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意青简介：1941年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1991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燕京研究院研究员。出版英文专著《女性心理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中文专著《〈圣经〉的文学阐释——理论与实践》等，合作主编《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主编和撰写《英国18世纪文学史》等，主编《当代外国文学纪事》丛书、《加拿大研究》，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发表系列论文。著作和论文曾先后多次获得北京大学和北京市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曾获北京市优秀教师奖、宝钢优秀教师奖和北京大学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教金。

一、学向勤中得，萤窗万卷书

邹赞：刘老师您好，我们之前曾经围绕英国文学评论与外国文学教学展开过两次学术访谈，这次应《中国文艺评论》杂志邀约，想请您就“以文艺精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这一主题发表见解。我注意到，您是20世纪60年代初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国内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主要集中在苏联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编译了系列苏联哲学、文学及文艺理论著作，列宁、高尔基、加里宁、日丹诺夫等人的文艺思想受到重点关注，但是欧美文学与文论鲜有触及。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您选择攻读英语专业并且将英语文学研究作为坚守一生的事业，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令尊刘世沐教授是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您报考志愿主要是基于个人爱好还是受到您父亲的影响？

刘意青：事实上，英语专业并非我的主动选择。我在初中和高中期间修读的外语课程都是俄语，任课教师是从黑龙江来的，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她的教学方法也非常灵活，深受学生喜爱。高中毕业时，因为我的物理和化学成绩特别差，所以老师就建议我报考外语专业。当时每个人可以填报9—10个志愿，我父亲说与其胡乱填报，不如就瞄准一所学校转圈圈。他觉得综合大学更有利于打牢知识基础、开阔学术视野，希望我能念北京大学。就这样，我前四个志愿依次填报了北大俄语、英语、法语、德语专业，后四个志愿选择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俄语、英语、法语、德语专业。我的第一志愿是俄语专业，但是最后接到的通知是把我录取到了英语专业。那时候中苏关系恶化，原本从事俄语教学的教员，很多都转专业从事英语教学了。所以说，我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由俄语专业调剂到英语专业的。

我当时特别迷恋苏联传记题材电影《米丘林》。米丘林是著名的植物育种专家，影片采用蒙太奇手法，展现了米丘林改良果树品种的科学探索历程。这部电影在当时对年轻人非常具有吸引力，我也不例外，幻想着自己能像米丘林一样给果树移植、杂交嫁接。但是，我的数理化成绩不够理想，这种现实因素决定了我优先选择报考外语专业。

我出生于教师家庭，父母都是人民教师，受家庭环境影响，我从小就将教师作为成年后的职业目标。1947年，我父亲被选派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研修，1951年响应国家号召回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我们跟随父亲到了北京，我后来进入北京女一中就读。当时学习的外语是俄语，后来我考大学却被录取到英语专业，刚开始遇到了许多困难。大二时父亲开始指点我的英语学习，购买了《雾都孤儿》《双城记》等简易英语读物，还有英国出版的四册《基础英语》（Essential English）课本，慢慢地我对英语产生了兴趣，学习成绩也得到显著提升。

邹赞：如您所说，您中学期间学的是俄语，大学时转向英语专业，相当于零基础，其他学生是什么情况？您在大学阶段能够阅读到的文学作品主要有哪些？那时候图书馆馆藏的外国文学作品，苏联文学占比何如？

刘意青：1957年经历了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1958年“大跃进”开始，各种政治运动不断。我于1959年参加高考，那一年北大英语专业招收了三十几名学员，其中大多数同学在中学阶段都学过英语，只有两三个同学是俄语出身。所以我刚开始学习时感到非常吃力，既要疯狂补学英语语音、词汇和语法，又要想方设法消除俄语对英语学习的干扰。虽然大家在同一个班级，但是水平起点差距很大，有的已经能够熟练阅读整本英文小说，有的还需要从abc学起。

在我的记忆当中，我很少去图书馆借阅小说，当时大家每天到图书馆抢占座位，坐在图书馆里做作业、复习功课。我的小说阅读经验主要依靠业余时间，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之类，我都很喜欢。外国文学翻译的“冷”与“热”取决于很多原因，其中国际关系是必须要考量的要素。受中苏关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接触的外国文学作品很多都是俄苏文学，高尔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都是大众耳熟能详的作家。

邹赞：您觉得北大英语专业在文学教学方面有哪些特色？

刘意青：罗经国教授是我学习英国文学的启蒙恩师，他对文学的热爱几近迷狂。恩师不慕虚荣，兢兢业业教书育人。他从三年级开始为我们讲授英国文学选读课。在此之前，杨周翰先生用中文开设过英国历史课。本科期间文学课程占比很少，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掌握语言技能，提升听说读写和翻译能力。我大一大二时学习比较吃力，因为需要排除俄语对英语学习的影响，但是到了三年级，我就如鱼得水了。我喜欢文学，罗经国老师发现我还算是可以培养的苗子，所以对我特别关照。

我记得一件有趣的事情：罗老师的英国文学选读课搞了两次小测验，第一次测验我的成绩是60分，不久后举行第二次测验，考查内容、考试难度都和第一次差不多，这次罗老师给了我90分。两次测验成绩相差悬殊，我百思不得其解，就跑去请教罗老师。罗老师不紧不慢地回答说：“第一次测验分数不高，那是要给你一个下马威，激励你努力学习。”罗经国老师和蔼可亲，讲课也风趣幽默。他的英语口语很流利，中文反而说得有些结巴。罗老师主编的《新编英国文学选读》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我参与的部分是18世纪以前的英国文学，阮炜老师参与后面的编写内容。这部教材后来又多次再版，我们会根据时代的要求替换其中的个别篇章。

罗老师发自内心热爱文学，他注重培养我们阅读文学原著的能力，带领我们逐字逐句阅读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华兹华斯的诗歌、培根的散文。每次讲解一部(篇)作品之前，罗老师都会详细介绍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作者的生平经历等，帮助我们尽最大可能获取文本的外围信息，进而为理解文本的主题思想和艺术特征打下基础。这些与文本密切关联的外围知识，考试中都会涉及。可以说，罗老师的授课方法让我们认识到文学批评应当是“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统一。

著名诗人、翻译家吴兴华教授给我们开设写作课。他翻译过但丁的《神曲》，发表过长诗《森林的沉默》。吴兴华教授对语言的要求非常高，批改学生作文时更是精益求精，有时候他用点睛之笔修改一两个字，你会发现文章质量明显提升了，顿时明白原来英语作文可以这么写。张恩裕(张谷若)教授给我们开设翻译课，他翻译过亨利•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史》、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张恩裕教授很有个性，他总是身着一袭蓝布长袍，花白胡子一直留到胸口。他从西单到学校上课，把教科书和作业本搁在一个蓝布书包里，套在脖子上，挂在胸口。张恩裕教授讲授翻译课，各种译文例证信手拈来，全是他自己的翻译实践。

二、文学经典是现实生活的镜像

邹赞：中国高校外语院系的文学教学与研究，自20世纪初至今，受英美新批评的影响非常明显，强调对文本的“文学性”考察。有意味的是，20世纪60年代，受文化理论热的冲击，新批评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在欧美走向式微，但是这一批评范式的操作有效性，并没有随着思潮式微而消隐于历史的深处。您如何看待新批评对中国高校外语院系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影响？

刘意青：所谓“新批评”，实际上就是强调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有一句话大概是这样表述的：理论来了又走了，文本是永存的(Theory comes and goes，but the text remains)！不管是什么意义上的“批评”或者“评论”，归根结底都离不开文本。文本是土壤，没有文本你空谈什么？没有文本的文学批评真的存在吗？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要反对理论，我们在解读文本的时候都会用到理论资源，但这种理论是内化的，不是一种僵化的“理论框架”。有些人很机械地将理论直接等同于“理论框架”，如此一来，解读任何文本都要先问问采用哪一套“理论框架”。对于托尔斯泰、曹雪芹、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谁有能力用一个“理论框架”来框住他们的创作风格？2008年，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当文学遭遇了理论——以近三十年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为例》，初衷就是尝试纠偏批评界对“理论框架”的滥用。

1993年，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应邀到北京大学交流访问，讲座中有位女生举手提问，直接将莱辛定义为“女性主义作家”，莱辛当时就很生气，她非常不愿意被贴上“某某主义作家”的标签，因为这种武断的“贴标签”行为，实际上就把作家的创作风格扁平化了。

邹赞：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文艺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运行所产生的作用，主要是依靠“经典”文本来完成的。“经典”的英文术语对应着“classic”和“canon”，两者之间在内涵和外延上有着明显不同。一方面，“经典”表现为在历史的长时段中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即“经典”的“永恒性”；另一方面，“经典”又与特定的时代语境息息相关，所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经典序列”。您认为判定一部文艺作品是否称得上“经典”，其尺度和标准是什么？

刘意青：20世纪70年代，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影响的焦虑》。我们不是孤立的原子，而是始终处于他人的影响之下。每一位作家内心深处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的焦虑”，既无法完全摆脱前人的影响，又西西弗斯般试图努力超越前人。一部作品能否称为“经典”，一位作家是否有资格进入“经典作家”序列，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我比较赞同你对经典的两类划分，“永恒的经典”指向那一类凝聚人类文明精华且历经岁月淘洗，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作品；而“流动的经典”则凸显经典的时代性和当下性，它们契合或呼应了某种文艺思潮，对于推动文艺现象事件化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一旦历史语境发生变化，这类“经典”或湮没于时代洪流之中，或改头换面被装扮成新的“经典”。

邹赞：文艺作品得以进入经典序列，既非自然而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经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如果从共时的维度出发，我们会发现文艺作品的经典化主要表现为两种路径：一种是在自我文化圈内部，由各种社会机制力量运作及话语交锋激荡出的结果；另一种则需要借助跨文化传播和翻译的推介。一些在源文化语境中籍籍无名的文本，经由翻译旅行到他者文化场域，被赋予了特定意涵并进入经典序列，这种现象在比较文学学科中被描述为“超越影响”，其典型个案如中国唐代诗人寒山在日本和美国备受追捧，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的《牛虻》在中国出版后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相提并论。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刘意青：这种现象就是俗话说的“墙内开花墙外香”。文学史上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为什么会出现“超越影响”呢？因为文本的接受状况是由多种因素交相决定的，有的文学作品契合源语言环境的政治气候与审美特征，较易在源语言文化中产生显著影响，顺利进入特定的“经典序列”，但这类作品经过“理论旅行”来到异质文化语境之后，有可能引起文化过敏或者消极的文化误读，难以产生预期的接受效果。反之，《牛虻》虽然在英语文学史上知名度不高，但是其“励志”主题非常契合当时中国年轻一代的社会心态，由此大受欢迎。这种现象也给我们带来一点启示：一部文学作品能否被界定为“经典之作”，除了要考量它在源文本语境中的流通和接受状况，还应当参考其经历跨文化传播之后产生的社会反响。

邹赞：“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作为社会思潮和精神风尚的重要载体，文艺发挥着反映现实、启迪智慧、教育启蒙等重要作用。中国历朝历代都高度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如孔子曾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文心雕龙》亦云：“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近年来，随着ChatGPT和DeepSeek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数智时代”对文艺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文学科的边缘化”甚至“文科消亡论”此起彼伏，引发学界热议。作为长期从事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您如何看待新形势下文学所承载的社会功能？

刘意青：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意义上说，文学可以划入“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层级，它是一种精神需求，一种对真善美的向往。或许，文学与衣、食、住、行等生存必需品相比，有着更远的距离，但文学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却不容小觑。比方说，文学能够帮助我们打开一扇认识世界的窗口：阅读唐诗，我们跟随李白重返盛唐气象；阅读勃朗特姐妹的小说，我们走近19世纪英国的乡村风貌；阅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们得以窥见拉丁美洲充满魔幻色彩的历史与现实。此外，文学具有启迪教育功能，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读者，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把握明辨是非、褒优贬劣的能力。再者，文学还具有疗愈功能，通过虚构叙事，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提供某种想象性解决路径。

随着新技术变革的深入推进，“何为文学”？“何为文学批评”？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困扰我们。一方面，文学的生产机制、存在形态、传播路径及消费方式都将发生改变，文学的整个生态也将遭遇重构重塑。试问，由作家借助AI完成的一部小说，其作者到底是谁？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依此而论，既定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史，在人工智能时代都需要予以重新界定。另一方面，文学的基本功能，诸如前面提到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等等，还将继续存在。因为人是情感的动物，再高明的人工智能产品，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人类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

邹赞：随着AI翻译技术的日趋成熟，越来越多文艺作品的翻译将由AI大模型完成初稿，传统意义上“译者”的角色转向后期加工和润色，这种运作模式显然给翻译伦理带来了严峻挑战，“谁是译者”“大模型时代译者的主体性问题”成为严肃的学术命题。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刘意青：事实上，以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代表的AI技术既可以为文艺作品的生产赋能，也倒逼文艺生产、传播及消费等各个环节必须重新审视各种叙事惯例、审美原则及评价标准，呼唤重构一种适应人工智能生成式文本的评论话语体系。一些新兴的带有人工智能合成内容的文艺作品，既包含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又融合了人工智能的内容生产，那么这种意义上的文本，作者到底是谁？作者的主体性如何定义？我曾经读到《光明日报》一篇报道，讲华东师范大学王峰教授团队推出“智能写作平台”，发布了国内首部由AI生成的长篇小说《天命使徒》。这部小说诞生的标志性意义在于，敞开了一个人机协同文艺生产的伦理困境。《天命使徒》仅仅是学术界的一次尝试，此类写作现象以后会越来越普遍，亟须评论界更新批评观念与话语模式。

身处以大数据、大模型为特征的人工智能时代，你提到的这种焦虑和担忧是不可避免的。当人工智能参与创作和翻译，经典意义上的“作者”与“译者”身份都将面临挑战。技术革命和信息社会是不可逆转的潮流，AI参与人类日常生活乃至精神生产，可能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人类+AI”混融性文化产品。在技术更迭此起彼伏的当下社会，这些议题绝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它们关联着整个知识结构和话语体系的构塑。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出现了一种反技术主义思潮，从哲学角度对技术主义的消极后果展开批判，例如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就是对极端工具理性导致的异化现实的反思。技术进步是人类社会迈向前进的重要标志，任何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技术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动力作用。当然，那种过分鼓吹“技术至上”的发展主义思维也是应当高度警惕的。前路漫漫，一切均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思考。

三、推动中加人文交流

邹赞：您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要从事18世纪英国文学、《圣经》文学研究，后来又在国内较早开展加拿大文学研究，是什么契机促成了您对加拿大文学的关注？

刘意青：我和加拿大文学研究得以结缘，实际上是一种巧合。在此之前，我的研究兴趣专注于18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对塞缪尔•理查逊小说的分析。当时我家有个亲戚在多伦多大学留学，专业是生态文学，他的毕业论文选题遇到了一些麻烦，向我紧急求助。刚好有个中加学者交换项目，我于是提交了申请，希望到加拿大进行五周的调研交流，研究计划确立的就是加拿大文学研究。申请很快获得了批准，我如期前往加拿大并在五周时间内走访了蒙特利尔、多伦多、渥太华、温哥华等城市，拜访了一些知名学者和作家，初步建立了学术合作关系，也收集了大量文学资料，这些为我回国后开始从事加拿大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邹赞：在“英语文学”这一命名内部，英美文学是主流，加拿大文学较为边缘。对中国读者而言，提及加拿大文学与文化，人们率先想到的是马歇尔•麦克卢汉、诺思洛普•弗莱、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爱丽丝•门罗。您最初涉猎加拿大文学这个领域时，国内学界对它的了解程度如何？

刘意青：当时大家很想了解加拿大文学的基本状貌，但是在既有教材及各类外国文学译本中，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占据英语文学的绝大比例。加拿大的历史较短，而且长期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因此“我是谁”“我们是谁”等身份问题一直是困扰加拿大民众的梦魇，身份认同成为加拿大文学至关重要的主题。直到1867年加拿大联邦政府成立，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加拿大作家方才浮出地表。他们尝试摆脱此前英、法作家所谓“旅行书写”对加拿大投射的凝视，那是一种站在宗主国立场上的文化优势心理展示，显然无法体现文学的“加拿大性”。值得注意的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赫伯特•纽牵头编撰了《加拿大文学史》，尝试将加拿大文学的源头追溯到北美大陆原住民的文学和文化，这种文学史叙述模式解构了加拿大文学的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加拿大文学在这样一种身份焦虑中负重前行，为建构现代文学的加拿大民族特性而努力。作为世界英语文学的重要一支，加拿大文学为我们走进加拿大历史，了解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内在本质，感知加拿大民众身份认同的焦虑不安，提供了丰富鲜活的载体。

邹赞：文学总是有其民族性与世界性，加拿大文学是一个多元复合体，从语言形态角度来分，包括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等，从作家文化身份出发又可分为加拿大华裔文学、加拿大非裔文学，如此等等。根据您的观察，您认为加拿大文学主要有哪些特点？

刘意青：与卷帙浩繁的中国文学史相比，加拿大文学史非常短暂。从整体和宏观层面看，加拿大文学主要有以下特点：其一，创作主题交织着身份认同的焦虑；其二，侧重以现实主义风格展示各种题材类型；其三，凸显人物性格与特定自然环境之间的关联；其四，女性作家占据重要地位，涌现出了埃塞尔•威尔逊(Ethel Wilson)、玛格丽特•劳伦斯(Margaret Laurence)、卡罗尔•希尔兹(Carol Shields)、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等一批享有盛誉的女作家，她们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以微观视角描写现代社会中的爱情、婚姻、家庭，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邹赞：根据您在加拿大的实地调研以及后来对加拿大女作家群的研究，您认为门罗、阿特伍德等人的创作有没有受到过中国文学的影响？

刘意青：判断不同国家的文学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需要提供实证支撑。就我有限的交流和研究体会来看，加拿大女作家文学较少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这可能跟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密切程度有关。当然，国内已经有学者开始探讨门罗小说蕴含的中国元素，这个选题很有创新价值，我们期待更多有厚度的研究成果问世。

邹赞：2013年，艾丽丝•门罗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您当时应邀撰文分析这一国际文学重要事件。您认为门罗获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意青：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称赞门罗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门罗在获诺奖之前，我国读者对她的关注度远不如阿特伍德，评论界的相关研究也主要局限在女性主义、自然生态和叙事技巧等层面，缺乏有分量的系统综合研究。客观地说，门罗并非冲进诺贝尔奖的黑马，此前她已斩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布克文学奖等重要奖项。门罗之所以能够获奖，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门罗的作品大多带有自传色彩，在呈现地域特色的基础上，凸显对人类共通价值的追寻；其次，创作技巧上博采众长，既有机借鉴了契诃夫、欧•亨利、曼斯菲尔德等杰出短篇小说家的叙事特点，又结合加拿大的实际情况加以吸收转化；再次，门罗的创作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注重表现中下层民众，尤其是女性群体的生产生活状况；最后，门罗小说表现出自觉超越地域性和女性议题的努力，具有鲜明的国际化特色。例如，门罗小说在叙事艺术上学习借鉴了契诃夫的“抒情心理”和现实主义叙述，但她的小说并没有亦步亦趋、盲目效仿，而是对标加拿大的现实情况，描写普通女性的奋斗、无奈与艰辛。能够辩证处理好地域性与国际性的关系，这或许是门罗受到诺奖评委青睐的主要原因。这些观点我专门写过文章阐述，题目是《写在艾丽丝•门罗获诺贝尔文学奖之际》，刊登在《外国文学》杂志2014年第5期。

刘意青、陈大明编著 《欧洲文学简史》

邹赞：除了文学研究，您还致力于推动中国—加拿大人文交流，积极参与建设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组织编写《全球化背景下的加拿大研究》，您认为文艺工作者在增进中加人文交流方面，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刘意青：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的创建人是张冠尧教授，他主持创办了刊物《加拿大掠影》，也就是《加拿大研究》的前身。2011年，中心举行深切缅怀张冠尧教授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全面梳理了中心成立以来取得的成绩，表达了要克服各种困难把《加拿大研究》这份刊物办下去的心愿。2012年出版的《加拿大研究》开设五大专题，分别为“文学语言”“中加关系”“政经与法律”“民族与文化”“其他”，刊发了《加拿大地域主义文学及其后殖民之争》《后殖民语境下的加拿大当代女作家》《加拿大在中国的“公众形象”与加中关系》《中加文化外交的比较研究——制度性差异与文化性差异》《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发展》等有影响力的文章。作为中心的精神支柱，张冠尧教授带领我们勤勉努力、迎难而上，开创了中心良好的发展局面，为推动中加人文交流作出了贡献。

文艺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交流是名副其实的润心工程。中加人文交流需要各艺术门类人文学者的积极参与，文艺工作者将那些能够反映中国、加拿大历史与现状的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提炼加工为创作素材，通过影视、游戏等跨媒介转换，打造出一批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以期达到深度宣传的目标。

邹赞：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文明交流互鉴是时代重要课题，国家层面重视国别与区域研究，教育部备案了一批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设立学位点，培养专门化人才。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面向加拿大讲好中国故事？

刘意青：如何面向加拿大讲好中国故事，这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内容庞杂的重大课题。近年来，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美好愿景的推动下，人文社科各领域的学者聚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建言献策、各显神通。事实上，这是一个具有时代前沿意义的跨文化传播议题，首先要解决传播主体的问题，厘清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和民间组织各自应当承担的任务，形成多管齐下的立体传播格局。此外，根据“编码—解码”模式，尽管有些故事内容讲得很精彩，但讲故事的具体效果如何，还要取决于受众的解码立场、期待视野与接受动机等多维因素。因此，在文化走出去之前，我们有必要提前开启深度调研，了解对方的真正需求，以让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编码故事，达成双赢的效果。

四、坚守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立场

邹赞：教材编写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您曾经主持编写过《英国18世纪文学史》《简明英国文学史》，跟国内其他类似教材相比，其特点是什么？

刘意青：《英国18世纪文学史》是王佐良、周珏良教授主持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的组成部分，2000年初版，2005年再版。该书尝试从中国视角考察英国文学发展，再版时为了更完整地呈现英国18世纪文学全貌，专门对18世纪苏格兰文学启蒙运动及文艺复兴作了阐释，增加了对英国女作家介绍的比重。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聚焦文学事实，以丰富的文学文献和扎实的文本细读为重心，呈现文学现象、文艺思潮、代表性作家作品及主要评论。此外，该书立足跨文化对话视角，凸显经典段落的翻译鉴赏。总的来看，这本书有效纠偏了既往教学与研究对18世纪英国文学重视不足的问题，将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等作家从文艺复兴、弥尔顿时代与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维多利亚小说的耀眼光芒下重新发掘出来。

刘意青主编 《英国18世纪文学史》

邹赞：教材编写及教学改革特别强调团队作战，尤其是前辈们筚路蓝缕的探索和孜孜不倦的指导。北大英语专业历史悠久，名家辈出，在长期的学科专业建设中形成了“传帮带”的良好传统，哪些前辈学者对您的影响最大？

刘意青：周珊凤老师对我帮助最大。周老师说一口纯正的美式英语，当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周老师作了示范课展示，对方听了之后给予高度评价：“没想到中国有这样优秀的教师！”世事沧桑巨变，周老师的人生命运也几经沉浮，但她从来不计较名利得失，风轻云淡。我跟着她学习编写教案及测试试卷，周老师严谨而谦和，有一次我向她请教问题，她说查完字典后给我答案，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周老师已经将答案贴在我家大门上。

邹赞：无论是外国文学教材编写还是学术研究，其整个生态都在发生变化，那种单纯介绍或搬运工式的传统模式已经逐渐让位于跨文化对话。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在阐释解读外国作家作品或文艺思潮时，必须坚持中国立场和中国视角，回应文学所关切的重大现实问题，发出属于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您如何理解这个观点？

刘意青：文学研究者有责任和义务了解世界文学与文论的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但一定要注意跨文化研究的中国文化主体性问题，不能脱离自我文化语境高谈阔论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身体政治、生态批评、情感理论，或将外国文学研究化约为对诺贝尔奖、布克奖、普利策奖等获奖作品的跟风与追捧。事实上，任何文学文本、文学思潮在历经跨域旅行之后，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异”。理论始终与特定的时空相链接，其适用性也具有相对性而非超时空的绝对性。因此，我们既要有“借他山之石”的自信和胸襟，也要具备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的智慧和勇气。此外，获得各类文学奖项的作品，其艺术水准并不一定达到了世界一流，其间意识形态因素扮演着重要角色，有些获奖作品所宣扬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大相径庭。针对这样的作品，我们不能一味抱着“致敬经典”的仰视心态，而要敢于挑战和质疑，推动外国文学在中国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当下从事文学研究的社会语境及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它符合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选择。“中国式现代化”与欧美的现代化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能照搬照抄欧美的现代化理论来阐释中国的现实问题。

同时，我们应当重视外国文学、文化和历史知识对我国文化政策制定出台的参考作用。各国在走向民族复兴及现代繁荣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开展过振兴民族文学和文化的运动。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尔兰争取自治运动中，诗人叶芝等大力倡导民族文学，创办“爱尔兰文学剧院”，尝试唤起公众的国家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在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方面具有学习借鉴价值。

最后，文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尽管文学史上不乏“纯诗”“纯小说”之类论调，但都是为了凸显文学的自律性和独立性，完全意义上的“纯文学”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在编写外国文学教材或者从事外国作家作品研究时，要树立坚定的文化主体性立场，科学界定外国作家作品遴选和评价的标准，坚持整体思维和系统思维，重视发掘文学作品、文学思潮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之间的复杂关联。在此基础上，从有助于中国当下精神文化建设的现实目标出发，有组织地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经典作品，阐释其蕴含的思想文化内涵及艺术特色。作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中外文学互译及对话的学术意义将更加凸显。

刘意青、刘炅著 《简明英国文学史》

邹赞：您的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处处彰显人文关怀，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还体现在您对革命老区和边疆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支援。最后请您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历。

刘意青：1994年，我开始利用暑假到延安大学为教员授课，并在北大争取为延安代培教师的硕士项目。该项目选拔优秀教师攻读硕士学位，第一批从二十多名教师中录取五名，并从国外聘请专家赴延安授课。那时候没有网络授课的便利条件，我就在北京家中对着录音机用盒式录音带录制英美文学课程内容，寄到延安供学员学习。此外，我在北大研究生院和外语学院的支持下，帮助延安大学申请外国语言文学硕士点并兼任外聘导师，利用工资积蓄捐资十万元，在延安大学外语学院设立奖学金。2008年，我被北大派遣到石河子大学援建，担任该院挂职院长，聚焦教育教学改革、青年教师学术沙龙、研究生学位点建设，为石河子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高质量发展贡献了一份绵薄之力。

邹赞：感谢刘老师的无私大爱和辛勤耕耘，诚挚欢迎您有机会再到新疆讲学。

访后跋语

我和刘意青教授得以相识，缘于她来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年近古稀的刘意青教授受聘担任该校外国语学院院长，雷厉风行地带领一批中青年教师建设本科专业、申请学位点、编写教材、开展有组织科研，忙得不亦乐乎，成为师生交口称赞的“刘姥姥”，书写了一段以“刘姥姥”为领头人的“塞外传奇”。

刘老师家学深厚，从小阅读中国古典文学，本科期间在燕园问学于杨周翰、李赋宁、罗经国、周珊凤等名师，中年负笈美国留学攻读硕博学位，归国后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科研，主攻外国文学与文论，在18世纪英国文学与文论、加拿大文学等领域取得了瞩目成绩，作出了奠基性贡献。通过多次访谈刘老师并阅读其著译，我形成了关于刘意青教授的几点深刻印象：以中国立场从事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与“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文艺理论话语保持距离并不遗余力倡扬“文学性”；生活俭朴却以大爱之心助力革命老区和边疆高校的人才培养。无论是阐释菲尔丁、理查逊等18世纪英国作家作品，还是推动中加人文交流，抑或是拨开理论主义的雾障，重新思考“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位置，刘老师都始终坚持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的主体性立场，从跨文化对话视角探察“外国文学”如何立足当下语境，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此外，尽管刘老师熟悉外国文学理论，但她高度警惕理论的“话语拜物教”。随着理论主义愈演愈烈，她敏锐察觉这一现象可能招致的消极后果，便以《当文学遭遇了理论》为题撰文，试图消解理论中心主义，重建“理论”与“文本”之间的有机联系。刘老师淡泊名利，生活勤俭节约，二十多年来家里的装修没有任何变化，书架上老旧的玻璃门早已老化变形，书桌上的台式电脑印证了岁月的沧桑……但刘老师却将自己多年的工资积蓄捐助延安大学和石河子大学，以实际行动践行一名教育工作者与文艺理论家的初心和使命。

*本文系2025年中国文联理论研究部级课题重点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新时代民族文艺评论话语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ZGWLBJKT202513)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采访人：邹赞 单位：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6年第2期（总第125期）

责任编辑：薛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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