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来，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激励着中国人民，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文艺界以长征为题材，创作了一系列优秀作品。这些不同门类的艺术作品，既有创作方法、风格上的共通之处，也有各自独特的艺术语言、审美意趣。值此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本刊策划“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从哲学、文学、音乐、美术、影视等角度，剖析长征题材文艺作品的精神内涵、艺术呈现及当代价值，力求以多学科视角，呈现长征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为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文化提供有益借鉴。

长征作为思想事件：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运动观、流动性与空间意涵

【内容摘要】 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史中的伟大征程，其中蕴含着的哲学思想依然有待进一步揭示。本文将长征理解为一个重大的思想事件，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基本框架，着重考察长征中的运动观、流动性与空间性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揭示其内在的哲学结构。长征所展现出的实践哲学维度，体现于在敌我关系、战略形势与实践认识的持续变化中形成自身的运动性，而流动性的概念则解释了实践哲学在时间和战略层面的具体展开。长征是通过边界行走和重组力量关系，重新获得历史主动性的实践。空间性则进一步说明，运动和流动会生产新的政治空间。由此，长征作为思想事件，正是揭示长征中革命运动的生成方式，由此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内涵。

【关 键 词】 长征 实践哲学 运动性 流动性 空间性

思想界和学术界很少在哲学上思考长征。历史学者还原了长征丰富的历史细节，文艺界将长征精神具象化为各种生动的形象，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那么，我们可以从长征中发现何种长征的哲学？长征作为中国革命的一次伟大征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因此，长征不仅仅是伟大的历史事件，更是永恒的思想事件。

黑格尔曾言，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他尤其指出，只有在真正的哲学中才能看见时代，因为时代的实体性内容在思想中发展，精神也被要求去深刻且普遍把握时代的实体性内容。长征作为思想事件，绝非是从长征的历史事件中升华出一种抽象的精神，或者象征性地去识别历史记忆中的文化符号；长征作为思想事件，乃是因为长征的历史事件中蕴含着需要在哲学中去揭示的精神性纬度。这种哲学以长征的形式，活生生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历史观，甚至诸多当代哲学的概念也都在长征中以“行走”的方式被体现出来。在长征的历史意义已经不言而喻之后，关于长征的哲学依然有待展开。

一、永远在路上：长征探索革命道路的运动观

1933年9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对中央苏区开展第五次“围剿”。红军改变之前运动战的军事策略，转为阵地战对抗“围剿”，却遭遇重大挫折，中央苏区与红军的前途岌岌可危。1934年10月，在情况已经恶化到刻不容缓之际，中共中央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长征正式开始。然而，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在根据地，领导人教条地坚持阵地战，在长征早期的行军中，教条主义又错误地夸大了敌人的实力，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从军事策略上看，“左倾”路线先是犯了军事冒险主义错误、再犯了军事保守主义错误。冒险与保守这两种看似对立的选择，为什么会在教条主义中同时出现？这种教条主义又在哲学上犯了什么错误呢？

黑格尔曾经批判过一种流俗的知性哲学思维，这种思维只是从形式上去思考对象，知性只不过通过一些抽象的范畴和图示，任意地附着于对象之上，最终自以为了解了对象，实际对于对象的真实内容一无所知。黑格尔指出：“这种流于形式的知性没有深入到事情的内在内容当中，而总是对整体进行概观，高高在上地谈论个别的实存，但实际上，它的眼中根本就没有个别的实存。反之，科学认识活动要求人们把自己交付给对象的生命，也就是说，要求人们去关注并说出对象的内在必然性。”教条主义正是这种流于形式的知性思维，它的特点是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客观情势，而是完全从纯粹的思维(或抽象的知识体系)出发去理解局面；它把具体的复杂状况撇到一边，仅仅希望环境与条件去适应思维的习惯，而不是真正地立足于现实之中。这种哲学就是主观主义哲学的一种形态，至于教条，只不过是主观主义因思想上的懈怠所带来的独断论。

独断论的另一个特征是理论的自我满足。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马克思恩格斯建立唯物史观之初，他们批评了当时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提出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不是概念，而是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唯物史观在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上，要求哲学自身接受现实历史的规定，把哲学本身看成是历史的一部分。从历史研究方法来说，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用一套抽象辩证法将它应用到现实；研究必须首先进入现实关系和现实运动，理论概念则是对这种现实运动的思维把握。在这个意义上，长征的哲学同样不是直接从1934至1936年的历史过程中提取出来的思想，而是在哲学上去把握长征的实践特征。

让我们回到历史上的教条主义问题。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写作《反对本本主义》时，就已经注意到主观主义所带来的危害，甚至是先见之明地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在方法论上的错误。他指出：“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本本主义”的出发点是既定的观念、抽象的形式，历史唯物主义者对于自身立足之处的判断则大为不同。后者对于现实的理解是运动的、辩证的，现实不是单纯的事实堆积，而是各种历史条件交织、各种力量汇聚、各种观念集合的复杂整体。如卢卡奇所言，现实是诸多相互作用的关系，其中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所谓“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首先是将自身看作是现实的一部分，而不是与现实拉开距离，再进一步以斗争的方式去改变现实。至于思想、理论和观念，只是这种斗争方式或是实践在观念上的表现，从不优先于实践本身。

结合红军长征中的经验，毛泽东同志于1936年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更为详尽地论述了在旨在改变相互关系的斗争中，如何采取相应的战略。这篇文章虽是一篇论述军事战略的文章，但军事战略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实践的运动观。马克思主义对于运动与静止的关系有着辩证的思考：“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只有对这种或那种特定的运动形式来说才是有意义的。”列宁也指出：“如果说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那么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这个运动、即这个物质的运动的无限错综复杂的表现来对物质进行无止境的研究。”他反对把世界理解成由一些先在、固定的“事物”构成，再去考察这些事物彼此发生的关系和运动。他首先指认物质世界处于普遍联系、变化和生成之中，但这种世界观并非抽象地赞美变化与运动，而是强调事物内部矛盾以及事物之间的现实关系构成运动的动力。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指出的，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是从直观、客体的角度去理解现实，从而把客观实在看作第一性的，“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要建立一种以实践、运动为原则的本体论。如果带着运动的视角再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便会发现，毛泽东同志在阐释中国革命战争时着重彰显了实践的运动性质。

首先是中国革命战争中最核心的动态运动：“围剿”与反“围剿”。“围剿”是以军事进攻的方式包围红军，反“围剿”则是防御方通过作战瓦解敌人的进攻，其中党、军队和根据地是双方斗争的焦点。在“左倾”路线中，只有根据地才是最重要的，反“围剿”的重心全部落在守卫根据地上。这在思维上就是静止的哲学，它将根据地看得比党、军队更重要，从而在反“围剿”中总是受制于根据地的约束，而在战略上陷入被动。事实上，“围剿”与反“围剿”是在多次反复的运动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围剿”不是一个既定行动，反“围剿”也不能固守一种策略，所有的战略判断都应从运动暂时形成的态势得出，而不能从固有的思路里推导出来。同样，根据地也不是在地图上圈出的固定空间，而是一个运动场域(field of motion)。随着敌我力量关系的变化，这个场域形成的条件也会变化，“至于战争和战斗的内容，则不是简单地反复的，而是每次不同的。这也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这里的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当反“围剿”只是一味地战略防御，那就是被“围剿”被动牵制的运动模式，事实上，反“围剿”是对“围剿”的回应，应该是另一种运动模式。

其次，动态运动的基本模式是反复运动。当时中国革命战争的总体形势是敌强我弱，这一点是双方动态关系形成的前提，一切战略决策与运动思维都围绕着这一关系发生变化。因此，防御与进攻不是截然分开的状态，而是在同一战争进程中前后衔接、反复交替的作战阶段。“反复”作为运动模式，表现为战争形势和敌我力量关系的不断转化。退却可以造成敌军疲劳、分散和补给困难，为反攻创造条件；反攻中的一次胜负，又会立即改变双方的士气、部署和优劣态势。失败的一方力图挽回危局，胜利的一方力图扩大战果，所以战争不是按照预定方案直线推进，而是在双方相互作用中不断出现新的形势。以著名的“四渡赤水”为例，红军在赤水河上灵活机动地实施调动，每一次渡河都是根据敌我关系的动态变化作出的即时调整，通过反复调动敌军的部署，最终跳出了包围圈，为实现战略转移的目标创造了条件。这充分表明实践认识过程的动态性：一旦原有判断同实际情况不合，就必须重新判断、重新决定并修改计划。正确的军事指挥并非通过一次认识即可完成，而是在行动、检验、纠正和再行动中逐步形成的。

邵亚川《四渡赤水出奇兵》油画 2016年(来源：中国作家网)

最后，动态运动的历史结果是战略转移。战略转移发生于敌我力量对比暂时不利于红军、继续在原地区作战将难以保存有生力量的情况下。当敌军兵力集中、部署严密，红军已难以在局部形成优势，而根据地的物质条件和作战条件也难以继续支持长期作战时，继续固守便可能陷入被动。因此，战略转移的直接条件，是原有战场已经不能继续实现歼灭敌人和保存自己的战略目的，需要主动脱离敌人的主要压力，寻找新的作战环境和新的战略支点。战略转移的关键是恢复战争的主动权，创建一套自主的运动模式，主动调整敌我力量的布局关系。正是在运动的层面，在“左倾”路线里最被看重的根据地，反而成为次要的事情了。只要能够保存红军主力，摆脱敌军优势兵力的包围，并进入敌军力量较弱、群众条件较好的地区，就能够重新建立根据地。从长远结果看，它打破了敌人的既定部署，使敌人的战略目标落空，同时为革命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重新调整了敌我力量对比，并为新的反“围剿”和新的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所以，毛泽东同志极为辩证地看待长征的利害得失：“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这是因为红军在保存力量、改变空间、重建条件的过程中，使革命战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由一个战略局面过渡到另一个战略局面的关键环节。

当然，我们也不能将运动与静止截然分割，将运动战与阵地战对立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战略防御时，我们钳制方面某些支点的固守，战略进攻时遇着孤立无援之敌，都是应该承认用阵地战去对付的。……我们完全应该提倡那种在情况需要而且许可下的阵地进攻和阵地防御。”中国革命发展到新阶段之后，建立并且扩大根据地依然是壮大中国革命事业的中心工作。因此，理解长征时期对于运动战的运用，须将长征置于整体战略的实际背景中考量。历史客观情势突出了运动战的优先性。这一点是长征作为历史运动的核心律动，也体现出中国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内涵的丰富和发展。

二、边界行走：流动性的哲学及其战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里有个高频率出现的概念——“流动性”，共出现过13次。毛泽东同志在总纲性的判断中抓住了这一概念的核心：“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战争和领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也发生流动性。”围绕着“流动性”中的辩证关系，红军战略与战术问题，例如敌我、全局与局部、前方与后方、集中与分散、攻击与防御、前进与后退等关系，又在“流动性”的大判断里具体展开。

当代哲学试图从流体的时间特质来理解“流动性”。“对流体来讲，正是它时间上的流动(即时间维度)，比它占据的空间(即空间维度)更为重要：占据某一空间，毕竟只是‘短暂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固体没有时间意义；相反，对液体来讲，具有价值的主要是时间维度。”对固体而言，它更加在意空间性，因为固体的存在往往与其占位息息相关。例如一座建筑，它自身的结构设计首先取决于建造所占用的土地面积及周围环境。但对于流体而言，所有的空间都是它临时流过的区域，逃离空间的束缚甚至才是流体成为流体的关键。

然而，这种哲学将时间性与空间性对立起来，无疑狭隘化了马克思主义对“流动性”的理解。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对“流动性”的把握，立足于客观对象的实际运动性质。流动性只是事物的一种性质，对于事物自身的考察(即实事求是)才是流动性的根本。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更为辩证地看到：“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我们不妨认为，辩证唯物论所强调的“流动性”，是根据具体矛盾及其条件变化不断调整实践形式，使既有力量关系发生转化的性质。回到长征的历史语境，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时，批评消极防御与固守根据地所带来的重大损失，正是批判了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缺乏“流动性”的理解，只在意中心城市、固守根据地的错误观念，党、军队和人民都没有在“流动性”层面运转起来，在战略部署与思想观念方面，也陷入停滞、封闭与教条之中。

长征采取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这种战略选择正是突出了“流动性”。作战线服从于作战方向，小方向可以随时变更，大方向在受限制时也必须改变。作战线的流动性服从于作战防线的流动性。同样，作战线不固定，必然使根据地范围呈现“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此起彼落”的状态；战争的流动性又必然带来领土的流动性。最后，毛泽东同志总结说：

承认这种特点，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从这个特点出发，规定我们的日程，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和军事后方的暂时的流动，不要企图建立长时期的具体计划。把我们的思想、工作适应于情况，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掉了。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

长征作为一场两万五千里的“大流动”，体现在大大小小的战略转移之中。由于在长征的过程中，出现了多次最终目的地的调整，这又带来一系列流动方向上的变化，显现出两万五千里长征路线在“流动性”上特有的蜿蜒曲折。

这场“大流动”的另一大特点是边界行走。所谓边界行走，指的是长征行军路线大多是沿着省界、势力分界线、几股势力交界的真空地带机动穿插。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之后，红军在湘桂边界、湘黔边界、黔滇边界等地反复迂回前进，为自己争取到宝贵的战略空间。过往的一些研究注意到这些边界的自然特征多为山脉、江河等险要之地，或者强调这些地区是军阀管控薄弱的夹缝地带，但是如果只是停留于对这些地带客观上存在着的真空的关注，仿佛红军进入边界就是安全的，甚至认为红军长征路线是一场地理上的“投机”，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如果以“流动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边界，可以看到边界本身的不稳定性与流动性开放给红军加以定义的机会。传统意义上的这些边界，意味着不同政治权力之间的区隔，是国家、军阀和行政体系划分统治范围的结果，因此它首先具有静态的空间意义。同时，边界常年处于军阀争夺或权力真空状态，它们本身在当时中国政治版图中就是模糊的地带，缺乏有效的权力支配。没有命名的地方，就等待着被命名。站在红军的角度，长征的行走轨迹在边界上来回穿梭，正是红军主动选择的结果。只有在边界地带，红军才能相对化解敌强我弱的局面。边界越是复杂多变，越是犬牙交错，“围剿”力量的总体性压制就越不能转化为优势，反而被拆散为多股相互猜忌、博弈乃至矛盾的力量。边界的力量场就从二元对立的关系，化为多元决定的复杂局面。在长征过程中，边界不断被行军、侦察、转移、宿营、补给和作战重新组织。它不再是一条固定存在的线，而逐渐成为一种不断变化的关系空间。红军在长征的持续运动中不断放大、重组乃至创造这些缝隙，使原本相对稳定的政治空间转化为充满不确定性的行动空间。

革命的根据地在边区，长征之路沿着边界，这都不是偶然的结果。中国革命的道路是从农村包围城市，从井冈山到延安一路发展下来的，创造了属于中国革命的政治行动空间。边界作为开放性的关系场正是创造空间的重要前提。边界之所以具有开放性，不仅因为不同政治权力尚未完全覆盖这一空间，更因为任何一种权力都必须通过持续的运动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一旦运动发生变化，边界的意义便随之改变。红军的持续机动，实际上不断改变着边界内部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结构，使原本属于行政管理意义上的边界，逐渐转化为革命运动重新组织空间的方式，进而成为革命不断展开自身的条件。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

三、激活虚空：长征的空间哲学

1955年，董希文、关夫生、刘仑等重走长征路，沿途开展写生，实地体验红军长征之路。虽然1955年的自然条件、交通条件、民俗风情等与长征时期差别不算巨大，但是所有重走长征路系列都难以还原长征的历史空间。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尚未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彻底转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翻身作主，中国才真正成为现代意义上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所以，虽然是同一片土壤，但政治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长征的伟大创举也改变了那些区域的空间意义。重走长征路，其实走的是长征胜利之后的纪念之路，长征本身赋予了那些空间全新的意涵。在这个意义上，长征的空间哲学也是理解长征哲学的重要视角。

长征途经贵州、滇东、川南、西康、甘南、陕北等地，其中很多雪山、草地在当时地图上都没有标注；少数民族聚居区、各大势力交错的地带当时处于行政秩序的边缘，虽然在行政地图上已经被划入国家范围，却未必真正进入国家政治的中心视野。在当时国民政府的政治版图中，它们长期被视为偏远、闭塞和落后的地域，延续着长久以来“华夏边缘”的地位；它们往往只是被征税、被征兵和被命名的对象，从来不是产生新的政治方向的主体性空间。长征的到来，不仅是穿过了空间，而且重新生产了空间——前者是指在既有中国政治版图中寻找中国革命道路，后者意味着通过自身的行进重组了这幅版图。

在实践与空间的关系上，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一方面，人不能脱离既定的环境、任意创造新的实践空间；另一方面，环境也不是外在于人的固定条件，单向决定人的活动。环境改变人，人也通过实践改变环境，而二者的统一就是革命实践。空间不仅仅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场域，它本身就是一种空间性的实践形态，任何一个空间都是生产与再生产的场所。在空间生产的意义上，毛泽东同志关于长征著名的评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正是指出了长征通过行军、宣传、组织和记忆，把革命的语言和可能性带入当地，生产出一种新的中国革命空间。这使得边缘地区进入全国性政治关系和革命象征体系，将其从政治意义上的沉默地带，转化为可以继续发生政治行动的潜在空间。

长征所途经的“边缘”或者自然荒野，从另一种空间哲学的角度上说，属于作为“虚空”的政治空间。这里说的“虚空”(the void)，不是指荒野和无人区的虚空，也不是等待被填充的空白之物，“虚空”首先是既有秩序无法表述的剩余，它存在在那里，但没有单一的力量可以完全占据它，只能外在表现为主权中心内部的空位。所以，说“虚空”是“边缘”的、缺乏政治性的，无非是说明了当时的政治秩序面对“虚空”的无能为力。红军在长征中的边界行走，就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即依靠群众、团结群众的方式，进入“虚空”之中，却不去占据“虚空”，只是在“虚空”中流动。与此同时，红军在反“围剿”的过程中，在“虚空”中与“围剿”革命的各路势力开展斗争、传播革命思想，才让“虚空”自我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积极的政治意涵。

在此，我们必须将“虚空”与关于“无”的哲学联系在一起。在哲学史上，哲学家们追问存在者、主体、根据、意义，这些都是基于“存在存在着”所进行的追问，鲜有人去追问“无”在哪里。人民一直都在历史之中，甚至是历史的推动者，但是在历史记录中，人民却隐没无名，在话语书写中没有占据多少地位，人民就成了“无”。长征的群众史观、人民史观，就将传统政治中的“无”焕发出生机活力。长征与“虚空”的关系，就是让“虚空”呈现出它可以实现的新关系、新场域，这一呈现直接来自于中国革命对于当时中国政治的否定。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从“无”的开放性与创造性中生发出来的，再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与长征的壮举，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激活了“虚空”的能动性，为之后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重要基础。

马克思曾对1848年欧洲革命作出过精彩分析，他指出1848年革命的独特性不在于模仿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而是基于未来改变当下。在他看来，“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革命以不同于过去的方式，打开了历史的新场域，进而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如果再借用德勒兹、加塔利在《千高原》里的概念，长征对于既定的空间及其社会关系，也就同时包含着“解域”(déterritorialisation)和“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sation)这两个方面。所谓“域”(territory)，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任何一种存在都会通过某种重复性的关系形成自身的“域”，这种“域”意味着一种暂时稳定的组织状态，使行动、身份、功能和意义获得相对确定的位置。当这些关系开始松动、断裂、重新连接时，原来的“域”便发生了“解域”。“解域”意味着一种关系结构失去原来的稳定配置，事物开始沿着新的方向运动，形成新的联结。所谓“再辖域化”，是跟着“解域”之后，运动中的力量在新的条件下重新获得暂时稳定的形式。简单地说，“解域”打破一种组织方式，“再辖域化”则建立另一种组织方式。不难发现，长征的空间哲学也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这一特征，又有所不同。在“解域”的层面，长征通过流动摆脱旧空间的封锁，打开了既有版图中的突围路径，动摇行政边界、军事封锁和中心—边缘等级对空间的规定；在“再辖域化”的层面，长征又把运动中形成的关系凝结为新的政治空间，把路线转化为组织、宣传和政治联结的通道，把分散的地域重新连接为革命的政治空间，最终在中国革命的大图景中重新组织为一种新的历史方向。

结语

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体会伟大的长征精神，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前景是必不可少的大背景。从哲学上去思考长征，是纪念长征、弘扬长征精神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特别之处，就是将长征在思想的层面加以把握。正如本文所言，长征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历史性与生动性，在中国革命岌岌可危的艰难局面下，长征打开了前进方向的可能性，也树立了方法论上的科学性。因此，长征蕴含的哲学思想在任何重大历史征程中都将提供思想指引，也会以其他实践方式被不断续写。作为思想事件的长征，其所承载的长征哲学，不只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且注定成为永恒的思想资源。

*本文系202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民族概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25VMZ004)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封面图由AI生成。

作者：祁涛 单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2026年第9期（总第132期）

责任编辑：薛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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