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山海经》作为起源于先秦的百科全书式博物志，凝聚着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标识与深厚文化精髓。其东传日本之旅或发端于奈良之前，于不同历史时期凭借多样的文艺形式得以流通，实现了跨媒介、跨体裁的深度渗透，在逾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深刻作用于日本文化的孕育、变迁与发展走向。本文通过聚焦《山海经》传入日本的历史背景、译介变迁历程，剖析其在历经贵族王权、普通民众、汉学家和近现代知识分子等多元主体的阐释与重构之下，逐步融入日本本土文化语境的路径与机制。由此以一个汉籍东传的典型实例，揭示中华传统知识体系之于日本国家构成的影响力及其与时俱进的跨文化阐释力。

【关 键 词】 《山海经》 日本 中华文化 翻译 改编 文明互鉴

引言

《山海经》作为一部包含了先秦智慧在内的以地理学叙事为纲的博物志，既解释了天地的创造、自然的起源、技艺的发明，又记录了与神灵紧密相关的天文、地理、历史知识，最终形成了一个以神灵为线索、阐释世界的中华传统知识体系。正因为其“保罗宏富，除了保存有大量的神话资料外，还涉及到学术领域的各个方面：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宗教、民俗、动物、植物、矿物、医药、民族学、人类学、地质学、海洋学……”，因此在“古今的诗词歌赋、哲理寓言、历史考证、神话传说、校勘训诂、文字音韵以及自然科学的专史”中，“引用《山海经》资料者，比比皆是”。

具体来说，《山海经》“关联”着众多代表性文艺作品或知识性著书，作为东传日本的代表性汉籍之一，得到了日本研究者的格外重视。研究者虽未就译介过程与机理进行全面阐发，但大多视之为中日文明互鉴的重要例证。

从《山海经》在日本的整体传播历程来看，不同时段的文学作品、地理志、类书、绘本、教材、动画之间曾因《山海经》而相互影响与熔铸，其中蕴含的中华传统知识与文化体系也因此被不断阐释、发挥和再语境化，这种译述融古今中日思想于一体，构筑了一个独特的话语谱系，成为了开启日本民智的重要资源。由此可见，《山海经》在日本的传播已然成为中日文明交流互鉴研究中必须重新审视的问题域。

本文将通过考镜《山海经》在日本译介的源流与历程，揭橥原文本与日本特定的语境、思潮和文艺作品之间的互动关系，包括佐证、受容或互补等现象。关注重点并不仅仅局限于文本本身，还将涵盖以下问题：其一，《山海经》在日本是如何发生流变、改编与阐释的？其二，这一历程反映了日本对中华传统知识体系与文化体系的何种态度与观念？其三，其内蕴的中国话语结构如何在日本社会中扩散、流通，并在日本不同阶层中得以渗透？循此思路的持续追问，既有助于呈现《山海经》在日本文本流动的内潜脉络，也可以此为个案，检省《山海经》研究的若干重要论断。

[晋] 郭璞注、[清] 郝懿行笺疏《山海经》

一、考镜源流：《山海经》在日本古典文献中的印痕

根据汉籍目录学著作《本朝见在书目录》的记载，结合平城京遗址出土的含有疑似“山海经”字样的木简，以及下之西遗址出土的绘有《山海经》内容的绘画板，可以推断《山海经》的传播之旅或始于奈良时代之前。彼时，贵族阶层的汉学教养为《山海经》于日本的传播构筑了载体与通路，而《山海经》的传入亦为古代知识成果供给了借鉴，成为日本文化形成初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其传播之初态并非具形实在，而是以投影之态现于早期贵族阶层书目中，逐渐成为贵族知识界的集体认同，属日本古典知识的主要思想养料之一。

首先，于开国神话中，可察《山海经》介入日本国家叙事与王权建构之踪迹。由舍人亲王为首的贵族发起，于公元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是日本国家形成之初的产物，象征着以朝廷为代表的日本上层社会对汉风制度、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正统化整合。其中，与《古事记》相通的“神代卷”部分，融神话于历史为一体，呈现出了关于神祇体系的阐释，进而催生出了“神国”与“天皇”相联的“神道”概念，并在日后潜移默化地成为了日本官民对于国家认知的重要组成。

在《日本书纪•神代卷上》载有如下描述：“开辟之初，洲壤浮漂，譬犹游鱼之浮水上也。于时天地之中生一物，状如苇牙，便化为神，号国常立尊。至贵曰尊，自余曰命，并训美举等也。下皆倣之。次国狭槌尊，次丰斟渟尊，凡三神矣。乾道独化，所以成此纯男。”由此记载可知，于古代日本的认知而言，海洋不仅是万物生成的最佳环境，也是王权与国体生成的起点。

国土由海孕育而生，神灵亦自海中诞生。在《古事记》中，边津那艺佐毗古、边津甲斐辨罗等掌管近海海域，上津绵津见、中津绵津见、底津绵津见掌管海洋内部空间，上筒之男命、中筒之男命、底筒之男命掌管渡口海域空间，建速须佐之男命被委任治理“海原”，多纪理比卖命、市寸岛比卖命、多岐津比卖命守护国家的对外航路，除此之外，天宇受卖命负责召集各类海洋生物。诸神灵既各自独立又协同配合，恪尽职守并施展着其各自领域的守护效能。由此可见，“记纪”所蕴含的海洋认知，一则助推了日本“我族中心主义”观念的萌生，二则为其定位王权、国土与国体坐标提供了极具合理性的叙事凭依。

然而，这种海域观念并非日本最早提出。在《山海经》中，海洋叙事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如《大荒东经》称：“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黄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虢处东海，是为海神。”《大荒西经》曰：“西海陼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在《大荒南经》的记载中，南海神亦有人面，名为不廷胡余；《大荒北经》述：“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彊。”由此可见，《山海经》中已明确呈现出源自四面海洋之神的名号、外在特征及相应的神仙谱系。在这种表述的背后，蕴含着同时段撰写者对于“自我”以及外部的认知，即“自我”于中心之国，四周为海洋环绕，且海洋有神祇庇佑。这种以海为坐标并确定中心的原始思维，奠定了包含政治、社会、伦理以及宗教等多个层面的中华文化体系的基石，同时也为王权的形成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

日本四面临海，其地理要素决定了海洋之于日本国家认知层面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海人族在日本古代王权的成立和维系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山海经》的传入，一方面充实了日本有关海洋的神话与历史叙述内容，进一步稳固了海洋于日本文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在以神话为表象的日本王权国家叙事框架内，《山海经》充分展现出了宏大且深邃的中华传统知识体系架构。

再者，日本的官撰地理志亦是基于《山海经》撰写而成的。以《出云国风土记》为例，其在结构与内容方面均呈现出对《山海经》自然描述范式的借鉴，诸如对山川、植物、动物、水系及其物产的逐一列举，并且沿袭了《山海经》的叙述风格，即采用“山川+植物动物/水系+江湖鱼贝”的描述方式。基于这种地理知识的叙事模式，日本与古代中国在文化认知层面共享着相似的异界观念。在日本的文化传统中，有关“常世国”的记载非常丰富，在“记纪”与《常世国风土记》里均作为高频词出现。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常世国”的日语表述为“とこよのくに”，在《丹后国风土记》逸文的“浦岛传说”中，其表记虽为“蓬山”，但训读则是“トコヨノクニ”；同样，在《日本书纪》中，表记为“蓬莱山”之处，训读亦为“トコヨノクニ”。而“蓬莱山”自中国的战国时代便有相关记载，唐代以后更是被视作瑞祥之物且被纳入镜背纹样之中，且在《山海经》里被界定为中国神山之一。正如日本学者武藤元信在《〈风土记〉与〈山海经〉的比较研究》一文中指出的：“二者都列举了山川原野，其位置情形都没有详细说明，都有相关联的神话。”《风土记》的编纂者在对《山海经》的仿写过程中，不仅承继了原文本的山川地理叙事模式，还对特定的意象进行了保留，通过模仿与吸纳，将其有机地融入了本国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

除此之外，《山海经》对日本古典文献的辐射还体现在日本古代类书中。《倭名类聚抄》成书于公元934年，仿照《白氏六帖事类集》和《艺文类聚》而作，是日本最早的类书，其中收词三千三百多个，引书四百七十多种，包括汉籍、和书、佛经等，成为了透视日本古代史的关键书目之一，是日文与汉字之间溯源互证的重要参照。在这部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类书中，存在不少对于《山海经》意象的直接引用，例如在卷1的“天地部•神灵类”中关于“魑魅”的解释中就有“山海经云，魑，鬼类也”。在卷8的“龙鱼部•龙鱼类”中关于“人鱼”的解释中亦有“山海经注云，声如小儿啼，故明之”。诸如此类的表述还有很多，这种看似小规模的引用——将百科全书式的原文本中的名物阐释，镶嵌进日本本土语境的名物阐释场域，使其深度参与到日本文化质地的浇铸之中，逐渐衍化为同时代日本对于东亚知识体系的认知与意识组成，实则已然产生了新的意义，可被视为《山海经》原文本在日本发生本土化的开始。

正如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强调的，通过记录保存下来的历史记忆往往体现了集体意识。对于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两个族群而言，早期基于《山海经》的文化交流所呈现出的相似文艺形式，更具有鲜明的语境印记。在这过程中，《山海经》之所以能引发日本社会的高度关注，一方面是因其叙事功能契合彼时日本维护统治与启发民智并存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从更深层次的文化维度来看，当时的日本社会处于急切向中国探寻安身立命之道、且以中国传统文明为参照来理解自身文化根基的阶段。《山海经》作为中国智慧的结晶，凝聚着丰富且独特的文化内涵与思想价值，正好契合了日本社会这一文化需求，因而在日本社会的文化语境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意义增衍：《山海经》及其副文本的通俗化变革

江户时代，中日两国贸易往来的开放，满足了日本民众阅读《山海经》的渴望。《山海经》遂以刊刻本的形式在民间大量涌现，不仅成为了商品经济的一部分，还模糊了以贵族阶层为代表的知识核心区域与民间边缘地带的分界。

具体而言，江户时代作为日本封建制度的终章，既是日本文化趋向全面成熟的关键时期，亦是世俗文化、小市民文化与自然经济的鼎盛阶段。尤其是在江户后期，伴随着市民文化兴起与国民文化萌芽，通俗小说开始逐渐盛行，其中人情本、滑稽本等收获了广泛的受众群体。此时，《山海经》在日本的译介雏形开始出现，并以衍生的形式出现在民间阶层的画册与书籍之中。这一现象标志着《山海经》在日本的传播进程迎来了关键转折：如果说在奈良至平安时代，《山海经》在日本的传播主要体现为日本文化对其投影式的借鉴，那么此刻传播的重心已然转移，对于《山海经》及其副文本进行仿写并推动其通俗化，成为了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传播特征。

明代中后期，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众对文化娱乐的需求持续攀升，通俗读物成为了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作为古代神话传说集大成者的《山海经》，以其奇诡的故事与丰富的想象力吸引了众多读者，成为了通俗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

有研究者对明代出版物进行了量化统计，发现明代前期出版物只有766种，中期则为2237种，后期则高达4720种。根据《舶载书目》统计，同时期传至日本的中国小说约200种，文言小说76种，白话小说124种，其中多为志怪一类的内容。通过贸易活动与学者间的交流，中国的白话读物、绘画作品等文化产品传入日本，促使《山海经》这一原本隐匿于日本文化语境深处的经典著作，逐渐从潜在的影响力量转变为积极参与译介活动、彰显重要影响力的文化符号。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同期中国明清文化场域对《山海经》思想的深入挖掘与阐释。此举不仅为日本理解和接受通俗化后的《山海经》文本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还强烈激发了日本知识分子向本国民众广泛传播该作的意愿。

从阅读史的角度审视，《山海经》在日本江户时代呈现出的多样性特征，不仅体现于读者群体的多样化，更表现在文本解读的差异性方面：“在阅读实践中，文本被指定的意义与读者对文本的阐释是有差异的。读者将文本与文本的来源割裂开来，将文本的各个部分重新组合，创造出一个出乎作者和出版者意料的东西，演绎出无穷的意义。”在江户时代的多样阅读空间中，《山海经》被读者赋予了全新的意义，这是传播初期所没有的特点。

首先，民间出现了模仿其编写图文本《和制山海经》的热潮。伊藤清司认为，这些《和制山海经》“图文并茂，往往出自‘好事家’之手”，而“《姬国山海录》可以被看作是具有代表性的《和制山海经》之一”。不少学者将《姬国山海录》与《山海经》进行对比，认为虽有相似性，但“他们忽略了典籍真实地理志的性质，而将其理解为一部记录天下怪物的总集”。可见，“天下怪物”形象所负载的亲民特性与世界想象投射到了相关文化商品当中，并且开始作为市民生活的参与者和构建者，进入江户时期都市消费的文化版图。

其次，在江户类书《和汉三才图会》中，《山海经》亦是频频出现的。《和汉三才图会》为寺岛良安于1713年所编，共105卷，充分展现了江户时代日本人的服饰、发髻、建筑、街区、民俗及生活场景，堪称古代日本的“图海”。其中卷13为“异国人物”，卷14为“外夷人物”，收录诸多原刊载于《山海经》的远国异人，如一目、三首、长脚等，外夷人物还涵盖神祇，如俞儿、烛阴、帝江、黑人、强良等。然而，在后续的作品中，《山海经》呈现出了不同的内涵。1821年，晓钟成编著的《无饱三才图会》一书，不但包含天文部、地部、药学、博物学等知识性内容，还容纳了可满足江户末期日本民众海外想象的外夷部。尽管其中的大人国、一手国、小人国等元素与《山海经》原文本中的图像极其相似，但也衍生出许多新的分支。例如，其中的女性或身着日式服装，或上身赤裸，并且故事情节还增添了类似“泡汤”的桥段。种种基于《山海经》副文本的变异现象，不仅影响了后来的《怪奇鸟兽图卷》等妖怪绘画作品，亦催发了以“异人”为主题的浮世绘(如《浅草奥山生人形》等)的创作与推广。

再次，《山海经》及其副文本还为江户时期的启蒙教育提供了丰富素材。在《唐土训蒙图汇》《头书增补训蒙图汇》中，常出现《山海经》中的珍奇鸟兽与远国异人，并且编撰者会通过将其与现实中的鸟兽并置，以此增强《山海经》在教育科普方面的功能效用。例如在《头书增补训蒙图汇》的“鸟禽卷”中，记载了一种名为“竦斯”的鸟，形似雉鸡但具有人的面孔，源自《北山经》。同样，在“人物卷”中，描绘了生活在“长臂国”的异人，并附注：“长臂人居住在东海之滨，国人手臂修长，能够触地，身着布衣，身高约一丈三尺八寸。此外，还有一种没有手臂的族群，称为‘无臂国’；而另有一种只有一只手臂的族群，称为‘一臂国’。”此处的“长臂国”正源自《海外南经》。不过，在这些阐释当中，均不见“山海经”的字样。如果说在经历了漫长流传过程的《山海经》是给民众带来了“何为世界”这一启蒙标识的话，那么江户时期知识分子编撰的蒙学教材则是在叙事方法层面为“如何阐释世界”发挥了效能，即借助图文并置、序跋、注释、摘录等多种方法的叠合，让包裹着中华传统内核的知识体系以正统形态融入主流诗学。

由此可见，《山海经》在江户时代的传播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由初期阅读的私密性与阶层局限性，渐趋开放多元，甚至成为了儿童读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导致这一变化的成因，除《山海经》自身具备一定通俗特性外，还在于同时段中国印刷术的影响——书籍的编纂与刊刻方式较之前阶段有明显差异，这亦影响着日本江户时代接受者的阅读与理解思维，因为书籍的“结构与形态支配阅读(或接受)活动”，且“形式会生成意义”。在种种影响因素的促成下，《山海经》开始下渗到日本同时段的社会语境中，涌动出重构日本文化场域话语结构的冲动，深度参与着日本思想文化的变革进程，甚至被镌刻进了激荡的学术思辨中。

具体来说，江户时代的思想虽繁杂多元，但大致可循中原儒学、日本儒学、本土神道和欧洲知识的脉络，进而衍生出诸多不同的思想分支。其中，最为核心的探讨在于“日本是什么”，即如何凭借学术思辨塑造一个具有主体独立性的“日本”。其中，国学家平田笃胤曾多次提出大胆假设，将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视作日本天神的化身，并通过援引《山海经》《列子》《淮南子》等典籍，依据其中“古代东海有大人国，国人身高逾丈”的记载，指出伏羲及中国上古圣帝皆身形高大的缘由在于他们是来自日本的神祇，而大人国之君臣乃其后裔。自江户时代延续至今的日本传统文化线索，已然成为了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元素念兹在兹的重要表征，是日本对于《山海经》里的中国文化体系扩展性借用、嫁接的产物，鲜活地凸显出了日本意识形态生成过程的多个维度。

丸山真男曾在其著作中将西方文明对日本的冲击形象地比喻为“洪水型”。尽管日本的大多数思想家并未公然流露出贬低中国的价值倾向，但在阐述“日本优越论”时，常以中国的地理环境、皇统乃至文化设定为参照对象，通过借助“日本—中国”“本朝—汉国”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方法，把中国的思想、文化以及整个国家实体作为质疑、批判和否定的靶子，以此强化“日本优越论”的合理性。不难发现，早在江户时期，当日本的思想家们开始逐渐倾向于选择“西学”而有意摒弃“中学”之时，“脱亚入欧”的思想便已悄然萌芽。这一思想倾向不仅预示着日本在文化选择上的重大转向，更为现代日本大规模地吸收西方的思想、文化以及哲学观念奠定了深层次的思想基础，成为日本现代化进程中思想变革的重要开端。

值得关注的是，当这些思想家将注意力集中于吸纳西方文明以及构建本土优越性之际，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关键点，即日本在文明层面所强调的自我意识，其根源实则可追溯至中华传统知识体系传入日本、而后日本主动对其加以吸收并内化的漫长历史阶段。相较于后续“西洋化”这一相对显性的文化转向过程，此前日本的历史发展乃是基于“中国化”构建起来的一段多维度的历史进程。《山海经》作为承载着丰富神话传说、文化意象和思想观念的中国古代典籍，无疑是该构建进程中极为重要的基石之一。它恰似一条坚韧的文化纽带，将中日两国在文化传播与思想交流过程中的诸多关键节点串联起来，在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并深度参与其构建历史文化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其蕴含的文化价值与思想内涵持续不断地渗透进日本的思想土壤，进而逐渐成为了日本早期文化认同得以形成的重要滋养源泉。

三、以译表异：日本现代经验中《山海经》的跨语际迻译

在西洋文明的冲击下，“东方”成为了一个令日本社会产生“怀旧”倾诉的“彼岸”。而承载着东方传统文明深厚底蕴的《山海经》，也由此成为了备受关注的文化作品，在特定的文化语义层面上，俨然成为了东方文化的一种典型所指。

在日本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中，作家群体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开始有意识地对《山海经》所蕴含的丰富意象加以选择性利用，他们不再简单拘泥于仿写，而是创造出大量挪用“山海经”为题的诗集、游记。同时，受主流诗学影响，《山海经》的假名译本也应运而生。通过假名翻译这一独特的译介方式所达成的对《山海经》的化用，为这部典籍赋予了一种清晰平易的面貌，其意义绝非仅仅局限于在语言面貌上留下独特印记，更深层次地反映出日本接受者在现代化语境之中，对《山海经》以及其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的深刻省悟，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创造性的化用。

在日本现代文学作家笔下，《山海经》元素的搜集与整理被纳入到了日本现代文学的实践中。芥川龙之介早期的短篇小说《木曾义仲论》，中后期的《杜子春》《诸神的微笑》《二人小町》等作品，均出现了如“精卫”“祝融”“西王母”“九尾狐”等《山海经》中的远国异人。同样，具有深厚汉学教养的太宰治，也在《地球图》《人鱼之海》《女人训诫》《十五年间》等小说中多次运用《山海经》中的怪奇形象。

从这些具有深厚汉学功底的日本现代作家对于原文本的改编中，我们可以看出两方面的显著特征：其一，在西洋文明的冲击之下，这些现代作家常常将博大的中华文明投射在对中国元素的运用上，但这种对中国的再现并非基于对中国真实、客观的认知，而是充满了想象与虚构的色彩；其二，他们表面上写的是东方故事，将中国元素嵌入同时代的日本主流诗学和文化语境中，赋予独特的美学形式和文化内涵，实则意在将其内化为本国文学的一部分。正如姚斯(Hans Robert Jauss)所言，这些现代作家在继承了某些主题与内涵的同时，又否定了它们，创造了新的文学视野。这种对《山海经》元素的变异性阐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日本现代作家对“想象中的中国”的刻意建构，且这种人为建构始终保持内在一致性，即试图从文学作品里挖掘契合西化后日本话语语境逻辑的元素，用以佐证和阐释他们认知的“中国”形象，最终达成并强化对日本文化价值观的自我确证。

在译本层面，前野直彬基于江户时期在日本流传的《山海经》刊刻本，于1975年出版了全译本《山海经•列仙传》。该译本不仅包含了日文简体翻译，还收录了带注释的原始文本(汉文)和汉文训读体。深入研究可以发现，这些文献的底本是清代学者赫懿行编著的《山海经箋疏》与晋朝时期郭璞注释的《山海经•郭璞传》。虽然译本正文部分没有收录插图，但在卷末附上了原版《山海经广注》和《山海经存》的配图。

1994年，高马三良在前野直彬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再度推出了全译本《山海经》。此后，伊藤清司依据自身的理解，对《山海经》中所涉及的妖怪和鬼神展开分类工作，具体分类涵盖了食人妖怪、疫病妖怪等不同类别，并据此出版了节译本《中国神兽与恶鬼：山海经的世界》。除此之外，伊藤敬一参照中国神话研究者袁珂的相关著作，出版了《中国古代神话》译本；而铃木博则发行了《中国神话传说大事典》，该书特意增添了《山海经》与《淮南子》等典籍原文与译文的对比分析内容，旨在为日本读者呈现更为深入、全面的解读视角。

由此可见，尽管《山海经》在中国历经多次抄录与注释，其版本的繁杂性致使原文本呈现出芜杂多元的特点，但现代日本的译者们对此并未给予过多关注，往往直接选用江户时期的刊刻本作为翻译蓝本，且尤为关注《山海经》著书中蕴含的志怪元素。通过对诸多译本“序言”的深入研读可以发现，译者们展现出了“去实”与“留异”的特质，既遵循重异崇怪的著述准则，又以再统编的目的对原文本加以审视。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译者们为吸引更多日本本土读者，打破了原篇目原有的顺序，依据“异人”与“妖怪”等元素对原文本重新进行分类整理，使文本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逻辑结构，从而更符合日本读者的阅读习惯。此外，译者们在翻译时还秉持考据思维，充分援引中国神话传说，参照晋代与清代注释版《山海经》，对篇目中的元素逐一加注，旨在探寻原文本与日本历代作品之间的互文证据。

在此阶段，《山海经》在日本的传播呈现出与江户时期截然不同的风格，即文本所蕴含的正统性渐趋淡化，而猎奇性以及某种虚幻性则愈发得到凸显。译者为兼顾本土的审美意识以及特有的表达习惯，往往会选择简化其内容并忽略原文本的综合性，使得《山海经》逐渐演变为“妖怪”的代名词。这一现象与汉字在同时代日本社会语境中遭受的冲击基本同步发生。此前，日本知识分子逐渐摒弃了“汉文为尊、和文为贱”的观念，日文文体由此开始从传统的“汉文脉”向以排除汉字为主要特征的“和文脉”过渡。这一文体转变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它不仅体现于语言层面的变化，更是福泽谕吉所提出的“脱亚论”在文化实践层面的具象化呈现，深刻暴露出日本式“语言中心主义”的内在意图。

中国作为日本的镜像参照，在日本文化体系形成与日本自我认同建构的历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自明治维新以来，现代日本始终妄图颠覆东亚的文明体系。尽管日本传承了与中国共同的汉学传统，但日本仍坚信“万世一系日本将降有大命，有识者须久审此事……中国，只是一个生产‘文化’或‘文明’的国家罢了”。这种观念既反映出日本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认知，亦体现了其在东亚文化格局中的自我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山海经》的日译本并非简单地将原文本中的名物系统在日语语境里登记造册，更重要的是，其极大地拓展了日本本土文化的深度与广度。而翻译，尤其是名物系统的翻译，恰好为这种“拓展”提供了合适的载体和契机。

在这个阶段，西方文明带来的冲击以及《山海经》在传统意义上的绵延与流布，共同交织于日本现代以来的译介实践中，集中映射出其中蕴含的一系列张力：诸如中国与日本、世界与本土、国际与民族、传统与现代等。这些对立因素的联动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与深刻。在现代语境下，日本已然与西方紧密相连，这昭示着日本业已形成了一种认知转向，即日本不再仅仅满足于对汉籍进行简单的复制以及静态的解读，而是开始有意识地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作一种带有异域风情的“他者”文化类型，试图通过文化阐释、文本改编等多种方式，把与之相关的各类文本纳入到日本本土话语实践的进程之中，使其与日本文化“本体” 进行深度融合。然而，这种过度彰显“去中国化”意图的做法，在本质上却恰恰构成了一种“去中国化的中国化”的悖论情境。

四、重生互化：当代日本流行文化谱系中的《山海经》

在当代，历经数次变异的山海经元素与日本都市流行文化渐趋融合。《山海经》通过节译本、全译本、小说、绘画等多次符号转换与并置操作，融入到动画等电子视觉复合性符号文本之中，成功实现了从文字符号到电影符号的媒介转换。

2002年，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了一套精装大开本的《朝日百科：世界文学全景》(全13卷)，其中收录了日本当代学者武田雅哉的文章《〈山海经〉一活跃至今的怪物幻想》。在该文中，武田雅哉对《山海经》的历史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且立足当代日本的文化语境，再度强调并肯定了《山海经》原文本所具备的重要意义。此外，日本明治书院出版了现代日文版《中国古典小说选》(全12卷)，而《山海经》被收录于该套丛书的第 1 卷之中。值得一提的是，明治书院在编辑这套丛书时，极为注重语言表达层面的通俗易懂性，旨在最大限度地消除因语言晦涩可能带来的阅读障碍。这些围绕《山海经》展开的出版与传播活动展示了《山海经》的经典化历程，而此经典化进程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得益于报纸、专业期刊等多种媒体之间的协同互动与有力支持。正是凭借这种经典化资源的逐步累积，《山海经》在日本现代文化中奠定了重要地位。

而这种地位的具象化体现，便是当代获得新生的原文本，其勃发的生命力率先展现在了流行文化的舞台上。以宫崎骏为例，其诸多作品均取材自《山海经》，如在其代表作《千与千寻》里，锅炉爷爷、萝卜怪、白龙等个性鲜明且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皆能看到《山海经》元素的影子。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下，以动漫作品作为主要承载形式的流行文化蓬勃发展，其巧妙地借助对日本传统妖怪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呈现，以及对《山海经》诸多元素的创造性转译，构建起了独特的日本当代影像世界，并在当前的媒介生态环境中达成了多元化传播成效。

诚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言：“每一篇文本都是在重新组织和引用已有的言词。”日本当代流行文化重新编码了《山海经》的博大主题，将百科全书式的博物志解构为亚文化叙事的一个分支，并基于日本的古典传统，将妖怪之间的关系与定义进行重新组合。

在历史的长河中，日本的社会文化语境与审美取向持续动态变迁。这一过程深刻影响了《山海经》在日本的传播，使得不同时期的受众在审美认知与接受期待上呈现出显著差异。在多元话语相互交织、碰撞与竞争的复杂格局下，催生出一股强大的结构性张力，推动着原文本不断经历折叠、异化与重塑。众多经本土化改造后的远国异人，通过被客体化(objectification)、挪用和杂糅(hybridism)，作为具有能动性(agency)和文化附加价值的“物”，深度参与到日本当代艺术作品的生成和创作进程之中。当代以妖怪文化为特色的日本流行文化不仅关涉着对“异”之历史的重新书写，更触及“何以为异”这一当代核心命题。从本质上讲，这种艺术形式既是文化多元主义下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延宕，也是其在日本本土“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关键体现，它以隐蔽或外显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日本当代流行文化的发展走向，成为日本当代文化景观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历时性的内容传播维度深入考察，《山海经》在日本的传播呈现出了从汉字文本向视觉符号逐步转变的显著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众多日本作家、艺术家以及创作者纷纷运用独特的视觉语言重新诠释了《山海经》的内容，并融入日本特有的历史记忆与帝国想象。尤其自近现代以来，《山海经》原文本丰富多样的原始意义经历了化约过程，其内涵被逐步提炼、整合，进而浓缩具象化为深深扎根于日本文化心理的妖怪形象。这一形象已成为日本文艺创作中极具本土特色的文化符号，承载着日本文化的独特内涵与审美取向。

从共时性的译介形式维度审视，《山海经》的传播路径同样发生了深刻变革。起初，其以汉字原文的形式进行传播，到近代则转变为采用假名翻译的方式，直至现当代又呈现出多模态吸收与变异的特点。每一次传播形式的转变，皆映射出中华传统知识话语在日本历经的历史变迁。尽管《山海经》原文本在日本曾有过短暂的流传，但很快便隐匿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而后续的诸多转变则更多地聚焦于对日本文化的重新诠释以及再创造层面。

实质上，《山海经》在日本的跨文化之旅十分错综复杂，兼具关键意义与未竟态势。其关键意义体现于，译介乃文本开启跨文化旅程的必要前置环节，即便在与中国有着汉字同源基础的日本，《山海经》依然经历了译与传的双重过程，进而触发后续文本的移植、变异与重生。若从多模态译介形式的视角观察，其未竟性集中体现于现有译介实践——无论是文本表现形式的视觉化转向，还是媒介融合路径的探索，均存在显著的开发潜力与拓展需求。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译本，均有待当代编剧、画家等众多行动者、实践者将其文本表现形式由单纯的讲述模式转化为展示模式，从而彰显出文本类型与媒介形式的转变。

在此进程中，《山海经》作为中华文化谱系里有机且连续的重要单元，始终处于多样文化力量交织的场域之中，持续经受着来自贵族王权、普通民众、汉学家与近现代知识分子等的审视、接受、扬弃、改造、阐释与传承等多元文本勘验行为。这表明《山海经》绝非孤立封闭、仅供后人凭吊的“文本遗迹”，而是作为历史谱系影响力的生发源头以及后世跨媒介再现的参照基准，持续与“当代化”的历史语境进行着碰撞、交涉与对话，展现出一种虽为潜流却始终澎湃奔涌的文化生命样态，最终跻身于日本当代流行文化的话语体系之中。

余论

自秦汉时代起，思想家们便开始致力于构建一种对于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整体性表达。彼时，他们不再满足于以“语”单纯地摹画世界，而是力图凭借“文”与“思”缔造一个新的世界，旨在赋予混沌的万物特定的秩序，让智慧和知识得以显现出形状。在《山海经》中，远国异人、广博药理与山川地理相互叠加，不同的知识话语呼啸而过，并交织、碰撞与融汇，最终凝萃并形塑于对山海酣畅淋漓的叙事当中。其所展现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虽混沌驳杂，却能激发人们无尽的遐想。这样宏大而又意义丰饶的存在，为其在后世不同语境中的生长与演变提供了丰沛的滋养，使其能够不断适应新环境并在新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持续拓展自身的意义边界与文化影响力。

作为描绘上古时期文明与文化风貌的文本，《山海经》置身于当代的跨语境话语领地和价值体系之中，既需赓续不同时代的历史性传统，又需拓展出契合当代的文本现实意义。需着重指出的是，从文本发生跨文化传播的常规路径而言，原文本通常会借助翻译与异质文化相交，从而在异域得以广泛流布。然而，在《山海经》东传日本之旅中，翻译并非起始步骤，而是在历经西方文明冲击后，日译本才得以生成。这并非孤立现象，作为彼时中日两国紧密交流的表征，“书籍之路”是承载中华文明的场域，以汉字为舟、以文化楫之，日本由此与古代中国共享同一个东亚：《山海经》中的博大神话与地理认知、《诗经》中的丰沛情感与细腻笔触、《周易》中的深邃易理与入世哲学、《周礼》中的文明礼仪与养性思想、《庄子》中的人生哲思与警世寓言、《道德经》中的宇宙之道与处世之法……典籍于日本流布的漫长历程，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参与日本文化生成与变革的关键部分，亦是日本的思想观念和主体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上的映射呈现，与“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史学价值紧密相连，构成了一条完整且脉络清晰的跨国境文化传递链。

吉尔伯特•杜朗(Gilbert Durand)将一种文化或思想的形成、发展形象地阐述为一系列过程，借用水和河流的隐喻把这个过程描述为从源头渗出到流入三角洲的情形，并将这种情形称作是“意义的水流”。在《山海经》“注入”日本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从古代至当代，《山海经》的种种分支均在意义流动的基础上又生发了许多细微的衍生，直到深刻地浸润至日本本土语境中。

在从中国的民族记忆中走向全球化语境的进程中，《山海经》作为一种文化想象载体，体现了“因文化实践和创造的持续支撑而呈现的文明的连续性”，构成了有效探讨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之形成与重构的切入点。当下正值典籍研究热潮，《山海经》在世界语境中的新阐释虽引发了持续不断的跟进式研究，然而仍有诸多思路亟待梳理、深化和拓展。在此过程中，重返历史现场所呈现的应是历史的镜像映射而非历史的原状复现，考证仅为研究起点而非终点。当代学者应该基于当今对20世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的全新认知，再度将《山海经》所蕴含的包罗万象且历久不衰的中国智慧置于其特定的时代语境之中，深描文本与他国相互接触、彼此融合乃至被他国内化的演进历程，进而探寻对当下的有益启示。

*本文系2024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山海经》在日本的多模态翻译与传播研究”（项目批准号：2024EYY001）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孙萌 单位：同济大学、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研究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3期（总第114期）

责任编辑：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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