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学和文艺理论获得了巨大发展。中国文论呈现出何种发展特点？新时代中国文论又将走向何方？带着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多元丰富的发展格局

　　谈到40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建平用三次转向进行了概括。第一次转向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解放思想方面，文学领域的论争起到了重要作用，活跃了思想，开阔了眼界。第二次转向是21世纪，面向世界，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美学和文艺学的国际对话。第三次转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建立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

　　在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姚文放看来，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可谓波澜壮阔。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人们致力于为文艺正名，强调文学之为文学的审美特征和艺术规律，可谓文艺理论的“向内转”。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方法热”，是引进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形成的新方法，推动了文艺理论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文化研究更关注社会、历史、现实、政治，从自律论转向他律论，推动文艺理论“向外转”。

　　“40年来文艺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的历史变化，面临着外在的社会文化语境与内在的学术学科环境的迭变，呈现出多元丰富的发展格局。”南方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李凤亮认为，40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变化，也是时代精神、文化价值、社会理想嬗变的一种映射。从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热、文化热、方法热，到9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大众文化潮、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讨论，直至21世纪的文化研究与审美意识形态思辨、文学本土性与全球性的考察，都反映出文艺理论界不断寻绎理性学术话语、建构中国文论体系的努力。

　　促进中外文论的融通

　　近年来，构建本土话语的文论体系成为学界共识。当前文论研究也将重点放在如何构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以及怎样做好当下的文论建设上。

　　“在以往40年文艺理论的嬗变中，我国文学理论较之西方是处于后发状态的，但却是以加速度介入这一进程的。”姚文放认为，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很多理论问题往往是被西方文论激活的；另一方面，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相碰撞，会激发出强大的理论活力。我们要借鉴和吸收、反思和批判西方文论，促成中外文论的融通和互补，进而推动文学理论的长足发展。这在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可能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谈到中国文论的发展，高建平认为，要走“拿来主义”“实践检验”“自主创新”之路。“一些专门从事外国文论研究介绍的人，固然可以只是‘拿来’，但仅满足于这一层次还是不够的。研究的下一步是要用实践去检验，用‘拿来’的理论与文学研究的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有所取舍。再下一步，就是自主创新，在实践的基础上创造出适合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高建平表示，近些年，中国文论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世纪之交的文论的种种变化，为新的文论建设准备了条件。在这一时期，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设工作得到了高度重视。

　　坚定文化自信

　　新时代基于文化自信的文艺理论，成为文艺理论界的一种自觉追求。新时代文论要在深刻挖掘、整理、阐释中国传统文论的基础上，自觉吸纳20世纪的文论实践，充分借鉴域外文论成果，走出一条守正创新的道路。李凤亮表示，当前的文艺理论研究未能跟上快速变化的文化现实，文艺理论教学不能适应学生的文化体验。新时代的文艺理论建设，需要坚持现实关怀、问题导向、跨界思维和方法创新，重视文化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急剧变化。

　　结合当代美学正在经历低潮之后复兴的背景，高建平建议学者重视美学研究与文论研究的结合。通过文论与美学研究的结合，创造文学艺术的精品，有效深化文论研究，建立既是当代的又是中国的文艺理论。

　　谈到新时代文论创新的话题时，李凤亮表示，学者要克服固步自封与盲目跟从的双重迷失，更加关注、探究新的文化形式及功能变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扎根中国大地建设面向未来的文论新形态。不断提升面向学界和社会的双重影响力，成为有效阐释、引导和催生新文化的重要思想引擎，呈现文艺理论持续守本创新的适应力与创造力。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段吉方表示，在新时代，中国文学研究需要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研究，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传统与文学定位，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创造出与新时代同频共振的新文学。

　　延伸阅读：

　　对人的价值的发现和追寻——改革开放40年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王廷信）

　　改革开放40年：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评论话语体系（上）

　　改革开放40年：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评论话语体系（下）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演进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