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来，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激励着中国人民，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文艺界以长征为题材，创作了一系列优秀作品。这些不同门类的艺术作品，既有创作方法、风格上的共通之处，也有各自独特的艺术语言、审美意趣。值此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本刊策划“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从哲学、文学、音乐、美术、影视等角度，剖析长征题材文艺作品的精神内涵、艺术呈现及当代价值，力求以多学科视角，呈现长征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为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文化提供有益借鉴。

“史实”何以成“史诗”？——长征题材非虚构写作范式研究

【内容摘要】 近年来，一批长征题材非虚构写作面临一个共同的核心命题：严格基于事实的叙事，何以产生史诗性的精神感召力？本文拟以这些作品为考察对象，系统探究从“史实”到“史诗”的写作机制。研究发现，这一转化以坚守真实性原则为根基，通过叙事策略的重构，将散乱的历史事件组织为具有起承转合的史诗结构，借助物性诗学，使史实获得可感的形象力量，在史实与文学的辩证统一中达成历史认知与审美体验的融合，最终经由精神价值的重构，实现从“史实”到“史诗”的转化。从王树增的全景式书写到关山远、尹霞、胡松涛的微观聚焦，从曾平标的战役叙事到庞贝的文体探索，这些作品共同呈现出从宏大叙事到个体深描、从客观陈述到情感共鸣的演变趋势，为革命历史叙事的当代转化提供了多样化的实践路径。

【关 键 词】 史实 史诗 非虚构写作 真实性 叙事策略

长征题材非虚构写作是立足严谨史实、以文学化手法再现中国革命历程与精神的重要叙事类型。近年来，随着一批以长征为主题的非虚构作品相继问世，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浮现出来：严格基于事实的叙事，何以产生史诗性的精神感召力？本文以王树增的《长征》、关山远的《为有牺牲》、尹霞的《三千儿郎》、曾平标的《向死而生》、胡松涛的《遵义三日》为核心考察对象。庞贝的《乌江引》虽在官方分类中为“长篇小说”，但其基于大量解密档案及“破译三杰”后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创作而成，作者庞贝本人亦将其定位为“非虚构小说”，故本文将其作为非虚构写作的参照性案例加以讨论。此外，作为长征题材非虚构写作的历史参照与跨文化参照，本文亦将长征亲历者撰写的《红军长征记》及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纳入讨论视野，系统探究从“史实”到“史诗”的写作机制，以期深化对非虚构写作范式及其当代价值的理解。

一、坚守真实性：史诗建构的信任基础

非虚构写作的生命线在于对事实的恪守。在长征这一承载民族集体记忆的重大题材中，真实性不仅是叙事伦理，更是史诗建构的信任基础。胡明指出：“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首要的一条生命线，或者说必须守住的底线是对历史的依傍。”从“史实”到“史诗”的转化，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读者凭什么相信叙事所呈现的一切？非虚构写作必须首先建立绝对的信任基础，否则一切情节化、情感化的精神升华都将失去根基。非虚构写作对历史真实性的主动坚守，贯穿于史料、史观与史笔三个维度，三者共同构成从“史实”通向“史诗”的第一道桥梁。

首先，要尽可能多地搜集史料，精审考据。与依赖二手编纂不同，优秀的非虚构写作者直接回归档案、日记、电报、回忆录等原始文献，并结合实地勘察交叉验证。王树增的《长征》创作历时六年，查阅数百万字原始电报、作战记录，交叉比对上百种回忆录，数度行走长征路实地勘察，其核心原则是“连细节都不能虚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节或者来自档案，或者来自史籍，或者来自当事人回忆，或者来自个人采访、勘察，总之都得找到出处”。更为重要的是对这些史料的精审考据。关于1934年11月下旬在广西北部边界附近是否存在一条“走廊”，他从多方搜集资料进行了学术考证，最终明确指出，“‘走廊’不仅存在，而且确实是桂军为红军迅速通过有意避开的”。关山远的《为有牺牲》历时五年，查阅近千万字史料，走遍闽西至湘江一线，搜集家书、族谱、墓志铭，采访红军后代，“书中的每个人物、每个故事、每个细节，甚至每个人物讲的话，都有出处”。曾平标创作《向死而生》时，采访百余名红军后人、烈士遗骸收殓工作者及当地村民等，以田野调查抵达历史现场，被专家评价为“史料权威翔实，历史事实准确”。遵义会议三天，没有留下任何正式会议原始记录。胡松涛在创作《遵义三日》时，为了守住历史的真实，“严格对照与会者口述记录、目击者回忆文稿、后世学者研究成果，逐字考证、逐句溯源，做到笔笔有据、信而有征，最大限度还原遵义会议历史原貌、决策细节与时代背景”。通过近千条史料的引用，他用文学的形式复盘了遵义会议三日的实况。这种在史料缝隙中重建历史现场的努力，将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坚守推向了极致。尹霞创作《三千儿郎》时，面对红二十五军档案大量缺失的困境，依靠地方党史资料和当事人后代口述，从残缺的史料记录中探寻真相，“秉承历史真实原则，坚持用历史事实说话”。追溯非虚构写作的史料源头，1936年毛泽东同志组织编写的《红军长征记》具有奠基性意义。该书由长征亲历者撰写，“真实性是本书最宝贵的特征”。其原始记录构成了长征题材非虚构写作的“史源”，所有后来的史诗化书写都必须回返这一原点，校准叙事边界。建立在作者亲自查阅、勘察史料之上的真实性，构成了非虚构写作的第一重真实性伦理，为史诗建构提供了不可动摇的事实根基。

王树增著《长征》

其次，是对历史逻辑的唯物主义尊重与对历史复杂性的呈现。历史的真实性不仅在于具体史实的准确，更在于历史逻辑的真实。王树增在《长征》中着力呈现战略方向的数次剧变、党内高层的激烈争论、军事指挥的惨痛代价，如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由从苏区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关山远在《为有牺牲》中聚焦湘江之败，呈现牺牲的沉重而非胜利的光环。“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寸土千滴红军血，一步一尊英雄躯。”尹霞在《三千儿郎》中如实记录少年红军的伤亡，独树镇战斗“红二十五军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以牺牲300人左右的代价，击退了数万之众的追堵之敌”。庞贝在《乌江引》中将目光投向密码破译员这一在历史缝隙中默默工作的隐秘群体，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在提示：历史的胜利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多重力量交织的产物。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言，这部作品“在意志悲歌之外，还强调专业精神”，为理解长征的胜利“补充了一枚很重要的钢钉”。对历史复杂性与实践逻辑的尊重，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真实，它让伟大变得更可理解、更可敬，而非遥不可及，这正是史诗区别于神话的根本所在。

最后，是史笔的克制与对未知的诚实。王树增《长征》的叙述笔调总体呈现出冷静、克制与庄严的特质。在史料翔实之处，他不吝笔墨细致铺陈，如逐项列举红四方面军的慰问品：“这些礼物包括毯子、皮衣、衣服、草鞋、袜子、袜底等等。第三十一军的慰问品是：毯子，一百床；衣服，一百九十套又十九件夏装；汗巾，一百五十二条；草鞋，一千三百六十八双……”而在史料存疑或缺失处则坦诚交代，如飞夺泸定桥“二十二名勇士大部分姓名已无从查考，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史》中留有姓名的仅五人”。关山远诚实地面对许多闽西子弟连名字都未能留下的事实：“参加长征的近3万闽西子弟，只有2000余人抵达了陕北。湘江血战，是闽西红军子弟兵一次惨痛无比的牺牲之战。绝大多数牺牲者，甚至没留下姓名。”尹霞在红二十五军档案缺失的情况下，不虚构、不填补，而是呈现已有的残缺。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史学态度，非但没有削弱叙事的感染力，反而通过划定确定与未知的边界，增强了叙事的可信度与历史的纵深感。真实性在此构成一种叙事伦理，当读者知道作者没有为了史诗效果而篡改或捏造事实时，信任便由此建立。而信任，正是“史实”得以升华为“史诗”的心理基础：读者只有在相信“这是真的”之后，才可能接受叙事的情感召唤与精神升华。

二、叙事策略的重构：从史实到史诗的审美转化

长征题材非虚构写作不仅是对革命历史的文学再现，更是一场深刻的叙事变革。诚如李胜利、肖惊鸿所指出的：“从本质上说，历史真实是客观的真实，而艺术真实是主观的真实(意识形态化的真实)。”非虚构写作撼动人心的力量，恰恰源自在真实性边界之内所采用的文学化叙事策略。这种策略并非外在的修辞装饰，而是内在于历史认知与意义建构过程中的文体实践。具体而言，从“史实”到“史诗”的审美转化，通过叙事重心、叙事视角与叙事时空三个维度的重构得以实现。

第一，叙事重心迁移：从宏大事件史到微观生命史。传统革命历史叙事常以事件为中心，聚焦于会议、战役与决策等，个体隐没于集体行动之中。近年来，长征题材非虚构写作实现了叙事重心的下沉，将宏大历史逻辑植入具体生命的轨迹，建构以微观生命史为基底的叙事样态。这一迁移之所以关键，在于它将史诗的归属从少数英雄扩展到普通个体，使长征叙事获得了集体性的根基。

作品通过微观叙事与感官化书写，将历史主体从抽象的集体符号还原为血肉丰满的个体。王树增写湘江战役，不仅记述伤亡数字，更聚焦具体人物的言行。易荡平牺牲时，“命令自己的警卫员向他开枪。……一把夺过警卫员手里的枪，同时高喊道：‘快走，赶快突围！’然后朝着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关山远写陈树湘“用双手撕开腹部伤口，于炽热鲜血、温热的内脏中，扯出肠子，毅然绞断”。曾平标在《向死而生》中记录了失散红军刘来保的生前证词：有一百多个重伤员被敌人“用木杆子抬到酒海井，一个个丢下去，好几天后井里还有人在喊叫”。2017年从酒海井打捞出的一具具遗骨，沉默地诉说着八十多年前的惨烈。这些身体感极强的叙述，使牺牲与信仰不再是概念，而成为可触可感的生命重量。叙事的张力同时来自生命在极端境遇下的具体生存。王树增写女红军“一粒一粒地从牲口粪里挑出来好几斤青稞”。关山远详述煮牛皮带的经验：“大家慢慢有了经验，牛皮带煮过后再用火烧成‘皮煎饼’，配上黄花草、车前子、树皮、树根、草根、苦菜煮成‘三鲜汤’。”这些看似非战斗的细节，将艰苦奋斗还原为日复一日的生存挑战。当读者跟随叙事进入这些个体的生命世界，历史的宏大命题便获得了具体的承载者，“史实”由此获得了通向“史诗”的人物基础。

曾平标著《向死而生》

第二，叙事视角融合：从单向宣导到复调对话。传统革命叙事常采用内部统一的权威视角，叙述者与价值判断者合一。非虚构写作的突破，在于引入多重声部、构建复调对话的叙事空间，由此实现从封闭的“史实”陈述到开放的“史诗”建构的转变。他者视角的引入还原了历史博弈的复杂现场。

王树增在《长征》中大量征引蒋介石日记、国民党将领作战报告等敌方文献，将红军的胜利呈现为与强大对手极限博弈的结果。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他者视角谱系中具有开创性意义。作为西方记者，他以四个月的实地采访、与领导人和普通民众的深入交谈、14个笔记本的田野记录，将长征呈现于跨文化的凝视之下。这种叙事因其扎实的根基，成为复调对话中不可或缺的外部声部。关山远在《为有牺牲》中采取主副线交织、宏观与微观相济的策略。主线书写血战湘江、遵义会议等重大事件，副线将笔触对准闽西客家儿女的个体命运。青杠坡战役中，作者先描述战前讨论，朱德同志前线指挥，随即聚焦“来自闽西长汀的陈先多牺牲于此”，详述其生平并预叙1983年家属收到烈士证书。从全景到特写的视角切换，使宏大历史获得了可触摸的温度。尹霞在《三千儿郎》中既聚焦徐海东、程子华等将领的英雄群像，又刻画了近三千名少年战士的青春无畏。“让贤”一节，立体还原了事件的多方态度，包括代理省委书记的反应、会议的决定、战士们的犹疑、徐海东的回应等，作者不回避张力，使历史人物不再是扁平的英雄符号。庞贝在《乌江引》中更以“速写”与“侧影”的复调结构——前者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逼近历史现场，后者以第二人称“你”拉开审视距离——创造出纪实与虚构交织的独特叙事空间。这些叙事处理超越对正义必胜的套路化表达，在增强历史纵深感的同时，将作品的史诗品格建立于坚实而复杂的历史现实之上。

第三，叙事时空构建：从线性进程到立体场域。传统历史叙事常将时间处理为指向胜利的线性流程，空间则沦为被动的背景。非虚构写作的突破在于重构时空维度，使历史转化为多维互动的立体场域，这不仅增强了文本的沉浸感与表现力，更在美学形式上支撑了从“史实”到“史诗”的跨越。

王树增在《长征》中采用弹性时间策略：在遵义会议等关键节点放缓叙事节奏，进行显微镜式剖析；同时运用预叙与闪回手法，打破时空界限。空间方面，万水千山被提升为叙事主体，例如大渡河“在奇峰险山切出的深谷中冲出，河水犹如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自然环境成为历史命运的重要参证。关山远在《为有牺牲》中采用空间压缩策略，将叙事时空锁定在湘江两岸，并反复以倒计时强化时间密度。时间的回旋与空间的聚焦，使湘江战役不再是长征中的一个节点，而成为一座凝固的悲壮丰碑。胡松涛在《遵义三日》中构建了独特的弹性时间框架，“动荡乾坤——三年多的磨难，造成遵义会议”“扭转乾坤——三天的磨砻，完成遵义会议”“锦绣乾坤——三个多月的磨合，圆满了遵义会议”，从而将三年多的历史浓缩为叙事前史，将三天的会议放大为叙事核心，将三个多月的尾声延展为叙事余响。这套弹性时间叙事策略重构了历史叙事的时间质感，让读者沉浸式体悟历史转折的艰难与深远意义。曾平标在《向死而生》中通过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交替切换的“双时空”叙事结构，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的线性框架，使湘江血战的悲壮与当代人对烈士遗骸的收殓、红色遗址的保护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

胡松涛著《遵义三日》

综上，非虚构写作的叙事策略，是一场系统性、深层次的美学重构。它将历史从宏大的事件坐标中“解放”出来，锚定于个体的生命脉搏；将叙事从单一的价值宣讲拓展为多声部的复调对话；将时空从线性的进程框架升维为立体互动的命运场域。这一“解构—重建”的过程，摆脱了扁平的事件式历史叙述，将历史重塑为富有张力、厚度与生命感的立体世界，在形式与内容的双重维度上，完成了非虚构写作从“史实”记述到“史诗”建构的审美跨越。

三、物性诗学与史诗感的生成

从“史实”向“史诗”的转化，不仅依赖于叙事策略的革新，更离不开物质细节书写对历史经验的感性激活。传统革命历史书写在表达集体情感时，往往倚重直接的抒情、议论乃至口号式的宣导。而非虚构的长征书写则呈现出另一种路径：通过“物性诗学”的自觉建构，将宏大的革命理想与坚韧的集体意志深沉地锚定于可触可感的物质细节与日常情境之中。张进指出，20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中形成了“物性诗学”的批评趋势，即从“物”入手，挖掘作家编织在物质细节中的意义网络。这一理论视角，为理解长征题材非虚构写作的情感范式转型与史诗感生成提供了有力工具。

第一，物作为历史真实的感性锚点。历史真实不仅存在于文献记载中，更潜藏于物质世界的纹理之中。非虚构写作将抽象的艰苦转化为可感的物质经验：物品稀缺与身体窘迫的描写，让读者直接感知生存的代价，使情感从具体的匮乏中自然生发，从而为史诗感的生成奠定感性的基础。王树增在《长征》中细致记录粮食的匮乏、衣物的单薄、武器的消耗。过草地时，炊事员背负几十斤重的大铜锅为官兵烧水烫脚，断粮后仍坚持烧姜水，最终端着一碗姜水摔倒在泥水中死去。这只铜锅承载的不仅是温度，更是生存的挣扎与牺牲的沉重。关山远在《为有牺牲》中记述过草地时一颗颗咬着吃的青稞麦，煮着吃或者烤着吃的皮带、皮毛坎肩、马鞍子、马缰绳。这些物品本身即是生存极限的物证，它们不是战争的武器，却是比武器更直接的生死考验。尹霞在《三千儿郎》中呈现红二十五军战士穿过的草鞋：“数九寒冬，不少人都是赤脚片儿穿草鞋。”草鞋已是匮乏的产物，“赤脚片儿”更将匮乏推至极限。曾平标笔下的饭团子、米果、炒米等，无不在以物的沉默言说见证历史。如果说这些物指向的是行军路上生存的极限，那么胡松涛在《遵义三日》中反复书写遵义会议会场的物质空间(柏公馆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长条形会议桌、椅子、会场的火盆、王稼祥的藤躺椅、李德一支接一支抽的烟)，则将三天的会议从抽象的历史事件还原为可感的物理现场。从行军路上的物资稀缺到会场中的一缕香烟，物在不同维度上锚定着历史真实，史实由此获得了感性的锚点，史诗感的生成由此获得了物质的基础。

第二，物作为情感的记忆载体。在长征书写中，特定的物品往往超越实用功能，成为承载历史瞬间情感浓度的载体，并在叙事中反复浮现，形成一套意蕴深厚的文学象征系统。作者借助细微之物开启人物的内心世界，映照深沉的情感关系。王树增在《长征》中写女红军蹇先任一路背着女儿的竹背篓，写连长毛振华牺牲时那套干净的军衣，写战士们互相传递珍藏的一小块盐、一茶缸米饭。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这些物件显得如此无用，却又如此珍贵。它们的出现，照亮了战士作为“人”所具有的完整情感维度。关山远在《为有牺牲》中聚焦闽西子弟留下的家书、墓志铭、荒坟。石长阶牺牲在乌江激流中，不满二十岁，行囊中有一封再也无法寄出的家书：“自儿离家已有三个多月了……儿在外为国家效力，为中华民族解放出力，也不能在二位大人身边常问安。”一封家书，将信仰与亲情、牺牲与牵挂凝结为可触可感的生命痕迹。尹霞在《三千儿郎》中发展出独特的“图像物性”策略。行文中穿插大量历史图片：红军用过的手榴弹包、军哨、军旗、铁锅、草鞋、八角帽、军服等，还有多处会议旧址和战斗旧址图片。历史不再经由文字转述，而是以物的本真状态扑面而来。当情感被编码在物之中，它就不再是作者的宣告，而是读者在阅读中切身体验的触发点。这种发现的过程本身，就是史诗感从“被告知”向“被感受”转化的关键环节。

尹霞著《三千儿郎》

第三，物性书写与精神的生成。物性书写的深层意义，在于揭示精神如何通过身体与物质的互动得以生成。传统革命精神叙述往往侧重于原则与信念的概括，而物性书写则呈现了另一种逻辑：精神必须通过身体与物的接触来获得确证，正是这种确证使史诗感获得了坚实的伦理基础。王树增在《长征》中反复呈现物与精神的互渗。断粮后，彭德怀同志命令老饲养员把自己的坐骑大黑骡子杀掉分食，老饲养员急得直掉眼泪，不舍却无可奈何，这匹大黑骡子性情温顺、打仗毫无畏惧，一路驮器材、驮伤员、涉水渡江，早已是官兵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杀骡分食的残酷抉择，将生存的底线与生命的尊严同时摆在眼前。将军与战士忍受同样的饥饿，共同的物质处境抹平了等级差异，官兵之情发自共同的生命体验，精神在人与物的纠缠中自然生长。曾平标在《向死而生》中记录刘发祥那张珍贵的“红军证明”：“1934年11月，我给红军带了路，架了浮桥，红军朱排长给我写了这个证明，嘱托我好好保管，说等革命胜利了，这件东西对我有用。”一张薄纸，承载的是一个普通百姓与一支军队之间的信任契约。这张纸被珍藏数十年，物的幸存本身即是信任的幸存、承诺的兑现。尹霞在《三千儿郎》中记述了一个被保存了17年的粗布包。程家盛被捕前，将苏维埃政府的铜质印章和文件包好托付给妻子。敌人多次抄家未得，直到1953年倪世莲才将完好无损的布包献出。这枚莹莹闪光的印章，不仅是革命政权的物证，更是一个家庭用17年坚守换来的忠诚凭证。物的保护，就是信仰的坚守。这些物质细节以沉默的方式诉说历史。正如王眉钧所指出的：“谦逊的物质客体，以潜移默化的形式与主体建立联系，同时也建构人的文化秩序。”通过对一人、一物、一瞬的细致凝视，非虚构写作直抵生命与尊严、个体与集体、生存与意义的根本命题。这正是“史实”得以升华为“史诗”的内在机理。读者由此获得的不再是对历史的“知道”，而是对历史之中人的“感受”；从感受中生发的认同与敬意，正是史诗感最终形成的心理机制。

四、史实价值与文学价值的辩证统一

童庆炳曾指出：“文学是一种文化，历史也是一种文化，这两种文化可以相互渗透。”然而，渗透不等于简单的叠加。长征题材非虚构写作所实现的成就，并非史实梳理与文学书写的简单叠加，而在于达成了一种深度、有机的化合，文学手法成为激活并呈现历史内在张力的有效方式，历史真实则为文学表达灌注了无可替代的厚重质感。这种统一并非静态的并列或折衷，而呈现为一种动态的、彼此生成、相互深化的共生关系，并促成“史实”到“史诗”的最终转化。

首先，文学化叙事深化了历史认知。纯粹的逻辑分析难以触及历史深处的情感内核。史书提供的是事实框架，而非虚构写作填充的是血肉与体温。《红军长征史》对夹金山的记载提供了准确框架：“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而王树增借助细致的场景再现，让读者切身感受雪山吞噬生命的可怖：“穿着单衣的红军官兵用刺刀在坚硬的冰面上挖出脚窝……山势越来越陡，空气越来越稀薄，官兵们开始剧烈地喘息，雪面上反射的强光令他们睁不开眼睛。”史书告诉读者山很高、很冷，文学化叙事则让读者感受到缺氧的窒息与严寒的刺骨。同理，《红军长征史》记载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少到3万余人”。关山远则记述了肖锋在日记中的沉痛文字：“炊事员挑着饭担子，看到香喷喷的米饭没人吃，边走边哭……从中央苏区出征时，我团是两千七百人，现在，仅剩下八九百人了。”数字被还原为一张张再也吃不上饭的面孔，伤亡被还原为炊事员对着米饭痛哭的现场。曾平标在《向死而生》中写下蒋济勇对湘江战役的回忆：“红军过来后，蒋介石的飞机就跟着过来了，人多的地方就丢炸弹，人少的地方就用机关枪……炸死蛮多红军，竹子上面溅满了人肉。”没有精确的伤亡统计，却以幸存者的身体记忆，将惨烈还原为耳朵听见的爆炸声、眼睛看见的飞溅物——一种无法被数据概括的创伤经验。读者从这些文字中读出的不是统计数据，而是一个集体在巨大创伤后的情感余震。史书告诉我们“牺牲多少人”，而非虚构写作让我们听见炊事员的哭声、看见战士的喘息、体察幸存者的战栗。从知晓到感受的跃升，正是文学化叙事深化历史认知的关键机制。

其次，历史真实性赋予文学表达独特的庄严与力量。所有文学化的渲染，皆因依托真实史实，而拥有无可比拟的厚重感与可信度。王树增《长征》的引文参考书目达132种，核心史料与权威党史、军史著作同源，其叙事建立在坚实的史料根基之上。关于一渡赤水，《红军长征史》记述了命令发布与战略方向，而《长征》则精确到“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三时，朱德发布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并详列三路纵队的渡河点与指挥员。史书概述决策，非虚构写作还原现场。关山远在《为有牺牲》中以精确到某日几点的细节还原孤军轨迹：“4月15日上午，红九军团到达大定县猫场镇”“4月16日4点刚过，天还没亮，部队准备转移”。这种对个人记忆的忠实记录，正是对历史真实性的最高尊重。

[美] 埃德加·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

与此呼应，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以记者的“在场”确立了叙事的另一种庄严。斯诺在《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中坦言：“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所口述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当读者知道每一个细节都有史可依时，感动便超越了审美层面，成为对真实存在过的、人类精神极限的敬畏。真实，在此成为最高等级的文学修辞，不仅提供事实，更赋予叙事以无可置疑的庄严与力量。

最后，文体互文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叙事形态。长征题材非虚构写作兼有史诗的恢宏格局与散文的细腻质感。王树增写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时，“斜阳把远处的树林染成橘红色，野鸟惊讶地在土崖顶上来回盘旋，路边的一道土墙上一条标语隐约可见：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走进了吴起镇”。历史转折的庄严，收束于一抹斜阳、一行标语与一串行军足迹，史诗雄浑的刚性叙事被散文式的细腻笔触调和，却因此获得了更深的回响。与此同时，这类文本天然蕴含诗歌的凝练意象与哲理锋芒。二渡赤水后，毛泽东立于娄山关写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将军事行动升华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庞贝《乌江引》中，红三军团一名伤员腿被打断却宁死不跪，牺牲时他倒在泥泞里，两眼望着红军离去的方向……紧接着，引入“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以诗词的苍茫意境映照烈士的最后一瞥，使个体牺牲获得了诗性的升华。尹霞在《三千儿郎》中引入苏区群众的传唱：“一杆杆红旗空中飘，红二十五军上来了；长枪短枪马拐枪，一对对喇叭一对对号；头号盒子红绳绳，军号吹起嘀嘀嗒。”歌谣以民间曲调承载革命话语，以质朴的意象传递坚定信念。胡松涛在《遵义三日》中嵌入毛泽东同志写于长征前夕的“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彼时毛泽东同志已被排除在红军军事指挥体系之外，这句词既是对地理空间的实写，更是蕴含历史判断的隐喻。在此，文体交融不仅是审美追求，更是理解历史的路径。正是在这种文体交融之中，才创生出一个立足绝对真实、又饱含审美张力的叙事世界。史学之“真”、文学之“美”与价值传达之“善”不再彼此割裂，而是水乳交融，令历史叙事拥有直抵人心的文学力量与精神感召力。

非虚构写作实现的史实与文学的辩证统一，正是从“史实”到“史诗”转化的关键机制。它以扎实的史料功夫筑牢不可撼动的真实基石，以创造性的文学手法赋予历史以照人的光彩，在真实与审美的融合中，达成了历史认知、审美体验与精神洗礼的高度统一。

五、精神价值重构与史诗的生成

从“史实”到“史诗”的转化，最终落脚于精神价值的重构。如果说真实性原则为史诗提供了信任基础，叙事策略为史诗构建了审美形式，物性诗学为史诗赋予了感性力量，史实与文学的辩证统一为史诗确立了价值根基，那么精神价值重构则是从“史实”通向“史诗”的最终完成，它将具体的历史事件升华为具有持久感召力的精神资源，使长征不再只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今天意味着什么”。这种重构通过三重逻辑转换得以实现。

第一，价值逻辑转换：从结论性宣示到生成性呈现。传统的精神传达常始于既定结论，叙事易沦为对答案的图解。近年来长征题材非虚构写作则翻转这一逻辑：这类写作并不先定义“精神是什么”，而是回到“精神何以可能”的起点，让价值在困境、抉择与过程的交织中被锻造与验证。困境是精神生成的前提：军事围堵、地理天险、物资匮乏等困境，将红军置于任何理性计算都只能得出毁灭结论的绝境之中。抉择是精神显现的现场：王树增细致呈现了是丢弃辎重还是负重前行、将最后一口粮留给伤员还是自己充饥的艰难时刻；胡松涛采用全能叙事的笔法，将遵义会议前后的历史进程置于具体的人物行动与历史细节中加以呈现，读者不是在阅读一个已完成的结论，而是在跟随叙事经历一次艰难的转折；关山远追问闽西子弟“为何而死”“为何跟随”，不给出答案，而是让读者在悲恸中自己寻找答案。过程本身成为精神的确证，翻越雪山、穿越草地、强渡江河，这些重复而充满身体痛苦的行动，构成了精神的仪式与修行。当读者历时性地走完全过程，精神价值的图像已深植于心。作品所讴歌的精神并非先验赋予，而是在最严酷的实践中，由无数普通人用生命凝结而成。这正是从“史实”中生长出“史诗”的第一重逻辑。

第二，价值维度拓展：从政治伦理到生命伦理。长征精神承载着深刻的政治属性。然而，若其价值阐释仅囿于政治维度，则可能在更广阔的人类精神对话中自我设限。近年来长征题材非虚构写作的卓越之处，在于将崇高的政治伦理融汇于更为普遍的生命伦理之中。首先是对生存这一元价值的极致书写。断粮后，谢觉哉寻得一张烂马皮，煮了和大家一起吃，“根本嚼不动，只好生硬地往肚子里吞”。阚中一小腿被草地毒水浸泡后伤口化脓溃烂，每走一步都痛得直抽冷气，此时他听到毛泽东同志的声音：“阚中一！骑我的马！”生存资料极度匮乏下的分享与扶持，超越了政治身份，是生命对生命的怜惜。其次是对尊严与牺牲进行了生命哲学升华。王树增、曾平标写易荡平请求战友给自己一个痛快，这是对生命终结方式保有选择权的最后尊严。关山远写陈树湘绞断肠子，尹霞写吴焕先在大雨泥泞中战斗到最后一刻不幸血洒四坡村。牺牲不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个体在生命的最终时刻，以最壮烈的方式完成的自我定义。最后是将希望诠释为一种生命力量。徐特立总是停下来“用湖南方言笑着说：‘同志，快宿营了，努力呀！’”尹霞写到郑位三创作的歌谣《大别山上红旗飘》：“饮不尽的清泉‘酒’，吃不完的美味‘菜’，苦尽甘来见胜利，幸福花呀遍地开呀遍地开！”曾平标在《向死而生》中写道：“站在湘江边，我深深地默想：红军战士到底是用什么特殊材料做成的？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宁死不屈？信仰，因为信仰。”通过将政治伦理深植于生存、尊严、牺牲与希望等生命伦理范畴，非虚构写作将革命精神重构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人类品质集合，这正是从“史实”中生长出“史诗”的第二重逻辑。

第三，价值时空延伸：从历史遗产到未来启示。成功的价值重构，意味着将精神资源从“过去完成时”转换为“现在进行时”乃至“将来时”。长征题材的非虚构写作不仅呈现历史原貌，更使长征精神转化为可践行的方法与可延续的启示。《红军长征记》的出版历程，即为典型例证。从1936年到2019年的八十余年间，该书数次再版，每一次都是长征精神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当代回响。文献本身的生命力，正是价值延伸最直观的呈现。首先，这些作品为当代人应对极限挑战提供了方法论启示。王树增《长征》通过对决策过程的细致还原，揭示了实事求是、灵活应变的行动智慧；曾平标在《向死而生》中通过历史与现实的交替叙事，呈现了长征精神如何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被激活与延续；关山远《为有牺牲》中闽西子弟在绝境中的坚守，展现了由信念凝聚而非物质激励所驱动的力量；尹霞《三千儿郎》中少年红军在“路在何方”的犹疑中仍选择前行，启示当代人在不确定性中保持战略定力。其次，这些作品构成了抵御精神虚无的价值锚点。在物质丰富、价值多元的当下，意义消散悄然蔓延。陈树湘、易荡平、吴焕先等英雄形象共同筑起一座精神灯塔，启示我们：人生除物质追求外，更有信念的持守；除个体利益外，亦有对共同体命运的担当。最后，这些书写孕育了创新勇气的文化基因。长征是在无地图、无外援的绝境中蹚出的生路，这种“开路”精神正是创新的内核。尹霞呈现的红二十五军孤军奋战、率先到达陕北的历程，本身就是一次从无到有的开创。这些书写将历史的勇气转化为可传承的文化基因，使史实获得面向未来的生命力，成为史诗在精神层面的当代延续。这正是从“史实”中生长出“史诗”的第三重逻辑。

三重价值重构层层递进，共同完成了长征精神从“史实”向“史诗”的最终转化。史实之所以能够成为史诗，不仅因为它在被讲述时获得了审美的形式，更因为它在被理解时获得了超越自身时代的意义。当历史经验可以为当代提供方法参照，当历史形象可以为当代提供价值坐标，当历史勇气可以为当代提供精神动力，史实便不再只是对往事的记录，而是进入了当代人的精神生活，成为活态的、能够参与未来建构的精神资源。这正是“史诗”区别于一般历史叙事的根本所在——它不仅记录过去，更照亮现在、启示未来。

结语

长征题材非虚构写作连接历史真实与文学情感、国家记忆与个体心灵，实现了从“史实”到“史诗”的转化。这一转化以真实性原则为根基，通过叙事策略的重构，借助物性诗学，在史实与文学的辩证统一中达成历史认知与审美体验的融合，并最终经由精神价值的三重重构，完成从“史实”到“史诗”的转化。从王树增的全景式书写到关山远、尹霞、胡松涛的微观聚焦，从曾平标的战役叙事到庞贝的文体探索，这些作品共同呈现出从宏大叙事到个体深描、从客观陈述到情感共鸣的演变趋势，为革命历史叙事的当代转化提供了多样化的实践路径。对这一写作机制的持续探讨，将深化我们对文学、历史与集体记忆之间复杂互动的理解，使长征的历史经验在当代语境中持续焕发精神力量。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郭敬燕 单位：南京审计大学文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6年第9期（总第132期）

责任编辑：艾超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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