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构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三重合法性基础之上的：艺术作为特殊精神生产方式为艺术学奠定了独特的学科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艺术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独特的艺术实践则为体系的建构提供了鲜活的经验基础与实践验证，三重基础共同构成了自主知识体系不可动摇的根基。但体系的构建仍面临学科层面门类分立与理论整合的困境、话语体系中西方理论话语的长期主导、学术体系中传统艺术理论与现代学术规范脱节的问题。有鉴于此，在学科体系层面实现跨门类整合，在话语体系层面实现中西理论互动与自主创新，在学术体系层面实现传统理论范畴的现代转化则成为构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效路径。三重路径互为前提、协同推进，力图让中国艺术学成为一门兼具普遍解释力与文化主体性的现代学科。

【关 键 词】 中国艺术学 自主知识体系 跨门类整合 文明互鉴 现代转化

时代推动着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不断完善，这一体系也不时遭致疑惑与期待变革的呼声，但无疑，“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这深刻表明，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有鉴于此，立足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中国学术发展的核心使命，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再次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02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这一系列讲话一脉相承、层层递进，深刻阐明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已经从学术界的自觉呼吁上升为国家战略意志，成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总遵循和根本方向。

在这一战略指导下，目前，涵盖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新闻学等在内的各个学科已经结合自身学科特征，围绕本土概念提炼、研究方法创新、话语体系建构等方面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探讨，并形成了大量具有学术影响力与现实解释力的阶段性成果。而艺术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殊之处在于它直接关乎人的精神生产、情感世界与审美体验。但与重要的学科地位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艺术学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中的相对迟滞。尽管近年来不同学者在中华传统美学资源的当代转化、反思西方理论依赖等方面展开了一些讨论，但整体来看，其理论自觉性和体系化建设的力度远没有达到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尤其相较其他学科而言，甚至呈现出一种“脱轨”与“失语”状态，“尚未真正形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在世界文艺舞台上缺乏属于中国的声音”。另外，人工智能与数字媒介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艺术创作与审美经验，而现有研究在概念原创性、体系化程度以及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能力上仍显不足。因此，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量，构建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的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对国家战略的学科呼应，更是应对艺术创作多样化、突破学科发展困境、强化文化自信等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

一、立论根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多重依据

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并非空中楼阁式的臆造，而是一项厚植于坚实的历史纵深和现实土壤之上、要求经过严密学术论证和理论奠基的系统性工程。关于构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自然也首先要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这一构建何以可能、又何以必要？也就是说必须厘清这一体系建构的内在理据和现实动因，系统阐明支撑自主知识体系得以确立的多重基础。为此，本文将从学科、理论与实践三个维度分别考察。其中学科基础旨在廓清艺术学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版图中的特殊地位，回答艺术学为何必须拥有独属于自身的知识体系；理论基础是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和方法论原则，以确保其科学性与价值坐标；而实践基础转而从当代中国的艺术实践与时代挑战出发，进一步分析这些实践与挑战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怎样的条件与驱动力。这三者相互支撑，形成了一个层层递进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了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得以扎根、生长与发展的坚实土壤。

(一)学科基础：艺术学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独特坐标

清晰定位艺术学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坐标，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起点与前提。和其他传统人文学科不同的是，艺术学并非纯粹的理论思辨学科，也不是单一的技艺实践，而是以“艺术”为核心对象，融合感官体验与理性反思的独特知识场域。马克思从“生产”的一般规律出发，将艺术视为“精神生产”的特殊形态，在物质条件的制约下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创造性活动。在他看来，“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进而，他又揭示了艺术生产的创造性本质，认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一论断真正揭开了艺术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界，艺术学不能简单地将艺术视为社会现象或者技艺实践来分析，而应该系统揭示蕴含在艺术背后的“美的规律”，从审美创造的角度来把握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

由此出发，艺术学的学科定位便获得了双重合法性。一方面，就研究对象而言，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艺术活动，它具有不可还原的感性特质，这种“感性知识”的品格就要求艺术学既关注其历史条件与社会功能，又揭示其审美创造的独特逻辑。另一方面，就研究方法而言，“美的规律”作为艺术活动的最高准则，要求艺术学必须发展出能够揭示审美创造内在逻辑的理论方法，以逻辑思辨为核心的普通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并不完全适用，它无法替代对审美经验的直接描述和对精神意蕴的直接触摸。正是基于这一双重合法性，艺术学获得了独立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由。

如果说马克思的“艺术理论”为艺术学提供了哲学层面的论证，那么随后西方学术史上将艺术学从美学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则从学科建构的层面印证了这一论证的必然性。19世纪末，德国艺术理论家康拉德·费德勒(Konrad Fiedler)认为，艺术活动中存在大量无法被“美”这一范畴所涵盖的现象与问题，例如艺术创作的技术性、艺术形式的自律性以及艺术对真理的把握等。在他看来，艺术并不只是与美有关，用美无法涵盖艺术中的所有问题，故艺术绝不能以美作为目标。因此，他主张将艺术学从美学这一依附性学科中脱离出来，成立一门具备自身研究对象与方法的独立学科。在费德勒的召唤下，他的学生恩斯特·格罗塞(Hermann Grosse)开始注重从方法论层面为艺术学奠定基础。随后在20世纪初，德国艺术史家玛克斯·德索(Max Dessoir)在其著作《美学与艺术学》一书中明确提出了“艺术学”的概念，并系统阐明了其与美学的区别。至此，艺术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轮廓逐渐清晰。这一过程说明，艺术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已经超出了美学的解释框架，需要发展出一门以自身为中心的独立学问。

[德] 玛克斯·德索著《美学与艺术理论》

而艺术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面向世界、扎根本土的动态建构过程。1925年，宗白华在东南大学开设艺术学课程，不仅系统介绍了玛克斯·德索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还坚持从中国独有的艺术实践出发，详尽阐释诸如“意境”“气韵”等核心范畴，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此后，马采、邓以蛰、滕固等学者的积极倡导与研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艺术学的学科建设。进入20世纪90年代，著名艺术教育家张道一成为中国艺术学科的主要推动者，在《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建立问题》一文中，他强调中国艺术有别于西方艺术的独特规律是建立中国艺术学的根本目的所在。这一观点的启示在于，中国艺术学的学科建设不能走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之路，而是要在中国艺术实践的土壤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艺术学经历了从1997年文学门类的下一级学科，到2011年升级为独立学科门类，再到2022年学科目录优化后的艺术学一级学科的学科制度演进。可见，中国艺术学从引入到自觉发展，再到学科制度完善的百年历程，实际上也是不断摆脱对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扎根中国艺术实践土壤、探索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这就表明构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学术领域的功利性扩张，而是在学科定位已然澄明、文化根基已经确立的前提下的理论建设的必然要求。

(二)理论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重滋养

在明确学科基础之后，我们还需要回答一个理论层面的根本性问题，即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应该依靠何种具体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范式实现？从世界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任何具备旺盛生命力的自主知识体系，都是扎根深厚的思想沃土，并从中汲取理论养分以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亦不例外。其理论根基主要倚重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提供的方法论，它赋予体系以科学性、批判性与人民性的价值导向；二是源自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本土积淀，它赋予体系以民族性、主体性与独特的精神品格。正是由于这双重理论基础，才赋予了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独立于西方范式的学科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支撑。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更在于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深刻揭示了艺术与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继承、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科学指南与根本遵循。“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其中“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轴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一结合在方法论层面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指明了方向。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分析艺术与生产、艺术与历史、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艺术理论资源，诸如“意境”“留白”“气韵生动”“虚实相生”“天人合一”等核心范畴，则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重获新生，使其成为构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本土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就意味着，构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深度挖掘当代价值，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此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标识性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换言之，文化主体性是任何文明形态存续与发展的精神基石。而它的具体表现在于，能够在自身的文化实践中确立起独立的判断标准，用本土生成的概念框架有效统摄、阐释自身经验，并在全球文化对话中彰显自身的价值立场。这就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确立了根本的价值坐标与逻辑起点，要求在学科建设、理论生产以及话语实践等环节始终坚持将“自主”与“创新”作为核心贯穿，重新激活传统文艺理论资源，使其能够成为阐释当代艺术问题的有效工具，进一步摆脱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范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这一“坚定的自我”，正是知识体系“自主性”得以立足的精神前提。

综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构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具体理论指导，确保体系在学理上严谨可行，在价值取向上坚守人民立场，使其具备鲜明的时代性；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论则供应了本土资源、审美基因和文化主体性，使其具备深厚的民族特征。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得以构建的理论基础。

(三)实践基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艺术经验与时代回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一模式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固有认知，不仅为理解当代中国的整体发展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我们重新审视艺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定位与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野。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艺术走出了一条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的独特道路，尤其是一些精品力作的持续涌现成为新时代艺术实践最直观的成就体现。

在电影领域，2025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借由现代动画语言完成了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的现代转化，在技术制作与艺术表达方面都展示出了顶尖水准，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银幕上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长津湖》《南京照相馆》等新主流电影，也凭借其鲜明的人民性立场与高水准的工业化制作，实现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2026年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更是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共鸣，为中国电影市场注入了新活力。在舞台艺术领域，现代舞剧《只此青绿》以古典名画《千里江山图》为原型，通过舞蹈语言与舞台科技的融合重新演绎青山绿水，让沉睡近千年的古画焕发新生。音乐领域，2025年11月，由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大型交响音画套曲《中国故事》在浙江音乐学院首演，其以传统民歌为母题，通过“双独奏＋大型交响乐团”的结构，实现了中国民歌的创造性转化。此外包括美术、曲艺等其他艺术领域的创新实践案例也不胜枚举。这些丰富鲜活的艺术实践，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指导下，艺术创作扎根传统、面向时代的必然结果，仅仅用西方既有的理论范式是无法充分解释的，它们呼唤着从中国经验出发的理论提炼与体系建构。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剧照(来源：豆瓣网)

此外，一些新兴文艺形态的出现也展现出中国艺术实践的前沿探索与理论潜能。一方面，作为“新大众文艺的热土”，微短剧已成为中国网络视听领域最具活力的新兴业态。截至2025年12月，微短剧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达129分钟，超越长视频跃居视听细分应用第二位，用户日均观看时长突破2小时。不仅如此，中国微短剧出海已成为中国文化“新三样”(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中增速最快的一极。AI技术的应用更是进一步推动了出海模式的升级，从原来的“译制出海”升级为“AI驱动的全链条出海”。在此驱动下，2025年全球微短剧市场规模接近18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海外微短剧市场总营收中贡献近九成份额。微短剧的海外传播以跨越文化壁垒的全球化效应，为中国艺术学理论的跨文化阐释力提供了经验验证。

另一方面，AI技术在各艺术门类中的系统性介入，从创作、复原到传播，全面更新了艺术的生产关系，为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回应“技术时代如何理解艺术本质”的核心命题提供了历史性的实践样本。在AI作曲领域，中央音乐学院人工智能作曲系统创作的《序曲：欢迎》和《千里江山图》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奏响，实现了中国AI音乐创作成果在国际顶级音乐殿堂的重要亮相。在书法领域，北京大学中国文字字体设计与研究中心利用AI智能生成字体技术中的仿写拓展技术，成功将王献之《洛神赋》余存13行的250字复原到完整的919字，AI与书法艺术的结合取得了重大突破。可见，新媒介技术正在以多重方式拓展中国艺术的生产边界与理论想象力，为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鲜活的经验基础与实践验证。

北京大学中国文字字体设计与研究中心与《中国书法大会》节目组合作，结合书法字体设计与AI造字技术复原的《洛神赋》全卷(来源：“北京大学”微信公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艺术经验到AI背景下的艺术探索，中国当代艺术实践正以空前的广度与深度展开，并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它既不是对西方艺术范式的简单追赶，也没有囿于传统艺术形态，而是积极拥抱技术变革、始终坚持“人民性”，努力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逐步形成一种具有主体性、原创性与时代感的艺术发展模式，为构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最坚实的实践基础。

二、现实审视：构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要困境

前文系统论述了构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体系构建就能畅通无阻。恰恰相反，中国艺术学长期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结构性困境，尤其是在学科制度、理论范式与知识生产等方面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难题。只有系统梳理并深入分析这些问题，才能为后续构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具体路径提供问题导向与现实依据。

(一)学科壁垒：门类分立与理论整合的困境

事实上，学科壁垒并非中国艺术学独有的困境。西方艺术学自19世纪末从美学中分离出来后，也面临着一般艺术学与门类艺术学的分野。费德勒与德索倡导的“一般艺术学”与其他门类艺术研究之间，始终存在着“一般与特殊”的深刻张力。然而，中西艺术学在学科建设上存在一个根本性差异，即西方艺术学的学科分化是在“分科自治、专业独立、理性求证”的学术传统中自然形成的；而中国艺术学的学科格局则面临更为复杂的境遇，它是在借鉴西方范式和回应本土艺术实践的双重背景下形塑的，这就意味着其学科壁垒既带有普遍意义上的学科分化特征，又承载着“借鉴”与“本土”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也正是由于这一特殊性，才使得中国艺术学的跨门类整合比西方更为复杂，也更为迫切。

2011年，艺术学从原本的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成为与文学、哲学、历史学等并列的第13个学科门类，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五个一级学科。这一变化为艺术学的学科独立与自主发展开辟了制度空间，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五个一级学科各自聚焦于特定门类的创作实践与特殊规律，而作为实现跨门类整合、探寻艺术普遍规律的艺术学理论则面临合法性的质疑。王一川曾指出，既然已经设立艺术门类型或实践型学科，再新增仅仅探讨艺术普遍性规律的艺术学理论学科，难道不是多此一举、浪费学科制度资源吗？这一质疑揭露了学科制度的一个悖论：升格为独立门类后，艺术学内部并没有出现预期中各一级学科之间互融共通、形成有机理论整合，反而“一些门类型学科专家只承认本艺术门类的特殊规律，而不在乎所谓跨门类艺术的普遍性规律”。这种“门类本体论”加剧了学科间的壁垒，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中国艺术学在宏观上缺乏能够整合不同门类艺术经验、提炼普遍规律的理论平台，学者们习惯在自己的专业门类中耕耘，却鲜有跳出具体门类实现跨门类理论对话的能力与兴趣。正如李修建所言：“当前学界对中国艺术的研究，多是依照学科门类分疆划界，各行其是。研究成果虽能体现专业深度与细部，却往往难以顾及中国艺术的总体性，难以对研究对象做出更具整体性的把握。”

为解决这一矛盾，2022年版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进行了调整，将艺术学原有的五个一级学科收缩为一个一级学科，即“艺术学”。王一川生动地将这一变化描述为：“纷纷从‘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搬出来，统统汇聚到同一间房间里。”这次调整使得原本分属于不同艺术学门类的学者们被重新汇聚于同一学术空间，为跨门类交流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但各门类艺术理论之间的隔阂并没有因为学科制度层面的调整而消失。长期的门类分立造成了学术训练的系统性偏差，致使从事门类艺术研究的学者很难在短时间内跳出自己的门类框架经验转而把握艺术的普遍规律。不同门类艺术，由于其各自拥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方法论传统以及核心概念，并不具有彼此通约的分析能力。学科专业目录调整仍不能在短时间内实现跨门类的知识转移，艺术学研究难以形成能够统摄各艺术门类实践、提炼中国艺术普遍规律的系统性理论体系。因此，打破学科壁垒、实现跨门类理论的建构，已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学科调整问题，而是关乎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能否在方法论上获得稳固根基的根本议题。

此外，当下的中国艺术学还正在面临人工智能、数字媒介和跨媒介融合的时代浪潮，艺术实践呈现出一种跨门类的复合特征。2024年中国传媒大学创作的国内首部全AIGC水墨动画短片《龙门》融合了影像、美术、编程等多种媒介元素；2025年中国美术馆主办的“此中：竹与园的互观”展览，艺术家在当代装置、雕塑、绘画、影像等跨媒介语境中搭起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桥梁。“跨媒介艺术研究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范式，已是艺术研究领域知识创新的一个途径。”但当前艺术学理论总体上还是大量依赖机械复制时代甚至手工艺术时代所形成的理论框架，来把握智能时代的艺术创作，既有理论工具无法全然应对AI浪潮下的艺术新形态、新特征和新内涵。因此，打破学科壁垒、推动跨门类理论整合，不仅是艺术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构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回应时代艺术实践的必然选择。

“此中：竹与园的互观”展览海报(来源：“中国美术馆”微信公号)

(二)理论依附：西方话语主导与本土主体性缺失

有学者将导致中国文艺事业现代性建构困难重重的原因归咎于某种程度的文化不自信，这种不自信主要表现在大量学者将西方理论奉为圭臬，不经筛选地生搬硬套。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理论的依赖，是一个纵贯百余年学术现代化历程的深层症候。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工作会议上就曾批评过一部分学者“言必称希腊”的错误思想倾向，他痛陈那是“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诸多西方理论纷纷涌入中国，在眼花缭乱的译介热潮中，部分学者开始不假思索地套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对当代中国的艺术与文学理论界来说，无疑是一次空前规模的话语“洗礼”。王元骧认为，国内不少学人“在研究和介绍西方文论时似乎很少关注我国的实际情况，完全以西方马首是瞻，似乎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西方学者的观点就是我们当今文学发展的思想指南，而把当前流行的一些西方文论视为金科玉律”。

具体到艺术学研究而言，有些学者热衷于使用“后现代解构”解释中国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表演，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分析中国网络文艺的大众化传播。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的相关著作与理论被大量翻译引进，艺术学开始迅速接纳其核心概念，并开始无差别使用到当代影像、古典绘画、传统戏曲乃至数字艺术的研究之中。不可否认，这一趋势开拓了艺术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为我们理解中国艺术实践提供了新的进路。然而，这种对西方理论的滥用和对本土艺术的强行阐释，本质上忽略了西方理论与中国艺术经验的内在冲突。从思维方式来看，中国传统艺术以“整体直观”和“体悟式”见长，强调审美主体与对象的内在交融；而西方艺术理论则更倾向于“定义”和“体系化”，追求严谨的逻辑推演。另外，从范畴体系来看，中国艺术经验中的概念具有内涵的外溢性、概念间关系的交叉互动性等特征，这就与西方理论内涵与外延界限分明的体系特征形成了另一层冲突。更重要的是，西方理论植根于古希腊哲学与启蒙理性的思想脉络，这与中国艺术从“天人合一”“心物交融”的宇宙观中生长出来的审美经验形成了不可通约的差异。从西方经验中提取出来的艺术标准、艺术内涵以及相应的概念范畴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艺术经验。当“言必德勒兹”成为一种学术风尚时，这种大规模的理论挪用，就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理论“旅行”了，而是中国艺术学在西方话语主导下主体性缺失的表征。

这种“削足适履”的阐释方式，不仅没有真正揭示中国艺术的独特价值，反而遮蔽了本土艺术经验中蕴含的理论潜能。“言必德勒兹”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理论的体系化、现代化创造处于尚未完成的欠缺状态。诸如“气韵”“意境”“虚实”等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理论的核心范畴，在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中处在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要么被简化为零散的审美概念，要么为西方话语所同化，未能形成具有自身逻辑的现代阐释体系，失去了作为本土理论根基的原创性与生命力。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此以往，这种理论依附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中国艺术学研究滑向对西方理论的被动跟从与话语复制，失去了在国际学术平台上自主发声的能力。这不仅会阻碍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也制约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如果说学科壁垒是知识体系建构的制度性障碍，那么西方理论话语的主导与本土主体性的缺失，则是中国艺术学在话语体系层面面临的更为根本的困境。中国艺术学要想走出一条真正属于自身的、能够与世界形成平等对话的学术发展道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摆脱“言必德勒兹”式的理论迷恋，转而从中国艺术的历史传统与当代实践中提炼标识性概念。

(三)传统断裂：感悟式遗产与现代学术范式的脱节

某种程度上来说，过度依赖西方理论话语只是导致中国艺术学知识生产困境的表层症候，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古典美学及艺术学理论遗产与当代学术范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理论虽然为构建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积淀了极其丰厚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但这套话语的系统性却是以潜在的、诗化的、感悟式的方式存在。正如张法在《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一书中所提到的，中西美学之比较，本质上是一个“试图说清楚”，一个“试图让人体会到”。中国传统美学的思维方式是“整体直观”与“体悟式”的，它不像西方更倾向于追求定义与体系化，这一特点在现代学术范式中反而成了影响其生命力的阻碍。感悟式的表达虽然精妙，却难以被纳入以概念界定、逻辑推理和体系建构为框架的现代知识生产体系之中。

更进一步来看，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传承与理解多依赖口传心授与实践体悟，重视“感觉”、借助“经验”。比如南齐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中的“气韵生动”，作为中国绘画的核心品评标准，其中的神韵与生机显然无法通过清晰的语言定义来实现，只能依靠创作者与鉴赏者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去体悟。然而，现代学术体系的一大特征是强调文本化的知识积累与传递，从形式上来讲更注重借助论文、著作等文字形式进行理论的系统梳理。虽然近年来也出现了诸如视频论文等新兴形式，但仍无法撼动主流学术研究的范式。这种断裂使得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那些难以被文本化的知识面临失传的风险。这也就正好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艺术学研究者面对西方的系统理论时趋之若鹜，一句简单的“崇洋媚外”可能并不能完全解释，而更多是源于丰厚的传统文化遗产尚未找到恰切的现代转译方式。

传统感悟式理论遗产与现代学术范式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了传统理论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使当代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遭遇了根本性的难题。为解决这一断裂带来的问题，20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学先贤们持续致力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对话的桥梁。例如宗白华在其著作《美学散步》中，以“散步”的姿态将传统艺术中的“意境”“气韵”等放置在现代美学框架下进行阐释，既保留了其诗性特质，又赋予了可与现代学术对话的理论形态。邓以蛰进一步发挥自己融通中西的艺术修养，在《画理探微》中尝试将传统画论与西方形式美学结合，为传统艺术理论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早期范式。李泽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点提出“积淀说”，将“礼”“乐”“情”“理”等放置在历史唯物主义下进行理解，一方面揭示了传统艺术精神中蕴含的社会历史深度，另一方面又为其注入了现代学术的逻辑维度。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传统理论遗产，但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体系，传统感悟式遗产的现代转译仍面临碎片化、浅表化的问题。如何更进一步弥合感悟式遗产与现代学术范式之间的裂隙，已经成为构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绕不开的核心难题。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事实上正好对应了构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三大核心任务：学科壁垒所指向的是中国艺术学的学科体系的条块分割，各门类艺术学各自为政，学科体系的整体性构建难以推进；理论依附则直接暴露了话语体系的依附性困境，当西方理论长期主导中国艺术学研究，话语体系的自主性便无从谈起；而传统断裂所折射出的，恰好是中国艺术学学术体系与现代学术规范的脱节，当丰厚的传统理论资源无法实现现代化的有效转化，学术体系的历史纵深和适应能力则被严重削弱。三个方面的问题彼此缠绕、互相强化，形成了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结构性困境。只有正视这些深层矛盾，才能使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落入形式化改革的窠臼，从而走出一条从“现实审视”到“积极建构”的自主创新之路。

三、体系重构：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路径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针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存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的主要问题，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要求。这一重要论述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改革创新指明了方向。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也同样需要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为核心抓手，在系统回应前文提到的结构性困境的同时，力求走出一条具有中国主体性的艺术学知识体系构建之路。

(一)跨门类整合：打破学科壁垒的制度性障碍

“在现行艺术学学科中，一级学科设置不尽合理，二级学科全部空缺”，这一问题长期制约着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健康发展，未能为跨门类的统一性理论建构提供制度空间。为此，2022年教育部最新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对艺术学进行了重大调整，将艺术学理论、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音乐与舞蹈学、设计学五个一级学科放置在“艺术学”这个一级学科之下。这一调整实际上为实现艺术学的跨门类整合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但“耦居一室”并不等同于“耦耕”。要真正实现艺术学的跨门类整合，首要任务不是完全消除门类差异，而是寻求学理上的最大通约，在承认各门类艺术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前提下，建构起能统摄艺术普遍规律的跨门类理论框架。

因此，从制度与课程设计上推动艺术学各门类的深度融合是构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首要路径。王一川曾提出“多路并进”的学科发展战略，指出要以艺术门类研究为基础、以艺术跨门类研究为主干、以艺术普遍性研究为导向、以艺术行业应用型研究为拓展。这一构想为推进艺术学各门类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可操作的路线图。将其转化为切实的学科实践，则首先需要从课程设置上打破各门类艺术专业课程的封闭性，试点设立跨门类艺术学交叉学科方向，增设诸如“艺术系统理论”“跨媒介艺术研究”等相关课程，打破传统专业目录的条块分割，进而引导学生从宏观上建立对艺术学的整体认知框架。在此基础上，支持并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成立跨门类艺术研究团队，汇聚音乐、美术、戏剧影视等多门类的专家学者，围绕重大艺术实践议题，如“数字时代艺术形态的跨界融合”展开联合研究，形成能够回应时代的系统性理论框架。此外，还可通过举办跨门类艺术学学术会议、搭建共享研究平台，促进不同门类艺术领域专家学者的对话，为艺术学知识体系注入整体性思维。在实践创新方面，加大对跨门类艺术项目的支持，鼓励民族乐舞与新媒体艺术的跨界展演、AI技术与传统戏曲的结合等，通过实践反哺理论，推动跨门类整合从理念走向现实。

制度保障与课程设计为跨门类整合提供了外部条件，而其核心难题在于寻求方法论层面的突破，即如何从学理层面建立一套能够统摄不同门类艺术、同时又能尊重其特殊性的分析框架与方法论体系。在这个方面，许多学者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周宪从艺术本体论的角度指出：“艺术的多样性首先呈现为艺术媒介的丰富性，考察不同艺术间的交互关系必涉及跨媒介性。”这一论断为把握艺术统一性及其共性规律提供了独特视角。在此基础上，唐宏峰正式提出了“跨媒介艺术学”的构想。这一构想提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当代艺术实践中大多数艺术作品都呈现出多重媒介复合的特征。因而，从跨媒介的角度出发辨析其中的混合性，有助于跳出单一门类的局限，从而在理论层面确立各媒介要素如何在具体作品中进行配置、如何构成意义整体。这一方法论的转向表明，普遍艺术理论的建构不能仅仅是在固守门类边界的前提下寻找相同点，而是应该追问艺术作为意义生产活动在跨媒介的流动中如何生成审美经验。因此，跨门类艺术普遍理论的建立，应该超越媒介的特殊性，寻找在审美规律、情感表达、意义建构等层面的共同性，这是艺术学普遍理论建构的核心工作。但需要强调的是，跨门类不是无门类，而是在尊重各门类艺术特殊性的前提下，寻求更高层次的审美共通感。

当然，跨门类整合的最终实现，除了依赖学科制度与方法论层面的突破之外，还需要在人才培养、学术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各方面协同推进，才能使跨门类整合从学科构想走向现实，并获得可持续的制度根基、方法工具与人才保障。

(二)文明互鉴：中西对话与自主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这一重要论述为中国艺术学处理中西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尤其是在全球化日益深度推进、知识生产日益国际化的今天，中国艺术学体系的“自主性”不能靠排斥外部资源来确立，而是通过平等的姿态、开放的视野积极参与到全球艺术理论的对话交流中才得以生成。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文明互鉴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它是对西方理论的又一次盲目追逐和简单移植。恰恰相反，它首先要立足本土艺术实践，离开这一前提，开放就可能再次沦为依附。这就要求研究者们改变惯有的研究导向，实现从“理论译介优先”向“问题优先”的转变，尤其是在日常研究中要将“问题意识的本土原创性”提升为评价学术价值的重要指标，而不是过度看重对西方理论的借用频率与援引次数。正如张楠木所强调的，构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确立“中国问题”的本体地位，研究对象需聚焦中国艺术实践的现实场域，研究方法应突破单一的文本分析和形式分析的局限，在全球视野中实现中国经验的理论提升。任何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范畴，都是源于鲜活的实践经验，“意境”“虚实”“气韵”等传统范畴之所以能够绵延不衰，正是因为它厚植于传统艺术实践。因此，只有立足本体艺术实践，中国艺术学原创性概念的生成才会获得坚实土壤，而这也正是中国艺术学在国际舞台上确立主体性、实现文明互鉴的根本前提。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要用中国概念替换西方概念，最终走向一种“反向的/自主的东方主义”，使中国艺术学研究陷入文化本质主义和“学术政治身份”的窠臼。当现有理论无法完全解释中国艺术的经验事实时，研究者应主动从中西对话中寻求思想资源，力求在平等对话中吸收西方合理方法，为我们提供反思自身经验的参照系，帮助我们看清那些因习以为常而被忽略的中国艺术特质。真正的理论创新往往就发生在不同知识传统的“结合处”，在充分理解西方理论脉络及其限度的前提下，从中有选择地提取可供借鉴学习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与论证方法，将其运用到中国艺术经验的分析之中，并在过程中检验、修正、发展乃至超越原有理论，从而形成一种既扎根本土、又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话语形态。此外，文明互鉴的理想状态是双向的流动，除了“西学东渐”之外，也要积极推动中国艺术理论的国际传播，通过学术交流、翻译出版等方式将中国的原创性概念与本土理论输送到国际学术平台上去，让“意境”“气韵”等中国艺术范畴进入全球学术话语体系，在文明互鉴中贡献中国智慧。这不仅是文化自信的体现，更是中国艺术学从“被解释对象”转变为“对话主体”的必由之路。

文明互鉴不是对西方理论的被动接受，也不是对本土传统的封闭固守，而是以平等的姿态、开放的视野，在对话中吸收西方理论的合理方法，同时激活本土理论的原创潜能，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三)古今贯通：传统文艺理论的现代转化

如何在不丢失精神内核的情况下，完成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资源从感悟式遗产到现代化理论形态的转化，是构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性难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重新认识传统文艺理论的价值，深刻理解中国艺术学的文化根脉。这意味着研究者需要重返经典，深入阅读并理解诸如《文心雕龙》《闲情偶寄》等经典文本，在历史语境中把握传统范畴的生成机制与演变轨迹，并辨析其在不同时期的语义内涵。只有真正读过才可能产生共鸣，进而从更深层次上理解中国艺术学的根基。赖大仁指出，回到“经典文本”的研究阐释，需要“在‘历史性解读’和‘互文阅读’中达到对经典文本内涵的确切理解”。可见，经典的解读不是寻章摘句式的孤立的文本释义，同时也不能陷入单纯的文本中心主义的误区，而应该是一个打开文本的过程，使其面向历史语境、面向时代语境。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深度挖掘传统理论的内涵，加深对其本真意义的理解，从而避免在现代转化中出现内涵流失或语义偏差。

重返经典不能仅依靠少数资深学者的个人修为，而是需要通过制度化的培养实现代际传承。当下许多人对晦涩的古文内容都会望而生畏，无法进行深入探索，面对此种情形，就需要研究者肩负起引导后学的学术责任。一方面，高等院校应将经典文本的阅读纳入艺术学人才培养的必修环节，通过开设经典导读、设置专题研讨以及文献考证等形式多样的课程活动，培养学生对经典文本的理解能力与提炼能力；另一方面，研究者们也需要将自身在经典研究中的心得与方法转换为可传授的学术范式，将晦涩难懂的经典文本转化为通俗易懂但又不失精华的可读篇章，或通过组织学术工作坊、开展系列学术讲座等形式，帮助后学乃至普通读者更好地理解传统理论的价值所在。唯有如此，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当代转化才能突破“个人感悟”的局限，上升为“代际传承”的学术事业，传统智慧才能在一代又一代学人的接续研究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重返经典是实现传统理论现代转化的基础，如果只局限于对经典的阅读与阐释，就容易陷入“为传统而传统”的陷阱之中。“返本”的终极目的是“开新”，从传统文本中获得智慧，进而用来解决当下艺术实践中遭遇的问题，这是传统范畴的现代转化的真正落脚点。要保证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能扎根深厚文化传统，又能回答时代之问，就要求研究者们带着从经典中获得的真知灼见，主动介入当下中国艺术的创作、批评与传播现场。比如在数字媒体艺术创作中，以“虚实相生”的理念指导交互设计，让观众在虚拟与现实的交织中感受传统美学的当代魅力；在影视批评领域，以“数字意境”这一兼具传统与现代气息的原创概念来阐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美学特质。如此一来，传统理论范畴会在回应时代命题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检验、修正，最终获得持续的学术生命力与跨时代的理论解释力。

以上三条路径，实际上对应了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跨门类整合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学科制度保障，文明互鉴则是从话语体系的角度提供了方法论的来源与参照，而古今贯通实则是保障了学术体系的根基。三重路径并非各自独立，而是互为前提、协同推进的整体工程。

结语

构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具体投射，也是文化自信的直接体现。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另起炉灶”，而是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在传统文化滋养、中国当代艺术实践支撑以及批判性对话等多重基础之上，对艺术学知识体系进行系统性重构与创新性发展。基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合法性依据与面临的现实困境之后，提出了“跨门类整合”“文明互鉴”“古今贯通”三条切实可行的建构路径，力图让中国艺术学成为一门兼具普遍解释力与文化主体性的现代学科。当然，构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少数人之事。它需要学科制度的持续优化、学术评价体系的配套改革，更需要一代代学人拥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定力。唯有如此，中国艺术学才能真正走出现实发展困境，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确立起与中华文明地位相匹配的理论话语体系，更好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本文系2026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的中国人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GD26CYS21）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封面图由AI生成。

作者：何玉斌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6年第9期（总第132期）

责任编辑：尹明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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