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前，艺术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2026年4月，世界艺术与科技对话系列活动举办，该活动以“演化与创生——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创新”为主题，立足当代艺术与科技创新前沿，搭建国际化、专业化、开放共享的对话平台，推动艺术与科技深度交融、协同创新，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本刊特推出“艺术与科技的融合与对话”专题，约请世界艺术与科技对话活动参会专家展开进一步探讨。文铮教授深入分析科学与艺术的文明史演进轨迹，探寻科学与艺术有机融合、双向赋能的现实意义与文明价值；肖向荣教授聚焦数智技术与舞蹈艺术的融合发展路径，探讨技术、艺术与人的共生关系；柯克曼·里德教授结合美国相关法律条文，对人工智能参与文艺创作的版权规定和艺术实践展开深入思考。我们希望，通过中外学者的交流对话，能够为艺科融合的中国实践和全球愿景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舞蹈数智化发展路径：本体回归与算法逻辑的超越

【内容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正在推动数智技术加速进入文化生产与社会生活。人工智能、动作捕捉、虚拟人、实时渲染与多模态生成系统重塑着全球艺术生产的方式，也使中国舞蹈进入以数据化、智能化和跨媒介协同为特征的新阶段。技术带来创作、保存、传播与教育的新机遇，同时也使舞蹈面临身体经验被参数化、文化语境被抽离、价值归属与伦理边界被模糊的风险。本文以中国舞蹈数智化发展为对象，立足舞蹈本体，综合考察其在全球数智化潮流中的现实挑战、实践基础与发展选择。数智化不应止于技术加装或算法生成，而应以本体回归确认身体作为艺术生成、文化记忆与价值判断的基础，并通过对算法逻辑的超越，使技术能力接受身体智慧、文化语境与伦理责任的校正。由此，动作采集、智能编创、数字档案、虚拟排练、沉浸式传播与教育资源共享，才能共同构成具有中国舞蹈主体性的实践路径。

【关 键 词】 数智化发展 中国舞蹈 本体回归 算法逻辑 具身文化资产

当下，“艺术如何面对技术变革”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时代命题。今天的人工智能已不只是创作工具或媒介材料，它开始重组艺术生产的方式、主体关系与审美判断。大语言模型、多模态系统、动作捕捉、虚拟人、智能交互和机器人技术共同进入创作现场，艺术由单一主体的意图表达，转向身体、数据、算法、空间、观众与制度共同参与的生成过程。

对于舞蹈而言，技术从来不是外在附属，训练方法、节奏控制、呼吸、重心、舞台调度、光影组织乃至观看机制，都参与舞蹈本体的生成。因而，数智时代的关键并非人工智能可否替代舞者，而在于动作进入数据和算法系统之后，身体如何继续生成意义。中国舞蹈还需要以自身的身体智慧、文化传统与伦理意识，为未来艺术提供一种不同于技术中心主义的解释。

一、时代脉动：数智技术引发的美学范式转化

数智技术如何重塑舞蹈的主体、身体与意义生成，是数智时代首先需要回应的问题。后人类主义为理解这一变革提供了重要思想入口。它并不意味着简单的“人的消失”，而是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近代以来以“人”为中心、以“人”为尺度的艺术观念。伊哈布·哈桑关于人文主义向后人类主义转化的判断，提示出这一历史性转换：技术、媒介、算法、虚拟身体与生态环境正在共同改变人的存在方式，也由此改变艺术的生成条件。在本文中，后人类主义只是进入问题的理论背景，而非论述终点。舞蹈以肉身、呼吸、重心、训练和现场感为根基，却始终在技术、媒介与观看机制中被重新塑造。它恰好位于这场变革的中心。

艺术与技术的关系并非突然发生于人工智能时代。从手工艺时代到机械文明，再到数字技术和智能文明，技术始终参与艺术的材料选择、身体塑形、空间组织和感知建构。今天的变化在于，技术的作用已经不再停留于工具或媒介层面，而是深入创作主体、身体经验和意义生成机制之中。传统人文主义框架常将技术视为服务于人的工具，而数智时代的技术则开始参与艺术观念、身体结构和审美判断的共同生成。人与技术不再只是使用者与被使用者的关系，而是在更复杂的艺术现场中形成互构关系。

现代舞蹈史中的诸多实践，正是这一变革的具体显像。1922年奥斯卡·施莱默的《三元芭蕾》(Triadic Ballet)将舞者置入几何服装、机械造型与空间秩序之中，使人体不再只是自然身体的呈现，而成为被结构、材料和空间法则重新塑形的“艺术人物”。1966年《9 Evenings: Theatre and Engineering》将艺术家与工程师置于同一创作现场，电子传感、无线通讯、闭路电视和实时控制进入表演结构，表演不再只是身体的现场展示，而是成为技术系统、空间环境与身体行动之间的协同事件。默斯·坎宁汉与OpenEnded Group 合作，将1971年《Loops》的手指动作数据转化为三维动态图像，使身体从一次性的现场事件转化为可被编码、分析、迁移和再生成的信息形态。由此可见，从机械化身体到电子化现场，再到数据化身体，技术始终在与舞蹈的轮廓彼此交叠。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智共创，正是在这一历史链条上的进一步深化。

因此，舞蹈并非远离技术的纯粹肉身艺术。所谓舞蹈身体，本身就是在训练、组织和审美化过程中生成的身体。没有身体技术，日常动作难以转化为舞蹈语言；没有媒介技术，舞台空间、观看距离、光影关系和身体形象也难以被重新塑造。技术的意义不在于展示技术自身，而在于激活身体表达、重构感知秩序，并使动作获得审美意义。数智技术进入舞蹈，不是技术第一次介入舞蹈，而是技术第一次如此深入地进入身体生成、动作组织和艺术判断的内部。

二、技艺共生：“人—技术—艺术”关系的重新塑造

《动静系列之虚构的真实》

技术进入艺术，真正改变的是舞台表象，还是艺术生成机制？这一问题决定了我们应把技术理解为外部工具还是艺术关系的内部要素。如果仅仅把技术理解为舞台效果的升级，则仍然停留在“工具论”的层面。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在当代艺术中的位置已经发生变化。它不再只是完成艺术构想的手段，而开始改变艺术构想本身；不再只是服务身体的背景，而开始重组身体与空间、身体与观看、身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舞蹈最不能离开身体，也最容易暴露技术对身体的改写。灯光如何照亮身体，镜头如何截取身体，空间如何安排身体，观众如何靠近身体，算法如何识别身体，这些都不是中性的技术问题，而是艺术如何成立的问题。技术一旦进入舞蹈，改变的就不只是舞台表面，而是身体被感知、被组织、被赋义的方式。因此，“人—技术—艺术”的新型关系，并不是人使用技术去完成艺术，也不是技术替代人去生产艺术，而是三者在同一个现场中相互牵引：人提供经验、判断与价值方向；技术改变材料、空间与感知条件；艺术则把这种关系转化为可被观看、可被进入、可被共同经验的形式。

(一)技术不再站在幕后：从工具关系到生成关系

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指出，技术并非人的外在附属，人的形成与技术的发明始终处在相互构成的过程中。这一判断在今天仍具解释力。传统舞台技术多隐于幕后，灯光、布景、服装、机械和音响服务于身体呈现，通常不进入作品的主体结构。如今情况已经改变：技术开始参与作品的组织，改变身体出现的方式，也改变观众进入作品的路径。舞蹈因而不再只是舞者在舞台上完成动作，而成为影像、声音、空间、装置、算法与观众共同构成的感知事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以四十余年的连续实践，提供了观察人、技术与艺术关系演变的剖面，其舞蹈类节目所依赖的技术条件，构成了中国主流表演艺术与技术关系变迁的可见轨迹。早期春晚舞台，技术服从于表演，灯光、布景、服装与道具以烘托舞者身体为核心逻辑。进入数字影像时代，LED屏幕与XR扩展显示技术使舞台空间从物理边界向虚拟维度延展，舞者身体开始与影像叙事发生互文关系。近年来，动作捕捉、实时渲染、数字人和具身机器人的介入，使舞台从表演的场所转变为多主体共同生成的现场。数字身体与真实身体并置，观众需要重新判断自己在观看什么，也需要重新理解身体、影像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动静系列之虚构的真实》

(二)舞蹈现场被重新打开：从观看作品到进入关系

相较于大型文艺活动对集体身体的宏观组织，美术馆、艺术空间与沉浸式剧场所揭示的，是舞蹈现场边界的松动：舞台不再是唯一的发生地，观看也不再以固定席位和单向凝视为前提，身体、媒介与观众行动共同构成新的关系空间。

笔者受邀创作“真实的拓扑：媒体艺术展(深圳2023)”中的《动静系列之虚构的真实》，并非简单地把舞蹈搬入展览，而是把身体置于“真实”这一媒介问题之中。观众不再坐在固定席位上等待表演，而是在移动中遭遇身体、影像、装置和声音；舞者也不再占据唯一的观看中心，其行动会随着观众的行走、停顿和回望改变作品的感知结构。此时，舞蹈不是一个等待观看的对象，而是关系发生的触点。“真实”与“虚构”也不再各自成立，它们在身体、媒介与观看的往复作用中获得意义。

沈伟的《融》说明，媒介的增殖并不必然削弱身体的中心位置。绘画、影像、声音、文字、装置、气味与空间层层展开，最终仍能把观众引向现场身体。舞者的呼吸、停顿、移动和触碰，与颜料留下的运动轨迹相互作用。身体由此成为感知枢纽，把光、声、物、图像和观众经验重新联系起来。这不是媒介的物理拼贴，而是感知关系的重新组织。世界越被信息与技术包围，身体能否继续承担感知世界的功能也就越值得重视。

沈伟作品《融》2023版演出照(来源：“上海戏剧”微信公号)

上述实践表明，数智技术重塑艺术，并不以技术强度为尺度，关键仍在于关系如何生成：身体如何进入空间，观众如何形成共情，技术如何参与感知，艺术又如何作用于公共生活。技术应用越深入，越需要明确这些关系中的价值次序。数智时代艺术的根本命题，也正在这里。

三、人机共创与舞蹈具身文化资产的生成

从人机协作走向人机共创，首先需要辨明二者在主体关系和生成逻辑上的差异。协作预设了相对明确的主从关系：人是主体，机器是工具，二者各司其职，共同完成既定任务。共创则意味着边界的松动与主体关系的复合，人与技术在同一个生成过程中相互激发，产生单一主体难以独立完成的新质。所谓人机协作，主要指人使用机器完成动作采集、影像生成、排练辅助、数据分析、舞台调度、视觉渲染等具体任务；所谓人机共创，则意味着技术不再只是外部助手，而是与人的身体经验、创作判断、反馈机制和艺术现场形成持续互构关系。

2024年，笔者在《新质生产力开启艺术与科技融合的“共创美学”》一文中首次系统提出共创美学的基本架构。这套架构将艺术创作的演进概括为人工美学1.0、数字美学2.0与共创美学3.0，并把人机创作理解为“人的经验与价值输入—算法生成与反馈—人的选择、校正与再创造”的循环结构。它以共生、共享与共融为价值旨归。共生强调人、技术与艺术在持续反馈中形成新的生成关系；共享强调技术能力向创作者、学习者与公众开放；共融则强调不同文化资源在算法系统中获得平等表达与相互转化。其理论要点不是将人和AI静态并置，而是把艺术理解为身体经验、技术系统、文化语境与社会关系相互套合、彼此调谐的生成过程。对中国舞蹈而言，这一框架能够解释动作生成、身体经验、文化语境与技术反馈如何共同构成作品。

当编舞者向算法系统输入动作参数，系统生成超出既有经验的动作方案，再由编舞者选择、拒绝、变形，并将其吸收入新的创作逻辑，这一往复过程已不只是人在使用工具，而是人与系统在相互激发。英国当代编导韦恩·麦格雷戈(Wayne McGregor)与英国艺术团体Random International(兰登国际)合作的《No One is an Island》，明确以人工智能、自动化与人类共情能力为命题；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和法国里昂国立高等音乐舞蹈学院联合创作、由笔者执导的交互舞蹈作品《莫比乌斯环》，则将身体、空间、影像、声音、观众行动和媒介环境共同组织为开放场域。在这一场域中，创作者、表演者、观众与技术系统之间的边界被重新打开，舞蹈从“被观看的作品”转向“共同生成的现场”。作品不再仅仅承载单一创作者的意图输出，而是在多重参与、交互反馈和关系调谐中持续生成新的意义。

交互舞蹈作品《莫比乌斯环》

在这一框架下，舞蹈中的共创并不意味着把人工智能提升为与人完全对等的艺术主体，更不意味着作品可以脱离人的审美判断而自行成立。共创美学关注的是生成关系的改变：作品既不是编导个人意图的单向外化，也不是算法系统的自动输出，而是在身体经验、数据结构、技术架构、空间环境、观众参与和文化语境的共同作用中逐步成形。人的价值判断、身体经验与文化方向仍然居于关键位置；技术所提供的，是新的生成能力、反馈方式和组织尺度。二者相互调谐，艺术形态由此发生变化。

共创美学的深层结果，不只体现为作品形态的变化，更体现为舞蹈身体的资源属性被重新定义。数智时代的舞蹈身体，不再只是个体肉身或现场动作，而是由训练体系、流派风格、民族经验、地域记忆、个人身体史和审美判断共同构成的“具身文化资产”。所谓舞蹈具身文化资产，并不是单纯的动作数据，也不是可以任意提取和拼贴的风格素材，而是身体训练、身法规律、气息节奏、重心组织、情感记忆、文化解释权和共同体经验的复合体。动作数据背后是训练，身体图像背后是劳作，风格模型背后是文化，动作方法背后是共同体经验。

这一资产至少包含三个层面。其一，是可记录的身体知识。中国古典舞身韵中的圆、拧、倾、含、仰，民族民间舞中的步态、呼吸、重心与节奏，非遗表演中的程式、气口和身体法度，都可以通过动作捕捉、影像记录、三维建模、动作标注和数字档案获得新的保存方式。其二，是可转化的创作资源。当这些身体经验进入数据库、模型训练和风格迁移机制，它们可以服务于教学、排练、复排、虚拟演出、沉浸式展演和跨媒介创作，使舞蹈从一次性现场事件延展为可被保存、调用、转译和再生成的文化资源。其三，是需保护的文化权利。一个手势、一种步态、一套身法、一处气口，并非孤立的运动信息，而是历史、地域、审美与伦理关系长期沉积的身体文化。技术可以提取动作，却不能自动继承其文化来源；模型可以生成风格，却不能替代风格所依附的身体经验。

因此，讨论舞蹈具身文化资产，并不是为了把身体简单资产化、数据化或商品化，而是为了重新确认身体的价值结构。北京舞蹈学院等艺术院校的动作捕捉实验室，国家大型文艺活动中的数字预演系统，跨院校、跨国别的人机交互舞蹈实践，都说明中国舞蹈已经进入身体经验数字化保存与再生产的新阶段。问题在于，身体一旦成为可记录、可迁移、可生成的资源，就必须同时建立来源标注、授权机制、语境说明和伦理边界。数智技术使舞蹈身体从“生物身体”进入“技术身体”，但其最终归宿不应停留在可计算的动作结构，而应回到承载历史、审美和共同体记忆的“文化身体”。

四、身体、文化与伦理的三重赋格

舞蹈身体成为具身文化资产之后，身体在场、文化语境与价值归属便构成必须同步回应的三重问题。技术可以拓展身体表达，也可能削弱其文化纵深；它能够激活传统资源，却也可能把文化身体降为可任意调用的风格素材。平台化创作扩大参与范围的同时，模型偏好也可能遮蔽多元身体经验。因而，身体在场不仅是一项美学主张，也包含明确的伦理原则。伦理并非创作之外的限制，而是“生物性”与“文化性”能够进入共创关系的前提。

(一)身体共振的不可让渡

舞蹈现场之所以具有不可替代性，根本原因在于观众与舞者共享同一时间、空间与能量关系。舞者的呼吸、重心、肌肉颤动、疲惫积累与现场风险，会在观众身体中形成复杂的感知共振。神经科学关于镜像神经元系统的研究表明，观看他人行动时，观者大脑中会出现与行动理解相关的内隐模拟机制——舞蹈的观看，从来不是纯视觉的消费，而是身体对身体的参与性回应。人工智能可以模拟动作路径，可以生成符合力学逻辑的姿态，也可以通过虚拟影像制造接近真实的身体表象，但它无法完全复制人类身体在现场中产生的不确定性、脆弱性与情感传递。舞蹈身体之所以仍然重要，恰恰因为它不是执行指令的精密机器，而是一个会呼吸、会疲惫、会失衡、会在每一个此刻承担现场风险的生命存在。

(二)文化血脉的不可数据化

在作为“文化身体”的中国舞蹈中，身体并非孤立的动作形态，而是历史经验、地域生活、礼法秩序、气韵结构与情感记忆的沉积。一个手势、一次呼吸、一个重心转换，往往不是单纯的身体技术，而是包含特定文化对自然、社会、情感与秩序的深层理解。当这些身体经验以数据形式进入算法系统，它们极易脱离原有的文化语境和共同体责任，被简化为可复制、可组合的风格标签，在生成中被同质化乃至误读。鲁哈·本杰明(Ruha Benjamin)关于技术与结构性偏见的研究提醒我们，算法偏差并非单纯的技术故障，而是常常与数据来源、权力结构与社会想象相互缠绕。若训练数据长期以西方或某种主流身体语法为中心，那么非西方、非主流的身体传统便容易被处理为异域装饰而非完整的身体知识体系。民族民间舞律动、中国古典舞身法、非遗表演与地域性身体经验在进入数据集时，需要携带清晰的文化说明、来源标注与使用边界。

(三)价值归属的不可悬置

数字复活、深度伪造与虚拟替身为舞蹈的保存、教学与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却也带来了严重的伦理风险。未经授权复现已故舞者形象，利用AI生成某位艺术家从未完成过的表演，或在商业制作中以虚拟身体替代真实舞者劳动，这些行为触及人格尊严、职业权益与文化记忆的核心边界。身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肖像资源，而是艺术劳动、训练历史与生命经验的凝结；虚拟身体若脱离授权、语境与责任机制，便可能将具身资产转化为可被无限调用的数字商品。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技术门槛的降低，并不等于艺术的民主化。若平台、模型与数据集掌握在少数技术系统之中，所谓人人可创作，也可能变成人人在既定算法框架内生产内容。谁来定义好作品？谁来决定哪种身体值得被训练成模型？谁来判断某种传统舞蹈在生成系统中的文化边界？这些问题如果不被重视，技术共生便可能偏离成偏狭固化的技术规训。

五、数智时代中国舞蹈的未来路径

(一)技术支撑：中国舞蹈数智化发展的现实基础

中国舞蹈的数智化发展，首先要考察现实技术能力与组织机制能否支撑持续的艺术实践。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所呈现的数据，为中国的技术地位提供了重要坐标。2025年，美国机构产出59个知名人工智能模型，中国为35个，二者已构成全球前沿模型生产最重要的两极；中美顶尖模型在全球主流评测体系中的性能差距已逐步收窄至2.7%，两国模型已多次交替出现在性能榜首位置。这些数据并不意味着艺术问题可以由技术能力直接解决，却说明中国已经具备进入人工智能前沿竞争和开展规模化艺术科技实验的重要基础。

中国明确将文化与科技融合置于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要位置，也将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与技术能力的提升列为国家文化发展的关键方向。对于中国舞蹈而言，技术支撑并不只是算力、模型和设备，更包括能够将身体训练、舞蹈教育、艺术创作、公共传播和文化保存连接起来的系统能力。中国舞蹈未来的数智化发展，应当在动作数据库建设、虚拟排练系统、智能编创辅助、数字档案、沉浸式传播和舞蹈教育资源共享等方面持续推进，以形成具有中国舞蹈主体性的技术应用路径。

(二)身体哲学：中国舞蹈回应算法时代的文化资源

算力是条件，但不能替代价值判断。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揭示了不同地区面对人工智能时显著的态度差异：东南亚超过八成受访者认为AI将在三至五年内改变其生活，欧美社会的焦虑却持续上升；美国民众对政府监管AI的信任度仅为31%，居全球末位。这种差异不只是技术接受度的差异，也与不同文明理解生命、身体、关系和秩序的方式有关。技术能力可以不断扩展，价值坐标却不能由算法自行给出。中国舞蹈回应数智变革，仍需回到自身的文明传统。

凯文·凯利曾以“镜像世界”描述人类与AI在三维空间中的相遇、协作和创造。然而，算法能够处理关节点轨迹、速度、方向与姿态，却难以自行理解动作背后的气口、劲力、节制与情感厚度。同一个手势，在数据层面可能只是角度变化，在中国舞蹈身体中却承载着历史经验、地域审美与伦理关系。笛卡尔以来的主客二分为现代技术理性提供了稳定结构，却不足以解释中国舞蹈身体的生成。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气”提供了另一条路径。气既是生命流动，也是身心贯通以及人与环境相互感应的方式。由此观之，身体不是封闭容器，而是与空气、地面、声音、节奏、他人和情感持续交换的开放节点。中国古典舞的圆、拧、倾、含、仰，民族民间舞中的步态、呼吸与重心，正是这种生命运行的可见形态。

儒家传统中的礼，为文化身体提供了伦理维度。身体不是一张白纸，站立、行走、注视、进退、俯仰，都经过文化秩序与社会关系的长期塑形。所谓文化身体，正是身体在历史记忆、伦理责任与共同体关系中形成的沉积。算法可以生成类似的姿态形貌，却未必拥有姿态背后的共同体经验与责任担当。感应思想进一步指出，身体与环境、身体与身体之间并非外在相遇，而是共振关系。当舞者与算法、观众与空间、传统与新媒介同时发生反馈，技术共生才可能超越工具层面，进入感知共鸣与意义生成的深处。

笔者所提出的共创美学，在中国舞蹈领域具体表现为动作生成、身体经验、文化语境与技术反馈的共同作用。在理论源流上，构成这一框架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正是张东荪的架构论。

张东荪关于中国哲学重生成而不重本体的判断，为上述框架提供了更深层的理论解释。他曾将宇宙描述为“无数架构相互套合，相互交织而成的一个总架构”。这一思路为理解具身资产与AI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将这一逻辑引入舞蹈与AI的关系，共创美学的生成机制便更为清晰：它不是人的意图与算法输出的机械相加，而是两套架构在双向调谐中产生的新质。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出发，AI与智能技术也不必被视为外来闯入者，而应被放回人的历史经验之中，重新安顿并赋予意义。

(三)未来展望：从技术竞速走向身体智慧的共创美学

中国舞蹈的未来，不能以技术竞速和舞台奇观为尺度，更重要的是在技术共创中确认身体价值，在算法生成中守护文化语境，并借助数字传播延展中国舞蹈的生命力。中国舞蹈在这一进程中的意义，也不只是展示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它还可以从自身经验出发，重新讨论人与技术、身体与媒介、传统与未来之间的关系。

现代算力进入中国舞蹈，并不意味着传统身体经验必须让位于算法逻辑。中国舞蹈可以形成另一种技术观：既不以技术替代身体，也不以身体拒绝技术，而是在身体智慧、文化伦理与数智能力之间建立可持续的艺术机制。算法超越须以本体回归为前提。技术共创也只有重新确认身体、文化和伦理，才具有通向未来的建设性。

结语

传统人文主义把AI视为服务于人的工具，并将艺术创作归属于人的独立意志。数智技术正在改变这一前提，但“人的消失”并非必然结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以技术替代人的整体性，而在于重建人的身体经验、文化判断与技术能力之间的关系。这一判断也构成本文的落脚点。

技术可以延伸人的能力，却不能替代身体之间面对面的互动。动作越容易被生成，舞蹈越需要回到感知、记忆与责任。数智时代的身体也不是技术出现之前的身体，而是在新的生成条件中重新组织艺术与技术关系的身体。艺术提供意义、价值和感知经验，技术提供材料、尺度与反馈机制，身体则把二者带回具体的人类现场。

在全球AIGC竞争格局中，中国舞蹈拥有两方面条件。其一是技术基础与组织能力，它们使系统性的舞蹈数智实验成为可能；其二是延续至今的文明传统与身体哲学，它们为算法无法自行处理的价值判断、文化语境与伦理边界提供依据。这两方面不能彼此替代。中国舞蹈未来的意义，在于使技术能力接受身体经验和文化判断的校正，并由此形成更具主体性的数智艺术路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新时代舞蹈艺术与科技融合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24ZD10)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肖向荣 单位：北京舞蹈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6年第8期（总第131期）

责任编辑：艾超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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