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在德国汉学界，雷德侯是研究、阐释中国书法的知名学者，为中国书法的海外传播与接受作出了卓越贡献。纵观其学术生涯，雷德侯对中国书法既有宏观的历史观照，又不乏精微的实证分析，体现出全新的书法史研究范式与方法论体系。本文重点剖析雷德侯介入中国书法的独特视角与路径，提炼出“滤镜”“媒介”“模件”三个关键词，系统论述他如何以“异域之眼”审视中国书法古典传统的脉络发展与创新机制，客观揭示其在推进中国书法海外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通过对海外汉学家方法论的批判性借鉴，既能够拓展本土学术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维度，更能有效激活中国书法史研究的理论生长点，从而促进跨文化视域下中西方研究范式的互补与创新。

【关 键 词】 雷德侯 中国书法 跨文化研究 媒介属性 模件化生产

雷德侯《书迹：中国古代书法研究》（2023）（图片来源于“人民美术出版社”微信公号）

引言

中国书法自13世纪进入西方视野，而真正形成影响是在20世纪初，彼时西方学界的书法研究主体由汉学家们构成，主要从事中国文字知识和书法文献的翻译、引介，正是这些基础工作的开展，才逐步开启了海外中国书法研究的学术历程。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海外中国书法研究界涌现出不少有突出贡献的学者，他们的研究虽有不少争议，但也为国内学界提供了互补性的视角和启发性的参照。其中，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的中国书法研究以其跨文化视角和系统分析方法独树一帜。他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辗转于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地学习汉学、艺术史等，先后师承叶利塞耶夫（Vadime Elisséeff）、谢恺（Dietrich Seckel）、方闻（Wen C. Fong）、铃木敬（Suzuki Kei）等多位艺术史学者。从知识背景来看，这些学者从事艺术史研究的方法通常绕不开侧重形式分析的风格学以及侧重古典文献资料并辅以考古实物的汉学。得益于此，雷德侯能够以一种融通综合的视角将西方艺术史方法和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相结合，重视中国艺术的独特范式和文化精神，强调以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反思中国艺术传统形成的历史脉络和演进模式。纵观其学术历程，他的东亚艺术研究从书法展开，探索书法与其他艺术的互通关系，再试图提炼出东方艺术独有的创新机制。他利用海外馆藏和私人收藏的信札资源，以“异域之眼”解读中国书法，开创了中国书法海外研究的新范式，曾先后出版德文版《清代的篆书》（Die Siegelschrift (chuan-shu) in der Ch'ing-Zeit, 1970）、英文版《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Mi Fu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1979）以及英文版《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 2000）等专著。此外，他还撰写了《走进中国书法》（“An Approach to Chinese Calligraphy”, 1972）、《中国皇家艺术收藏管见》（“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Imperial Art Collection in China”, 1978）、《六朝书法中的道教因素》（“Some Taoist Elements in the Calligraphy of the Six Dynasties”, 1984）、《中国书法：其审美维度与社会功能》（“Chinese Calligraphy: Its Aesthetic Dimension and Social Function”, 1986）等系列文章。这些颇具学术创见的论文经过翻译、系统整理后形成专著《书迹：中国古代书法研究》（2023），并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对以上成果的文本细读和思想阐释，将有助于全面了解雷德侯中国书法研究的视角、路径与问题，并反思其方法论体系的适用性，从而在更高层次上推进中西艺术史研究的跨文化互鉴。

一、“滤镜”：米芾对中国书法古典传统的筛选与重塑

雷德侯指出，以二王为核心的东晋名迹被视为中国书法的风格原型，其审美标准和书写规范一直贯穿于整个书法史，并被后来具有创造性的书家们反复临摹、学习，从而构成了一种中国书法特有的“复合性风格结构”（complexity of the stylistic structure）。在传承、延续魏晋古典传统的过程中，陶弘景、褚遂良、米芾、赵孟頫和董其昌等人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作为鉴赏家、评论家和书法家，在搜集、鉴赏、收藏、摹拓、临习与传播二王书法的同时，也为自身赢得了重要的书法史地位，其书法作品与书法史知识成为后世遥望魏晋古典传统时的“滤镜”（filter）。基于以上思考，雷德侯注重微观考证与宏观阐释的结合，他将米芾作为具有普适性的研究载体和古典书学的切入口，其目的在于揭示中国书法古典传统的发展脉络与动力机制。这一研究路径既突破了以往米芾书法海外研究的既有范式，又对中国书法的本土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首先，米芾作为“宋四家”之一，尤以书法鉴藏闻名海外，是西方汉学家、艺术史学家最早关注、并对其进行个案研究的文人书家。例如，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主要译介其《砚史》并以“物质文化”视角切入考察米芾书画装裱技艺，致力于构建一种“中西融合”的科学鉴藏观；石慢（Peter Charles Sturman）则以传记性方式印证米芾艺术形式与个体境遇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米芾如何利用身份主动介入书法艺术的创作与表达。此外，还有翟理斯（Herbert A. Giles）、福开森（John C. Ferguson）、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艾朗诺（Ronald Egan）、倪雅梅（Amy McNair）等西方学者都有涉及米芾书法研究的相关成果。但这些成果更侧重于米芾个人及其与同时代书家的“横向”联系，而雷德侯的米芾研究则是“纵向”的宏观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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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通过知网（https://kns.cnki.net/）等阅读全文。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汉字书法美学理论体系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22&ZD04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庞晓菲 单位：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6年第4期（总第127期）

责任编辑：王朝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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