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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厘清视听艺术现实批判的尺度与边界

在视听艺术领域，现实批判是文艺评论的重要维度。从《我不是药神》对医疗困境的聚焦呈现，到《狂飙》对黑恶势力生态的深度解剖，优秀作品借助艺术虚构触及现实痛点，引发了广泛共鸣。与这种轰动效应生成的共情相比，部分评论则呈现出简单粗暴的“道德审判”式倾向：有的以历史真实为唯一标尺指责艺术虚构；有的凌驾于艺术创新的客观评判之上。这些评论方式不仅消解了批评应有的理性力量，更有可能扼杀艺术探索的多元价值。这一现象在历史题材创作、犯罪题材创作以及现实主义创作这三类作品的评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亟待引起重视与反思。

在历史题材创作中，虚构不是“篡改”，而是对现实的叩问。这类作品依托公共性，常常成为“道德审判”的焦点。一些评论者将“历史真实”等同于史料复现，将艺术虚构视为对历史的背叛。如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严嵩父子被塑造为复杂多面的政治人物，而非脸谱化的奸臣形象。部分观众指责这是“美化贪官”，其本质则是将艺术真实简化为道德符号，忽略了通过虚构叙事还原历史情境中人的选择与困境这一历史剧的深层使命。鲁迅说过：“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这是我们改造过的。然而，它们并未歪曲历史，反而通过典型化手法，使历史精神得以凸显。”可见，艺术真实的核心在于“本质真实”。以电视剧《觉醒年代》为例，尽管陈独秀与李大钊在雪中分食包子的场景并无史料记载，但这一虚构细节显然展现了早期革命者的清贫与理想主义色彩。若批评者仅以“查无此据”否定此类创作价值，实则是用史料考据的尺子丈量艺术想象，最终会将历史剧曲解为历史纪录片。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在犯罪题材创作中，暴力呈现并非为了美学表达，是对社会病症的解剖。这类作品因涉及暴力、黑暗等敏感内容，常面临“美化暴力”“宣扬邪恶”之类的无端指责。如电视剧《扫黑风暴》，李成阳在调查黑恶势力时展现的正义与挣扎，被部分观众解读为剧集在“美化暴力”。这一解读忽视了导演通过多线叙事，将暴力场景置于复杂的官商勾结语境中，形成对权力腐败的批判。本质上，这种批判将艺术表现等同于价值认同，忽视了犯罪题材是通过极端情境的呈现来暴露社会结构的裂痕这一功能的。这从侧面说明，艺术真实的边界在于“价值导向”。批评者应关注作品是否通过艺术手段引导观众反思暴力根源，而非停留在表面场景的道德评判上。

在现实主义创作中，“悬浮”并非“失真”，而是对时代情绪的捕捉。近年来，“悬浮剧”之所以成为批评的焦点，就是因为部分作品脱离现实生活，被诟病为“伪现实主义”。一般而言，艺术真实的维度在于“情感真实”。现实主义并不是对生活的机械复制，而是通过艺术提炼揭示普遍人性。如电视剧《三十而已》，以上海都市生活为背景呈现三位女性在婚姻、职场中的情感纠葛，看似在琐碎的剧情中，蕴含着对消费主义、性别关系的深刻批判。如果批评者以“不够深刻”“缺乏宏大叙事”为由否定此类创作，实则是用单一的现实主义标准束缚艺术多样性。这种现象，需要批评者能够把两种“悬浮”区分开来：一种是创作态度的轻浮，如职场剧中的“霸道总裁爱上我”情节；另一种是艺术表达的超越性，如《开端》通过“时间循环”框架探讨社会公平。正确的区分，能够将现实语义落在实处。这正如巴尔扎克所言：“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家，而我只应该做它的书记员。”这里的“书记员”并非照相机式的记录，而是通过艺术虚构构建时代的集体记忆。

面对上述出现的种种负面批评现象，构建批评的理性框架成为现实选择。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从“道德审判”转向“价值对话”，做好“三步走”工作：

第一步，区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对历史剧的批评应聚焦“是否扭曲历史精神”，而非“是否完全复刻史实”；对犯罪题材的评判需关注“是否引导观众反思暴力根源”，而非“是否美化罪犯”。如批评《风起洛阳》时，可分析其通过“不良井”与“神都”的空间对比如何隐喻阶层固化，而不是过度纠缠于服饰细节的历史误差。

第二步，建立“艺术真实”的评估体系。可适当借鉴卢卡契“总体性”理论，即考察作品是否通过虚构构建了自洽的逻辑世界，是否在细节真实与整体真实间达成平衡。如《山海情》，通过“种蘑菇”“移民搬迁”等具体事件串联起脱贫攻坚的时代命题，其艺术真实源于对个体命运与宏观政策的有机统一。

第三步，倡导“建设性批评”。批评不仅是否定，更是对艺术创新进行的激励。如对《隐秘的角落》中“坏小孩”形象的塑造，批评者在探讨如何突破传统儿童叙事基础上，建议通过更多细节展现社会环境对个体异化的影响，而不是简单贴上“宣扬青少年犯罪”的标签。

总之，视听艺术的现实批判本质，是“戴着镣铐的舞蹈”。批评者需要在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之间寻找平衡点。这既不能放任艺术虚构沦为脱离现实的空想，更不应以现实逻辑扼杀艺术想象的翅膀。真正的批评精神，恰如手术刀般精准解剖现实，并且以诗性的光芒照亮人性的幽微之处。唯有如此，视听艺术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镜像，免于沦为道德说教的传声筒。

*作者：霍文博，浙大城市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长三角纪录片创作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签发：袁正领

审核：张利国

责编：杨静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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