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蕴璞简介：1931年出生，江苏无锡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教授，九三学社社员，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1997年荣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1998年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荣获俄罗斯作家协会颁发的首届“高尔基奖”，2007年荣获中国翻译协会“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2014年荣获俄罗斯作家协会颁发的“莱蒙托夫奖章”。著译文学作品百万余字，编纂了《莱蒙托夫全集》(全五卷)、《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等；专著有《莱蒙托夫》《诗国寻美——俄罗斯诗歌艺术研究》等；译著有《莱蒙托夫抒情诗选》《叶赛宁诗选》等。

一、文学启蒙：从燕园走向译坛

李钰韬：顾老师，作为当代学者的代表，您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次访谈，我们特别想听您亲口讲述您的学术人生。一个人的家庭与童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人一生的发展方向，可以简单谈谈您的童年生活、家庭以及启蒙教育吗？

顾蕴璞：说到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发展方向，的确与家庭环境及童年、青少年所接受的教育分不开。我们顾氏是江苏无锡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家族很重视教育，顾宪成是我们的祖先，到我这里是第15代。我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上小学时，家父就购买《幼学琼林》对我进行启蒙。初中时我爱上了古文，幸运的是，初二、初三时我遇到了特别出色的古文老师，这让我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暑期的时候，我的二叔也常给我补习古文。我的古文童子功，为我一生的文学翻译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钰韬：您在1955年进入北大学习，能回忆一下当时您在北大俄语系学习时的情形吗？您和北大这些俄语学人前辈之间有什么值得与我们分享的交流经历？

顾蕴璞：北京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系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1863年清政府成立的京师同文馆俄文馆。1919年俄文学系成立，是北京大学最早设立的14个教学系之一，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俄语语文学家张西曼教授参与了俄语系的筹建，而且还在这里教过书。1951年，由曹靖华主持，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等院校的部分师资力量联合组建了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当时，曹靖华、李毓珍(余振)、田宝齐、王珉源、魏真(魏荒弩)、龚人放等老一辈学者以其渊博的学识、精湛的学术造诣、严谨的治学作风，在学科体系建立、课程内容设置、人才培养机制、学术研究等方面，为今天的俄语系奠定了基础。所以俄语系在北大的重要地位是有一定渊源的。

令我印象深刻的老师有很多，首先就是左少兴老师。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尤其是古俄语和现代俄语语法功底极其深厚，且为人刚正不阿，治学精益求精，从不计个人得失。我们俩三观很合，1990年我搬到承泽园，我们成为了邻居，经常在一起交流。在学术以及生活层面，我一有疑问就去请教他，他也会给我分享他的新思考和新体会，可以说左少兴老师是我终生的老师。另一位对我有很大帮助的是余振老师。20世纪60年代初我开始翻译莱蒙托夫诗歌后，不少老师对我有负面看法，因为余振老师之前就专门翻译过莱蒙托夫的诗歌作品，所以人们都质疑我为什么要跟老师“抢饭碗”。余振老师却不然，当时他被调去了上海，在调离北大后，每次与我通信或是见面时，他总鼓励我，夸我翻译的莱诗比他漂亮。余振老师当时是翻译莱诗的翘楚，我终身都敬佩他，他对我的支持与鼓励也坚定了我继续翻译莱诗的信心。

当时我有一定的俄语基础，希望申请免修部分基础课程，但由于我之前是自学的俄语，因此没有资格证书，也就没有通过申请。但为了继续提高俄语水平，我并没有完全按照基础课程的要求学习，而是一有时间就去图书馆读俄语原文书籍，像鲁迅翻译过的《死魂灵》，还有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等。当时许多名著的汉译本其实很难看懂，反而看原文很好懂，所以我一直去图书馆自己学、自己看。通过读原文，我的俄语水平也提高了。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上课不记笔记，只仔细听讲，因为记笔记会影响到听讲。我始终以自学为主，不以上课为主。听课听的是老师的学习方法，要学习他的见解，而非仅仅专注于死记硬背。

李钰韬：您1959年从北大毕业，然后留校任教，但在这之间您曾短暂担任过苏联访华芭蕾舞团的随团翻译，这段经历对您的文学研究和诗歌翻译有什么影响吗？

顾蕴璞：1959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我很荣幸地被选为来访的苏联大剧院芭蕾舞团的随团翻译。作为随团翻译有很多好处，比如可以随时观摩他们的基本功训练，也可以在剧团后台自由通行，所以我看到、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在那段艺术时光里，我每天都能看到舞蹈艺术家们精益求精地排练，还受到了音乐的熏陶，这些艺术经历对我后来译诗水平的提高是不言而喻的。和舞蹈、音乐一样，翻译也是一门艺术，各种艺术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我认为文学所代表的文字艺术同舞蹈所代表的动态艺术间同样存在广泛且深刻的互鉴价值，通过与舞蹈和音乐的近距离接触，我的综合艺术审美水平也得到了提高，这对于我的文学翻译事业很有帮助。

其实在当随团翻译时，我就已经在翻译莱蒙托夫的诗歌了，大概译了100首左右。我想正是这段随团经历中与舞蹈、音乐、舞台美术等多种艺术门类的交流与学习，在我当时翻译莱诗的过程中不断给我提供灵感与助力，让我真正感受到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共鸣。

二、译有专精：从莱蒙托夫到叶赛宁

李钰韬：您投身文学译介事业的驱动力是什么呢？

顾蕴璞：我曾在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那时候就经常翻译农畜相关资料，但这是因为我对外语感兴趣，而非对农业技术感兴趣——我真正喜欢的是文学。考入北大后，大三那年，我听恩师武兆令讲授莱蒙托夫的生平与创作，他讲莱蒙托夫时声情并茂，很快就把我领入了诗人的心灵世界，我也感觉整个人的心灵层次得到了提升。这位诗人不仅艺术水平高，心灵境界也高，我被莱蒙托夫的境界与才华深深打动。对我来说，莱蒙托夫是我学习俄罗斯古典文学过程中的基石。

顾蕴璞著《莱蒙托夫研究》

李钰韬：您为何选中了莱蒙托夫作为研究与翻译的对象？您认为是什么特质令他有别于其他俄国文学家？

顾蕴璞：在跟随武兆令老师学习品读莱蒙托夫的过程中，这位诗人最能打动我的特质，就是他对真理的誓死捍卫。他身上的这种精神，要胜过其他俄罗斯经典文学家。他崇高的信念不断感染、激励着我，让我对人生和命运看得更豁达，更重视追求真理。有人夸奖我名气大，但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价值，徒有名气毫无意义。我的人生也并非一帆风顺，遇到过很多坎坷，幸好有莱蒙托夫这位“高人”始终在我心中提醒着我，所以面对所谓的“吃亏”，我都能淡然处之。这就是莱蒙托夫精神对我个人产生的影响。话说回来，我选择莱蒙托夫作为译介与研究对象的另一缘由，就在于他个人的非凡性：莱蒙托夫创造了俄罗斯历史上的两大奇迹。第一个奇迹是，莱蒙托夫本是一介武夫，出身军校，而不是文人，但却写出了大量超越时空的艺术精品，这是很奇妙的；第二个奇迹是，莱蒙托夫是沙皇近卫军的军官，但他却能用作品对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进行抨击，这是很了不起的。当时很多人都向政权妥协，而莱蒙托夫没有。我选择翻译莱蒙托夫诗歌的原因还有一点：经历两个月的随团翻译后，我感觉自己的俄语水平大大提高了，而回校后教的是公共俄语，工作压力也相对较小，为了让自己的俄语水平不退步，我就在业余时间里翻译一些莱蒙托夫的诗歌，以此提升自己的俄语水平。

在当时沙皇统治的时代，莱蒙托夫作为一位卓然于世的诗人，被冠以 “恶魔诗人” 的称号，但实际上 “天使与魔鬼” 的关系在他身上恰好颠倒过来了。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下，所谓的“恶魔”并非坏人，所谓的“天使”也未必都是好人，莱蒙托夫的“恶魔”性恰恰是他叛逆精神的形象化，是他渴求反叛压抑的现实状况，进而彰显自我、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情绪化表达。莱蒙托夫的诗写得很好，但他这种独立叛逆的精神，比他的诗歌境界更崇高，我认为这才是莱蒙托夫真正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地方。

1980年，也就是《苏联文学》杂志的创刊年，当年第二期发表了我和余振先生共同翻译的十首莱蒙托夫诗歌，这件事是我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节点。与《苏联文学》结缘，首先要感谢我已故的老同学马志洁的推荐，因为她了解我们老同学中每个人的研究方向；其次要感谢编辑部的蓝英年先生，他知道我翻译了莱蒙托夫，读完我翻译的几首诗后，他说自己“眼睛一亮”，对这些译诗非常感兴趣，还帮我润色译稿，提高了译诗的质量，给出的意见也都切中要害；北师大的程正民老师也给我提了很多宝贵建议；最后要感谢整个《苏联文学》的编辑团队，他们打破了论资排辈的旧框框，把我这个当时的无名小卒翻译的五首莱蒙托夫抒情诗，与权威前辈余振先生所译的另外五首莱诗一并刊登了出来，而且其中三首代表作全用了我的译本。这件事在我国当时的外国文学界引起了一定的轰动。当时的《苏联文学》在选材方面彰显了刊物的创新活力和出文育人的办刊宗旨，对我而言，这无疑是天赐的机缘，让我永远铭记于心。从那以后，我从无名小卒渐渐有了些名气，很多人找我约稿。当时北外有本杂志叫《苏联文艺》，他们为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名为《莱蒙托夫抒情诗选》，印了二十多万册，还再版了一次。后来这本书做过一些修改，但基本框架和内容没有变。这些都是我人生中相当重要的经历。

1980年《苏联文学》第二期上刊登的顾老译作《帆》

李钰韬：除了19世纪的莱蒙托夫，您对20世纪的叶赛宁也情有独钟。那么您又是为何选择叶赛宁进行翻译与研究的呢？

顾蕴璞：选择研究叶赛宁，源于我与他“同病相怜”——我们都在特殊岁月里经历过冤假错案，而拨乱反正需要远大的目光和正义的勇气。至于我为何会注意到叶赛宁，还要感谢老同学林明虎给我提供的线索，让我关注到当时苏联学界正在重新评价叶赛宁的功过。苏联时期，学界对叶赛宁大多持否定态度，后来经过一系列争论，最终同意将他纳入经典诗人的行列。我阅读了大量关于叶赛宁的资料后，发现他这个人不简单，拥有过人的才华。他的诗被众多大文豪评价为上乘之作，因为其极具艺术感染力——既饱含浓烈情感，又富有具体可感的意象。而且他曾被视为普希金的真正继承人，两个人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叶赛宁曾被评价为“Хулиган”(流氓)诗人，他本人相貌出众，有很多女性追求过他，但他并没有真正去主动追求过任何一位女性。叶赛宁这个人很看重名声，虽然也曾有过一段自甘堕落的时间，但很快就改正了。他认为革命导致祖国“罗斯”丢失了很多东西，这里的“罗斯”就是“Русь”，而不是“Россия”，所以现在把“Русь”翻译成“俄罗斯”其实是不对的，叶赛宁心目中的祖国应该是“罗斯”。叶赛宁非常重视传统，在这一点上他是非常爱国的。看到祖国的文化传统逐渐凋零，他内心十分痛苦。叶赛宁是真正从骨子里爱家乡、爱国家、爱历史的。虽然他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只是大学里的旁听生，但他文章写得还是不错的，对诗歌的悟性也很高。

叶赛宁最终死在了列宁格勒的一间旅店里，关于他的死因说法不一，有说自杀，有说他杀。不过叶赛宁曾患有抑郁症，或许这也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之一。他去世后，他的崇拜者把他的遗体从列宁格勒运到莫斯科，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广场绕了两圈，来彰显他是普希金真正的继承者。这就是叶赛宁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很多人批评叶赛宁，把他看成反面人物，这是因为他在革命后曾陷入短暂的迷茫，对一些事情想不通，之后他转变为了一位相当激进的人物。

李钰韬：1991年您前往俄罗斯进修学习。这次访俄之旅对您研究与翻译莱蒙托夫和叶赛宁的诗歌，是否有着特殊的意义？

顾蕴璞：我们俄语系教师人数比较多，很多人都没有去过俄罗斯。当时莫斯科大学提出与北大交换访学，系主任李明滨老师最终提议，让所有没去过俄罗斯的老师都参与这次出访交换，让大家都有机会出去交流。我分享两段难忘的经历。首先是我当年3月受邀到达莫斯科大学，5月应邀参加了在喀山市举办的独联体语言文学研讨会，会上我作了题为《莱蒙托夫与七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的发言。当时正值我国拨乱反正时期，以前都把莱蒙托夫看作是“封资修”，而那时则对他进行了重新审视，将他看作是一位了不起的世界文学大家。我的发言让俄罗斯同仁很感兴趣，也向我提了很多问题，问我莱蒙托夫跟中国青年之间会有什么具体关联，等等。之后，我参观了几个著名城市，搜集了《莱蒙托夫百科全书》等珍贵资料，这些经历和材料让我萌生了主编中国版《莱蒙托夫全集》的念头。后来在1996年，我与一批资深学者和翻译家共同完成了这一夙愿。1997年，我还凭借这部全集荣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这是我一生的荣誉。

我之所以对莱蒙托夫的研究比较深，要感谢这部《莱蒙托夫百科全书》。这部书的编者团队共有一百七十多位俄国专家，苏联解体之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学者团队规模了。我当时萌生的念头就是要借助这些珍贵材料，回国后把中国的《莱蒙托夫全集》做出来。正因为我有这些资料，所以我敢着手做这件事。不过我一个人肯定完不成这么庞大体量的工作，所以请了许多一流的专家参与，比如高莽、力冈等。我虽是主编，但参与的人有很多，这份功劳属于大家。

另一段让我刻骨铭心的经历，是去莫斯科郊区瞻仰叶赛宁的墓地，然后又去了他的家乡梁赞，参观了当地的叶赛宁博物馆，并把我翻译的《叶赛宁诗选》赠送给了馆方。在梁赞，叶赛宁故居里的陈设完全是古香古色的风格。梁赞这个地方很美，人也很淳朴，那里保留着许多传统罗斯样式的建筑。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叶赛宁家乡的博物馆参观时，导游一边介绍叶赛宁的生平经历，一边背诵叶赛宁的诗，场面十分动人。

顾蕴璞译作《叶赛宁诗选》

三、译有多元：白银时代的诗歌译介

李钰韬：您曾编译过《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在编排这本涉及诗人如此之多的诗歌选集时，您对诗人和诗歌作品如何进行取舍？如果您现在继续翻译一些白银时代诗人的诗歌作品，您会选择尝试哪些您之前从未涉足的诗人呢？

顾蕴璞：这本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他们的出版水平是很高的，而且也是蓝英年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出版社。蓝先生说我这本书编译得很好，好就好在能够把各个流派区分开来，而且能把每个流派的特点说清楚。后来我也想过，关于白银时代的诗选有很多，为什么我这本书尤其受到重视呢？我想，是因为书中涵盖了太多太丰富的俄罗斯文学流派和诗人。“白银时代”涵盖庞大的诗人群体，各个流派和诸位诗人都各有特色，在编选《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时，首先必须做好分类工作。白银时代既有多种现代主义流派，又有众多现实主义诗人群体，所以要区分这两大类诗人群体的共性和个性，即他们的相似点和差异点：相似点是都有追求的目标，差异则在于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远近并不相同。举例来说，现代主义各流派比较重视心理现实，轻视生活真实，而现实主义各诗人群体则反之，比如以布宁为代表的“知识派”诗人、以无产阶级诗歌为代表的革命诗歌。不过，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他们大多不满或鞭挞沙皇专制，追求自由，目的是实现人类的解放，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相通的。另外，各个流派之间也会相互影响，比如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宣扬“庄稼汉的天堂”的新农民诗歌其实也接受了象征派的影响，其他流派间也体现出不同程度的相互影响。因此，白银时代奉行的绝不是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互补的万紫千红的文化景观。以前总有人比较，说马雅可夫斯基比叶赛宁好，或者说叶赛宁比马雅可夫斯基好，其实两个人也是互补的，不存在谁“吃”掉谁的关系。我的这本书中有一个表格，专门用来说明不同诗歌流派的特点和主张。当时社科院外文所的吴元迈先生特别夸赞了这个表格，这其实是我的文科思维和理科思维的一种互补与综合，也就是用偏理工科的表格分析，来呈现文学流派的内容及相互关系。以前我是从事畜牧兽医这类理科工作的，后来才进入文学领域。我认为，从学术思维角度，文理科的互补能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如果现在让我再选择尝试翻译哪位诗人的作品，我想答案会有很多。比如阿赫马杜琳娜，目前对她作品的翻译还不够。还有布罗茨基，我曾翻译过他的作品，觉得非常不错。不过，我觉得不能只关注某位诗人而忽略其他。白银时代作为一个百花齐放的文艺高潮期，那个时代中的每一位诗人与艺术家都有着自身极为了不起的独特之处。茨维塔耶娃很好，阿赫玛托娃也很了不起，她们都是天才诗人。我觉得没必要评选出谁是 “最好” 的，更没有必要排个先后。在文化领域，是不能排次序的。

李钰韬：《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是您的另一部代表译著，而帕斯捷尔纳克也是白银时代的一位代表性诗人。您是如何关注到他的诗歌的呢？您做这套诗全集的译本，有什么个人的考量和动力呢？

顾蕴璞：我最先是从关注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海拾贝》专栏起步，也就是从帕诗所体现的判断句叠用功能着手开展研究的。在俄罗斯诗歌的白银时代，“诗歌与语言”取代了黄金时代“诗歌与时代”的发展重心。诗歌不再只是表达诗思的工具，而是启动诗思的艺术本体，判断句的叠用就是当时诗语探索的一种主要形式。帕诗在这方面独具代表性，是诠释白银时代诗歌创作的重要突破口，因此我选择翻译他的诗歌。

在翻译这部全集的合作者当中，智量先生对我的帮助甚厚。他不仅比我大三岁，更比我早很多年进入北大俄语系，当年他在北大教书的时候，我还没进北大呢。因此，我非常尊敬智量先生，十分重视他所传承的认真刻苦的北大精神。他曾说，一本书的译序应该由译者自己来写，不用另请名家代笔，因为作为编译者，有必要向读者汇报自己是怎样理解和评价这部作品的。我非常认同智量先生的这一做法，因此，我就把“循着独特的艺术逻辑解读帕诗”作为代译序，这篇文章也受到了读者的认可。

顾蕴璞等译《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

李钰韬：翻译界素来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译者就像“媒婆”，负责把外国作品介绍到中国，其二则认为翻译是一种再创作。您是怎样看待这两种观点的呢？您是否有自己的翻译观点或风格？

顾蕴璞：我其实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翻译方法和翻译原则，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可以说我的翻译风格整体比较偏向中国传统诗歌形式，这是因为我的古文功底一直影响着我，我接受的基础教育是以古文为主，十一二岁在无锡老家的乡下上学时，学习的都是古文。

我非常赞成“翻译是一种再创作”的观点，写作本身需要创作冲动，没有创作冲动就不会有灵感，翻译也是这样。而且我还有三个更具体的体会：其一，译诗是再创作，译者需要有再创作冲动，否则整体就会很平淡，至少不是好的译品；其二，译文读者同样需要艺术再审美，因为译过来的作品不可能完全复原本身的审美语境，毕竟文字变了，一些艺术形式也就变了，所以需要读者在译入语的文化语境中进行重新审美；其三，译文中的语言同样需要再锤炼，这条很重要，因为原文是诗，你也一定要用诗的语言翻译过来，而不能只是简单的词义传达，这就需要不断锤炼自己的语言水平，因此好的翻译家不仅要外文水平高，中文水平也要好。为什么要提出“再创作”这三个字，就是因为无论翻译得多好，译文都已不是原作本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诗歌的韵律。诗歌翻译中的音韵美至关重要，中国诗歌的音韵美比较突出，常出现一韵到底的情况，所以我在翻译中也经常使用一韵到底。比如莱蒙托夫的《博罗金诺》这首诗，它本来的韵脚很多变，但如果译成中文就很难兼顾各个押韵方式，所以我选择一韵到底，试着把翻译过程中流失的音韵美用中国诗歌的形式弥补回来。

四、译家之论：从文学翻译走向文学研究

李钰韬：能谈谈您所理解的诗歌翻译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吗？是什么支撑您在文学领域数十年如一日的深耕？

顾蕴璞：首先，翻译一位经典作家的作品，必须要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历程进行充分的研究。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诗歌，我认为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是文学的最高层次，诗歌研究也是文学研究的最高境界。我对俄罗斯的一些经典诗人的研究，比如普希金、莱蒙托夫、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等，几乎都是由浅入深，由作品至作家一直研究下去的，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更是我的兴趣使然。特别是作为俄国经典诗歌的译者，为了进一步挖掘翻译与研究的深度，我也必须向文学研究进军，这是我的必由之路。

李钰韬：您在莱蒙托夫研究领域建树颇丰，能谈谈我国的莱学研究与俄罗斯的莱学研究在视角和方法上有何异同吗？

顾蕴璞：同样是莱学研究，中俄两国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各不相同，但又一脉相承。俄罗斯是源，他们从自己民族和社会进步的传统视角来研究莱蒙托夫，因为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有作家揭露国民劣根性的传统。中国是流，我们的研究者大多是从俄罗斯文学的经典性角度来研究莱蒙托夫的。但同时，我们也学习与借鉴了俄国对莱蒙托夫的社会性、历史性评价。作为当代中国最深刻、最具批判性的作家，鲁迅先生曾在《摩罗诗力说》中给予莱蒙托夫以重点评价，这正是因为他看重这位诗人把自由置于沙皇俄国的国家利益之上的历史立场。鲁迅先生不只是一位文学家，他对社会各个方面的理解都很深刻。他原来学医，后来弃医从文，他的眼光是非常独特的，看待文学作品时，往往不局限于文学家的视角，同时也从社会角度看待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他曾说过：“俄国的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这种指导作用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创作领域，同时也体现在社会思想与革命斗争领域。

今天我们作为研究者，就是要进一步继承与发扬莱蒙托夫这一不朽的进取精神。莱蒙托夫的伟大与不朽在于他的反思，他认为要改变黑暗与专制的时代，应该从改造国民性做起，这一点在今天的世界仍具有现实意义。

李钰韬：您在学术研究领域的许多精品成果都收录进了《诗国寻美》这本书中，其中我们注意到，您非常喜欢做中俄两国诗歌的对比研究。您是怎么看待中俄两国传统诗歌的关系呢？

顾蕴璞：我通过对比发现，中俄两国同属诗国，且在世界文坛中都以诗国著称，在各自不同的时代都拥有各自的大诗人，不过我国的诗歌史更加源远流长。不同的是，中俄两国文字属于不同的体系，一个是象形文字，一个是拼音文字。

当下中俄诗歌对彼此都具有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除了接纳学习俄国的优秀诗歌传统和创作经验外，我们也要更主动地用自己的诗歌传统去影响俄国。中国人解读俄罗斯诗歌和俄罗斯人解读俄罗斯诗歌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我们应当尝试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待俄罗斯诗歌，而不能简单地复制与效仿。在许多论文里，我不断尝试进行中俄诗人与诗歌间的对比，另外也受到了自己学生的启发，再加上此前在大量阅读过程中的积累，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写作体系，《诗国寻美》这本书就是我对自己学术写作的一个总结。

顾蕴璞著《诗国寻美——俄罗斯诗歌艺术研究》

李钰韬：如今再回头审视您在《诗国寻美》中收录的一系列学术作品，您是否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方法或思路有一个更加系统和理论化的总结？

顾蕴璞：我认为我的主要研究思路可以总结为三点：首先是审美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同步，要在社会历史语境中看待文学，文学既不能完全与社会绑定，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成为孤立的范畴。其次是体悟与认知相结合，诗歌研究虽是一门学问，需要用理性思维思考问题，但同时也是一种艺术形式，需要有对美的感性认知，而这种感性认知中恰恰蕴藏着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是我们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关键。最后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倾向，在这本书中，既有宏观层面论及俄国诗潮，也有微观层面对具体诗人的研究；既有中俄诗人的比较研究，也有俄国诗人之间的对比，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其实可以帮助我们从多个角度审视俄国诗歌的整体状况，更好地把握其艺术特征。

五、育人为先：重拾文学教育

李钰韬：毋庸置疑的是，俄罗斯文学翻译与研究也深深融入了您的整个教学生涯之中。您对于俄语教学、翻译与研究和诗歌教育都坚持着哪些原则和方法呢?

顾蕴璞：30年来，我对俄语教学、翻译与研究的探索，坚持了五个不可分：努力与爱好，文学与语言，翻译与研究，继承与创新，汉化与洋味。第一是努力与爱好不可分。翻译莱蒙托夫就是我的趣味使然、爱好所向，诗人崇高的思想境界一开始就吸引并净化了我的灵魂，这让我为了译好他的诗歌而不断努力攀升。只有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才能更好地译出自己喜欢的诗歌。第二是文学与语言不可分。诗歌和音乐同属于心灵的语言，俄国作曲家谢洛夫说过，依照音乐语言的特性，音乐始终是一种抒情诗。而俄国诗人巴尔蒙特也说过，诗是一种内在的音乐，使用井然有序的和谐词语表现出来的音乐。我想叶赛宁的诗最能代表心灵之歌，他诗歌中体现出的音乐性最能代表灵魂的诗。第三是翻译与研究不可分。这一点其实我刚才也谈到了，这里我再补充一点，要想翻译好诗歌，必须通过研究真正走进诗歌世界，因为诗的翻译远比诗的创作艰难，受到的局限更多。我把应对译诗之“难”的方法总结为四个“慢”，即慢慢地读、慢慢地查询、慢慢地译、慢慢地修改。第四是继承与创新不可分。这里我指的并不是对文学或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而是在对诗歌理解层面的继承与创新。我们既要认识到传统的诗歌表达形式，同时也要接纳那些创新的诗歌内容和形式。第五是汉化与洋味不可分。诗歌是语言之最精粹的体现，要把诗译成另一种语言范畴中的诗，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特殊的风味与神采，都有其悠久的审美传统，因此既要汉化、也要洋味，译者必须尽量使这两者保持一定的平衡。而在我看来，如果二者无法得兼，就要取汉化而舍洋味。

关于诗歌教育，我同样总结了三要素：其一，让学生具有像诗一样的独特个性，诗歌永远是最独特的；其二，让学生具有像诗一样的独立见解，诗歌一定要有独立见解，人云亦云成不了诗人；其三，让学生具有像诗一样的独创精神，诗歌都是独创的，抄袭就不是诗歌了。要想做好诗歌翻译，译者本身也应该是诗人。国外的翻译家一般都是大诗人，但在中国不一样，我们称之为“诗歌翻译家”而不是“诗人”。但是能把诗歌翻译得很有韵味、能继承发扬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的翻译家，那还不是诗人吗？如果不是诗人又怎么能翻译得出来呢？国外的诗歌翻译家就是诗人，而我们还区分出了诗歌创作奖和诗歌翻译奖，仿佛写诗要比译诗的层次更高一点。其实诗歌翻译比诗人写诗更难，诗人可以扬长避短，在哪方面有灵感，就写哪方面，没有灵感就不写。但诗歌翻译家有没有灵感都得译。

李钰韬：对于现在的部分外语教学中出现的削弱文学教育而专精语言技能的趋势，您有什么看法？文学在您眼中有着怎样的价值？

顾蕴璞：你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布罗茨基的散文《悲剧与理智》中的一段话：“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王国的其他代表，那便是语言，也就是文学。”我对目前减少、削弱文学教育的行为是坚决反对的。不仅不能减少和削弱，反而应当大量阅读与学习文学。这又让我想起当代作家毕飞宇说的：“文学教育意义重大，它不是培养几个作家那样简单，它关乎人的质量，关乎民族的质量，关乎人类的质量，文学所注重的是生活与生命。”我认为阅读文学是普天下最具价值的一种生存权利，谁恶意剥夺，谁就是人类的敌人。

李钰韬：现在读文学原著的人越来越少了，面对大部头作品，很少有人会完整地读完，而是选择去看精简版或者故事梗概，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现象的？

顾蕴璞：其实原著是必须读的，精简版等于是把原著改造了，原本精彩的内容反而在精简过程中减损了。其实文学阅读跟语言水平是分不开的，一个人的语言水平越高，文学阅读水平也会越来越高，反之亦然。我之前选择研究诗歌而不是小说，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小说太长了，看起来好麻烦，这是我懒惰的一面，现在看来大错特错。其实研究诗歌也不容易，诗歌语言是一种极其精练的语言，诗歌的用词和意境要比散文更难懂。但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都有其丰富的价值与内涵，都需要我们花时间、花精力钻进字里行间，细细阅读文本本身。总而言之，在对待文学的态度问题上，想速成的办法都不是好办法，欲速则不达，弯道超车实际上是不对的，还是要脚踏实地。

访后跋语

2021年春，我在一家旧书店中觅得一本《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彼时初入俄罗斯文学圈的我，第一眼就被译者处“顾蕴璞”三个字所吸引，这一富有诗意的名字曾不止一次出现在我所接触到的各种文字资料中。翻开诗选，俊秀流畅、古朴素雅的译笔的确不负顾老的盛名，而扉页上竟有顾老亲笔题字，虽另有所赠对象，但我却感觉彼时彼刻我与顾老的距离仅仅隔了笔尖与纸张接触留下的几道墨迹，于是马上购入了这本诗选，放在案上时常翻阅。2024年春，在得知我们想对老一辈俄文学者做口述访谈后，北大查晓燕老师鼎力相助，邀我们拜访了顾老。

前前后后，我一共五次拜访顾老，每一次都在和这位文学前辈的交流中获益匪浅。谈及过往的成就，顾老是谦逊低调的，每一个学术成果并非只是供人膜拜的勋章，而是与一段段难忘的岁月、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交织在一起的珍贵记忆。每每谈至情深处，顾老的视线总会越过窗台飘向远方，早春还未有新芽出土，但柔和的阳光已经穿透冷气与玻璃，落在顾老面前的书桌上，那里放着他为了本次访谈专门准备的文稿。些许沉默后，顾老往往会固执地站起来，一言不发地开始从旁边摞着的材料中翻找着各种文献或记录。当我问到关于诗歌翻译原则的问题时，顾老一下子就想起了余振、魏荒弩二位先生和飞白先生之间的争论，并提出要为我们找到相关材料。没想到后一次访谈，顾老就把他手中魏荒弩先生的《枥斋余墨》送给了我，还用便签特意标出了其中的相关文章，其学者式的严谨和前辈的用心良苦深深感染着我们这群小辈。本次访谈，除了顾老的积极参与外，顾老的女儿——顾婷婷老师也大力支持着我们的访谈。每场访谈之前，婷婷老师都会帮助顾老回忆和梳理问题，并亲自整理好文稿大纲备用。访谈开始，她也始终陪伴着顾老，两代人共同出现在我们的镜头面前，一唱一和，守护着珍贵的记忆与学识。

访谈的最后，我将一本崭新的《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放在顾老案前，看先生为我题下赠跋。此时此刻，三年前留在一位少年读者心中的墨迹终于又莹润了起来。

*本文系2024年度《俄罗斯文艺》编辑部青年专项课题“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口述史：资料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采访人：李钰韬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9期（总第120期）

责任编辑：王朝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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