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中华文明标识是一个以“大一统”为核心，同时观照“一体”内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符号体系。多民族艺术是蕴含、呈现和传播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载体。中华文明标识在多民族艺术中的表征机制有着四重逻辑前提：“两个结合”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历史条件；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提供了实践经验；人民性、大众化的文艺创作成为现实导向与文本支撑。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促进多民族艺术发展的内生动力和逻辑主线，通过对符号标识的谱系建构，借助“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的“融合型”美学表达，为努力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提供重要保障。

【关 键 词】 中华文明标识 多民族艺术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融合型美学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凡是具备历史纵深、拥有文化关键词的民族，都会形成一套独特的身份标识。这套标识烙印着民族文化基因，凝聚了历经沧桑巨变的集体记忆与经验积淀，其影响力、显示度、可见性和传播效能，成为该民族在全球化语境中凸显身份意识的通行证。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其以符号形式呈现的具象形态就是中华文明标识。作为中华民族的符号密码和身份证，中华文明标识凝聚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价值伦理上追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九州共贯”“多元一体”“修齐治平”“知行合一”“讲信修睦”，广泛涵盖社会理想、治理思想、家国情怀、精神追求、经济伦理、生态理念、哲学思想、思维方法、交往之道，建构起一套具有鲜明儒家特色的道德规范与处事原则；精神特质上凸显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实践路径上对内强调“美美与共”的聚合共生，对外凸显文明交流互鉴，努力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现实目标上旗帜鲜明批驳西方社会所谓“普世价值”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旨在构建一个真正具有世界眼光、天下胸怀和人文情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从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提炼到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充分反映出这一问题的重大理论意义与时代价值。中华文明标识是一个以“大一统”为核心，同时观照“一体”内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符号体系。多民族艺术是蕴含、呈现和传播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载体，借助“美美与共”的文化再现与“融合型”美学表达，共同形塑起中华文明的全景地图。

一、呈现形态：交叉互涉的网状结构

中华文明标识是对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价值萃取和精神凝练，在显性形态上外化为各种符号。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组合，“能指面构成表达面，所指面则构成内容面”。作为符号的“一体两面”，能指凸显其“中介物”功能，所指侧重表意功能，其意义表达效果与特定的社会语境密切相关。中华文明标识不是通过一个个孤立的、碎片化的符号予以呈现的，而是表现为一组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体系，该符号体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共有历史记忆、家国情怀、道德伦理、价值追求、审美趣味等为核心内容，彰显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文化魅力，在全球化浪潮中具有鲜明标识度和广泛影响力。

中华文明标识在当代中国多民族艺术中的呈现形态，从符号学意义上可以展开若干层面的划分：一种是从能指与所指角度分类，“能指层由文字、图形、色彩等视觉符号及语言、音乐、行为等非视觉符号组成，呈现中华文明的物质形态；所指层蕴含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内涵与思想观念，能指和所指即包括外在的载体呈现和内在的价值内涵，二者共同构建起中华文明标识的整体形象，彰显民族性格与价值追求”。另一种凸显符号的“标识性”，强调“元符号”或“母本符号”的价值，“符号母本作为经过长期历史沉淀和文化认同形成能够集中体现某一文化或文明精髓的符号，不仅仅是一个标识，更是一种文明的象征”。还有从物质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作出的分类。如果立足符号学原理与中华民族形象建构逻辑，可以尝试按照“符号形象的呈现特质”“符号形象的生成要素”“符号形象的层级结构”“符号形象的传播场域”分成四类。每种类别又可进行子类型/亚类型的二级划分，例如“符号形象的呈现特质”可以细分为自然地理类、物质文化类、精神价值类，等等；“符号形象的生成要素”可分为生产劳动类、语言文学类、艺术审美类、媒介记忆类，等等；“符号形象的传播场域”可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类，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各分类标准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交叉互涉的，形成一个支脉芜杂的网状分类结构。这里结合经典艺术文本，略举五类符号加以阐述。

(一)宇宙时空类符号。这类符号包括宇宙天体、宇宙时间、宇宙空间、宇宙观念等。自远古时代以来，人类开始想象浩瀚宇宙并将这种集体记忆转化为神话传说，赋予宇宙星空种种瑰丽幻想与母题意象，形成一套独特的符号体系。舞剧《五星出东方》以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为线索，实现了由“天文星象”到“考古文物”再到“舞台艺术形象”的转变，讲述汉代戍边将领与西域精绝首领之间的深厚情谊，以舞台艺术书写了一部中原与西域的交往交流交融史。“北斗七星”既是星象，也蕴含着华夏先民探索宇宙奥秘的不懈努力，是中国故事中“星辰”母题的重要来源。“北斗七星”神话是汉族、蒙古族、朝鲜族、柯尔克孜族等兄弟民族共享的文化文本，蒙古族“北斗七星”神话在民间广泛流传，卫拉特蒙古民间故事中出现了与该叙事母题有关联的异文，如《父母的遗嘱》《呼日斯拜之好随从》《兄弟三个》，“蒙古族七位英雄变成北斗七星神话体现了蒙古族英雄史诗传统与北斗七星信仰的完美结合”。此外，“北斗七星”作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符号表征，愈益成为大众文本热衷展示的对象。2025年央视春晚推出歌舞节目《斗柄指东天下春》，歌词巧妙化用七星天象文化：“银河流向宇宙海，一勺星光浇红尘”“北斗七星耀长空，将这奇迹一气呵成”，舞台上七名演员摆出“北斗七星”造型，通过对吐故纳新、四季更替的自然景象的歌咏，表达一种追逐梦想、只争朝夕的奋进精神。

(二)自然地理类符号。这类符号主要包括自然物质元素、自然气候特征、地理地貌、自然物产等。自然界的风雨雷电、火气水土、河泽山川、动植物等物候资源，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提供物质条件，也凝练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符号系统。其中具有标识性的符号包括长江、黄河、长城、青藏高原、昆仑山、天山、丝绸之路，等等。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昆仑符号，时至今日，昆仑文化已经发展演变为一个庞大的符号群，“昆仑、黄河、女娲、共工、炎、黄、华、夏、大禹、西王母等这些昆仑文化中独一无二的符号和形象，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的象征，在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传播和民族文化交融历史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昆仑山素有“万山之祖”的美誉，经过《山海经》《穆天子传》的想象性书写，昆仑神话与希腊神话相提并论，其中有关“西王母”“夸父追日”的神话母题，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研究对象。在古代，昆仑不仅是华夏先民追求心理认同的载体，更是作为沟通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借“玉石之路”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在神话传说、彩陶壁画、雕刻建筑、音乐舞蹈等艺术形态中被反复书写，成为某种具有原型意义的文化意象。1935年，毛泽东的词作《念奴娇•昆仑》发表，“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这首词气势恢宏、情感激越，为昆仑文化注入了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基因。革命战争题材电影《昆仑铁骑》歌颂军民团结、消灭残匪的英勇壮举，《昆仑兄弟》以“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为情节线索，用心用情讲好新时代民族团结故事。动漫《哪吒之魔童闹海》融入若干昆仑文化元素，为打造南疆和田的文旅IP提供了经典个案。歌曲《我的昆仑山》《哦，昆仑》、舞剧《昆仑问道》《昆仑谣》、实景音乐剧《昆仑之约》等纷纷聚焦昆仑文化，共同推动以昆仑神话为核心的昆仑文化成为中华文明标识性符号。

(三)生产生活类符号。包括传统及现代意义上的生产生活方式，例如：农林牧渔、民间技艺、物流商贸、游戏娱乐、人生礼仪等。这类符号融入各民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共同服务于中华文化认同的建构。新疆题材影视剧重视打造特色饮食文化符号，典型的如月饼馕、酸奶粽子，这些食品由中原地区传入，又根据新疆本地风俗及饮食习惯加以创新性发展，可谓名副其实的“融合型”美食。此外，多民族艺术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积极思考现代背景下民族传统文化的转型。电影《永生羊》《远去的牧歌》拍摄了大量草原转场的镜头，反映牧民由传统游牧到现代定居生活方式的变迁。电影《买买提外传》《吐鲁番情歌》《不当演员的姑娘》融入巴扎、麦西来甫、维吾尔庭院生态及达瓦孜元素。舞蹈《爷爷的萨玛瓦尔》吸收了木卡姆音乐元素，表达出对萨玛瓦尔舞传承问题的关注。舞剧《二十四时舞》《天生傲骨》分别涉及苗族非遗及土家族非遗的创新问题。

电影《远去的牧歌》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舞蹈《爷爷的萨玛瓦尔》(图片来源于网络)

(四)艺术文化类符号。此类符号涉及语言文学、影视戏剧、音乐舞蹈、书法美术、曲艺杂技、民间文艺等诸多领域，包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龟兹乐舞、十二木卡姆、史诗《玛纳斯》《江格尔》《格萨尔王传》、民族文学经典《福乐智慧》《阿诗玛》《刘三姐》、歌曲《红太阳照边疆》《掀起你的盖头来》《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苗岭连北京》《花儿与少年》，等等。艺术文化类符号形式多样、内涵丰富，以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为有形有感有效讲好中国故事赋能增效。

(五)精神观念类符号。主要为反映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和宗教观的符号形象群，其符号形象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基础，从考古实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事实、红色档案文献、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现实经验中挖掘提炼符号。多民族艺术中的此类符号有伏羲女娲图、汉归义羌长印、土尔扈特东归、石榴籽、天山雪松、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各类英雄人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例如，新疆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二战期间曾作为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交通枢纽和“中转站”；20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民、林基路、杜重远、俞秀松、茅盾、赵丹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奔赴天山，在新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播撒革命星火，新疆学院获得“抗大第二”美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殊建制，凝练出以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为代表的典型红色文化样态。据此可以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新疆红色精神谱系：兵团精神、胡杨精神、马兰精神、可可托海精神、塔里木石油大会战精神、柯柯牙精神、喀喇昆仑精神、援疆精神，等等。红色精神是观念形态的符号，通过艺术生产得以具象化呈现。新疆红色精神成为多民族艺术着力发掘的题材富矿：电视剧《戈壁母亲》《热血兵团》《花儿与远方》《沙海老兵》掀起了银幕上的“兵团热”，歌曲《屯垦爹娘》、豫剧《大漠胡杨》、舞蹈诗剧《老兵故事》等采取宏大叙事与微观细描相结合的方式，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讲好兵团屯垦戍边故事；首届天山文学奖提名奖作品《可可托海往事》、舞剧《可可托海》以大时代的鲜活故事激活可可托海的红色记忆；电视剧《马兰谣》、音乐剧《如果•马兰》从历史尘烟中再现“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马兰精神；“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的英勇事迹受到高度关注，电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音乐剧《拉齐尼•巴依卡》、油画《心愿——高原雄鹰拉齐尼•巴依卡》等构成一组文本序列，共同塑造出帕米尔高原上的“最美奋斗者”形象。

张义波 油画《心愿——高原雄鹰拉齐尼•巴依卡》(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四重逻辑前提：理论遵循、历史条件、实践经验和文本支撑

多民族艺术是展呈中华文明标识的资源宝库，中华文明在多民族艺术形态中以何种符号出现，此类符号在历经岁月磨砺后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其关联的深层次历史情境与文化动因是什么？诸如此类追问联系着中华文明标识在多民族艺术中的表征机制及其逻辑前提。笔者认为，这主要包括四重逻辑前提：“两个结合”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历史条件；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提供了实践经验；人民性、大众化的文艺创作成为现实导向与文本支撑。

首先，“两个结合”为多民族艺术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系统阐释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彼此契合、互相成就，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中，“‘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夯实中华文化主体性，对内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外秉持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文明对话姿态，营造健康清朗的文艺生态。

多民族艺术创作凸显文艺的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注重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彰显现实主义美学风格。一方面，艺术创作要符合国情与区域经济文化实际状况，要成为反映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晴雨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多民族艺术创作始终保持与时代同频共振。以民族题材影视作品为例，“十七年”时期经历了一个创作高峰期，涌现出《哈森与加米拉》《阿诗玛》《芦笙恋歌》《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山间铃响马帮来》《边寨烽火》《内蒙人民的胜利》等精品力作。这些影视作品或通过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与优越性；或以反特题材表现军民团结一心、共同捍卫边境安全；或讴歌美好爱情、反映各族青年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尽管题材多元，但主题思想都表现出浓厚的家国情怀及其对新生政权的衷心拥戴。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民族题材影视作品受到文化反思及人道主义思潮影响，《青春祭》《盗马贼》《黑骏马》《鼓楼情话》《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悲情布鲁克》等影像文本尝试处理人与自然、历史与当下、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生活方式之间关系的重大命题，深深烙刻上时代的印痕。新世纪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民族题材影视作品紧扣时代脉搏，整体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一方面，《美丽家园》《鲜花》《永生羊》《碧罗雪山》《冈仁波齐》《阿拉姜色》《撞死了一只羊》等电影追求个性化的艺术表达；《十八洞村》《又是一年三月三》《塔克拉玛干的鼓声》《运去的牧歌》等影片反映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重大时代主题；《平凡英雄》《海的尽头是草原》《寻鹿香巴拉》《昆仑兄弟》《小马鞭》等电影歌颂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另一方面，多民族艺术深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从中国哲学、中华文化典籍中吸取精髓，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启现代化征程，熔铸成一套反映人与自然、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伦理准则。

其次，任何一个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历史阶段的自然地理、文化环境、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也决定了世界上不存在一模一样的民族、国家及文化演进模式。因此，西方学界大肆渲染的民族主义思潮及“民族—国家”概念，并不适用于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问题。费孝通曾详细爬梳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文献资料，得出结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成员在长期的互动、接触和交流中，“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多元一体”既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格局，也是中华文化的生态图谱，“在这一结构体系中，‘一体’是前提、基础、趋势和目标，‘多元’是动力要素和丰富样态；‘多元’指向‘一体’内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一体’并非是同质化、僵硬化的组织结构，而是‘万紫千红才是春’的斑斓园地”。因此，准确把握“多元”与“一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凸显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大一统”基本特征和聚合性、交融性存在形态，这为多民族艺术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参与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供了历史前提。

再次，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通，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构筑起以中华民族精神为价值内核、以中华文化认同为根本目标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历史上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实践印证了民族融合是必然规律，尽管历朝历代风云变幻，但始终没有偏离“大一统”的基本格局，“自秦统一中国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始终坚持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大一统”既是地理疆域、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意义上的概念，也密切联系着“多元一体”的文化生态格局，“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兼收并蓄，逐渐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汇聚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中华文化”。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萃聚成蕴含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以物质形态或非物质形态广泛分布于考古遗存、文献典籍和文艺作品之中。考古人员从河南殷墟商代妇好墓发掘出的和田玉器，是中华玉文明广泛传播的显证；藏彝走廊、茶马古道、河西走廊、丝绸之路既是商贾往来的贸易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兼收并蓄、互鉴融通的重要纽带，留下了不胜枚举的符号印记。它们或在文学作品里被反复书写，如：“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白云谣》)；“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王建《凉州行》)。或作为雕塑、绘画艺术的视觉形象得以展示，如魏晋南北朝墓室壁画所呈现的民族交融现象，“汉代丝绸之路凿空后，与丝绸相关的经济活动也出现在墓室壁画中，其中采桑就是一个特殊的经济活动，河西走廊与西域就有许多与丝绸相关的壁画墓遗存”；甘肃酒泉、嘉峪关，山西大同等地墓葬出土的壁画中，可见穹庐与毡帐图像，“穹庐与毡帐图像基本出现于西北与中原地区，表现了沙漠、戈壁和大草原等自然环境，描写居住于西北和中原等地区的氐、羌、月氏、龟兹、鲜卑等民族的日常生活特别场景”。此外，近现代以来各民族在中央政权的统一领导下，共同抵御外敌入侵，书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绘就了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的鲜红底色，为多民族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经典电影《塞上风云》《神秘的旅伴》《冰山上的来客》充分启用红色文化符号，让剧情在诡谲多变的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中展开，同时聚焦家国情怀、民族大义这一核心主题，演绎了一幕幕荡气回肠的英雄传奇。

最后，文艺的人民性与大众化是推动多民族艺术生产、传播和消费的现实导向。贯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一条内在逻辑，就是坚持文艺的人民性，这种观念并非纯粹的舶来品，而是有着本土深厚的思想理论根基，其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文艺人民性的论述、西方文论相关理论资源和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民贵君轻”“为政以德”“民惟邦本”等从不同角度标举人民的文化主体性问题，“儒家学者基于民本思想而提出的‘观诗’‘怨刺’‘诗教’‘乐教’等主张，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民间文艺传统的重视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的关注、从基层民众中培养创作者的努力，以及重视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的传统，都与古代民本思想有逻辑上的一致之处”。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文艺的发展方向，通过对工农兵文艺特别是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文艺样式的重视，认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讲话旨在彻底解决文艺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等问题。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文艺的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文艺的人民性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方向、接受对象和评价标准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创造性解决了文艺“依靠谁”“为了谁”“为谁服务”“由谁评价”等关键议题。

文艺的大众化问题，是文艺人民性在审美特征上的客观要求，凸显“普及”与“提高”的辩证统一。随着新媒介、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数智化(Digital Intelligence)时代的文艺生态经历着又一次重构与重塑，一种被称为“新大众文艺”的文化现象应运而生。“‘新大众文艺’作为一个命名，不仅意味着文艺形式的革新，还包含着文艺活动各个要素的变革。正是在这一变革的推动下，文艺创作的主体性、受众性、互动性和多样性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使得文艺创作更加贴近大众、贴近生活。”文艺的人民性与大众化为多民族艺术提供了特定的文化场域，确保艺术创作在思想内容上能够及时反映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和精神文化诉求，在美学风格上能够展现时代气息、地域文化和民族性格，在接受效果上能够多元兼容、老少咸宜，为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文本支撑。

三、审美表达：共同体叙事与“融合型”美学

中华文明标识是中华文明的符号形态，具有外延性、可感知性和具象化等特征。中华文明标识需要借助生动形象的多民族艺术予以表征，艺术作品能否准确传神地呈现和传播中华文明标识，关键在于是否抓住了中华文明标识的有机整体性及其内部分层，并将之外化为具有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的审美表达。

首先，多民族艺术凸显跨民族、跨文化、跨地域的主体间性与文化间性叙述模式，尝试构建以文化共同体、审美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旨归的共同体叙事特质。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对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构建及表述上。“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中华民族永恒的奋斗目标，亦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表达。”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精神标识处于更深层及更内核的位置，主要表现为一套思想观念和价值伦理，如“爱国主义”“和合共生”“厚德载物”“礼义廉耻”“诚信正义”等。舞剧《张骞》以《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的文献记载为依据，将张骞凿通西域、开拓古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改编成艺术作品搬上舞台，以“节杖”这一颇具象征意味的舞台道具为逻辑线索，讲述了张骞与匈奴人甘父、匈奴公主之间的跨民族情谊。该剧空间上跨越中原与西域，叙事情节聚焦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诸如：张骞采用中医针灸治好夏马国小王子的重疾，小王子对中原文化充满热切的向往；舞台上汉鼓大群舞与西域葡萄舞、胡旋舞、罐舞相得益彰，汉风与西域乐舞互识互补。该舞剧讴歌了张骞忠贞爱国、道义担当的崇高品格，反映出中原与西域之间贸易互通、文化交融，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命运相依的和谐生态。大型实景剧《文成公主》以文成公主入藏和亲的史实为题材，舞台上唐风舞韵与藏舞、藏戏及拉萨的自然山水相衬相映，再现了文成公主历尽艰辛、远赴吐蕃传播文明火种的天路历程，谱写了一曲动人心魄的汉藏文化交流史诗。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共同体叙事”往往表现为叙述主体由“我”到“我们”的转变。新疆军垦题材电视剧《沙海老兵》就是典型案例，该剧讲述解放初期新疆和田局势告急，上级决定兵分两路赶赴和田平定局势，先遣队乘坐卡车先行抵达，争取尽快稳定当地局势，大部队选择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由沙漠北缘进入和田，与先遣部队里外呼应，给敌人造成巨大威慑。这支缺乏丰富沙漠作战经验的英雄之师士气高涨，战胜了风沙肆虐、寒夜低温、干旱缺水、方向迷失等种种困难，成功征服了斯文•赫定笔下的“死亡之海”，顺利赶到和田与先遣部队汇合，创造了人类现代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电视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其话语表述强调“我们的红色历史”这一共同体指称，通过塑造艾尔肯大叔形象，以微观视角讲述艾尔肯大叔主动为解放军担任沙漠行军向导、军民携手共同建设新疆的感人事迹，作品坚持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交往交流交融的整体图景中勾勒红色历史的脉络机制。

舞剧《张骞》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其次，中华文明标识在多民族艺术中的符号呈现，注重处理好共同性与多样性、历史与当下、文本外部与文本内部之间的辩证关联，凸显“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的中华美学精神。关于中华美学的基本特征，大致可概括为：“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观念形塑了中华美学的“感性创作观念”和“宇宙生命感”；核心内容是“真善美高度统一”；精神要义是“理性与感性的动态和谐”；艺术特征表现为“超越模仿现实的意象与意境追求”。杂技剧《天山雪》荣获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该剧以杂技艺术交流为叙事线索，空间维度跨及上海和新疆，时间上纵贯当代新疆发展史，舞台叙事融入屯垦戍边、支边青年西上天山、中巴公路修建和新时代沪疆两地文化交流等重要事件，以戏剧、舞蹈、魔术的融合创新模式，借助美轮美奂的场景布设，讴歌援疆精神和“民族团结一家亲”，营造出一种以“包容尊重”“守正创新”为价值内核、以地域符号为丰富要素的融合型美学风格。该剧有机融入地域文化意象，黄浦江畔、天山雪峰、弄堂小巷、龟兹壁画、麦浪棉田、垦荒耕种、中巴公路等画面如蒙太奇般在舞台显现，达瓦孜、都达尔、手鼓、热瓦普、民间舞蹈、民族服饰等交相辉映。杂技剧《天山雪》以微观视角切入宏大的历史叙事，剧情穿插运用新疆民歌《送你一朵玫瑰花》《送你一束沙枣花》作为配乐，在虚实相生、动静结合的审美意蕴中表达团结共进、和谐互助的主题思想。《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是近年来极具大众性的通俗歌曲之一，这首以爱情为母题的歌曲，以动人心弦的旋律反复吟唱牧羊人与养蜂女之间真挚纯朴的爱情，倡扬一种坚守奉献的爱情观。该歌曲母题及其表达的价值理念是大众共享的，歌词中有意识运用“驼铃”“雪山”“戈壁”“那拉提”“毡房”“杏花”等西部自然地理符号及文化意象，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性真善美融为一体的中华美学观念展现得淋漓尽致。融合互动是中华民族艺术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基本态势。各族民众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互嵌式结构促成了美学风格上的互鉴融通，这在绘画、舞蹈、雕刻、建筑和各类艺术设计中均有明显表现，“至今活在民间的年画、剪纸、泥塑、砖雕、木刻、石雕、漆器、编扎、建筑、珠宝加工等，以不拘一格的创意和与众不同的审美情趣，已经公认为是有别于中国文人艺术、西方学院艺术的‘第三艺术体系’”。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唐卡，既是萃聚藏族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华文化图景里的一颗璀璨明珠。唐卡的题材内容涉及现实生活的丰富面向，绘画技法亦博采众家之长，以栩栩如生的视觉符号展示中华文化的瑰丽多姿。

杂技剧《天山雪》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最后，身处媒介融合时代，媒介技术的更新迭代也将影响中华文明标识在多民族艺术中的审美表达。“优质内容、技术赋能、创新驱动”成为新媒介文化生产的“三位一体”惯例。传统文化经典如何借助跨媒介叙事开启“破圈”之旅？文学作品如何通过影视及游戏改编打造出“现象级”文旅IP？中华文化符号怎样通过跨媒介转换凝练提升为中华文明标识性符号？这些都是当前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2024年中国文艺界涌现出一批“燃爆出圈”的现象级作品，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改编自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其不仅对故事底本进行了创新性改造，而且别具匠心地融入自然山水、神话传说、建筑园林、禅宗文化、饮食服饰、说书场所等元素，以自信本真的姿态营造出浓郁的中式美学意蕴，吸引了全球游戏玩家的目光。截至2024年8月21日，“《黑神话：悟空》在全球多个游戏平台上总销量超过450万份，销售额逾15亿元，Steam平台上好评率超过95%，稳居多个全球周销量榜冠军”。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上映后票房节节攀升，众望所归刷新中国影史纪录，在全球掀起一股中华文化热潮，其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背后，是对中华文明标识的有效运用。这部动画电影广泛运用中华文化符号，既有哪吒、敖丙、李靖、太乙真人等神话人物符号，也有大量建筑符号、服饰符号、民族音乐符号、自然地理符号，还有家国大义、不怕牺牲、勇毅拼搏等精神符号。作为影视IP与文旅深度融合的典范文本，《哪吒之魔童闹海》“不仅源于商业逻辑导向下的精良制作和技术赋能，更在于文化逻辑导向下将具有民族文化象征意义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嵌入其中，构建出具有共鸣性的民族情感叙事，彰显出中华文明强大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向心力”。2025年央视春晚舞蹈《秧BOT》中，机器人扭起了秧歌舞，这是在艺术与科技创意融合方面作出的有益探索。多民族艺术借助图像识别、智能翻译、3D投影、三维建模等技术，将民族古籍文献、活态史诗、音乐歌舞、仪式叙事等转换为数字代码，打造民族艺术多样性的基因库。舞剧《五星出东方》的舞美设计“借助新型LED显示技术——冰屏，实现‘影像立体化’，如在‘长安幻象’中，通过舞台上的梁、柱与冰屏投影形成多重空间变化，呈现长安城、灯笼、乡野、织布机等意象，让现场观众恍若置身满目华灯的大汉都城，沉浸在虚构的故事剧情中”。贵州苗族芦笙舞以3D投影技术将舞蹈元素与蜡染技艺相结合，传统舞蹈搭乘技术赋能的东风，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提炼为“多彩贵州”的一张靓丽名片。广西致力于打造高科技版“三月三”节庆风俗，综合运用AR互动、无人机编队、全息投影等技术，精心创设一种沉浸式体验模式，游客在新技术的加持下，可以实现时空“穿越”，在光影交错中与刘三姐对歌。八集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改编自李娟同名散文集，该剧“依托传播渠道的精准落地、情感传播的精准共鸣策略在国际社会赢得不俗反响，成为中国故事精准传播的卓越典范”。《我的阿勒泰》集民族文化景观、想象力消费与“融合型”美学于一体，该剧扬帆“出海”并赢得广泛好评，成为当代中国网络文艺对外传播的地标性作品。而《我的阿勒泰》“爆火”的深层次原因，则是对中华文明标识的艺术呈现与“融合型”美学风格的彰显，主要包括：“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自然观、“诚信忠恕、重义轻利”的伦理观、“和而不同、相互借鉴”的社会观。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海报(图片来源于网络)

舞剧《五星出东方》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结语

多民族艺术对中华文明标识的提炼和展示，“通过塑造中华民族集体文化记忆的方式，强化民众的国族认同意识，进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终目的”。多民族艺术是汇集各民族交融互嵌历史记忆的文化场域和情感载体，为中华文明标识的发掘提炼与呈现传播提供了文本基础和可行路径。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促进多民族艺术发展的内生动力和逻辑主线，通过对符号标识的谱系建构，借助“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的“融合型”美学表达，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提供重要保障。

*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资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时代‘文化润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批准号：2022JJDM001）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邹赞 单位：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5期（总第116期）

责任编辑：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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