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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条箭头永远向上的路——访电影艺术家王晓棠(田园)

2022-02-26 阅读: 来源:《中国文艺评论》 作者:田园 收藏

王晓棠简介:1934年1月出生于河南开封,籍贯江苏南京。国家一级演员,专业技术一级。中共十四大代表,第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第六届副主席,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少将军衔。1952年参军加入总政京剧团,后调入总政话剧团,1958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1962年当选“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主演的影片有《神秘的旅伴》《英雄虎胆》《边寨烽火》《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导演、编剧的作品有《翔》《老乡》《芬芳誓言》等。1958年,获第11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青年演员奖;2001年,编导的电影《芬芳誓言》获第2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第2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7届中国电影华表奖评委会奖等;2005年,获国家人事部和国家广电总局授予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被选为“中国电影百年百名优秀演员”;2009年,获第12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终身成就奖;2012年,获华鼎奖中国电影终身成就奖;2015年9月19日,获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一、萌芽:参军成为人生转折

王晓棠出生在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自幼好学,颇爱读书。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跟随父母辗转多地学习生活,并开始接触艺术。中学毕业后,王晓棠赴沪报考上海剧专,却机缘巧合成为了一名军人。她天资聪颖、勤奋努力,很快从报幕员和群众演员,成为全民喜爱的女电影演员。

田园:您的童年和青少年是在辗转各地中度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您一直喜欢读书,是否受您家庭的影响?您觉得阅读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有什么样的价值?

王晓棠:阅读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1934年,我在河南开封出生,那时东北抗日战争已经爆发。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全家搬离开封,父母把所有的东西都送人了,只留了书用柳条箱带走,两年里辗转从南阳、武汉、万县、涪陵,最后到了当时的大后方——重庆。我喜欢读书,的确是受到了家庭的影响。我的父母除了上班或者陪我之外,最多的时间就是用来看书。所以我从小就认为书一定是好东西。在我还没有正式认字的时候,父亲就用笔在纸的正面写了“手”字,背面画了“手”的图样,通过这样的方式教我认字。我认字之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看书,遇到不认识的字,父母就教我查字典,渐渐地,读书成了习惯。所以我上学以后,语汇多、口才好、思想活跃开阔,作文常被当作范文读,还代表学校参加重庆市中学生演讲比赛获得了全市第一名。

阅读不一定只是读书,还包括读报刊、杂志、字典词典等等。我有时候就直接读工具书,打开《辞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文盲。阅读是一种积累,是终生的事。不管什么职业,尤其是艺术这一行,你不可能表达你不知道的、超出你了解和理解的东西。像在电影行业,编、导、演、摄、录、美、化、服、道、剪接等,拼到最后实际上都是在拼文化。

田园:文艺氛围对文艺工作者的成长有很重要的作用。您在青少年时期一直得到良好的熏陶,还学了三十多出京戏。据说您后来成为电影演员跟这也有关系。您是在怎样的熏陶下最终成为一名军队文艺工作者的呢?

王晓棠:我的父亲画国画,分管文化工作;母亲画油画,他们爱好戏剧,我从小跟着他们看了很多话剧、电影,还随京剧女名伶郎定一学习了包括《红鸾禧》《铁弓缘》《春香闹学》《游园》等三十多出京昆戏。1946年,父亲因对腐败的国民党不满而辞职,1948年我随父母从重庆回到南京,又搬到了杭州,在杭州中学读书。中学毕业之后,1952年,我赴上海报考当年的艺术殿堂——熊佛西担任校长的上海剧专(现上海戏剧学院)。结果剧专当时不招生,于是又通过母亲的朋友介绍,辗转认识了著名演员黄宗英老师。她问我:“不一定要考上海剧专吧,如果参军你敢不敢?”这一问,我毫无思想准备,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参军可能会上战场,可能会牺牲,但是那一刹那,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敢!”黄宗英笑了,说让我等着。没过几天,她大哥黄宗江来上海为军队招人,于是我接到通知来到她家。那天我穿着自己做的白裙子、绿底白花的衬衣,吃完饭后就坐在沙发上等。一会儿,从里屋走出一个人,竟然是演员赵丹!当时我刚看完他演的《武训传》,但是根本不知道他是黄宗英的丈夫,他走过来坐下跟我聊了起来。黄宗江来了之后,说领导有指示,这次是为总政文工团招戏曲名角,大学生都不要,中学生更不可能被招入伍。赵丹把他拉到一边,说:“这个女孩你一定要收,她现在不是名角,将来会比名角还要名角。”黄宗江说他负责招越剧团,而我会的是京剧,可以介绍我去京剧团试试。

第二天我就去了,大家一聊觉得我确实懂很多戏,也没考我就向总政文化部部长汇报了。陈沂部长了解情况之后,回复说:“革命大熔炉嘛,如果她真是个人才,我们可以培养她成才。”于是,由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批准,特招了我这个小白丁。当时招的其他人都是名角,包括李丽芳、童葆苓、李鸣盛、谭元寿等。

我接到通知后,才给父母写信说了要参军的事,母亲连夜坐火车赶来,说什么都不让我走。在月台上,黄宗江指着自己左胸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徽章说:“伯母,您把女儿交给这七个字错不了!”就这样,我上车了。1952年9月23日,我踏上北去的列车,参军入伍,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

 不同时期身着军装的王晓棠

田园:您母亲和黄宗江老师应该都想不到,将军之路就从这七个字开始了。您21岁时拍摄了《神秘的旅伴》,这是您第一次演电影,您是怎么走上电影之路的呢?

王晓棠:当时在总政京剧团,正赶上全军扫盲,我的文化水平在团里算好的,所以全团考试得了第一名,就当了兼职文化教员。我一个人管三个班:扫盲班、初小班、高小班。那些名角包括我的武功老师樊富顺在内全是我的学生。所以我特别认真,经常晚上改作业改到夜里两点,清晨五点又起来练功。我比较认真又有耐心,学员都愿意找我指导,到最后三个班的学员都考试通过,他们全体为我请功,最终我立了三等功。紧接着我们接到任务到西北军队作慰问演出,当时都是演《三岔口》《武松打店》《樊江关》等折子戏,需要安排一个报幕员在演出前介绍剧情。因为我能写词能主持,所以李舒田团长指定我来报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京剧团慰问演出现在开始……”我一出出地报,每次报完幕台下都掌声四起。

京剧演员讲究幼功,我18岁参军,年龄就算大了,所以花了不少力气才把腰和腿上的功夫练得比较好,向后下腰可以抓到脚。1954年我从京剧团调到话剧团,团里不要求练功,但我依然每天早晨练功,走到哪儿练到哪儿,一直坚持到“文革”。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林农、朱文顺要合作拍一部电影叫《神秘的旅伴》,在选女主角时一直找不到理想的人,后来他们听说总政京剧团有个报幕员形象口才都好,就到京剧团来找我。得知我调到了话剧团,两人又到话剧团来找我。当时,我正在操场上雪地里穿着一身红色单衣裤练功,我远远地看见两个穿着毛蓝布衣裳的人走进大院,过了一会儿领导喊我,我进去一看刚才那两人也在,也没人理我,我就扯过一张报纸假装看。领导问我:“你练功呢?”我回答:“嗯。”然后就让我回去了,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事,后来才知道他们选定我当《神秘的旅伴》女主角。

二、绽放:表演的一座高峰

自1955年与电影结缘之后,王晓棠陆续成功塑造了多个角色,绽放成了一朵铿锵玫瑰。电影《英雄虎胆》里的女特务阿兰令影迷记忆深刻,尤其在《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她一人分饰两角成功塑造出金环、银环两姐妹,成为表演上的高峰。

田园:拍完《神秘的旅伴》之后,您又主演了电影《边寨烽火》。据说这部电影是中途换人的,您是如何获得大家认可的呢?

王晓棠:林农导演的电影《边寨烽火》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参加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当时拍到快一半的时候导演觉得女主角戏太差,决定换人。因为林农拍《神秘的旅伴》时跟我合作过,觉得换我比较合适,就从昆明来北京找我们单位领导让我中途救场,领导同意后我便随他去往昆明。当时,林农导演向摄影组全体人员宣布换女主角,现场一片哗然。因为这部彩色影片拍摄成本很高,要用外汇从德国购买彩色胶片。换了女主角,全片近一半的镜头都要作废,得重拍。大家都很担心,要是王晓棠的戏并不比原来的演员好很多呢?随后,林农导演让我表演玛诺思念多隆跑过界河的戏,这是很重要的一场戏。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几秒钟迅速进入人物状态,低头从地上摘了一朵花,泪如雨下,全场安静得不得了,导演也看呆了忘记喊停,就这样我被全剧组认可了。

电影《边寨烽火》剧照

田园:您后来主演了严寄洲导演的《英雄虎胆》,从之前的清纯少女到这部电影里妩媚妖娆的女特务阿兰,角色变化非常大,您是怎样接受和塑造这个反派角色的?

王晓棠:1958年,在我即将要调到八一厂工作时,总政话剧团有位队长告诉我,我一进厂可能就要参拍《英雄虎胆》演阿兰,劝我千万别演,怕我演了反派之后,观众会不喜欢我了。到了八一厂后,严寄洲导演担心我有顾虑,就问我的意见,我看了剧本告诉他,阿兰这个人物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是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导演听了很高兴,就这样,电影很快开拍了。严导演计划性特别强,刚开拍几天就要拍那场伦巴舞的戏。我因为从小家教特别严,参军前根本不会跳舞,更没见过伦巴舞。剧组在全厂找到了三个会跳伦巴的人,然后从中选了一个跳得最好的教我们,先用粉笔在地上画出脚印、弧线、箭头,然后再练习。我每天白天拍戏,晚上练习,用了三个晚上学会了。第一个晚上是全团演员一起学,我借助它跟京剧的共通之处去找感觉;第二个晚上,就突出我和男主角于洋;到第三个晚上,就我和于洋单独跳,我已经跳得很像样了。第四天就开拍了,当音乐一放,我放下手里的扇子,从一个大中景一直跳到近景。最终拍摄很顺利,严寄洲导演说阿兰像条蛇一样游了过来。

田园:《野火春风斗古城》是您的重要代表作,您在这部电影里一人分饰两角,听说甚至有的观众还为此给您写信,疑惑是不是您一个人演的。可否谈谈这部电影的创作往事?

王晓棠:1959年,我在青岛拍《海鹰》的时候,晚上收工后在走廊的路灯下看一部杂志上刊载的小说,严寄洲导演路过时问是什么小说,我回答说是《野火春风斗古城》,还说这个小说应该拍成电影,他也很认同。三四年之后,严寄洲导演与原著作者李英儒合作,真的要把这本小说拍成电影,还和影片主演一起到保定古城体验生活。半年之后,我突然接到通知,由我演这部电影中的金环和银环。换我当主角后,全厂议论纷纷,排队打饭都会讨论这个话题,“王晓棠可以把银环演好,但是金环不行”。当时,只有两个人认为我能演好金环,一个是严寄洲,一个就是王晓棠(笑)。

我明白自己要加倍用功,我把两个角色分别做好功课之后,用一个小提琴定音器,我管它叫音笛,用它试了之后确知金环、银环的发音相差五度。我把教我语音学的周殿福老师请来听,请他看我们排的戏,为我把语音关。就这样,我一人分饰两角,塑造了两个不同的人物。以至于电影上映后,我收到了很多女学生的信,有一封信上说:“晓棠姐,别人说是一个人演的,我跟他们打赌说是两个人,请您告诉我究竟是怎样呢……”

田园:所以您的表演是非常成功的,至今仍有很多年轻观众在看的时候想不到是您一个人演的。可以看出,您在这部电影里的表演更加成熟了,而且也开始表现出了更多的编导思维和创作能力。

王晓棠: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是我和严寄洲导演合作的第四部片子,他是一个很信任演员、给演员创作自由的导演。他信任我能提出很好的创作意见,就放手让我改文学剧本和分镜头,所以我的编导能力得到了锻炼,我很感谢他。三十多万字的小说改成三万多字的剧本,要舍掉很多东西,金环银环姐妹两次相见的戏和其他六七场重要的戏都是我重新写的。金环银环第一次相见的戏,我删了很多对话,改到最后就剩下三个字——“老地方”。编导和大家也很认可这样的调整。

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剧照(来源:豆瓣网

大家都说《野火春风斗古城》这部电影比较成功,所以《电影艺术》的编辑就跟我约了一篇文章。结果,编辑拿到文章时很惊讶,因为我写了近20000字,其中百分之八十的内容都是分析自己没演好的原因,而且我讲得很具体很诚实,一场戏一场戏地说,一个镜头一个眼神地说。因为我有更高的目标,我还可以演得更好一点。我要走一条箭头永远向上的路!

三、扎根:深入生活为人民创作

作为电影表演艺术家的王晓棠大家都比较熟悉,但作为电影事业家的王晓棠很多人并不太了解。从报幕员到大明星,再到女将军,晓棠老师塑造了许多经典银幕形象,同时也导演和编剧了多部优秀电影,在担任八一厂厂长期间,她带领全厂创作出一批经典电影,发掘培养了一批电影人才,还使八一厂从负债到赢利,惠及全厂官兵职工。

田园:1975年,您重新回到八一厂后,为什么选择当编剧导演了呢?您觉得做导演和编剧应该注重什么呢?

王晓棠:1952年决定参军和1975年重新回到八一厂,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两个重要节点。经历了“文革”之后,我重新回到八一厂,从一名演员跨行做了导演兼编剧。因为我认为当演员比较被动,不论你是名气多大的演员都是如此。而导演就不一样,导演有很强的能动性,他可以兼任编剧,可以选定演员,可以选择题材。所以从林场回来之后,我就决定要变被动为主动,选择了跨行。我在当演员的时候,会留心其他行当,比如编剧、导演和剪辑等。我导演的片子都是我自己写的剧本,不会有编和导修改剧本的矛盾。此外,我最注重的是剪辑,我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就发现剪辑很神奇,拍完的镜头素材,通过剪辑可以有很多的变化和提升。

在影视创作中,我们不仅要把角色塑造好,更要有整体意识,要把原著吃透、弄通,要明白自己在整体当中处于什么地位,明白应该怎么处理整个片子的节奏、高潮、次高潮。我在演《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整体意识和剪辑思维,所以这部电影里的很多主场戏都是我根据原著小说重新创作的。在拍摄《英雄虎胆》时,为了塑造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阿兰,我给角色设计了一个亮相,对阿兰出场的那一段戏做了修改:阿兰去接副司令却没有接着,然后顺手把假辫子揪掉了,这样的设计让观众一开始就忘不了阿兰。

电影《英雄虎胆》海报

田园:您在多年的表演创作中,汲取和沉淀了很多生活营养,后来,您当编剧和导演的时候,也更加注重体验生活了吧?

王晓棠:因为我有六年丰富的林场生活经验,所以在1978年至1982年,我第一次当导演和编剧的时候,拍摄了归国华侨题材影片《翔》,塑造了一个归国的园艺家。1986年拍摄的电影《老乡》是根据张爱萍将军在洪泽湖的真实故事创作的,我前后一共采风了六次,深入洪泽湖渔民中了解了很多真实情况,见到了完全想象不出的苏北民俗。比如,因为稻田间的路太窄,所以当地人去世之后,要用两辆自行车一前一后中间驮着棺材在稻田间的窄路上行进。还有就是航修时,修理员们用麻沾上油,塞在船板的缝里很有节奏地敲打,被称为“炼船”,这些在影片里都有体现。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很重要的,我深入生活的时候,跟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次一个拍摄场景需要上百条帆船,洪泽县下了通知借船,但渔民们谁都不理会。于是我上船去跟渔民们商量,告诉他们这个电影的内容和拍摄需求,请他们支持。渔民们很快就互相传遍了,大家都很支持,最后来的船只比要求的还要多,我很感动,电影最终拍出来很好看。

田园:除了导演和编剧之外,听说您还带领全厂提升每部影片的质量,甚至亲自剪辑了很多优秀影片?

王晓棠:1988年,我在八一厂开始是担任主管电影生产的副厂长,电影局领导告诉我近年来八一厂的片子质量不高。我和各部门讨论后,制订了一百多条规章制度,包括出入库制度、财务制度、审批制度等等。当时要求八一厂每部影片的胶片冲洗出来后,生产副厂长以及生产部、技术部、故事片部等所有部门的领导和技术人员要立即观看审片,鉴定的时候只许说问题不许说恭维的话,有问题立马告知摄制组补拍。

当时有一部影片拍得不太理想,我要求全厂分批观看,请每个人看后表态给意见。大家都表示这个片子拍的不好,太荒诞了,也改不好。于是我们决定“关”掉这部影片,这是八一厂建厂37年来,第一次因质量差“枪毙”一部影片。但另一方面,我表示这么多成本拍的影片不能白扔了,于是构思了一部儿童片,请厂里一位编剧用三天时间写成剧本,片名叫《告别骷髅岛》,把之前影片中各种荒诞的画面都装进去,电影成片后获得了第一届全国电影制片厂优秀摄制组“骏马奖”、最佳少年儿童故事片奖等。影片剪辑之后还剩下一些素材,我们又剪辑成了一部电视剧,名为《白玫瑰的诱惑》。就这样,毙掉一部片子,生出另一部好影片和一部电视剧,厂里不但没有赔本,还挣了利润,赢得了荣誉。

经我之手剪辑的影片有很多,就不一一细说了。我真正处理得更好的作品,是我剪辑并修改的不署名也与名利无关的片子。其中有一部叫《士兵的荣誉》的影片,因为我对它改动太大了,大家强烈要求写上我的名字,于是最后我署了一个笔名——改编:巴棠。署名的编剧们看完之后很认可,说:“大手笔。”我们就是这样全方位提高了创作质量。1989年年底,由于八一厂的影片质量突飞猛进,电影局决定把全国电影预备会议安排在八一厂召开。

田园:正是因为精益求精的追求,您带领大家创造了八一厂的第二次辉煌。听说您还非常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

王晓棠:我在任时期,厂里的中年是创作主力,但是年轻的后备力量却十分缺乏,导演人才有断层危机,所以我特别重视培养年轻人,一批一批地提拔年轻人,给他们机会。

1992年,我晋升厂长后,从财务部门了解到当时八一厂的经济情况,被告知负债八百多万元。为了扭亏为盈,我调了一位优秀的会计师,同时开始实行科学改革制度,很快立竿见影。第二年单位已经扭亏了,第三年就盈利了,第四年开始发奖金了。我在任期间,主持拍摄了多部有影响力的军事大片,其中包括《大转折》《大进军》《解放大西北》《南线大追歼》《席卷大西南》等经典影片。1998年7月,在我离任厂长时,厂里可以动用的流动资金约有六千多万元,还征地七百多亩在王佐乡建设了八一影视基地,为创作战争题材大片解决了场景难题。

四、灯塔:胸怀崇高的文艺事业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王晓棠在艺术生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正是因为她始终坚定崇高的信念。她是连续八届的文代会代表,两次担任金鸡奖评委会主任,也是金鸡奖和百花奖的获得者,她见证、参与和推动了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如今,已步入耄耋之年的她,依然身体力行地关注文艺创作,关怀后辈晚生,关心和推动我国电影事业新发展。

田园:近期文娱领域出现了很多违法失德失范现象,以及“饭圈文化”“顶流”现象等,这些情况对文艺界乃至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消极影响。您认为这些现象应该如何治理?

王晓棠:要改变这些不良现象,第一,要有政策制约;第二,要用理念改变。这些不良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思想认识问题。没有认识到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一个可以终生从事的崇高事业,所以会急功近利。“饭圈文化”说到底是经济利益,利用这些孩子们的单纯可爱获取利益。如果提升了自身认识理念,认识到这样做是很低级很庸俗的,自然就不这样做了。

还要注重提升道德教育、家庭教育,如果连父母都希望通过孩子多挣点钱,那孩子能好吗?道德可以无所不至,是法律达不到的。道德教育虽然见效慢,但是管用。我从小就是受这种教育理念影响,在开封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个会唱河南梆子的厨师,他最崇拜的人是包公,就跟我讲了很多包公的故事,我很受影响。还有一个是我母亲的老乡,给我讲苏武牧羊的故事,教我唱歌。公正无私的包公和持节不屈的苏武,是我开始记事时深受影响和教育的两个历史人物。随着后来上学和工作,这种正面的影响一直不断丰富和加深。对于一个受过良好道德教育的人,你让他做违法失德失范和“饭圈文化”那些事情是很难的。记得我入伍的时候,就听到有一句话说得好:“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的灵魂工程师”,这个地位非常高,如果自己的灵魂不高尚,还怎么当别人灵魂的工程师?所以文艺工作者要不断提升自身人格修为。

田园:您在出名之后,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您是怎么面对观众的这种喜爱的?“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对群众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王晓棠:我演电影出名之后,很多人来看我,找我合影、唱歌、送小卡片、写信等,记得当时收到的信特别多,每天都能收到成麻袋的信。可是我照样在话剧团跑群众,在大戏里管化妆,甚至比以前更加兢兢业业。团里很多人以为我出名后会变狂,却没想到我还是和以前一样,其实他们不了解王晓棠。很多年之后我还一直告诉自己:顺境时慎思实干,逆境时百折不回,绝境时要说我是最棒的,勇往直前直到胜利!这就是我。

1961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评选中国电影界自己的明星,最终确定了22名“新中国人民演员”,人称“22大电影明星”。“22大”一出来后,百姓很喜欢,即便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画报很快就卖了七十多万张。后来,很多老百姓在遇到一些磨难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带,只带他们喜欢的演员的照片,搁到衣服里面,干一天活累得要命,就掏出来看看照片告诉自己:“不要紧,我将来还有希望”,这种感情和关系不是现在的“饭圈文化”,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和力量。

田园:电影叫好不叫座的情况在今天依然经常出现,如何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好电影,是电影工作者要努力的方向。对于建设电影强国,您有什么建议吗?

王晓棠:真正要成为电影强国,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作品要有高质量,另一个是我们的观众得有高水平。观众是可以培养的,这是我的理念。我们不能光去迎合观众,还要引导观众,提升观众的观影能力,那些叫好不叫座的影片就会既叫好又叫座了。2003年,我当第2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主任的时候,霍建起的电影《暖》就获得了最佳故事片奖和最佳编剧奖,可电影发行公司的朋友说《暖》的拷贝卖不出去,这就是叫好不叫座。为什么?因为那会儿观众的整体观影水平还不行。现在建设艺术院线是一种方法,培养观众的观影水平也是一个解决方式。

2021年是建党百年,也是金鸡奖创办40年,作为一个电影人,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能早日建成电影强国。《“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中提出,2035年我国将建成电影强国,我相信这个目标会提前实现的。当然,这是要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质量第一,不一定要追求数量,过去有一种说法是要从数量中求质量,这不一定是好事儿。高质量发展,哪怕少,也是好的。如果拍了很多质量不行的作品,一直压着就是浪费了。

田园:2017年,在您从艺65周年的时候,中国电影博物馆举办了“我是一个兵”王晓棠专题展,当时这个展览的名字一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您为什么谦虚说您是一个兵呢?有人说您从一位报幕员成长为一名女将军,是传奇人生,您自己怎么看?

王晓棠:其实我不是谦虚,我的家庭教育就是:谦受益、满招损;到了学校里接受的教育是:学然后知不足。不要故步自封,如果你很谦虚那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如果你很自满,那就完了。中国电影博物馆的那次展览的展板上有一句话:“她是明星,她是艺术家,她是将军,她自己说:我是一个兵。”为什么呢?因为我即便是一个将军,但我的基础也是一个兵。如果你高高在上、摇摇摆摆的,就会失掉本色。

我认为我自己一点都不传奇,因为我在每个阶段都很努力,而且努力了还不一定能成功。现在提的都是我成功的一面,我还有不成功的一面。比如1958年我拍了四部影片,除了大家记住的《英雄虎胆》,还有一部叫《县委书记》,我演了一个农业社的郑铁妞,虽然学会了一口湖北红安话,但是演得并不成功,人家说像个文工团演员;还有一部叫《返老还童》,这个影片当时观众还稍微记得住一点儿;还有一部是《一日千里》,我们厂的陈播厂长说我演得像个洋娃娃……

我常说,一个人可能不会成功,但是不能不努力。哪怕百分之百努力了,也未必会成功,可能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有一部电影叫《碧空雄师》,《大众电影》曾经刊登了我在这部电影里的一幅剧照,下面配的文字却是我演的另一部电影《海鹰》,这就是不成功。不成功的人们就不提了,但是我自己不能不提。我应该特别地记住这些事儿,这样就不会自满,不会认为我是常胜将军。

“我是一个兵”王晓棠专题展现场

田园:您特别有魅力,对您越了解,就越是钦佩您。能取得这么多的成绩,您应该有很多经验,对于年轻的文艺工作者,您有什么建议吗?

王晓棠:第一,要有足够的自信,你才能成事;第二,要有足够的不自足,你才能成事。所有成功的人都是充满了自信的,但是如果故步自封,就不能进步了。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你真正要能成事,首先要做到:慎独、慎微、慎友。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没有人监督你,自己就要有一个标准;在很小的事儿上要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在交朋友上也要有一个自己的格局和标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有道理的。

另外就是要积累,要深入生活,要跟随时代脉搏,不要急功近利,要不断提高自己、丰富自己。我要别人做到七分,那我自己就必须做到十分甚至十二分,否则我没有资格要求别人,也没有威信,要以身作则,身教胜于言教。要对事业和自己的作品葆有最大的热情,要重视日常,不管多么了不起的人物,日常是他的主要方面。

田园:从第三次文代会一直到第十次文代会,您一共做了八届文代会代表,跨度近60年。作为资深的代表,您在文代会上有什么难忘的记忆和深刻的感触吗?

王晓棠:1960年7月22日,第三次文代会召开,那时我26岁,第一次参加文代会,是我们代表团里最年轻的。当时,我出演《边寨烽火》得了第11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青年演员奖,报刊上说这是军队演员第一次以个人名义获得的国际大奖。2016年,第十次文代会召开,我最后一次作为文代会代表,那时在解放军代表团里,我成了年龄最大的代表。回想起我参加的这跨度56年的连续八届文代会,我很感慨。在2021年12月举办的第十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我是以中国文联第十届荣誉委员的身份出席开幕式的。

第三次文代会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而且那次会期最长,一共23天,从1960年7月22日开始,到8月13日结束。在这个大会当中,还套开了电影界的会议,当时“中国电影家协会”还叫“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1960年是全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但大会仍专门在人民大会堂为代表们准备了很多点心,大家可以买点儿面包、买点儿饼干,我们是军人,就先让地方上的代表买,卖完我们就不买了。在开幕式上,由当时的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致辞,然后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讲话。7月23日,我们八一厂的13个代表进行分组讨论,下午突然得到通知要我们到中南海,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在中南海接见我们。因为我们去得最晚,工作人员就让我们站在了第一排,所以现在看到照片里,毛主席身后站着的一个小人就是我。这次文代会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7月29日陈毅元帅的讲话,我把全文都记了下来。我认为这个讲话“达到了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使动摇的人稳定了,使怯懦的人勇敢了,使坚定的人更加坚定了,使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来看一切问题,使我们感觉个人主义是十分渺小的,使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陈毅元帅当时还讲到“现在国际上有人说我们人多得像蚂蚁,但我们即便就是一群蚂蚁,也要爬出一个社会主义”。

1978年,刚开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相隔19年终于召开了第四次文代会。劫后余生,大家特别激动,所以当时邓小平同志讲到文艺的发展时,讲话多次被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打断。第十一次文代会更好,是一个新的开端,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后的一个新的启航。

访后跋语

晓棠老师爱读书、读字典,其实她本身就是一本厚厚的“字典”。她出生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又逐步成长为新中国的人民演员,在历经磨难之后,归来仍是少年,成为一名优秀的电影艺术家。认识晓棠老师多年,无论什么时候她讲话都能出口成章、逻辑清晰、铿锵有力,天然有着一种让人信服、钦佩和愉悦的力量,那是她的天赋灵气、正直追求、勤奋努力和崇高信念所汇聚而成的深厚积淀。

每次跟晓棠老师聊天,我都惊讶于她的记忆力,几乎所有的人物事件,她都能脱口而出,后来我明白这是因为她始终是一个“有心人”。多年前,我和晓棠老师相识之后第二次再见时,晓棠老师已经记住了我的名字。最近一次去拜访时,晓棠老师还专门拿出她亲手做的水果沙拉。捧着精致的沙拉还有精心准备的晚餐便当,看着她目送我一直到看不见才转身回去的身影,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后辈晚生,我心里有着莫大感动和鼓励。晓棠老师就是这样关心年轻人的,更是这样向电影后辈身体力行地传递着她的精神和魅力的。

听到晓棠老师说出:“人民是具体的,文艺是崇高的”,我被深深地触动,不只是因为这句话,更是因为她说这句话的由衷态度,那是历尽千帆所收获的精髓,也是她取得这么多成就的不二法宝。很多我们现在花大力气想去解决的事情、想去企及的高度,似乎都有了最好的解决办法。

有人说她是明星,有人说她是艺术家,有人说她是电影界唯一的女将军,但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晓棠老师其实都是在塑造自己,塑造一个真善美的王晓棠。希望我们能多一些这样的王晓棠,希望晓棠老师身体健康。


采访人:田园 单位: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1期(总第76期)

责任编辑:王朝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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