命。这也是我不被人注意的、但是我自己绝不会忘记的作品之一，那是另一套笔墨。我有的作品还有点半文言的味道，有的写得非常散，但是也有写得很集中的。所以我的特点之一就是，不是一套而是好几套手艺，十八般武艺。

牛雪莹：您的作品常以幽默笔触处理沉重主题，通过幽默的写作风格在作品中呈现人生奇观。您为什么会选择用幽默的手法来表现？对您来说幽默意味着什么？

王蒙：爱尔兰有个“布鲁姆日”，就是根据詹姆斯•乔伊斯最著名的小说《尤里西斯》来定的。可是《尤里西斯》当年不但没有人看，而且骂声一片。有一次爱尔兰的“布鲁姆日”，我去他们的大使馆的时候，用英语给他们讲了一段，我说詹姆斯•乔伊斯这个文学节使我想起了中国的端午节，中国的端午节是大诗人屈原自杀的日子。我有一个想法，让作家活着的时候过得稍微好一点，别把他们迫害死了再纪念他，那个爱尔兰大使也是哭笑不得。幽默非常重要，你把它变成了一个笑话、一个谈笑了，人生中就会有很多谈笑的。在我的一个作品里，我用三句话给幽默下了个定义，第一句是，幽默感就是智力的优越感；第二句是，泪尽则喜，你流完泪了，就越来越高兴了；第三句是，从容、超脱、聪明、透彻，才能幽默。

四、年轻人尤其要学习

牛雪莹：您的文学生涯是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密切关联的，近年您也积极评介青年作家，但当下青年写作常被诟病为沉溺于个体叙事、疏离历史纵深。作为共和国文学“书记官”，您如何看待代际经验断层导致的文学史观稀释的问题？作为人民艺术家，您对当前文学创作有什么期望？

王蒙：你说的也很对，因为相对来说，我们这一代在青年时代经历了国家的大变化，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等，都对我们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不知道真正的历史，不知道真正的世界，不知道真正的中国，不知道真正的一个个地区，这样你只是写一点零零碎碎也可以，也有人喜欢看，就是所谓杯水风波也好，自己的一点小的体会也好，或者说点俏皮话儿也好，这当然都可以，但是毕竟还有更有分量的东西在等待着我们。

牛雪莹：青年是未来，是希望，您对青年人有什么期望？

王蒙：现在我对年轻人最大的期望就是学习，我只能提这么一个意见。我上学上的有限，因为我14岁的时候，从初中一年级跳班去考学，考高中，考学校，然后我就是地下党了，很快参加工作。但是我爱学习，我的维吾尔语是自学的，通过维吾尔语我又或多或少地掌握了乌兹别克语。我在访问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时候讲话用的哈萨克语。最近，阿拉木图出版我的《这边风景》，我给他们录的视频也是用哈萨克语讲的，哈萨克驻华大使馆给艾克拜尔•米吉提授勋，我也是用哈萨克语讲的话。我访问伊朗的时候，在德黑兰用波斯语致辞。2003年，我访问日本的时候，在栗原小卷主持的欢迎会上，我用日语讲话，因为我刚才讲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学过日语课。同样也是2003年，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授予我博士学位的时候，我用俄语讲话。英语用得就更多了，在哈佛大学中美作家交流的时候，主旨发言我是用英语讲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0周年时，我和当时新华社驻海外的记者田薇在CCTV 9(现CCTV news)有一个半小时的dialogue，谈中国作家的命运。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的家属和遗产委员会邀请我去德国进行为期六个星期的访问，我当天晚上就报名参加了德语学习班。六个星期虽然不能完全学会德语，但是我可以得意洋洋地说，现在我到了德国，抓起电话就可以叫出租车。

有人还问我，学这些有什么用？我说第一，它有利于和世界沟通，走到哪我都不陌生，你也不认为我是个陌生人。第二，学习永远是学在前头、用在后头。现在如果需要发小舌音，去临时学，但明天我就要见法国人，我今天赶紧学法语，那行吗？必须30年前就学到东西，什么都学。学习起码可以避免你做坏事，你有工夫就学习去了，比你去干坏事，比你去偷鸡摸狗、打牌醉酒好多了。所以我对青年人的期望就是爱学习，真正能爱学习，别应付。到现在我都追着网络、电视，世界风云我都关心，这世界太好玩儿了，你做梦、写小说都追不上。人要学习，年轻人尤其要学习，如果只靠一点小聪明写作，是很可怜的，你得不断提高自己。成长的过程是没有结束的，要学习，要懂这些大事，要懂国家民族，要懂世界。你学习，你多知道点事，活这一辈子跟少知道点事就大不一样，不那么可怜巴巴的了。

2016年应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文化论坛组委会邀请，王蒙先生出席第五届圣彼得堡国际文化论坛。图为王蒙先生赠送俄罗斯文化部长俄文版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

访后跋语

授予王蒙先生“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时有这样的话：“王蒙从事创作六十多年，笔耕不辍，写下了大量有代表性的文艺作品，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王蒙先生算得上一部活动的当代文学史，他的人生经过大风大浪，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滑铁卢甚至是灭顶之灾，但1981年他说：“我得到的是大有作为的广阔的天地，得到的是经风雨、见世面，得到的是二十年的重聚和教训，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我如今的起点在这里。”故国八千里，指从北京到新疆的距离，二十年重聚和教训，指的是做伊犁红旗公社副大队长，跟新疆各民族同劳动、共命运，这是王蒙最重要的聚合。王蒙被认为是当代文学走向现代写作技巧的开拓者，他创作的转折点或者说新起点其实是在伊犁，藏在尘封近四十年、具有史诗风格的《这边风景》之中。在这次专访中，王蒙先生没有“高屋建瓴”“上纲上线”讲自己在新疆生活的感悟，而是用鲜活生动、原汁原味的细节，描绘新疆各民族的习俗、语言对他的影响。这些都可以从《这边风景》中那种具有特殊意味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特点中，得到印证。他说新疆各民族对他恩重如山，感人肺腑。

《青春万岁》是王蒙19岁时写作的，迈进90岁门槛后，《蔷薇蔷薇处处开》引起文坛热烈讨论。王蒙关心民族和国家命运、国际局势，《中国天机》《苏联祭》等名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王蒙致力于描绘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史，《活动变人形》创造出倪吾诚、倪藻父子的生动形象。描绘新时期作家生存状态的《笑的风》跟肖洛霍夫名作《一个人的命运》有相当可比性，该书尺幅千里地描绘个人命运和时代风云，水乳交融地呈现浪漫与现实、进取和纷争、激情和悖谬，人物活灵活现，故事曲折有趣，文笔犀利，是21世纪引起强烈反响的长篇小说。王蒙先生看过采访提纲后表示：“如果不提记者采访式的一般性无所不包的问题，而提一两个更具绝对个人色彩的小而见大的焦点，可能更有效。”这个“小而见大的焦点”，可以看作是王蒙先生详细述说长篇小说《笑的风》里的“国际背景”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话题。这是许多当代评论家评《笑的风》涉及不多却相当重要的话题，王蒙先生谈得深刻有趣。

有评论家认为《活动变人形》《笑的风》是“自传性”小说，定位欠妥。作为写作时间长达70年的著名作家，又曾是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领导，王蒙熟悉作家圈，他俯瞰滚滚红尘中的作家群体，提炼并创作出小说人物和故事。这些小说人物和事件都经过典型化，可能人物面目取自东北，心灵取自海南，行踪取自山东，影响取自山西。小说是王蒙先生对芸芸众生的理性思索，他本人并不主张“原型说”。《活动变人形》《笑的风》《蔷薇蔷薇处处开》不是同一套笔墨，但关注知识分子命运，描绘时代变革中的知识分子心灵史，却一以贯之，而且有着内在联系。

*本文系202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网络视听壮大主流价值与文化强国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25ZD07)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海洋大学王蒙研究中心温奉桥教授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致谢。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采访人：牛雪莹 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8期（总第119期）

责任编辑：薛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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