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网红现象与粉丝经济共同勾勒出一幅全新的社会文化图景。从短视频平台上一夜爆火的素人博主，到社交媒体中拥有庞大粉丝群体的意见领袖，网红凭借社交媒体的强大传播力渗透进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粉丝经济作为其衍生的经济形态，其影响力不容小觑。粉丝们不仅为网红提供情感支持，更是通过消费行为成为网红实现商业变现的关键力量。这两种现象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在文化传播、消费、娱乐等多个领域引发了深刻变革，有其丰富的研究价值与广阔的探讨空间。本刊特约请多位专家学者从艺术学、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等视角解锁网红现象与粉丝经济背后的密码，探索其发展轨迹、文化内涵、传播路径、经济价值、社会影响和未来发展趋势，以期为理解当代社会文化变迁提供新的视角。

技术迭代、情感资本与算法神话：中国网红文化的多维透视

【内容摘要】 网红群体呈现出动态开放的特征，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信息门户时代的草根狂欢、社交媒体时代的资本转换和智能媒介时代的虚实共生。网红的生命力源于情感劳动与“资本—情感”兑换机制，与其提供的情绪价值密不可分。要实现从“网红”到“常红”的跨越，必须超越算法依赖，在文化本真性、技术批判性和情感公共性之间建立平衡，通过情感资本的持续积累创造稳定的高情绪价值，从而突破“昙花效应”的周期律。

【关 键 词】 网红文化 技术 情感资本 情绪价值 算法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后，网红现象在中国逐渐成为兼具经济价值、文化魅力、社会争议的多重景观。在微信、微博、抖音、TikTok、快手、B站、小红书、YouTube等平台搭建的数字空间里，各类网红成为被围观、被追捧、被消费的对象。从“后舍男孩”的恶搞风潮到李子柒的文化出海，从李佳琦的激情促销到董宇辉的知识带货，网红构成了当下富有张力的文化现象，催生了数字时代的造富神话，也成为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奇兵，是观察当代中国的绝佳窗口。要理解和研究网红现象的轰动性、泡沫化、复杂性和生命力，亟须从概念界定出发，沿着代际更替的脉络，厘清技术、资本和文化的共生逻辑，进而探寻其价值内核与未来可能。

一、网红到底是哪些人：网红概念的“家族相似性”及其争议

当我们谈起网红时，首先会想到什么？网红只是中国的文化现象吗？网红到底包括哪些人？名人或明星上网后会自动变成网红吗？网红还有其他名字吗？网红为什么总是伴随着争议？一旦我们认真分析这些问题就会发现：在网红的界定、命名和传播过程中，潜藏着许多数字时代身份流动的悖论和镜像，跨语境的术语集合也反映了技术赋权与资本规训的博弈。

在中国，网红既可以是名词，用来描述在虚拟空间上有很大影响力的特定群体；也可以是形容词，用来修饰因网络而走红的物理空间或地方，如网红城市、网红村落和网红打卡地等，显现出虚实共生的文化形态。在注意力经济盛行的时代，网红是一个全球现象。网红在中西方语境下衍生出大量同义词及相关概念，具有极强的张力，形成了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这些概念虽然边缘模糊，但又具有“粗略精微的各种相似”，形成“盘根错节的复杂网络”。维特根斯坦提出这一概念的根本目的是对追求“普遍本质”的批判，对于我们了解各种网红概念的复杂性也很有益处。

根据澳大利亚学者克里斯托•阿比丁(Crystal Abidin)的界定，中国的“网红”(Wanghong)是“网络红人”(red on the internet)的简称，主要指通过高流量为电商或社交媒体广告导流的用户。这个界定概括了网红的四个特征：高流量属性、社交媒体依赖性、高频受众互动性和经济关联性。网红与受众/粉丝间存在持续流动的关系(如“路转粉”“粉转黑”等)，因此有学者认为：网红只是一种状态，而非一种身份。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名人和明星上网后未必可以成为网红，这是因为：如果名人或明星之前就拥有了稳定的名气，在上网之后不接地气，没有实现“破圈”，没有再次引起公众的关注，即便依然拥有巨大的粉丝团，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网红。

和网红最接近的术语是“网络名人”(Internet Celebrity)，即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得广泛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个人或实体。还有以下相近的概念：“关键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简称KOL)或“大V”(Influencer)，强调的是其在公共话题或商业领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还有“社交媒体红人”(Social Media Star)，侧重描述网红的娱乐性及其与社交媒体的共生关系。网红也经常被认定是“内容创作者”(Content Creator)、“视频创作者”(Video Creator)，是新型的文化生产者，如B站UP主、油管网红(YouTuber)、图文网红(Insta-famous)等，这些概念暗示着凭借自媒体和原创内容(视频、图文)，网红也可能拥有核心竞争力或新质生产力。“网红经济”(Influencer Economy)、“网红营销”(Influencer Marketing)和“头部网红”(Top-tier Influencer)意味着网红在当代经济结构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变现能力，正如有学者所说：“网红”的“红”象征着财富、成功与流行，“网红”与“走红”“爆红”“红火”“蹿红”等词共享“红”的内涵与外延。而“正能量网红”“主流网红”“政企网红”的出现和宣传，则体现了国家对数字空间的治理策略和网红主流化的倾向。

网红还有很多具体“名号”或“分身”：“带货网红”(E-commerce Influencer)、“知识类网红”(Edu-tainer)、“美妆网红”(Beauty Influencer)、“穿搭达人”(Fashion Influencer)等概念，它们强调了网红的细分领域。日本的“网络艺人”(ネット芸人)和韩国的“吃播博主”(Mukbang)等名称则暗示着网红也存在着明显的国别差异和地缘特色。“爆红人物”(Viral Sensation)、“过气网红”(Has-been Influencer)突出了“网红”的突发性、时效性和不确定性。“虚拟网红”(Virtual Influencer)、“虚拟主播”(VTuber/Virtual Streamer)、“数字名人”(Digi-celebrity)、“AI生成网红”(AI-generated Influencer)、“虚拟偶像”(Virtual Idol)、“元宇宙化身”(Metaverse Avatar)、“物理—数字混合网红”(Phygital Celebrity)等概念揭示了网红的技术迭代和媒介属性。

此外，网红有时也约等于“微名人”(Microcelebrity)或“微影响力者”(Micro-influencer)，这两个概念指的是微时代在垂直领域的小众网红。起初，它的粉丝数量可能不多，但黏性很高，扩散很快。这里的“微”并非微小、微弱或微茫，而只是萌发期的草根状态，这种状态被描述为“颠覆性的琐碎”(subversive frivolity)。网红或许具有强大的潜能：“那些通常被边缘化、被视为无关紧要且无实际产出的实践或事物”，“恰恰因其在主流视野之外悄然生长的特性，蕴含着被严重低估且鲜受关注的生成性力量”。这一描述也解释了“网红”为什么总是容易受到关注：他们虽然起于微末，但常常会逆袭翻转，终成大器。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许多“网红家族”词汇的高频出现意味着“网红”在审美、消费、道德、文化领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正如一些词经常暗示着“网红”的偶然性、低门槛或速生速死，例如“昙花一现的网红”(Nine-day wonder / Flash in the pan / One-hit wonder)、“自制名人”( DIY Celebrity)、“速成网红”(Instant Online Celebrity)、“十五分钟名人”(15 Minutes of Fame)、“九天奇迹”(Nine-day Wonder)、“三月热度明星”(Three-month Celebrity)、“流星网红”(Social Media Meteor)、“病毒式成名”(Viral Fame)、“流量乞丐”(Clout Chaser)、“追逐流量者”(Clout Chaser)、“名声泡沫”(Fame Bubble)，等等。在中文语境下，“网红”也经常被贴上具有“污名化”特征的标签，如“网红脸”“网红滤镜”“网红行业”等，这些概念使网红天然具有了负面意味或处于不利位置，暗示着一些不良现象与网红如影随形，如数据造假、刷流量、买粉丝、炒作、过度营销、抄袭、盗版等，这也意味着“网红”作为公众话语，正处于道德恐慌、媒体争议和营销炒作的漩涡之中，聚集了流量时代的深层矛盾。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互联网语境下，网红文化已经成为最能体现全球化的文化形态之一，它模糊了名人与草根的界限，既是真实的自我呈现，也不乏算法与流量的加持；既可以是正能量的传播载体，也容易深陷商业利益的纠葛。作为一种开放的概念集合，网红现象无需共享单一本质特征，其通过“流量获取”“粉丝互动”“网络依赖”等特征，形成了一种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动态系统。

二、网红从何处来：技术演进与网红迭代

各种各样的网红概念都在反映一个事实：网红是人类与互联网深度连接和融合的结果，技术突破和平台迭代催生了不同类型的网红。基于媒介技术的转型，中国互联网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信息门户时代(1994年至2004年)、社交媒体时代(2005年至今)、智能媒介时代(21世纪10年代至今)，三者构成叠加、渗透而非相互替代的关系。依据互联网技术、平台生态和文化特征的演变，中国网红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和代际划分。

第一代网红产生于信息门户时代，可称之为“文字与图像”型网红。这一时期的互联网处于Web1.0时代，只具备基本的连接功能，即个人可以通过信息门户网站与工作、生活系统连接起来，形成在线社区或支持离线群组，如BBS(论坛)、电子邮件、网上书店、聊天室、QQ报刊网络版、博客等，技术上从拨号上网逐渐向宽带普及。在校园网、博客、天涯社区、西祠胡同、猫扑、榕树下等平台上，出现了第一代网红：木子美在新浪博客公开性隐私引发伦理争议，预演了“私生活商品化”；芙蓉姐姐在“北大未名”BBS上通过夸张的S形摆拍，挑战了传统审美；街头流浪者犀利哥由于摄影照片意外走红，显示出素人的奇观化；凤姐以征婚启事大肆炒作，成为“自信过剩”的全民嘲讽型网红，天涯社区、猫扑、新浪博客衍生出“信凤姐，得自信”等网络梗，其走红也标志着中国网红从“展示自我”向“制造话题”甚至“制造冲突”的炒作模式转型，为后来的“抽象文化”等网络亚文化奠定了基础。此外还有在校园网上发布恶搞视频的“后舍男生”等。第一代网红以炒作、恶搞为主要表现方式，其商业变现主要依赖出书、通告费和代言等网络之外的途径，商业价值有限且短暂，但也为后续网红的变现开拓了空间。正是在这一阶段，网红经济初见端倪。

第二代网红产生于社交媒体时代，可称之为“社交”型网红。这个时期的互联网进入Web2.0时代，移动通信媒体应用程序加入网络，交互式双向的社交平台出现，允许用户创建和交换生成的内容。西方出现了博客、脸书/元宇宙、照片墙(Instagram)、阅后即焚(Snapchat)、油管(YouTube)、推特(Twitter)等平台，中国出现了微信、微博、抖音、快手、优酷、土豆、B站、小红书等平台。通过发布文字、制作短视频、电商直播等途径，中国网红形成了日益丰富的类型，如短视频吐槽、电商直播、知识带货等，其变现模式主要有广告植入(如Papi酱)、直播打赏(如冯提莫)、电商分成(如李佳琦)、知识付费(如罗翔)、品牌代言(如刘畊宏)等，这也标志着网红经济进入成熟期。“网红”也成为了当时的热词，2015年，《咬文嚼字》杂志将其列为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之一。

第二代网红是当下最具影响力的网红类型。从商业活动的底层逻辑来看，第二代网红延续并发展了第一代网红对注意力的争夺，同时借助社交媒体的种种属性，将变现活动与网络紧紧捆绑在一起。其特征主要有：其一，内容生产呈现低门槛化。手机拍摄、傻瓜式剪辑工具、直播连麦等技术降低了内容创作的专业性，使普通网民和素人无需经过严格训练就能成为生产主体，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其二，网红与粉丝互动频繁，建立了虚拟的“亲密关系”；其三，MCN(多频道网络)机构兴起，催生了网红的精细化分类和“网红供应链”业态；其四，算法和流量日益重要，平台通过用户画像(如地域、兴趣标签)将内容精准推送给潜在受众，实现裂变式传播；其五，网红主流化趋势加强。草根网红受邀参加央视春晚和各种活动，文旅局局长化身代言人以网红方式推广旅游，政策监管(税务整顿、内容审核等)加强等，都加快了网红主流化的进程。

第三代网红产生于智能媒介时代，可称之为“虚拟—智能”型网红。这个时期的互联网进入Web3.0时代，用户借助虚拟的数码化身、代理在虚拟世界里生活、娱乐、工作，通过虚拟现实或者通过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创造和传播信息。网红以虚拟偶像、数字人的形式出现，如虚拟歌姬洛天依(2012)通过语音合成软件演唱歌曲，登上央视2021年春晚舞台，并为肯德基、华为等品牌代言。字节跳动与乐华娱乐联合推出虚拟女团A-SOUL(2020)，实现了直播互动、舞蹈表演，并建立粉丝共创会；“虚拟美妆达人”柳夜熙(2021)发布了结合国风与赛博朋克风格的剧情短视频，单条视频涨粉百万；国内首个超写实虚拟数字人AYAYI(2021)为LV、保时捷等品牌代言，开创了虚拟数字人代言高端奢侈品的先河。在引入面部捕捉技术之后，数字人甚至能够用微表情激发粉丝的情感共鸣。这个时期的网红展示了后人类时代的另一种主体性，其特点是全数字化存在、智能驱动、虚实共生、零丑闻风险等。

从电脑端到移动端，从多媒体到智能媒介，不同时代的媒介展示了网红所依托的技术演进逻辑。从表达形态上看，网红经历了从纯文字、图文到短视频、直播、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的过程。从变现模式上，网红经历了从广告、电商到知识付费、数字资产的演变。从文化影响上看，网红经历了从草根娱乐到自我品牌化、全球文化输出的发展阶段，也体现出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张力。

三、网红何以这样红：粉丝热忱和情感资本的形成

由于技术迭代速度、网络平台、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中西方网红有很多差异，但有一点却是相似的：网红在兴起和传播过程中，创造了丰富而特殊的情绪价值，催生出强大的粉丝粘性与粉丝热忱——粉丝持续关注网红(品牌/创作者/内容)，与其保持高频互动，进行有深度的情感交流，同时经常表现出强烈的消费冲动，甘愿为之投入时间与金钱。正因如此，网红职业的变现能力极为可观，其收益来源包括订阅、广告代言、创立独立品牌或与品牌联名、知识付费、带货、打赏等方式。部分头部网红的影响力甚至堪比5A级旅游景区，能一人带火一座城。以上这些在中国互联网生态中不断复现“造神运动”和造富神话。

网红为什么会有如此的“魔性”？网红创造的情绪价值到底是怎么产生的？粉丝粘性和粉丝热忱又为何出现？这里不妨借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框架来解析这一现象。布尔迪厄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中提出：任何趣味都不是自然的、纯粹的，都是习性、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行动者通过经济资本(物质财富)、文化资本(眼光、审美配置、文凭和知识技能)、社会资本(可调动的群体关系网络)和象征资本(被社会认可的符号化权威)的动态转换，逐步掌握特定场域的话语权。在《实践理论大纲》中，布尔迪厄认为：各种资本并非静态并列的“资源”，而是不断与其他资本联系，并根据使用方法增减和相互转化、相互赋权甚至误认，如经济资本需通过文化资本实现“合法性包装”，“与一个家庭或一个姓名直接联系的声望或名气之类的象征资本，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经济资本”，“物质资本可以转化为象征资本，而象征资本又可以重新转化为物质资本”。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主要针对的是工业化后期至消费社会初期的欧洲社会，尤其指向当时的静态阶级结构和阶层固化，但对分析当下的网红现象也不乏启发——这种动态的资本炼金术，正是当代注意力经济中符号权力运作的核心机制。

比如，在直播电商领域，一些头部网红之所以具有超强的带货能力，从资本的角度可以有如下分析：其一，网红本人具有极强的表现力与感染力、强共情能力、行业深耕的能力(技术资本)；其二，网红团队拥有议价权，敢号称“全网最低价”(垄断资本和经济资本)；其三，网红团队具有选品与品控能力(粉丝可以建立“闭眼买”的信任感)以及强IP的运营能力，包括平台首页推荐和算法加权(流量资本)。粉丝通过网红的选品逻辑(文化资本具身化)、议价能力(经济资本转化率)、平台荣誉标签(象征资本制度化)等要素进行阶级区隔，实质是对符号权力关系的无意识确认，对不同的社会行为赋予相应的地位和区别，对其进行阶级区隔——选择某网红的直播间，既是对商品性价比的评估，更是对“主播—消费者”符号权力关系的无意识确认，也是一种对其他资本形式的误认性认可(例如将网红“选品专业度”归因为个人品德而非商业垄断)。

西方学者在分析网红现象时，也将网红和粉丝的互动界定为资本的转换。比如克里斯托在《网红：理解线上名声》(Internet Celebrity: Understanding Fame Online，2018)一书中，结合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平台特征研究和情感劳动理论，将网红的特质概括为“四E”，即独特性(exclusivity)、奇异性(exotic)、卓越性(exceptionalism)和日常性(everydayness)，每种特质都对应着一种特定的资本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技术资本或社会资本)，它们构成了网红资本，奠定了流量、可信度、情感粘性的兑换系统，创造了丰富的价值。网红也因此能够激发兴趣和关注，包括正面评价(出于钦佩或爱慕)，也包括负面态度(出于厌恶或评判)。这种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也符合当下网红与粉丝的现状。

如果将布尔迪厄的理论与克里斯托的平台特征研究、情感劳动理论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发现：网红所产生的粉丝热忱是习性/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最核心的资本除了原有的资本形式之外，还应该包括一种新的资本：情感资本。

情感资本产生于网红提供情绪(情感)价值、粉丝赋予其意义的互动过程中，是网红与粉丝通过双向情感劳动共同建构的符号化资源，其主体既包括网红通过人设经营、内容创作和互动仪式所投入的情感劳动，也涵盖粉丝以参与、消费、二次创作等方式反馈的情感能量。网红创造、维护着情感资本(如保持真实性)，粉丝通过选择关注或取关行使着“情感投票权”，共享着情感资本。网红通过情感劳动(经营人设、积累和生产资本等)，将自己的特质/资本转化为可供分享或消费的情绪价值或情感价值，比如知识类博主将文化资本转化为认知陪伴和思想引领，平台主播将颜值或身体资本转化为爱慕或虚拟的亲密关系，搞笑博主将表演资本转化为情绪宣泄的出口，等等。网红这种旨在吸引、维护、“创造”粉丝的情感劳动可以被称为是一种“表演性劳动”，具有真实性、平凡性、亲密性等特征。同时，粉丝也通过自己的情感劳动(浏览、弹幕、评论、打赏、应援、控评、反黑粉、维护数据、二创、社群维护、参与网红的叙事建构等)，换取、获得网红拥有的资本/情绪价值。情感资本如同“情感银行”，情绪价值如同“情感货币”，前者用于储蓄和投资，后者用于支付和消费。在隐秘的资本兑换和看似自然的情感互动中，有趣、有爱、有用的情绪价值被创造出来，粉丝粘性也得以凝聚(涨粉)、挥发乃至消散(掉粉、脱粉)，网红经济也正是建立在这种价值交换体系之上。

有学者认为：“崇拜、认同和模仿是研究名人文化的关键主题。”这一观点，对网红和粉丝来说也同样适用，崇拜、认同和模仿的过程也是资本—情感的双向交换：网红通过人设经营将技术/文化/社会/象征资本转化为情绪价值，粉丝的崇拜、认同和模仿心理被转化为可积累、可流通的符号资源，通过注意力消费完成资源兑换。情感资本既包含网红建构的符号权威，也涵盖粉丝的理想自我投射，其厚度取决于双方情感劳动的真实性与参与深度，温度则源于互动中的情感共鸣。我们可以在很多案例中发现资本—情感的转换以及情感资本的效果。

多次入选B站年度百大UP主的手工耿(耿帅)，以各种无用、奇异而搞笑的“工业废土创意发明” (如“钢琴烤串车”“自制倒立洗头机”“洗头搓澡剑”“脑瓜崩辅助器”等)著称，被《纽约时报》称为“无用爱迪生”“中国废品艺术的非官方教父”，有着“发明界的泥石流”“耿哥出品，必是废品”等“美誉”，获得中外粉丝热捧，仅在B站就拥有粉丝数812.3万，获赞数5466.8万，视频播放数9.2亿次。手工耿的“家庭小作坊”式真实场景强化了亲民人设，通过荒诞发明与自嘲式表演，将技术资本转化为集体情绪宣泄。视频中夸张的机械故障、一本正经的“无用发明说明书”和“耿哥劝退”式幽默，消解了工业理性的压迫感，为粉丝提供了解压快感与草根叛逆的共情符号。

董宇辉在东方甄选双语直播时，凭借信手拈来、出口成章的才华和知识储备，以“知识游牧者”形象满足读者群体对精神疗愈的渴求，通过“边卖货边上课”的反差模式，建构“学习型消费”的情感溢价，将文化资本转化为认知陪伴与精神共鸣，也成就了其头部网红的地位。

2024年，怀化理发师晓华因在抖音上展现“方言疗愈+快剪服务”的短视频走红，同时也引爆怀化文旅。晓华的最大看点在于：她将县域服务业的技术劳动和身体劳动(五分钟快剪)升维为情感劳动(方言疗愈、听劝)，以“听劝式服务”重构基层劳动者的主体性，用“11年不涨价”(理发单价15元)精准击中后疫情时代大众对“低成本治愈”的需求。这一切都体现了晓华独特的技术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及其所提供的情绪价值，也唤起了大众对朴素人际温情的乡愁式追慕。晓华也因此先后被央视和《人民日报》点赞，被誉为“人民理发师”，被赋予“服务业清流”的公共性，其日常性(低价服务)与独特性(情绪按摩师人设)形成了张力，成为基层劳动者的精神图腾，也成就了“小微个体赋能乡村振兴”的佳话。

需要指出的是，各个领域头部网红的崛起，往往是资本和情感劳动经历了多次转化、兑换、互动的结果，李子柒就是最好的例子。自2015年李子柒开始发布视频以来，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记录了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三时三餐、四季流转的农家生活，以田园生活为背景，展现了远离喧嚣、回归自然的诗意生活，传播了各种各样的中国非遗文化，如养蚕缫丝、制作传统服饰、传统美食、酿造美酒等，勾勒出一幅蕴含东方美学的田园牧歌般的美好画卷。李子柒被《人民日报》认证为“文化传播使者”，被粉丝认为是“中国展现给世人最好的名片”，其“古法制作”系列视频带动了全球观众对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集体想象。截至2025年6月3日，李子柒在抖音上拥有粉丝6050万，在YouTube拥有2680万粉丝，也创造了惊人的品牌价值。李子柒的成功是多种资本融合转换的结果，她与粉丝的情感互动也非常形象地展示了粉丝热忱的稠密与韧性。在与资本博弈的过程中，李子柒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她不顾粉丝流失，坚持三年多不更新(2021年7月14日至2024年11月12日)，彰显出强大的情感资本和丰沛的情绪价值。

李子柒分享田园生活和传统文化(图源：微博@李子柒)

以李子柒断更三年多后在YouTube发的第一条视频《送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For Everyone Who Knows My Name)为例，截至目前，这条视频的观看量已超过了2241万次。如果我们对这条视频的粉丝留言(总计6.3万条)进行细读，或许可以明白李子柒的粉丝为什么可以做到对她不离不弃，让她尽管断更三年多，一朝归来依然是顶流。

留言1：子柒姐姐，你的视频真的治愈了很多人的心，在快节奏的时代里能沉下心来做抚慰人心的视频真的很难得，非常喜欢你，希望你要一直好好的。

——李子柒将文化资本(非遗技艺)转化为情感价值，以“慢生活”叙事对抗现代性焦虑，粉丝热忱源于受众对异化现实的替代性补偿需求，粉丝将其视频作为象征资本(反工业化符号)，触发集体怀旧，形成精神乌托邦的投射对象。

留言2：我是从你造纸看到现在的香港粉丝，是你带我看见传统文化的美与好，也是你让我向往归隐山林自给自足的生活，因为电视汇报的大多是吸引流量的负面的国内新闻，是你让我知道中国宁静而富足的一面，也让我爱上汉服、品茗、苏绣等好多好多古人留下却没几个人能传颂的习俗，让本身是古筝老师的我一下子多了好多话题说予我的学生，谢谢您！也祝福您和您的婆婆身体安康！

——李子柒的文化资本(非遗技艺)被粉丝转化为职业资本(教学素材)，香港粉丝通过跨语境的文化再生产(将内地乡土内容引入香港课堂)，完成象征资本的兑换(重构文化认同)。

留言3：你一开口唱歌，加上婆婆在灶台前的画面一出来我的泪就出来了。这三年间，有多少人失去了亲人，多么庆幸婆婆还在，还健康，还在吃着你做的食物。中国的许多传统手工艺都是用着世上最大的耐心打磨出来的，丝绸、刺绣、绒花、大漆器。谢谢你愿意与我们分享这缓慢而又珍贵的过程。

——“婆婆”作为社会资本的亲情符号，与非遗制作共同构成情感劳动的双重锚点，前者触发家庭记忆共鸣，后者以“慢工细作”对抗效率至上主义。粉丝通过共情传统工艺的“时间厚度”，完成了对消费主义的象征性抵抗。

留言4：最后唱歌的部分，我确实是看得泪流满面。现在的世界，我们身不由己地陷入追名逐利的游戏规则里。如果没有看视频，很难想象在同一个时空中，有人可以花那么长时间去做一个柜子、一朵花、一件衣服，然后自己穿戴，弹琴唱歌。生日快乐，李子柒。感谢你坚持这样存在着。把弘扬宏大叙事放后边，就先这样存在着，为了自己存在着，就已经能照亮很多很多人。

——李子柒的反功绩主义人设构成了一种新型的文化资本，其“存在即抵抗”的姿态触发粉丝对异化生存的反思，粉丝通过观看行为参与反异化的情感劳动，将个体焦虑升华为群体性的文化救赎。

留言5：子柒真正地体现了中国女人的坚强、坚韧、聪慧、温柔、传统、能干，不断创新的精神，你是新一代的精神支柱，我以你为榜样，让我们都珍惜当下，并好好努力，过自己最向往的生活。

——李子柒的身体资本(劳动女性形象)被编码为民族象征资本，粉丝通过偶像认同完成文化身份的情感劳动。其“传统—创新”双重叙事既满足了东方主义的想象，又契合了本土文化自信的建构。

从以上留言我们可以发现，李子柒与粉丝之间的资本—情感兑换以及情感交流是文化资本、技术资本、象征资本的多级转化——非遗技艺转化为心灵抚慰剂，视听语言建构反现代性符号，家庭叙事激活集体记忆，个体劳动提升为文化外交载体。粉丝的情感劳动则体现为参与式价值再生产——通过解读、传播、模仿，将个人审美消费转化为文化身份投资，重构了“人—内容—传统”的情感兑换链。正是由于李子柒与粉丝共同构建并共享了深厚、丰茂、灵动的情感资本以及相应的情绪价值，才使得其账号在断更三年后仍保持了强劲势能，也成就了其顶流位置。

情感资本的生成源于技术赋权下亲密关系的媒介化重构：平台为网红和粉丝的情感连接提供场景，网红通过“平凡的真实性”(如晓华)或“专业性的精神陪伴”(如董宇辉)将文化资本转化为情感价值，粉丝则在“数字礼物”“打赏”“下单”等行为中将情感需求货币化，形成情感资本的兑换闭环。情感资本为网红经济注入了伦理温度，让粉丝的消费行为从交易升维为情感认同(如李子柒的粉丝将购物视为“文化守护”)，也塑造了新型社会关系网络，促成了情绪价值的公共性积累。在网红生态中，情绪价值既是可以被量化的数据(点赞、评论、下单的数量等)，也是无法被算法完全控制的人性温度，这种悖论恰恰构成了网红的核心竞争力。

情感资本和情绪价值的积累与形成，是网红与粉丝在长期互动中建立的情感连接、信任关系和价值交换的结果。一旦网红拥有了雄厚的、充沛的情感资本，他们就具备了可持续性发展的可能，在以下三个维度上建立起平衡：

第一个维度是文化本真性，强调对传统文化、地域特色或个体经验的非虚构再现，避免内容生产的符号空心化。如李子柒以非遗技艺的乡村实践抵抗文化虚无，或是对文化误读进行主动纠偏；如一些西方网红在中国通过开启全程直播，即兴发挥，击碎了西方对中国的宣传滤镜，颇受全球网友欢迎。

第二个维度是情感公共性，将私人情感劳动升维为公共福祉，实现私域流量向公共价值的转化。比如“甜野男孩”丁真，首先用一张充满原始生命力的脸和野性纯净的笑容，让粉丝沉迷于未被社会规则驯化的气息及“诗和远方”，然后签约理塘县文旅国企，成为四川文化旅游宣传推广大使，把个体流量转化为公共福祉，将个人颜值转化为普惠性资源，激活地方文旅经济。

第三个维度是技术批判性，即对算法异化的自觉抵抗，如晓华拒绝数据操控、坚守低价服务伦理等。情感资本的形成与积累需要警惕多方共谋的异化风险。在网红经济的生态系统中，平台算法的数据量化机制、网红的情绪引导策略与粉丝群体的认同需求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数据崇拜”与“粉丝狂热”的生成逻辑。这种多维互动既可能促进良性的社群连接，也可能导致情感劳动的过度商业化，削弱真实的社群凝聚力。要维系情感资本和情绪价值的可持续创造，关键在于构建尊重粉丝主体性的参与式治理框架。

以上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网红创造情绪价值、抵御流量易逝和劳动异化的免疫系统。

四、网红还能红多久：算法神话、网红周期和情感资本的韧性

近年来，随着网红经济的火爆，在情感资本的形成与转换过程中，也出现了网红产业被资本操控和垄断、流量分配不均等现象。人们对网红的看法日益复杂，一方面，人们乐见最初默默无闻的草根、素人在社交平台上迅速走红；另一方面，人们又在质疑网红的出现都是套路，认为纯天然的、毫无营销的网红越来越罕见，网红其实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都有专业团队在运作，为他们打造人设，设计热搜和话题，目的就是让他们圈粉涨粉，提升可见度，获取流量，最终成功变现。“关注”“收藏”“转发”“分享”或“热搜”背后的算法功能确保了平台对用户的“管控”和“引流”。

算法是平台用于流量分配的逻辑规则与信息匹配工具。Web2.0时代之后，没有算法几乎就没有互联网。算法成为流量和注意力的“分配器”，是观测中国社会心态和文化转型的棱镜。中国网络平台的算法研发目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国家为此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相关法律，并发布《中国禁止出口和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将特定算法技术纳入出口管制范围(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如TikTok的核心算法)。在内容创造和传播领域，算法于知识传播、文旅推广和文化传承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算法对于商业、资源、知识的有效配置，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

不可否认的是，很多网红确实是算法时代的受益者，甚至是最大的受益者。算法制造、影响网红的具体技术路径包括：其一，社交媒体平台依赖算法筛选内容，通过用户画像标签匹配目标群体，定向推送内容。同时基于互动数据决定用户接收的信息优先级，迫使网红迎合算法规则以提升内容的传播效果；其二，掠夺式广告算法加剧资源分配不平等。算法精准锁定用户偏好，倾向于推广商业化程度高或符合平台利益的网红，边缘化小众创作者，尤其对弱势群体创作者形成系统性排斥；其三，跨平台数据多端联动，利用微博话题造势、抖音病毒式传播、小红书种草转化，形成网红传播的组合拳。简言之，很多网红之所以能够横空出世，背后都有算法在作祟造神。

[美] 凯西·奥尼尔著《算法霸权》

美国学者凯西•奥尼尔曾用“算法霸权”来概括算法造成的危害，她认为：在大数据经济中，算法包裹着精确性的外衣，流行于市场，擅长处理巨量数据，而且处理成本很低，其结果往往更倾向于惩罚弱势群体。算法就像一个黑盒子，其内容物是被严格保护的公司机密，如果被评估的人被蒙在鼓里，他们将不太可能找到系统的漏洞，只能努力工作，遵守规则，祈祷模型记录并回报他们的努力。这种天生有缺陷的数学模型正从微观上掌控着整体经济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大数据的阴暗面”，也被称为是一种“数学杀伤性武器”。奥尼尔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认识网红生产过程中的算法功能有了更深切的指引。

不过，如果认为只依靠算法和炒作，迷信算法神话，以为算法能左右流量，可以随心所欲地孵化、制造出网红，这无疑过度夸大了算法的实际效用，具有技术决定论的倾向。算法确实能提升内容的可见度，专业团队的包装策划、话题炒作、人设强化、优先推送等也会加速网红的传播，但算法终究无法产生强大的源动力，并不具备决定性的力量，无法轻易捧红一个人，更难以将流量变现。网红能否“进化”为IP，说到底还是要看其是否可以创造出优质内容，是否有新颖的表达方式，是否具备丰富而坚韧的资本—情感转换能力，继而积累出丰盈而厚重的情感资本，创造出真实有效的情绪价值，在加速社会中摆脱“昙花效应”的魔咒，这些才是流量时代“网红”变为“常红”的关键。

从一些中国网红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有的网红只会适应平台算法规则，最后往往是内容同质化或劳动异化，将情感劳动演变为“数字苦役”，爆得大名后迅速“翻车”塌房。有的网红虽然依靠精心打造的人设(如虽历经苦难但矢志不移、热爱唱歌、主打怀旧风格等)一夜爆红，具备某种奇异性和日常性，收割一大波流量，但最终还是缺乏独特性(真实价值)和卓越性(长期沉淀)，缺乏可持续性(持续创新能力)和公共性(社会责任担当)，在遭遇“人设营销造假”、侵权争议、集体审丑模仿等指控后，丧失情感资本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最终泯然于众人。有的网红只靠制造话题或制造冲突获取注意力，依赖骂战、攻击和发布谣言等方式蹭炒社会热点，狂堆技术资本(算法操控、买热搜)和经济资本(疯狂带货)，却忽视了文化资本(内容深度)和社会资本(公信力)，难以提供积极、美好而稳定的情绪价值，失去在网络上呼风唤雨的能力，最终也无法接住“泼天的流量”，沦为算法裹挟下的“泡沫符号”。眼见那“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只落得浮名散去琉璃脆，热搜易逝转头空！

网红文化的生命力源于对“技术—资本—情感”动态平衡的探索。网红文化未来的挑战在于：网红在创造情绪价值的同时，如何在算法中保留人文关怀、在流量中坚守文化本真、在情感兑换中激活公共价值。这需要平台、内容生产者和受众的协同反思——唯有超越数据崇拜，网红才能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跃升为数字文明星图中的耀眼坐标。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事件理论视阈下的中国网络文艺批评研究”（项目批准号：22AA001）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胡疆锋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7期（总第118期）

责任编辑：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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