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腾龙简介:1943年生于重庆,一级演员,著名魔术表演艺术家、杂技魔术理论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傅氏幻术”代表性传承人。曾任上海魔术团副团长、上海市杂协第一届至第四届理事、中国杂协魔术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傅腾龙出生于魔术世家,少年时期就展现出对魔术的浓厚兴趣与过人天赋。1959年,他加入上海魔术团,开启魔术表演事业。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他探索绘画与魔术的结合,推出《书画幻术》系列创新魔术。1989年,他率领中国魔术家代表团参加保加利亚索菲亚国际魔术大会,并担任评委,助力中国魔术实现国际大赛金牌零的突破。在继承传统魔术的基础上,他创作出《心灵感应》《高空水遁》《倒行走路》《年年有“鱼”》等精品幻术节目,其原创魔术《壁虎神功》《隔夜修书》《换人》先后三次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1996年,他设计打造中国首座魔术城堡,建成中国首个专业魔术舞台。2007年,由傅腾龙创作、傅琰东主演的《光之碟》,获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魔术比赛金奖。2009年,由傅腾龙创作、傅琰东主演的《青花神韵》,获第24届FISM世界魔术大会大型幻术类银奖。傅腾龙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先后编著出版《中国魔术》《中国杂技史》等学术专著,以及《傅氏幻术》《少年科学杂技100例》等科普读物二十余部,为杂技魔术艺术的学科建构与普及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2022年,傅腾龙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杂技艺术家”称号。
2025年春节期间,傅腾龙家中略显沉静,儿子傅琰东已带领主力演员赴外地演出,北京的小剧场仅留下两名学员驻演。原本团队预估这一时间段观众流量有限,没想到从初二开始,剧场人就多了起来。为保证演出质量,经纪人拨通傅腾龙的电话,试探着商议是否能请老人家出山,帮助学员完成接下来的演出任务。彼时已年过八旬、病体衰弱、处于静养状态的傅腾龙听闻剧场需求后,二话没说,便立即开始准备服装、道具。走上舞台的那一刻,他显得十分精神,他先后演出了“剪绳子”和“九连环”。演出中,他真诚地与观众交流,为节目可能有些“老旧”致歉。演出结束时,一句“谢谢大家看完我的表演”,更显其温润风骨。他精彩的演绎和谦逊的风度赢得了观众热烈掌声,不少观众在社交媒体留言:“傅老师往台上一站,就知道他的魔术是演了一辈子的。”
“台上台下像两个人”,是许多优秀演员的写照,傅腾龙亦是如此。生活中,他患重度糖尿病近40年,各种并发症“按下葫芦又起瓢”,每天吃的药和饭一样多,常因病情显得眼皮深垂、脚步迟缓、视力和听力也受影响。但他一站上舞台便会大步流星、意气风发、双眼有神,嗓音也增大了很多。这不仅是一种职业修养和临场投入,更是他对舞台的热爱、对观众的付出。为了魔术艺术不顾一切,早已成为傅腾龙人生中最寻常的坚守。
一、魔术家庭的耳濡目染
徐秋:傅老师您好,我受《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委托,特向您进行访谈。您出生在魔术世家,2014年,“傅氏幻术”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您走上魔术之路,与家庭的熏陶有着密切的关系吧?
傅腾龙:是的,我们如今所说的“傅氏幻术”,是在近百年的传承中逐步形成的。我的祖父傅志清很苦,他是遗腹子,没见过父亲,孤儿寡母生活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表。好在家中有点积蓄,才有能力把他送到日本留学。这事说起来跟魔术还有些关系,因为祖父喜欢魔术,曾结交了一些江湖艺人,学了一个《五色分沙》的节目。这个节目是将红、白、蓝、黄、绿五种颜色的细沙分别盛于五个碟中,悉数倒入一个盆内,再倒一些水搅拌,浸湿后,表演者抓一把出来,一张手全是红色细沙,且沙子并未混杂、依旧干燥;第二把抓起来则是蓝色细沙,依此类推,这便是“五色分沙”。当年的艺人常常把这套节目作为初学者入门,考验他们的诚心,因为内行有一句俗语:“分沙容易炒沙难”,意思是表演这套节目很容易,但要做这个沙很困难,需将石磨细沙加上油脂等拿到锅里去炒,使得这些沙拿起来一捏就能结成一团、一捻就散开。而制作时要掌握配料比例、时间、火候。祖父傅志清当年炒沙时,不小心把旁边的柴火引燃了。那时候都是木头的老房子,火势蔓延得很快,大家好不容易把火扑灭。家人发现他不能再这样玩下去了,要换一个环境。不久后,他就被送到日本留学,学习法律,后来确实成了一名律师。但即便在日本求学期间,他也没有放弃对魔术的热爱。他常跑到旧书店查资料,钻研东洋的戏法。日本明治维新后,外国文化大量涌入,他又开始学习西方魔术,下了很多功夫。回国后,他仍然参加魔术领域的活动和交流。比如,日本魔术师正意浪花与他在日本时就是好朋友,当正意浪花到中国四川表演时,我的祖父就忙前忙后帮他翻译。彼时我的父亲和二叔年仅十来岁,常跟随祖父在前台后台观摩,由此接触到魔术,后来二人都成了职业魔术师。
我的父亲是家里的长孙,聪明懂事,书也读得好,整个家族对他寄予厚望。他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是中国公学“四大手笔”之一,就是四个学生文章写得特别好,他是其中之一。但他在上海结交了很多魔术师朋友,看了很多外国魔术师表演,深感中国魔术需要现代化,需要知识青年的加入,于是就把文学、历史、诗歌都放到一边了。后来,他受学潮影响,转学到北平大学,拜北方魔术泰斗韩秉谦为师。韩秉谦虽是艺人出身,但曾赴19个国家演出,见多识广,其节目中西合璧。我父亲很佩服他,就下决心要跟着韩家门开拓魔术事业,但就在这个时候,老家来催婚了。因为他跟我母亲曾庆蒲已经订婚十年,娘家人很着急,他只好回四川结婚。他先是听从岳父家的安排,一边在政府部门担任文秘,一边在中学当老师,但不久就都辞去职务,心里还是想着办魔术团。这个时候,我的母亲给予他支持,把自己陪嫁的东西、房产都卖了,为他提供资金。父亲的魔术团叫做“环球幻术学社”,从名字就能看出,他的工作范围比演出大许多,除了演出,还涵盖了研究、创作、推广和培训等内容。之所以叫“环球”,是因为韩家门后来的团名就是“环球”,除了有走遍世界、汇聚世界的含义外,我父亲认为“环球”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中国幻术最重要的节目是《九连环》和《仙人摘豆》(变小球),“环”与“球”也代表了中国魔术。
父亲的魔术生涯中,有一些值得回忆的往事。1938年,抗战局势很紧张的时候,重庆和成都遭受了严重的轰炸。那个时候有四个魔术师,我父亲代表西南、阮振南代表华南、马守义代表华中、刘化影代表东北,他们四个人联手搞了一个“四大魔王救国募捐”的演出。那时是很轰动的,四位魔术高手为了抗战联手行动,大家同仇敌忾,声势造得很大。此外,还有“棋王魔王抗战募捐”演出,当时的象棋大王谢侠逊表演下棋,在学校的操场上画了一个大的棋盘,由人扮演黑子、红子,随着一声“车九平六”指令,扮“车”的男孩上前将扮“马”的女孩“赶”出去,他还同时和几十个人展开车轮大战,对手一桌桌排着,谢老沿桌子跑来赶去,落子如风。与此同时,我父亲在台上表演爱国专题魔术,比如《节约储蓄》,空手变钱币,把取来的钱币一把一把往储蓄箱里装,然后变出很多慰问品、武器等,最后还抱出一个小娃娃,就是我姐姐傅起凤。当时她两岁多一点,一抱出来就高喊了一声“打倒日本侵略者”!场面令人动容。我的这位姐姐后来也在杂技界工作,我们是好搭档,共同完成了杂技史的出版。当年,我的父亲正是带领着这样一个以家庭成员为主的魔术班子开展各项工作,我便出生在这样一个满是魔术氛围的家庭。
傅腾龙父亲领衔的魔术家庭演出
徐秋:您父亲热爱中国魔术,想要推动它实现与欧美魔术比肩的现代化发展,他是不是从小就培养您,希望您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魔术师?
傅腾龙:其实并没有。父亲主要是培养我热爱中国文化,他精通文史哲,还爱唱川剧、道情(四川的曲艺说唱艺术),这些对我都有很大影响。对于我的未来,父母允许我自由发展。我喜欢绘画,他们都很支持。但是在魔术家庭,总有一些机遇推动着我向魔术这条路上走,比如我十岁就登上了魔术舞台。那时我家刚搬到上海,马上就有为期一个月的春节演出任务。我姐姐担任父亲压轴节目的助手,表演时她进入一个笼子,笼门打开,人不见了,一群鸭子出来,场面很热闹。但是我姐姐演到大概十天以后就生病了,突然患上猩红热,就住院隔离起来了。但晚上演出怎么办呢?母亲急中生智,给我裹上一块头巾,穿个小姑娘的衣服,让我代替姐姐表演。我还是很机灵的,因为我姐姐平时怎么演,我都在旁边看着,所以经过简单训练后,我就顺利演出了,也就此登上了魔术舞台。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报考美术学院,但还没等到高中毕业,就加入了魔术团。当时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父亲的剧团是一个私营的班子,在1956年至1957年间面临公私合营,父亲随后进入上海魔术团。那时他的糖尿病已经很严重了,但有很多工作要做,领导就想给他配个助手。想来想去,我去帮他是最好的,于是他们就来做我的工作。我就放弃学习美术,进了魔术团:一方面,我觉得父亲需要人,我应该在他身边;另一方面,当时杂技、魔术在整个文艺界地位不高,我也想有一番作为,做出些成绩来。
傅腾龙(中二)演出杂技《车技》
1959年至1966年,是我如海绵吸水般积累成长的七年。在这段时间里,我摸爬滚打,什么活儿都干,同时业务发展上也抓得很紧。那时候主要是练杂技,上海魔术团集结了很多剧团的魔术人才,想演魔术已经挤不进了,于是我就练各种杂技,《水流星》《车技》《杂拌子》《口技》等,这样很快就上台了。我还参演滑稽节目,有时两个节目之间换场需要小丑串场,我就会嘻嘻哈哈演一个小丑。我记得和平中学的同学到大世界来玩,看完以后打趣道:“想不到我们的同学中还有小丑。”他们看不起小丑,但是我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卓别林也是小丑,当时很出名的苏联演员鲁缅采夫也是小丑,他们都是艺术家,因此我没有他们的那种想法。
傅腾龙(左)演出滑稽节目《打领结》
父亲在团里的主要工作是设计节目、培养新秀,他创作节目时,我就给他记录文稿、画设计图,这也让我在创作方面得到了锻炼。魔术创作不单单是设计一个机关,还要把社会人文的内涵、起承转合的流程,想得很清楚并且表现出来。此外,制作道具时,你要联系外加工的,还要协调团里师傅,这需要搞好人际关系。师傅们要是不高兴,你还得跟他说好话,这七年对我的磨练很多。当时劳动强度也很大,我们团的装备、道具很重,装车、卸车、装台等,连搬运工人都感觉费劲。而我当时年纪轻,别看我这么矮小,卸货时,却能在大卡车上扛起幕布箱,不让箱子着地,一个人背起来就走。现在想想也是蛮苦的,有时候睡觉也没有地方,我们每个人出门带一个铺盖卷,有时候演出过后就睡在台上。那些年我很努力,积极向上,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总有些人不相信我,说我如此努力都是装出来的。因为父亲在旧社会有些名气,但成分不好,他们认为我可能会有不满情绪。其实我没有,我认为干活不只有辛苦,还有收获。那时候我总是手不释卷,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书,这让我很有收获。那时候开码头(外地巡演),一出去就是几个月,我的包总是特别重,因为装满了各类书籍。
二、离开与回归的祸福相依
徐秋:生活不会一帆风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想必您也吃了不少苦头。后来您到学校教书是怎么一回事呢?
傅腾龙:那几年,父亲受到冲击,正在进行的《中国杂技史》写作也停了下来。尽管后来他的问题被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但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垮了。之后,黄浦区的八个剧团被统一解散,人员先到崇明干校、黄浦干校参加劳动。1971年重新分配工作时,大家就都转业了。八个剧团中,一部分有文化的人被分配到教育战线,我就去中学教美术了。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我原来想当画家没有实现,没想到兜兜转转还是和美术结缘了。
令人意外的是,最终我还是演上魔术了。那个年代每个学校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形式是乌兰牧骑式的,节目短小多样。我去的时候新风中学也有宣传队,由于我来自文艺界,学校就让我带队辅导。我发挥自身所长,给他们增加了杂技、魔术的内容。我给男生排了杂技《狮子舞》《红军飞夺泸定桥》、滑稽戏《活捉美伪军》《快乐的炊事员》,给女生排了带魔术的纺织工人舞,每个人拿一卷布舞蹈,表演尾声,布卷都变成一个个红灯笼。我自己在需要时也会登台,表演父亲留下的魔术节目。
1979年,我离开了新风中学。上海魔术团恢复建制了,要我们回去,我有点舍不得离开,因为我在新风中学跟老师、学生关系很好,我手边还有没做完的事(在写杂技史)。八年时间过去,魔术虽没有完全荒废,但杂技功夫早已生疏。经过特殊年代的纷争,大家心里都有芥蒂,我担心团里的人际关系很难处。但黄浦区的领导给我做工作,我就听了他的建议,重返上海魔术团。
现在回想起来,最重要的还是我内心有魔术情结。我觉得干魔术还是在专业团体更有条件,于是我就下决心好好干,很快我的两个魔术节目在全国产生了影响。一个是《书画幻术》,这是我在新风中学就着手创作的节目。表演中,我以美术教师的形象出场,空手一招变来一支笔,蘸上墨到画板上写下“迎客”二字。随后笔一扔,把这个纸拿下来,叠拢打开,就是一幅黄山迎客松的画作。通常一写“迎客”二字,观众就鼓掌了,因为我的字写得还可以。这只是开场,后续是一系列的画与变:比如画几个人的轮廓,一挥手就变成彩色的油画;再如猜苹果,我画一幅静物苹果,向观众借一块手表,手表在我手上“消失”后,询问观众想要哪一个苹果,观众要左边这个苹果,我左边一摘,就有一个真苹果在手里边,拿刀剖开,手表就在剖开的苹果中。最吸引观众的是“神秘剪影”:我邀请一位观众上台,快速为其剪制剪影,贴在一张白纸上让观众确认,观众会觉得“很像”,那是因为我确实学过美术。之后我会让观众回头看,他身后的大镜框中就会出现这个剪影的放大版。现在看来,这个节目或许不足为奇,但在那个连复印都没有的年代,这样的效果足以让观众感到非常神奇。1981年,中国杂技家协会成立,庆祝协会成立的盛大演出调集了全国的优秀节目,《书画幻术》便是其中之一。让我倍感荣幸的是,有两位前辈看完表演后特意给予我鼓励:一个是老革命家、外交家黄镇,他也是一个画家,曾出版《长征画集》,他在上台接见演员时特意找到我,称赞道:“你这个节目是一个创新,把绘画放进去了。”另一位是美国魔术家马克•威尔逊,他说:“你的魔术应该有个专门的名字,就叫傅腾龙魔术。”他回国后不久,就邀请我去美国演出。
魔术《书画幻术》之“神秘剪影”
另一个产生广泛影响的节目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创作的《心灵感应》。这个节目我钻研了多年,与《书画幻术》有一定联系,也比较吃功夫,一经推出便引起轰动。那时正是“气功热”,《心灵感应》的表演特别像“特异功能”,因此从领导到普通百姓都很感兴趣,都在分析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一些宣扬特异功能的人也来蹭热度,说,“傅腾龙表面不承认,实际上他就有特异功能”。这也引发了不少趣事,比如我在台上表演时,九位气功师在台下不同方位“发功”,试图破坏我的“气场”,结果自然是没有破坏得了,他们就说“傅腾龙气场太强,我们进不去”。《心灵感应》唯一的遗憾是没有登上春晚舞台。当时央视春晚已经与我约定了审查时间,我火车票都买好了。可就在审查前两天,上海侨办举办游船晚会,执意邀请我去表演。我说明情况后,他们表示会为我购买机票,让我表演结束后即刻飞往北京,绝不耽误审查。我便答应了下来,可没想到,表演结束后的第二天遭遇大雾天气,飞机无法按时起飞,我在虹桥机场等了一整天,最后到下午五点才起飞。抵达北京上空后,又因机场航班饱和无法降落,只得转降天津。这样一来耽误了时间,就没有赶上春晚审查。但是台里也给了我一个补偿,让我参加春节第二天的《综艺大观》节目。《综艺大观》演出以后,倪萍采访我时问道:“您这个节目到底是魔术还是特异功能?”我回答道:“我出生于魔术世家,我这个身份,您猜我是什么?我是苦练的结果,我没有特异功能。”
三、创业下海与技艺传承
徐秋:20世纪90年代,您又经历了一次人生转折,辞职离开了魔术团,还查出患有糖尿病,身体一下子消瘦了很多。您没有选择在团里减轻工作量、好好养病,反而决定下海创业,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傅腾龙:我当时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耽误不起。我心里有很多创作的题目要做,但是在团里羁绊太多,很难实现。我觉得团里比较保守,比如我们到北京演出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要录播我们的节目,团里很多人反对,怕影响卖票,其实这是一次很好的宣传机会。再如激光灯具刚到中国时,有公司送来给我们无偿使用,但团里认为当时的灯光效果已经很好了。因此,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我就想出来自己干,于是就辞职了。当时我想了几个有号召力的节目,比如“倒走路”,就是演员在横梁上倒立走,我构思好可以画一张海报:两边是高楼,当中一根梁,一个人倒立着,头发、衣服全往下坠。这样的画面肯定有人看,我太自信了。而且家里面也支持,我爱人是中学老师,收入比较稳定,她对我说:“万一以后没有收入,我也能养你。”当然,真正创业后才知道,那是要花很多很多钱的。好在有几个企业对我还挺支持的,再加上我自己的一点收入,终于把一个魔术团做起来了。
傅腾龙试制“倒走路”道具
我也实现了很多梦想,比如建造一个专业的魔术舞台。1956年,上海魔术师张慧冲在北京演出时,曾应周总理之约到中南海表演。用餐时,周总理说道:魔术一定要有专业的舞台。周总理很懂魔术,张慧冲回来传达了周总理这番话,我也铭记于心。那时上海近郊佘山修建了一个小型的欧式休闲区,叫欧罗巴乐园,生意红火过一阵后不行了,想找一条出路。乐园方面听说我要去苏州乐园建魔术区,就抢先找到我,邀请我到欧罗巴乐园,并承诺给我建造一个占地九亩的“腾龙魔术城堡”。我确实想要这样一座城堡:里面所有的氛围都是魔术营造的,尤其要有一个专业的魔术舞台,做上很多的机关暗道,能够变各种魔术。舞台的前面是一个水池,水上魔术就在这里表演。对着舞台稍远处有一个高塔,在任何地方“消失”的演员,都可以飞到高塔上去。园方也觉得这个想法很新鲜,我们一拍即合。1996年,腾龙魔术城堡正式建成,包括五个部分:一是魔幻长廊,用于展示魔术历史、魔术人物、魔术知识;二是魔术舞台,采用带着T型台的环形大舞台,前面有水池,对面有高塔,能为观众提供沉浸式表演;三是魔术沙龙,供魔术爱好者交流互动、参加培训;四是魔术饭店,因招商困难未实现,改为魔术商店,卖魔术玩具;五是魔术摄影区,观众可以在这里拍摄悬浮、分身等各种魔术照片,类似今天的网红打卡地,在当时是非常受欢迎的。此后,我便以佘山的魔术城堡为基地,训练队伍、开展艺术活动。第二届上海国际魔术节曾把这里设为分会场,吸引众多魔术师来参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曲苑杂坛》也曾在这里录过“全景魔术”专题节目。此外,我们还在这里举办了很多科普活动。举一个演出的例子,我创作的《高空水遁》节目中,演员从台前的一个云梯一直爬到舞台上方的高空平台,那里有个大的玻璃水缸。演员进入水缸后,我试验了才知道,有一定距离的水并不是完全透明的。演员进了水缸以后,她靠前面游,隔着玻璃观众看得很清楚,她离开前面,往后面一退人就模糊了,这个“遁人”效果太方便了,看起来好像演员在水缸里转一个身就消失了。然后她就通过暗道从高楼降到地下,从地下滑向高塔,再从塔下升上去进入吊着的那个箱子,这种大范围变化的魔术演起来真是太过瘾了。
腾龙魔术城堡中的“悬浮”摄影
腾龙魔术城堡中的《高空水遁》节目
魔术城堡的生意好了一年多后,不仅是魔术,整个乐园的经营都陷入了困境。佘山交通不便,乐园后期投入乏力。但是在魔术城堡的三年,也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我的儿子傅琰东在这里完成了上千场演出,算是把他锻炼出来了。
徐秋:之后你们的团队实力不断壮大,您、您的学生徐越和傅琰东,形成老中青三架马车的格局。我看过你们这一时期的演出,场面壮观,节奏密集,达到了最佳状态,但不久后,您和徐越就淡出了,傅琰东成了主力。
傅腾龙:确实如此。徐越当时有了第二个孩子,需要更多时间和精力照顾家庭,而观众喜欢年轻演员,尤其是电视台,常常点名要傅琰东演出。因此,我就主要做幕后了。傅琰东成名的那些节目,我都花了不少力气。比如2011年春晚节目《年年有“鱼”》,将三条画上的金鱼“变”到水族箱中,成为真正的活金鱼,这个节目获得了“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一等奖;2012年元宵晚会上的《穿越水族箱》(又名《招财进宝》),也有不错的反响。有时候,一个小问题的解决,就能够提升整个节目质量。比如《穿越水族箱》,演员要从水族箱中穿过去,有些人可能猜测“鱼缸上有个洞”或“水缸会移动”。为了打乱观众的思维,我想了三个月,终于想出了办法,很简单,我在水缸里种了一些水草。如果水缸移动,水草也会跟着动,但是表演中水草不动,就增加了“穿越”效果的说服力。魔术创作就是这样,有时候看似山穷水尽,却能突然发现一个解决的方法,这正是魔术创作的乐趣。
为傅琰东创作的魔术《年年有“鱼”》
还有傅琰东在2009世界魔术大会上表演的大型幻术《青花神韵》,也是在我1995年春晚节目《壁虎神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壁虎神功》取材于武侠小说中练武人的绝技,演员可以用背吸附在墙上随意移动,这个此前是没有人表现过的。但我当时能做到演员的上下移动,而在《青花神韵》中,我们不仅可以做到演员的上下垂直移动,还实现了左右横向移动,《青花神韵》由此获得了世界魔术比赛大型幻术类银奖。此后,我又想突破平面的移动,于是设计了一根立体的圆形龙柱,让演员沿柱子各个方向背行。我的很多节目都是这样一次次地改,“倒走路”也是这样:先做出了沿顶幕横向倒走,然后发展到可以沿侧幕走下来走到地面,后来又研究出可以在倒走中转身、来回走。前几年,傅琰东为学生创作的《玉壶光转》获得全国魔术比赛金奖,便是对“倒走路”表演的集大成和再创新,他们把沿舞台幕布倒走变成了沿大型钢环360度行走。
徐秋:结合您多年的实践经验,您如何定义魔术?您认为一名优秀的魔术演员,他的发展道路是怎样的?成功的标志又是什么?
傅腾龙:关于魔术的本质,我总结了一句很简单的话:“魔术是人为的制造错觉的表演艺术。”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将“幻觉”“错觉”等同看待。我感觉不是,这是两种含义。幻觉是人短暂的、暂时的一种感觉,错觉是一种判断上的错误,它不仅体现在视觉层面,还涉及推理等多个方面,是聚合而成的错误判断。几乎所有人,包括伟人都会有错觉,它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东西,而魔术就专门研究并利用这种现象。当然,我的这个观点是否准确,还需要展开讨论,魔术的研究是永无止境的。
至于成功的道路,其实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各人有各人的路径。中国有很多成功的魔术演员,他们是各种各样的。至于标准,我想一名优秀的魔术演员,首先应该对魔术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其次,要有能够拿得出手的作品,包括自己创作的作品;再次,要善于表演、善于表达,这是我认为主要的三个条件,此外还有很多次要因素。重要的是,演员要有自己的特点和吸引人的地方,这也取决于每个人的不同条件。
四、热心公益与史论研究
徐秋:魔术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还有一些社会功能,比如反对迷信、反伪科学,反骗术、反千术等,魔术都可以起到独特的作用。在这方面,您似乎比其他魔术演员做得更多。
傅腾龙:在上海,我每年寒暑假都有学生场,组织学生来看科学魔术。把物理的、数学的、化学的这些魔术都展示给小朋友们,让他们了解魔术是最接近于自然科学的一种艺术。此外,魔术的思想方法也很有价值:魔术强调发散思维和逆向思维。一般学校的教师、家里的父母教育孩子都是顺向思维,而学习魔术,就会有种逆向思维的方法,这是对正统教育的一种补充。我的这一观点,一些教育界的人士都很赞同。因此,我一辈子都把少儿魔术作为一项事业,虽然没赚什么钱,但让我很欣慰的是,孩子们长大以后都对我挺亲近的,每次见面都非常开心。另外,魔术界有少数人刻意将魔术弄得神神道道,我认为这种人不配做魔术师。我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也知道,一部分魔术前辈,比方说美国的胡迪尼、中国的张慧冲,还有我父亲,都主张要认认真真地、实事求是地解释魔术,我从小就深受这种理念影响。如今已进入21世纪,科学日益昌明,但欺骗和伪装也在不断升级。我希望青少年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也希望社会上尽量少一些欺骗。
傅腾龙(左二)在央视少儿栏目《天地之间》讲解科学魔术
徐秋:对于一般的魔术师来说,学术研究往往是空白的,很多魔术师一辈子也不写什么东西,即便到了晚年,可能会写一点关于自己的经历。而您却致力于杂技魔术史的研究,您为什么愿意在演出之外还要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傅腾龙:这主要源于家庭的传承。我的父亲有庞大的理论研究计划,比如他曾对国外魔术进行分类,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涵盖日本魔术、印度魔术、欧洲魔术、苏联魔术等;他还撰写了关于魔术欣赏的文章,探讨如何看懂魔术、魔术的奇妙在哪里。我认为这类研究对观众是有益的。此外,父亲一辈子都在研究中国杂技史,他三次重写:第一次是抗战时期,他从成都回重庆时,装了家中物资的木船在嵋江翻沉了,书稿资料全部损失,他靠着记忆重新来;第二次是1949年,国民党从重庆撤退时放火烧了重庆码头,我们的仓库也被烧掉了,他的稿件连带翻译的一些资料全部被烧完,他再一次重来;第三次是在特殊年代,他的写作被迫中断,书稿被上交后散失,所以1972年他去世时都是有遗憾的。他当初做的时候,我就在他身边帮他搜集资料,记录他的一些想法。他去世以后,姐姐傅起凤来参加葬礼,我们共同许下心愿:要把父亲没有做完的事继续下去。我们两个人就从1972年开始,她在北京补充新发现的资料,做一些考证的工作,我在上海写稿子,这个事情一共做了十六七年,最后完成了。目前,《中国杂技史》已出版六个版本,包括日文版和英文版。
我还写过一些魔术普及性的读物,有些我觉得质量还不错,像《魔术万花筒》,大家都非常喜欢,书中有很多魔术知识,出版社反复加印,模版都印坏了。我虽然学历不高,是一个高中生,但是写的年数多了,对自己也有一些要求:一是要有实际的内容,不谈那些空洞的东西;二是文字一定要精练、生动,要考虑到读者的兴趣。我还参与了一些国家级学术著作的编写,比如《当代中国杂技卷》,我写了魔术和滑稽部分。由于汇集了许多资料和思考,这本书出版了以后,我又写了一本《魔术杂技丑角》,因为我自己曾经做了七年的小丑演员,这本书也算是我的心得体会。
傅腾龙撰写的部分史论著作和普及读物
徐秋:2009年,刘谦的近景魔术《魔手神彩》在春晚播出后,引起热烈反响。一时间,刘谦式的新锐魔术师层出不穷,风靡一时,具有国际范。而2011年傅琰东春晚表演的《年年有“鱼”》却与此大不相同,充满中国风,色彩饱和度宛如年画。这是否与您长期研究杂技史有关?
傅腾龙:我们算是比较早的“国潮”实践者了。确实,长期研究杂技史,让我们对中国传统幻术比较熟悉,那些古籍中记载的“云飞雪起”“画地成川”“鱼龙曼衍”等,始终是我们追求的魔术场景。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一直在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与此同时,大家都期盼着中国能够迎头赶上,拿出我们自己的精彩,魔术领域亦是如此。因此,当观众看到《年年有“鱼”》这样的中国传统魔术能够“老树新枝”“旧貌新颜”时,是非常肯定和喜爱的。这也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中国文化的自信自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年我们虽然有这样的创作理念与追求,却未能清晰地表达出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后,这些想法变得更加明确了。
通过研究历史,我有三点深刻感受:首先是“国家强、魔术兴”。在汉代、隋唐等国家强大、万邦来朝的时代,文化交流频繁,魔术的表演场合多,影响范围大。其次是魔术发展要中西合璧,历史上就是这样,国外每有魔术进来,艺人们都会加以学习,为我所用,从而丰富了中国魔术体系。最后是魔术需要与时俱进,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前辈们都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应时创造,为世界魔术宝库贡献着中国智慧与力量。如今,我们生逢盛世,国家又大力提倡学习与创新,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更多优秀的魔术作品不断涌现。
访后跋语
我的感受中,傅氏魔术人很有理想抱负。傅天正先生(傅腾龙父亲)就像那个年代的许多知识青年一样,面对从现代化角度看过去近乎“一穷二白”的中国,他们主动担负起建设的重任。当其他知识青年奠基了中国的地质学、考古学、建筑学和美学时,傅天正想的是开拓幻术(魔术)领域,因为中国还“没有”。他总是说魔术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为此他给自己列了一个学习和实践的庞大“任务清单”,并一项项身体力行。他未竟的事业,傅腾龙这一代又主动承担起来,直到暮年也没有停止。
对魔术大方舍得。以魔术为生的家庭在经济上总体是清贫的,因为收入不稳定,而一旦挣到了钱又往往被拿去“扩大再生产”了。傅腾龙回忆中讲到一个细节:他小时候在弄堂里玩,远远地看见父亲回来了,手里拎着一包书。父亲看到他,就让他先把书拎着,自己空着手回家。显然,在那个经济窘迫的年代,父亲不愿让妻子看到自己又买了书而有所叹息。傅腾龙与父亲在花钱上相似,只要手里有钱,绝不心疼给魔术花钱。比如喷灌油漆刚出现时,他给道具上漆,马上会弃用刷子而改用喷画,并且不管两者价钱上相差有多大,只要喷的比刷的效果好,他便毫不在意成本。
日常勤奋自律。傅腾龙的作息时间和其他演员不一样,一般演员都会因为晚上睡得晚,早上也起得晚,而傅腾龙始终雷打不动地保持早起做事的习惯,他的那些写作,都是在清晨时一点点完成的。他愿意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广交师友、勤学苦练、读书求知、探索实践。即使在等车、旅行这样的零碎时间里,他也在观察社会、欣赏景致、吟诗作赋、拍摄照片,不断提高艺术修养。
天生多才多艺。听傅腾龙说他的父亲口才好,侃侃而谈,其实他亦是如此。他的节目《科学魔术》便很能代表他的这一特点,用一些简单的魔术配合旁征博引的讲解,宛如一堂生动的科普课。有时团里节目不够,让他延长表演,他竟能演到45分钟,而且观众仍旧看得津津有味,毫不觉得无聊。此外,他的绘画技能更成为他事业发展的助力。每次与新单位谈合作,他都会精心绘制上百张设计图,让人很快就能看懂他要做什么、想怎么做。这份专业与细致,让他总能顺利赢得信任与投资。
信念、投入、坚持、才华,傅氏魔术人的优秀绝非偶然,而我们对他们的钦佩,也正因如此。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采访人:徐秋 单位:《杂技与魔术》杂志社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12期(总第123期)
责任编辑: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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