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自ChatGPT等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应用问世以来,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者与大型科技公司的高管们发表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论调,警告人工智能可能将导致人类灭绝。他们所想象的,俨然是一种堪比科幻小说的启示录式未来。那么,为何这些人工智能的创造者与销售者要宣扬这样一个如此令人沮丧的故事?有观点指出,他们实则是在夸大威胁,以制造紧迫感,从而吸引更多关注与资金。同时,对技术威胁的过度强调,也转移了人们对那些追逐权力、财富和稀缺资源(如能源、水和技术劳工等)群体的关注。
【关 键 词】 人工智能 文学 《三体》 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
身为一名语言、文学和批评理论教授,我最近突然迫切地感到,人工智能(AI)这一议题值得深入思考——促使我产生这一想法的是ChatGPT(基于英语)、ChatGLM(基于中文)等大语言模型(LLMs)的出现。多年来,从事数字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一直使用计算机来分析数字化的文学文本,然而,这些相对新兴的大语言模型却可以直接生成文本。这些机器可以写作,意味着区分人工智能写作与人类写作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棘手的难题。
在《中国文艺评论精粹(第一卷)》中,人工智能至少被提及两次。这本论文集于2024年8月6日在美国休斯顿大学举办的“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评论话语建设中美双边研讨会”上正式发布(点击查看)。在中国,推动文艺发展的组织已经在辩证地思考和实践文化数字化议题。在这本重要的评论文集中,学者们已洞察到人工智能、5G、大数据和虚拟现实等迅速发展的技术中所蕴含的希望和前景,但是,这同时也提醒作为学者的我们,应当去关注这些技术所带来的文化影响。
最近,出于对人工智能在文学研究领域应用的好奇,我打开了免费版的ChatGPT。界面上显示了三个可点击的方框。其中一个方框标着“写一个故事”,我点击了一下,然后看到两个对话框,一个向右对齐,另一个紧随其后、向左对齐。它们就像我的手机短信对话框一样排列。两个对话框中都已经被应用程序填充了文字。第一个对话框中提出建议:“让我们一起来创作一篇引人入胜的短篇小说吧。你能否先告诉我,你最喜欢的类型是什么,以及希望其中包含哪些主题或元素?”在第二个对话框内,应用程序对自己所提的建议作出回应:“当然可以!你最喜欢的类型是什么?你是否希望在故事中融入特定的主题或元素?”在第一个对话框内,应用程序正在向我(用户)展示如何编写一条“提示”(prompt),即启动ChatGPT文本生成流程所需的人工输入。这个应用程序在引导我让它写一个故事。就使用智能手机进行文字对话的普遍体验而言,ChatGPT生成的“提示”看起来已经与人类对话十分相似。这台机器不仅邀请我加入它发起的对话,还主动提出为我写一个故事,这一点值得深思。一个写故事的机器竟然发起了一场关于“写故事”的对话。我不禁好奇,其他文学学者对此会如何看待。同时我也想知道,文学理论是否能帮助我理解这些既能生成创造性文本、又能产出批判性文本的机器背后所蕴含的意义。
ChatGPT大语言模型于2022年11月向公众发布,距今尚不足三年,而中文的大语言模型ChatGLM问世时间更短。目前,文学和文化领域学者撰写的关于人工智能写作的评论文章也才陆续开始发表。2023年出版的文集《想象人工智能:世界如何看待智能机器》(Imagining AI: How the World Sees Intelligent Machines)虽然没有特别聚焦于人工智能写作或大语言模型,但它探讨了不同文化对人工智能的不同看法。这本书的引言指出了“通用人工智能”和现代生活中已经广泛存在的人工智能之间的本质差异。对于人类是否能够创造出至少与人类一样聪明、甚至超越人类智慧的“通用人工智能”,专家们众说纷纭。另有些专家则重点关注目前已存在的、能力相对有限的人工智能,并指出在当代日常生活中,“我们已经被人工智能包围了”。事实上,尽管现有的人工智能模型还不能完成人类所能做的一切事,但特定类型的人工智能已经可以执行各种各样的人类任务。例如,互联网搜索引擎(如百度、谷歌)、自动驾驶汽车,以及为用户推荐可能感兴趣的TikTok视频的算法,都属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突破包括IBM开发的深蓝计算机,它在1997年击败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以及由谷歌DeepMind开发的阿尔法围棋程序(AlphaGo),它在2016年战胜了顶级围棋冠军李世石。
像ChatGPT和ChatGLM这样的大语言模型虽然在智能水平上可能超越了普通搜索引擎或内容推荐算法,但它们尚未达到“通用人工智能”的水平,因为它们尚无法复刻人类的所有智力和能力。不过,这些模型能够写故事、对话、回复电子邮件等,这使得它们看起来非常人性化。大语言模型生成的类人文本进一步引出了人与机器之间关系的哲学问题:人类是一种机器吗?人类是否能制造出类人机器?怎样可以使机器具备“人性”?人类的本质是什么?机器的本质又是什么?审美创造力是否为人类所独有?
在《想象人工智能:世界如何看待智能机器》一书中,有两篇文章都引用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列子笔下的一个著名的机器人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偃师制造了一个机器人,并向国君展示。这个机器具备人类的特征,如行走和说话,令国君惊叹不已。但当这个能走路、会说话的机器人开始与宫中侍妾调情的时候,国君非常恼怒,因为机器人试图勾引他的女人。这一特质让这台机器显得更具 “人性”。偃师的机器人故事让我想起了一部好莱坞电影《她》(Her,2013),在这部影片中,一个孤独的男人爱上了他电脑中的人工智能助手,而“她”——这位人工智能助手——仅仅是女演员斯嘉丽•约翰逊配音的声音。或许你可能在新闻中读到过,ChatGPT的研发者曾想在其人工智能产品中使用约翰逊的声音,但遭到了拒绝,在他们推出一种与她声音高度相似的语音功能时,还被约翰逊起诉(目前,ChatGPT应用程序中已不再提供该语音功能)。
电影《2001太空漫游》剧照
电影《她》中的人工智能女友没有形体,“她”只是一个声音。我们可以把《她》中的人工智能角色与另一部更早上映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1968)中那架会说话的宇宙飞船进行对比。那台名为哈尔的人工智能电脑也没有实体,但是它不仅能够与人类宇航员戴夫对话,而且还能控制飞船的许多功能。在一个著名场景中,当戴夫提出可能会拔掉哈尔的电源时,机器人哈尔对戴夫的生命进行威胁。哈尔是出于本能自卫,因此看起来更加具有人类特质。在另一部以类人人工智能为主题的经典影片《星球大战》(Star Wars,1977)中,角色C-3PO不仅具有类人形态,而且在人类英雄卢克•天行者遇到来自宇宙各地的各种人形物种时,还通过礼仪指导和翻译等类人行为来帮助他们沟通。《2001太空漫游》和《星球大战》这两部电影展示了人们对人工智能想象中的另一种对立:两种通用人工智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种帮助人类(如C-3PO),另一种则威胁人类(如哈尔)。
电影《星球大战》剧照
ChatGPT、ChatGLM等新兴大语言模型与电影中的人工智能角色(如“她”、哈尔、C-3PO)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即它们都能够与人类进行对话。就我个人而言,必须承认,尽管我已经习惯了计算机使用算法进行数字计算,但是人工智能越来越类人的语音和文字输出还是让我隐隐不安。毕竟,“计算机”曾经是一个由人类执行计算的工具。电影《隐藏人物》(Hidden Figures,2017)讲述了在1962年,三位女性承担“计算机”的职能,手动进行复杂的数学计算,为将第一位人类送入环地轨道作出了关键贡献。而如今,计算机已经在执行人类曾经在黑板和纸上所做的数学计算工作。
大语言模型是否会像计算机取代《隐藏人物》中的人类“计算机”一样,取代语言文学教授或学生的工作?就文学专业而言,人类与ChatGPT、ChatGLM等大语言模型相比,谁会更胜一筹?在文学领域,人类的角色包括作家、作者、读者、学者和评论家。目前的人工智能模型可以模仿人类的某些写作功能,如总结文本、分析文本意义(语义),甚至识别情感、感觉和情绪。当然,人工智能也能创造新的文本,不过目前人工智能的写作还是需要大量的人类协作。
举个例子,我在一份香港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提到:清华大学新闻学教授沈阳借助人工智能创作了一部科幻小说《机忆之地》,并凭借这部小说获得了科幻小说文学奖。创作这部短篇小说需要66个“提示词”,均由沈阳教授撰写。尽管撰写这些提示很费人力,但沈阳教授和人工智能只用三个小时就完成了这部小说。那么,这部主要由人工智能“创作”但仍需人类实质性干预的小说,它的“作者”究竟是谁呢?
显而易见的是,“人工智能”中的“人工”一词,表明它实际是由人类创造的产物。无论人工智能模型变得多么复杂,它们永远都是人类的人工制品,是虚假的,是一种诡计。无论其多么“智能”,人工智能将永远是一个人造机器。人工智能始终都是由人类想象、创造和训练出来的。这一训练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像ChatGPT这样的大语言模型通过“阅读”庞大的文本数据库(包括经典文学作品)来学习如何预测语言模式;其次,人类作家与ChatGPT合作,通过输入“提示”来帮助训练人工智能,来推进故事的创作。人类实则是在“训练”人工智能,告诉它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人工智能通过“阅读”能“学到”多少东西?人类能否通过定义“好的作品”和解释如何创作,来训练人工智能识别和写出好文章?技术的进步能否使人工智能不再仅仅依赖于过往文本中的模式来预测词汇?
中国当代著名科幻小说《三体》强调了人工智能背后的人类能动性。刘慈欣在小说中讲述了一种由外星物种创造的人工智能。这种外星物种作为具身生物,在其越来越不宜居的星球上为生存而战。他们通过无线电与地球上的科学家取得联系,最终招募到一批支持他们事业的人类追随者,并承诺帮助他们在地球上寻求避难之所。在这个在劫难逃的星球之上,外星生物与他们的人类合作者邀请了几位杰出的人类科学家,一起参与一个高度发达的虚拟现实游戏。这个游戏由一个比地球上任何现有的人工智能都要复杂得多的人工智能驱动。其中一位科学家向负责监控游戏的警方计算机专家问道:“游戏中是否存在超自然现象?”这位专家在回答时引用了一位老派的前警官的话:“不过我们还是相信史队那句名言,这一切肯定都是人为的。”就我读这本小说的感受来说,相较于计算机器与虚拟现实游戏中的人工智能角色,这些外星生物更称得上是 “人”。尽管这些外星生命的躯体可能并非人形,但它们居住在活体中。拔掉哈尔(《2001太空漫游》中的角色)的电源与威胁一个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外星生物的生命不可相提并论。外星生物与人类一样,皆如蜉蝣终须一死。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描述人类与智能技术之间的关系。他将工具和技术视为人类身体功能的“外化”:正如锤子是人的手臂功能的外化,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是人的认知功能的外化,使人类能够得心应手地掌握知识。人工智能则增强了这些个人计算设备的性能。为了探讨信息技术在当代生活中的作用,塞尔从一个童话故事中借用了一个小姑娘的名字,创造了“拇指姑娘”这个角色。他把“拇指姑娘”重新想象成一名21世纪的大学生,她利用拇指在智能手机上快速打字。然后,塞尔将这位21世纪的“拇指姑娘”与公元3世纪因基督教信仰而被罗马帝国杀害殉道的圣德尼进行了比较。罗马士兵奉命将圣德尼带到巴黎郊外的蒙马特尔山顶斩首,却因懈怠而在山脚下就斩下其首级。圣德尼竟亲手捧起自己被斩断的头颅,徒步登上了山顶。就像圣德尼用手抱着自己的头一样,“拇指姑娘”也随身携带着她的智能手机或笔记本电脑——她的外置大脑。塞尔写道:“拇指姑娘打开电脑……(她)凝视着置于掌中、脱离身体的头颅——那原属于她体内的认知功能,正如圣德尼捧着自己与躯体分离的头颅一样……不久前,我们都落得和圣德尼一样的命运。”个人计算设备由此实现了人类大脑的外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实体书已是人类智慧的外化形式,在电脑出现之前,书籍就已经将人类的知识外化。甚至可以说,人类语言本身是一个创造、保存和传递集体智慧的集体性系统,存在于和人类个体的外部关系中。在思考ChatGPT对人类作者、读者或评论家的影响时,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脑海中浮现出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作者已死”宣言的人。但就人类认知在语言系统中的外化这一观点,这种联系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
巴特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制度性和系统性,认为其超越了个别的言说者、作者、听众或读者。在谈到现代主义文学时,巴特特别指出,“言说”的主体不是作者,而是语言本身,仿佛语言与人类创造者独立无涉。他在1968年发表这一观点时,并非指代当时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还不能生成类人文本的人工智能。但是,巴特和塞尔都认为,语言的存在超越了个人,个人只是语言的参与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回应巴特“作者已死”的宣言时问道:“什么是作者?”他给出的答案是,作者是一种功能,而并非盛行观念所认为的“作者—文学作品”模式里的天才创作者。在塞尔、巴特和福柯看来,语言可以被概念化为一种传播技术,是人类智慧的外化。
巴特和福柯对人类个体在语言生成与写作中的能动性提出了质疑,而这一疑问同样适用于ChatGPT或ChatGLM生成的文本。巴特将书面文本定义为“一个多维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几种写作相互结合,相互争执,但没有一种是原始写作”。因此,他意指人类产出的文学文本并不具有创造性或原创性,而是主要由模仿和复制构成——正如ChatGPT所做的,它通过模仿文本来训练自我。巴特说,文本是“由无数文化源头生成的引文编织的结构”,而这似乎也可以用来描述人工智能写作。同样,福柯也说,文本是“根据能指的本质……一系列符号间的相互作用”。能指的本质决定了符号的排列方式,似乎与个体人类作家毫无干系。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文学理论家对书面文本的描述,与一位当代运用人工智能分析文学的研究者对文学文本的描述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蒋凯波(Jiang Kaibo,译者自译)使用各种人工智能模型来研究中国科幻小说《三体》中的情感表达和审美意象。在开始分析之前,她必须先将小说文本转化为数字化数据。她将文学文本描述为“一种非结构化数据”,并解释说:“在空间矢量模型中,一个词就是一个维度,而一个文本至少包含了数千个维度的矢量。”她的文章包括了大量分析文学文本的人工智能程序所需的数学方程和技术图表。为了训练人工智能识别文本中的情感和图像,人类必须借助数学工具。然而,一旦训练完毕,人工智能似乎便可自主进行语义和情感分析。蒋凯波认为,人工智能分析可以帮助人类作家改进作品:“情感分析、受众反馈分析和情节分析等技术可以显示观众情绪反应和情节结构。这有助于提供有针对性的反馈和建议,帮助创作者更好地把握作品的情感表达。”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类作家增强其文本的情感表现力。
刘慈欣著《三体》
目前,人工智能情感分析模型已投入商业应用。美国部分企业正运用AI技术解析消费者对其产品的评价,将人工撰写的评论标注为“正面”或“负面”。但与此同时,业界也担忧这些产品评论本身或许就出自AI之手——某些程序正在通过自动生成评价来帮助或打击特定商家。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正在形成:人工智能很可能正在分析由另一个AI程序生成的、带有“积极”或“消极”情绪倾向的文本。
尽管现实远不像电影《她》中的人工智能女友,或是勾引国君侍妾的机器人故事那样充满戏剧性,但是这些来自文学分析和商业领域的例子已经向我们展示,人工智能是如何将情感智能外化的。人类是否通过在产品评价或文学作品中表达情感来将作者功能外化,从而再次扼杀了作者?当批评的功能在文学分析或餐馆评价等文本中被外化时,我们是否也在扼杀评论家?人工智能或许是人类“诡计”的产物,但它确实正重塑着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并重新定义智能和艺术创作的本质。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现代与古典语言文学系教授Janell Watson于2024年8月6日参加了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美国休斯敦大学共同主办的“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评论话语建设中美双边研讨会暨《中国文艺评论精粹(第一卷)》出版座谈会”,并在会上作题为Literature, Art, and Artifice: AI and Writing的主旨发言。本文在会议发言的基础上扩充修改而成。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美]珍妮尔•沃特森(Janell Watson) 单位: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译者:杨嘉宜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9期(总第120期)
责任编辑:王朝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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