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在全球文化软实力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西方时尚理论的话语霸权与本土文化主体性缺失的矛盾日益凸显。时尚审美作为文化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亟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本文通过解构西方时尚审美机制的哲学基础，揭示其主客二分思维、线性时间观与殖民现代性带来的三重困境；结合中国哲学“体用不二”“生生之流”等思想资源，提出“体—时—身—用”四位一体的理论框架，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时尚知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关 键 词】 时尚审美 中国自主范式 体用观 时空折叠 气韵生动

引言

巴黎时装周发布的“青花瓷”系列引发“新东方主义”争议，迪奥(Dior)马面裙事件暴露文化挪用困境，杜嘉班纳(D&G)选用带有“辱华”意味的模特及场景遭到国人的抵制……近几年的时尚现象折射出全球时尚体系深层的认知不对称，时尚产业也面临着从“文化他者”向“价值主体”转型的历史困境。这些兼具审美性与社会性的时尚“场域”话题，为中国建构自主的时尚审美体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中国时尚如何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实现现代化转型？如何构建超越西方工具理性的新型审美范式？本文希冀突破“传统复归”与“西方追随”的二元对立，以“本体论范式重构”为核心，建构融合国际视野与传统思想活化的中华时尚审美体系，与西方时尚体系形成平等对话，乃至成为未来时尚审美范式重构的替代性方案。

现代时尚肇始于西方，但“时尚”绝非独属于西方。19世纪以来，西方时尚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话语霸权。这种霸权不仅体现在时装周、品牌和媒体的主导地位上，还渗透到了大众审美观念中，使得西方时尚标准成为全球公认的标杆。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时尚元素逐渐交融，时尚审美的多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本文旨在通过西方时尚审美机制的范式困境与本体论反思、中国时尚审美的生成论转向、“体—时—身—用”的范式重构研究及中国时尚审美范式的实践进路等方面，重构现代时尚审美机制在本体论层面的范式转换。

一、西方时尚审美机制的范式困境与本体论反思

西方时尚审美机制自19世纪末形成系统性研究框架，主要经历了三大范式演进：其一为社会学视角的符号权力分析，这一思想框架以“阶级区隔”理论为核心，强调时尚作为社会身份标识的功能。例如，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其《有闲阶级论》一书中，便将时尚定义为社会阶级划分的“炫耀性资本”；齐美尔(Georg Simmel)则提出了时尚的“涓滴效应”，认为时尚通过自上而下的模仿与再区分实现阶层流动。他的《时尚的哲学》从饮食、宗教、货币、时尚交际等多元视角，奠定了时尚社会学最为经典的思想根基；此后，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进一步将时尚纳入文化资本再生产体系，揭示了审美趣味背后的权力结构。此类研究为时尚的社会学理论提供了重要基础，对早期现代主义的时尚审美逻辑起到了显著的揭示作用。只是在当下瞬息万变的时尚影响因素中，如果仅从社会学角度来理解时尚，则忽视了其文化主体性的建构。

其二是现代结构主义与后现代解构主义。例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通过《流行体系》以符号学解码时尚的“神话”属性，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消费社会》则批判时尚沦为消费社会的超真实幻象。此类研究揭示了时尚与消费主义的密切关联，并对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反思和剖析。但正如杨道圣所言：时尚在对生活的美化中，展现出了不同的形式，要想考察时尚，必先从各类形式的实践出发。因此，在后现代时尚理论中，对消费主义的批判虽然突破了功能主义的桎梏，却远离了时尚的实践经验或陷入了消极批判的困境，有待当今时尚评论提供更多建设性的方案。

步入21世纪，当代文化研究开始关注性别、种族、可持续等议题，在后现代的语境拓展时尚的审美范畴与学科疆界。如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Joanne Entwistle)的身体政治学及凯泽(Susan B. Kaiser)的跨文化时尚研究；法国学者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则以“轻文明”“超现代主义”等范式推进当代时尚审美的民主化、大众化和多元化。至此，时尚的审美范式进入了它的第三阶段，即全球化视域下的跨种族、跨学科、跨媒介的多元主义研究。然而，这些理论仍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底色，对非西方文化的阐释多停留于“他者化”猎奇，缺乏与东方美学体系的深度对话。

由此可见，西方时尚理论百余年的本体论建构与现当代解构具有毋庸置疑的奠基作用。它具备社会学的广度、批判理论的深度及对当代多元文化的充分介入。然而，在全球化日益繁荣的当下，时尚的理论话语权仍然停留在西方，时尚审美体系也牢牢固化为西方审美现代性的产物。近年来，西方时尚理论界虽然展开了深刻的自我审视与范式革新，却始终受制于其哲学传统的内在矛盾，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 笛卡尔的幽灵：主客二分的形式主义困境

布尔迪厄在《区分》中揭示的“符号暴力”，本质是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在时尚领域的投射。他在《区分》中指出，时尚作为文化资本的一种形式，通过符号暴力将社会等级秩序自然化，使身体沦为阶级区分的载体。此外，福柯关于权力—知识共生的理论则为分析时装秀场的凝视机制提供了框架，揭示了时尚行业的权力机制如何参与并控制时尚场域的审美秩序。这种受困于阶级、社会规训、文化资本的时尚诞生出了看似眼花缭乱、实则支离破碎的畸形儿。例如， 2022年Gucci秋冬系列以“Exquisite Gucci”为名的秀场(图1)，通过后现代拼贴式的极繁主义美学，将福柯笔下的“可见性暴政”演绎为一场权力拓扑学实验。这场秀通过极繁主义美学，将不同风格元素如巴洛克纹样、洛可可刺绣与未来主义霓虹装置并置，这些设计使人体成为符号冲突的战场，模特被规训为执行品牌叙事的工具。在层层织物和装饰的包裹下，模特们失去了作为主体的功能，转而沦为商品图腾，暗示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中身体政治学的深层悖论。

图1 Gucci 2022年秋冬秀场(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 速度暴政：线性时间观的现代性反噬

在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的“速度学”视阈中，现代社会的本质危机源于速度对时空秩序的暴力重构。他早在1977年出版的《速度与政治》中就预言，当速度突破物理界限演变为社会统治工具时，人类将陷入“速度暴政”的困境——时间被压缩为单向度的线性轨道，创新异化为自我吞噬的永动机。这种预言在当代快时尚领域获得了惊人的印证。以Zara为代表的快时尚品牌年均推出24个系列，每个系列仅存续21天，这种超工业生产节奏将晚期资本主义对时尚审美的新异化推向了极端。当设计—生产—消费的周期被压缩至生理极限，时尚产业俨然成为维利里奥笔下的“竞速机器”：设计师沦为潮流复刻的流水线工人，消费者则化作了时尚焦虑的囚徒。

(三) 空间殖民：时尚三角的权力遮蔽

在殖民现代性的话语框架下，全球时尚体系呈现出鲜明的等级化特征。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提出的“空间三元辩证法”揭示了时尚产业的权力结构：巴黎、米兰、纽约构成的“时尚三角”通过垄断创意资本、媒体资源和市场网络，将非西方地区强制纳入其审美秩序。这种空间殖民策略不仅体现为地理区隔，更通过时装周制度、流行趋势发布机制，将亚非拉地区的服饰传统贬抑为需要被“现代化”改造的原始素材。

除此之外，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的“文化混杂性”理论进一步解构了西方时尚的霸权逻辑。当LV、Gucci等品牌挪用非洲部落纹样或亚洲刺绣时，表面上展现出文化交融的姿态，实则通过时尚普世性话语的虚假呈现完成了双重消解：既将异质文化元素抽离原生语境转化为商品符号，又迫使本土设计师为获得国际认可而必须接受西方审美标准的“认证”。这种新殖民主义模式在迪奥2022年马面裙事件中显露无遗——品牌挪用中国传统服饰形制却声称“原创设计”，将千年文化积淀转化为可消费的东方主义符号，正是巴巴所言“被允许的混杂性”的典型例证。

以上提及的三重困境共同指向西方时尚话语在当下的根本性危机：在工具理性支配下，其审美范式已丧失调和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全球与地方的能力。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在肯定西方时尚理论有益养分的同时，对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的时尚审美机制进行反思，在曾经辉煌的西方时尚及其相应闪光的思想基础上另辟蹊径，为重构植根于中国哲学的新型时尚审美范式提供理论契机。

二、中国时尚审美的生成论转向

中国时尚研究近十年快速发展，主要聚焦三个方向：其一，传统服饰文化挖掘：如崔荣荣、卞向阳等学者通过梳理中华传统服饰谱系，重释“服以载道”的美学内涵，在非遗研究领域提出“工艺活化”方法论，构建传统服饰的现代转化案例等。其二，本土设计实践批评：如吴海燕、贾玺增等针对“新中式”设计浪潮，剖析了“形神分离”“符号堆砌”等问题，强调从“形式借用”到“精神转译”的范式升级。其三，产业经济维度拓展：如赵平、张星等结合“国潮”现象，探讨文化IP开发和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等议题，初步对接产业研究与实践。

然而，面对西方时尚理论对中国时尚明显的“他者化”视角，国内学者未能作出系统性的回应与理论范式重建，反而更多地投向于本土服饰考古、传统纹样研究、工艺美术研讨等民族化议题，导致中西方的时尚对话越来越割裂。其中的研究短板集中于：1.理论体系碎片化：国内尚未形成贯通哲学、美学、社会学、经济学的跨学科理论框架，对“中国时尚审美范式”的界定模糊。2.现代性张力应对不足：多数学者聚焦传统资源挖掘，对全球化语境下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融合机制研究薄弱，尤其缺乏数字技术赋能的现代化设计路径。3.国际传播能力缺失：研究成果多停留于本土话语场域，未能有效参与国际时尚理论对话，导致中国时尚实践常被误读为“东方主义”景观。

对此，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进军巴黎时尚界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为我国时尚产业提供了鲜明的借鉴。无论是三宅一生通过“一块布”的设计理念，将日本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科技面料结合，打破西方服装结构；还是山本耀司以黑白色调、不对称剪裁展现日本“空”与“无”的美学思想；亦或是川久保玲以解构主义手法重新诠释服装与身体的关系，传递日本“不完美之美”的审美理念，他们都带着深厚的东方思想与民族文化走进巴黎时尚界，构建起本土文化与全球时尚之间的对话桥梁，从而在世界时尚舞台上获得广泛关注与认可。正如川村由仁夜(Yuniya Kawamura)所论述的那样，日本设计师与巴黎时尚体系之间保持着辩证性的相互依存关系：一方面，他们以“日本身份”融入巴黎时尚体系；另一方面，他们更注重拓展巴黎时尚的疆界，将本国文化的精髓传递至巴黎，带来一种“美的共相”，而非美的同化。由此可见，我国时尚也大可不必囿于本土与传统，而应当大胆地“走出去”，在中西对话的互动机制中引导时尚创新的中国化契机。

基于此，本文将从体用观、时间观、身体观、消费观四个维度，既解构西方时尚审美话语的统治，又系统性地树立中国时尚审美的范式重构与本体论转换，从而真正实现全球化背景下时尚审美的多元化发展。

(一)体用不二：解构主客二元的时尚本体论

如前所述，西方时尚体系深陷形式主义困境的根源，在于笛卡尔“身心二元论”塑造的认知范式。这种将身体视为被规训客体、将服饰异化为遮蔽工具的机械论，正遭遇当代语境下物质与精神断裂的危机。而中国哲学的“体用不二”思想为此提供了根本性突破：王夫之“体用胥有而相需以实”的论断，便将服饰视为“载道之器”与“成人之具”的统一体。我国汉服的形制便体现出了这种思想，其宽袍广袖的设计既符合“礼以体政”的伦理诉求，又通过“交领右衽”的符号系统实现了“文质彬彬”的美学表达。在当下语境中，“体用不二”并不局限于儒家文化中的“礼制”源流，服饰更多地是去贴近当代人的生活，即更为强调“用”的维度。而时尚品质的体现，则是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唤醒穿着者对于自我呈现的审美自觉。这种自觉在“不二”思想的推动下，自然衍生出本真之“体”，即一个真实的、不被社会权力、文化工业与审美经济操控的自我，排除了迎合他人与社会的矫揉造作之“体”。因而，“体用不二”的服饰不再独立于身体与自然，而恰恰成为了“身体与自然的过渡地带，人、衣、物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以此呼应贯穿我国古今的 “天人合一”之东方智慧。

(二)生生之流：重构时尚演进的时间范式

西方时尚产业的竞速理论催生出每季必新的生产逻辑，这种线性时间观在维利里奥的速度政治学中暴露出了其在消费社会的暴力本质。然而，我国《周易》中“日新之谓盛德”的时间哲学，则构建了“彰往察来”的螺旋式发展模式；宋代张载提出“天地之气化流行”的宇宙观，将流行转化为与天地同生息的时空运转。究其根本，我国古人对“快”与“慢”的界定不是强迫性前行的西方现代性时间，而是一股循环往复、不急不躁却又自然运转的“生生之流”，最终抽象为一种非线性的时间创化论。这非但瓦解了西方时尚追逐社会资本的“逐新焦虑”，更建构出独属于东方的时间审美观。相较于西方时尚的断裂式变革，对时间的活化、创新乃至赋予时间以生命力，显然是一个更具灵活性的方案。

这种顺乎自然、回归本源的时间智慧，在国内品牌“例外”(Exception)(图2)的设计理念中焕发了新生——品牌以东方哲学为根基，强调“反工业流水线”的原创精神，倡导衣物与人的情感联结，注重自然材质、手工温度与人文思考的结合，传递“天人合一”的美学理念。设计师将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科技结合，创造出既具文化深度又充满现代感的服饰语言。这体现出中国设计师自觉地从快速更迭的时尚周期转向了文化传承与环保理念，亦是从线性时间到循环时间的一种深度思考。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本土时尚设计不仅连接了过去与未来，还引领了中国时尚对时间价值的新探索。

图2 例外(Exception)2024年“往复之迹”系列(图片来源：http://www.mixmind.com/)

(三) 气韵生动：解放规训身体的审美实践

福柯揭示的“规训身体”在当代时尚界演化为各种消费符号暴力，身体沦为了晚期资本主义兜售新文化景观的工具。在2024年大热的电影《某种物质》中，这种景观化的身体更是被推向了极致。尽管影片的主旨在于对“规训身体”展开体制性的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某种物质》中的女性主角为求永葆青春、极致魅惑的不老之身，已经讽喻性地完成了不计代价的自我规训。究其根本，这种对理想身体的极致追求，正呼应了西方现代时尚中的视觉中心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共谋者，视觉中心主义通过媒体、广告和流行文化不断强化理想身体的审美范式。以“饮食失调”(eating disorder)为例，许多女性因追求“瘦即美”的视觉效果而陷入健康危机。此外，整形手术产业的兴起也反映了这一现象，人们通过外科手段改造身体以符合社会期待。近年来，西方时尚界亦在不遗余力地倡导多元包容的身体审美观，却始终因为缺乏本体论意义上的立足点，愈发暴露出了其背后的资本“权游”逻辑。在理论层面，西方现象学试图从回到事物本身、回归自然身体的角度达到西方语境下的“身心合一”。然而，现象学的思想之脉仍然深深地根植于西方文化批判的进化史中，大多数空悬的理论无法提出行之有效的实践转化路径。

反观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气韵”说，则为身体认知开辟了现象学之外的东方路径。南朝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将“气韵生动”列为“六法”之首，不仅提出了画法上的标准，更将“传神写照”的创造性思维提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经宗白华诠释，气韵更成为了“生命的节奏化显现”。在时尚领域，气韵以其充满生命活力与内在神韵的特征，逐渐具象化为身体与空间的诗意对话。在空间向度上，身体被理解为“精、气、神”交融的生命场域；在时间维度上，身体的运动轨迹被视作“生生之谓易”的直观显现。这种动态平衡的身体观，打破了西方传统身心二元论的认知框架，将身体视为贯通天地之气的审美化存在。

对此，“致知”品牌以服饰为媒介重构了身体与空间的动态对话关系，其设计实践深刻诠释了气韵生动的东方美学精髓(图3)。通过解构传统服饰的二维平面性，设计师将人体运动轨迹转化为三维空间中的诗意叙事，流动的衣袂与肢体运动形成共生场域。这种基于身体自主性的创新设计，打破了服饰作为静态遮蔽物的传统认知，转而强调织物与肌肤的触觉对话、廓形与姿态的视觉共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其丝绸系列对“气”的具象化演绎：利用双绉面料特有的垂坠感与反光特性，使人体在运动中呈现出水墨晕染般的氤氲效果，既体现了宋明美学的空灵意境，又赋予当代女性身体以流动的生命力。这种将身体视为能量载体的设计思维，不仅重新定义了服装与穿着者的主客体关系，更通过材质与结构的创新转化，使不可见的气息流动获得物质化表达，最终实现了传统身体观与现代设计语言的美学共振。

图3 致知(ZHIZHI)2022年“格物”系列之“镜外之境”，拍摄于桂林(图片来源：微博@中世万物)

(四)以礼制欲：超越符号消费的伦理重构

鲍德里亚预言的符号狂欢在当下时尚产业的饥饿营销中达到了顶峰，这种消费异化亟需中国造物伦理的救赎。众所周知，时尚界的奢侈品行业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极具特权属性的领域，亦是对全球生态最具破坏性的产业之一。其销售运转的根本原理，便是对产品进行二次包装，造成“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断裂，对实用物强加消费社会的符号属性，奢侈品之“奢”，正在于其超高溢价中暗示的使用价值、社交价值与情感价值的割离。类似“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销售标语，便是以情感价值偷换物质属性的典型案例。从“物”的异化到“人”的异化，现代时尚产业的逐利本性催化了扭曲的消费观，以至“物”彻底丧失了根本意义上的使用功能，将虚荣、虚假、虚伪的物质主义推向顶峰。

由此可见，如果仅仅对消费社会的符号狂欢进行揭露与批判，在时尚领域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从根源上扭转“物”与“欲”的关系本质，回归“需—欲—度”平衡的消费范式和价值理性，才能打破时尚资本制造出的欲望魔咒。早在我国先秦时代，管子便提出了“黼黻文章非以为益玩”的造物理念，融合了儒家“节用爱人”的实践理性与道家“知足之足”的超越智慧。宋代“百工竞作”却坚守“器以载道”的传统，既是对劳动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价值肯定，又警醒世人回归“器”的根本属性，为形而下的“器”通向形而上的“道”提供了以礼制欲的重要途径。明代文震亨在《长物志》中确立的“制器尚用”原则，则再次强调了器物的使用性。

从古人最朴素的造物思想出发，当下的时尚界涌现出了众多注重节俭、节制、节能的本土品牌。例如，“上下”(Shang Xia)品牌在设计中，以竹丝扣瓷工艺传承非遗技艺，又通过现代设计激活传统材质的审美价值。“之禾”(ICICLE)品牌(图4)采用有机棉材质与植物染工艺，既满足生态消费需求，又通过简约的设计抑制过度的欲望，回归质朴的生活方式。可见，无论是以古为今，还是对可持续时尚的自觉追求，这类国产时尚品牌从设计手法、营销策略和品牌形象塑造等方面，都体现了“以礼制欲”的消费观对符号消费的超越与重构。

图4 之禾(ICICLE)2025年春夏系列，拍摄于贵州(图片来源：https://www.icicle.com.cn)

以上四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体—时—身—用”的本体论框架。通过激活中华美学“即现象即本体”的思维特质，这种范式转化不仅解构了西方时尚话语的形而上学基础，更在生活美学层面重建了“天工人意”相融的时尚认知范式，为全球时尚困境提供了中国式解决方案。概括而言，这一新的本体论框架与转化方式如表1所示。

表1

三、中国时尚审美范式的实践进路

如若不结合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国情和实践进路，以上根植于东方哲学美学的时尚审美观依然有可能幻化为美好的理论愿景，并停留在生产力落后的前现代语境。而本文的意图，是将时尚审美领域的中国自主范式转化从设想落脚于实践，用以辅助时尚的现代创新。因此，立足当下生态、人文、数字技术等方向，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中国自主时尚审美范式的实践创新路径。

(一)生态维度：天人合一的可持续设计范式

在我国，可持续时尚正伴随着“双碳”目标加速发展。当前的可持续时尚设计正在突破单纯的材料替代阶段，转向系统性的生态关系重构。例如，国潮品牌李宁近年来在可持续时尚设计领域做出了积极探索。李宁不仅关注材料的环保属性，还致力于从生产到消费的全链条生态关系重构。如透过绿色供应链管理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品牌推出“可降解”运动鞋系列，将环保材料与功能性设计结合，打破传统运动装备的局限；同时，李宁积极倡导循环经济，鼓励其消费者参与回收计划，形成闭环生态模式等。这些举措表明，可持续时尚已超越单一材料替代，转向系统性变革，真正实现人、产品与环境的和谐共生。

除此之外，发展可持续时尚的另一种路径，便是将前文提及的“体用观”作为时尚设计的文化归属，从而真正实现“即体即用”。其中，中国当代设计师马可的“无用”系列堪称这一哲学思辨的具象化典范(图5)。通过解构现代服装工业的机械化生产范式，将设计主体复归于土地与身体的原始对话，“无用”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时尚设计，形成了“大拙之美”的东方美学范式——手工织造的粗粝苎麻纤维与天然绞缬的肌理，在衣褶的呼吸间浑然天成，无有造作。当设计师以艺术家身份超脱时尚工业的符号系统时，其作品便超越了服饰的功能性阈限，在物性与心性的辩证运动中抵达“体用不二”的哲学境界，最终诠释“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东方智慧。这种将身体经验、生态智慧与哲学沉思熔铸一体的创作实践，不仅重新定义了可持续时尚的伦理向度，更在全球化语境中树立起东方设计美学的本体论坐标。

图5 马可 2008年“无用”系列(Useless)，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A)(图片来源https://www.vam.ac.uk/articles/fashion-in-motion-ma-ke)

(二)人文维度：循环时间观下的慢时尚体系

西方时尚虽然追逐快速的更迭，却时常表现出“周期性的遗忘”。正如拉斯•史文德森(Lars Svendsen)论述的那样：“时尚存在于忘却与回忆的互动之间……时尚演进得越快，就越容易被忘记。”这成为了时尚最大的悖论之一。因此，从西方的“快时尚”模式转向中国哲学循环时间观下的“慢时尚”体系，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且具有文化创新价值的方案。

“慢时尚”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体现出时尚在感知领域的延绵与扩展。“快”与“慢”并非单纯的时间二元对立，而是感性经验的重新分配，正如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所言，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在于感性秩序的重构。这种分配方式改变了人们对时尚的认知节奏与体验深度。例如，品牌江南布衣(JNBY)以文化可持续性为核心主张，通过非遗技艺活化、植物染色工艺和模块化设计系统，将服装消费转化为文化体验过程。其推出的“共生”系列采用可降解面料与可拆卸结构，既延长了产品的生命周期，又引导消费者关注传统工艺的当代转译。这一实践超越了速度的表象，重新定义了人与时尚之间的关系，使时尚成为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反思性的文化表达。因此，“慢时尚”不仅是对快时尚的反叛，更是对感性体验的深刻重塑。

此外，“慢时尚”还强调时尚作为社会价值传递的媒介功能。它不仅仅关注产品的物质属性，更注重其背后的社会意义与伦理责任。例如，先锋品牌“再造衣银行”(Reclothing Bank)通过重新设计和改造旧衣物，倡导环保理念和资源循环利用，将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转化为对环境保护的支持行动。该品牌推出的个性化定制服务鼓励消费者参与衣物改造过程，从而减少资源浪费并降低环境负担。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慢时尚”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也强化了消费者对社会责任的认同感。通过这种方式，“慢时尚”亦将时尚从单纯的消费行为提升为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实践，呼应了前文所述的“以礼制欲”“需求有度”的时尚审美与价值理性。

(三)数字维度：气韵生动的虚实身体场域

随着20世纪西方理性主义的式微，回归身体、感性，重建身心和谐的场域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的一大主流。借鉴西方这股自我解放的风潮，结合中国“气韵生动”的审美艺术追求，时尚设计亦可直接将身体、感官与意识相联结，进行广泛而多样的创作，并在数字时尚领域获得新的阐释维度。事实上，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气韵生动”的美学原则正通过动态数据流从古典图景穿越至当代数智场域，重构身体与空间的感知关系。例如，2023年上海时装周推出的“元宇宙秀场”便印证了这种理论超越。设计师通过3D扫描与实时动捕技术，将模特的肢体韵律转化为流动的数据波纹，在虚拟秀场中生成虚实交织的“气韵场”。观众佩戴VR设备时，身体感知也突破了传统的视觉体验。这种多模态交互系统使“气韵生动”不再局限于视觉审美，而是构建起包含触觉、动觉的完整身体场域。东方美学的“气韵”在此转化为数据流动的节律，实现了身体经验从实体空间向数字矩阵的拓扑重构，最终达成道家思想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内篇•齐物论》)的当代数字诠释。

结语

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提示了现代性本质上的变动不居及变幻莫测，并将其归类为一种充满暧昧与神秘的美感。但在今天的时尚领域，自现代主义以来的审美机制遭受了来自文化、政治、种族、性别等各个方面的挑战。曾经被西方精英阶级把玩的“特权时尚”，正在被当代倡导和谐、共生、共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祛魅。因而，本文以中华传统哲学智慧为理论根基，构建了具有文化主体性的中国时尚审美范式体系。其中，“体用观”的本体论重构，实现了时尚创造中主客关系的辩证统一，使物性之美与人文精神在器物层面形成有机共振；“循环时间观”突破了线性时间叙事，在周而复始的时空维度中，为时尚设计注入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与生命节律；“气韵身体观”的提出，将传统美学中的形神兼备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审美实践路径，使服饰成为贯通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生命载体；而“礼乐消费观”的现代诠释，则为破解当代消费主义困境提供了伦理与美学相统一的解决路径。

身体、时空、消费等时尚的重要场域，最终都落脚于审美性的社会文化风尚。因而，本文从“体—时—身—用”四个维度重构中国自主的时尚审美范式，从本质上既联结了中西方时尚的理论互通，又递进式地内化为了东方智慧对西方时尚困局的逐一破解。这不仅完成了传统哲学范畴向现代时尚理论的创造性转化，更通过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建构了具有对话能力的学术话语体系，为当今的时尚审美开辟第三条路径：既避免文化本质主义的封闭倾向，又警惕后殖民语境下的理论失语，以动态平衡的思维将抽象理论锚定于当代实践的场域。面对数字技术重构产业生态、生态文明重塑价值标准的新时代命题，本文所构建的理论范式既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当代诠释，亦为时尚审美机制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一种兼具本体论范式与实践性模型的中国方案。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齐美尔美学艺术学思想研究” （项目批准号：21AZD106） 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培育研究基地浙江理工大学数智风格与创意设计研究中心成员。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金影村 单位：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8期（总第119期）

责任编辑：王朝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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