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人工智能在推动审美民主化、艺术创作平权的同时,也因底层算法逻辑引发了人的感性体验弱化、审美经验异化等深层危机。算法对物质性的僭越消解了人与物理世界的具身联结,导致审美呈现浅表化、同质化,进而危及人的知识创新与存在意义。基于此,智能时代的美育亟须突破“技术赋能”的单一导向,回归感性教育的本质使命,以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为核心,在人与技术的共生关系中重塑人的感性能力。而具身感知力、直觉力、想象力、审美批判力以及审美实践力的系统培育,正是智能时代美育回应时代诉求、发挥育人价值的关键。
【关 键 词】 人工智能 感性危机 审美经验 美育 感性能力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迅猛发展,使其超越了仅作为延展人的身体和能力的媒介工具属性,转而成为一种重塑人类认知与行动的全新力量。它不仅能够创造独立于物理现实的虚拟世界,更可以自动生成无数的文本、图像、影像,甚至进行艺术创作,这直接撼动了传统意义上独属于人的艺术。AI在实现审美民主化、艺术创作平权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价值,然而其自身的算法逻辑也带来了人的感性体验弱化和审美经验异化的风险。鉴于此,当下美育既要善用AI赋能教学,更要主动回应AI带来的挑战,守护人的感性特质,彰显美育独有的时代价值。
一、智能时代的感性危机
人工智能是指通过计算机系统模拟、延伸或扩展人类智能的技术,其核心目标在于使机器具备感知、推理、学习、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前主流的生成式大语言模型是模仿人类神经网络构建的超级大脑,其本质是基于海量数据训练而成的概率生成器。借助“自注意力”机制,模型可在庞大的潜在符号序列空间中,依据习得的概率迭代选择路径,构建连贯的语言文本。不仅如此,AI还能通过扩散和去噪的机制,自主生成无数拟真实或虚幻的图像和影像。在惊叹和欢呼AI快速高效的生成能力时,我们更需要警惕算法对真实时空的压缩,弱化了人与物理世界的感知关系,这也直接影响了当代人的审美经验。
(一)算法逻辑对物质性的僭越
早在21世纪初,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便已对远程通信技术引发的速度极限问题展开深刻反思。他借鉴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人物——法国著名作者保罗•莫朗“速度杀死颜色:陀螺仪转得快时,产生灰色”的论述,提出“灰色生态学”的概念,警示人们: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微型电子屏的普及,不仅造成自然环境的污染,而且催生了“时空压缩”带来的灰色污染,即真实的虚无。在维利里奥看来,人类居住在具有物理维度、空间阶层和时间长度的“大小—自然”之中,这种兼具长度和厚度的时空距离,既维系着人与他人的关系,也构建着人与物质世界的联结。然而,在技术加速的裹挟下,时间和空间被不断压缩,人的完整感、真实感与在场感被逐渐瓦解。正如维利里奥所言,当这种地球物理真实性不在时,“领土体”“社会体”和“动物体”都将失去存在的根基,因为“存在即是被放置——即in situ——在此时此地——即hic et nunc”。延续维利里奥的思想,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进一步揭示和批判了当今“非—物”(Non-thing)的盛行。能够显现人存在意义的手工制品日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流水线批量生产的消费品,以及数字技术生成的各种文字、图、视频。人们通过这些“非—物”去感知这个世界,数字屏幕成为了人与真实世界之间的无形屏障,人们对于外部现实的经验大都被信息所塑造。
[法] 保罗•维利里奥著《解放的速度》
算法所建构的数字时空正加速反噬着人类世界的物质性存在,不断弱化个体对自然物理时空的真实感知和体验。这种异化必然会影响知识生产和创新,因为人对物理世界的感性经验是一切语言、认知活动甚至是价值判断的基础。当代认知科学的研究已揭示,认知不只是大脑内部对符号的操作和运算,更是大脑、身体与环境共同作用的过程和结果。认知具有鲜明的具身性、情境性和嵌入性。AI恰恰切断了这种互动关系,从而无法突破人类所“喂养”知识的边界。而且人类知识的诸多创新源于不确定性,是在不断试错中发生的。比如弗莱明因为忘记清洗培养皿发现青霉素,伦琴因为误用了黑纸发现了X光。反观AI,其计算过程具有相对确定性和线性特征,这就破坏了人类在真实的不确定性中探索和创造新知的可能性。
不仅如此,AI造成的人与真实物理世界的割裂、物质性的持续弱化,正危及人的存在感和生命意义建构。人的存在,既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在场靠近,也是时间维度上的绵延。真实时空受制于物理规律,时间不可逆、空间具有实体性和阻力;而在数字空间中,时间可操控、可撤销、可重来、可压缩。空间仅为界面存在,丧失了物理边界和阻力。这种本质差异,使得人类在真实物理空间中,能够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肤觉、触觉、动觉等多种身体感官,建立对世界的深度复杂体验。胡塞尔批判传统二元论,基于发生现象学的内在时间分析,揭示了意义之先验发生的结构——自我意识活动的发生源于更先在的原初感性经验,正是不断生成的原初感性经验使得自我意识得以丰富和发展。海德格尔认为,正因为时空的有限性、不可控性和有阻力,我们才需要抉择、需要承担,才能实现自我,成为自身。存在的基本现象是操心,其意义在时间中不断展开、显现和被理解。柏格森亦指出,具有创造性的生命形式,既是对外部感觉和事件之流的注意,也是对记忆吻合及异于当下感觉的注意。个体拥有的自主活力程度,与记忆和感知觉相交叉产生的不确定性、不精确性成正比。可见,生命的意义不仅来自多维的在场感,更来自感受和记忆在时间中的交织绵延。马克思说,“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人是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在和对象所建立的感性关系中,确认了自身的本质力量。然而,逐渐远离物理世界的数字时空,正不断消解人类对自我真实存在的肯定。而且随着“非—物”持续激增和刺激,我们越来越少获得传统物所赋予的逗留感、持存感,以及由此衍生的稳定性与安全感。
(二)算法逻辑对审美经验的异化
在数字技术全面渗透日常生活的当下,算法已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主导当代审美生产与传播的核心力量。AI生成了大量图像、影像,甚至可以进行艺术创作,这对于丰富审美供给、拓宽审美边界、实现技术平权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暗藏着文化的偏见与霸权,异化着人的审美经验。20世纪,德国哲学家本雅明针对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提出机械复制技术一方面带来了艺术的广泛传播,实现了审美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却打破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致使传统艺术的“光韵”消失了。如果说本雅明所处的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的复制仍以“原作”为基础,即便光韵消散,仍保留着创作者的意图、时代的印记与人手创作的温度。然而在当代算法时代,审美生产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AI生成的视觉作品不再以“原作”为复制对象,而是通过算法对海量图像数据的学习、拆解与重组,直接合成“新”的审美产品。这种合成行为跳过了真实世界的感知与体验环节,既没有创作者的情感投入,也没有历史语境的支撑,更没有不可复制的生命痕迹,其本质是一种“无原作、无痕迹、无深度”的形式模仿。在利奥塔看来,现代审美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崇高”,这是一种“不可呈现之物”的在场,即那些无法被概念、语言、形式所穷尽的丰富复杂的精神体验。正是这种“不可呈现性”,构成了艺术的深度与精神张力。然而AI生成的作品永远是“可呈现”的,算法会自动规避一切不和谐、不流畅、不符合大众偏好的元素,生产出光滑、完整、统一的视觉产品。比如AI可以轻松复刻梵高的笔触,却无法复刻那短促、有力线条中的孤独与挣扎;它可以生成看似宏大的景观,却无法传递景观背后的历史厚重与人文思考。“世界的整体是不可计算的,它超出了推算的能力。要想让任何智能产生艺术,它的对象就不能是已知的,而要是未知的。”此外,传统的审美和艺术创作会经历从对世界的感受到构思再到创作的不断体验和思考的过程。正如郑板桥谈其画竹,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最后画出的竹子已经是对原初经验和心中意象的超越和升华。然而随着现代影像技术的发展,维利里奥称这种传统的、有赖于物的持存而不断浮出显现的“浮现的美学”(Aesthetics of appearance),正逐渐被“消失的美学”(Aesthetics of disappearance)所取代。后者是由于速度的作用,物不断去除实体形态的“去—物”美学。如今,AI的快速生成机制,破坏了创作者在与物质世界的互动中,从无到有、慢慢酝酿的感知和创作逻辑。
审美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超越感官、指向精神升华的活动,就在于美和艺术给予人们以身体在场对可见以及不可见世界缓慢而整体的感知与探索。当我们以多感官欣赏梵高作品时,就不只是眼睛所看到的独特的笔触、色彩、构图和形象,而是形式背后慢慢显现出的富有情感与意义的生命叙事。在与可见和不可见的交流对话中,我们获得的不只是视觉的满足,也是内心的感动和唤醒。然而当今算法逻辑所生成的,抽空了人的体验、历史文化以及创作语境,通过电子屏幕展现的审美产品,只是激起了韩炳哲所说的视触觉,即眼睛与图片的直接碰触,再加上快速的生成,使得审美没有了距离和停留,人们获得的多为形式的惊奇和感官的满足,却很难有真正的情动心动。在这个过程中,审美经验的深度不断被消解,呈现出浅表化和扁平化的趋向。此外,按照概率的算法,AI会自动筛选点击率高的、传播最广的以及主导性文化的视觉模板,并不断强化这种模板的审美合法性,同时淘汰那些小众的、异质的审美形态和倾向,从而消解审美的多元性、特异性和个体性,产生审美霸权,从而使得人们的审美经验走向同质化。著名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在胡塞尔的第一持存和第二持存基础上,提出了人类记忆第三种持存,即一种义肢,外化的记忆。第一种持存即当下的直接感知记忆;第二种持存是个体事后的回忆记忆;第三种是外在技术载体存储的集体记忆,比如传统的文字、声音、图像等。第三种持存作为人类记忆的技术延伸,深刻塑造着人类的感知方式和审美经验。传统上这三种持存保持着良性的互动统一关系,“第三记忆总是寓于我的第二记忆、第一记忆以及我的当下‘本身’之中”。当今数字算法所建构的第三持存具有无限存储性和便捷的分享性,由于具有自我学习和不断迭代的能力,AI又会在自己所创建的数据库中源源不断地产出更多的技术产品。因此,当这第三持存越来越不再是人类个体和群体的审美记忆,而是技术拟像时,我们是否要警惕可能存在的一个悲观设想,那就是当我们的审美环境完全被数据产品所包裹时,审美经验将更加呈现同质化、浅表化的“平滑”,仅仅是舒适的感觉,“这种感觉与意义尤其是深刻的意义无关。这种舒适仅限于一声‘哇哦’”。慢慢地,我们的审美走向麻木和倦怠,直至丧失。
二、面向共生,重塑感性
美育的本质是通过审美实践滋养人的感性世界、完善人的精神人格。智能时代的感性危机,既要求我们坚守美育的根本价值,又要积极回应时代的变化和需求。
(一)感性和理性和谐是重塑感性能力的核心立场
德国哲学家席勒在18世纪提出美育概念之时,就奠定了美育作为感性教育的基本属性。美育是审美教育的简称。“审美”一词是美学的创立者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从古希腊语引入的,其原初意思是感性认识,由此他确立了美学(Aesthetics)即感性学,研究人如何通过感知觉、情感、想象力去把握世界。鲍姆嘉通区分了“可理解的事物”和“可感知的事物”,前者需要通过理性认识去把握,获得的是以概念、命题表达的真,而后者则通过感性认识,把握现实世界显现出来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所以鲍姆嘉通提出审美也是认识世界的方式,只不过美是感觉的而不是思维的对象,感性认识的完善就是美,完善即明晰、生动、丰满的感性表象与对象的和谐。所以“美不仅是感觉的,而且是完善的感觉”。鲍姆嘉通确立了感性在审美领域的独立地位,而且提出审美训练的目的,也就是美育的目的,要达到前述的“各种能力之间以及精神和情感之间的和谐”。康德进一步提出审美是无功利的、反思性情感判断,具有主观的普遍有效性,因此成为从知性到理性的中介,美成为道德的象征。席勒则继承和发展了康德思想,将审美作为拯救现实社会人性分裂的有效路径。他认为当时的人要么停留在感性冲动中,其对象是“一切物质存在以及一切直接呈现于感官的东西”,要么受限于形式冲动中,其对象是“事物的一切形式特征以及事物对思维的一切关系”,即秩序和法则。哪一种冲动占主导时必然压制另一方,导致人性的不完整。为了弥合分裂,席勒提出了游戏冲动,其对象是“活的形象”,即“最广义的美”。在游戏冲动中,感性和理性同时活动,既不受物质的也不受逻辑和道德的强制,实在与形式、偶然与必然相统一。这是审美状态,此时人性完满、心境自由。由此,他确立了美育的内涵和使命:“有健康的教育,有审视力的教育,有道德的教育,也有趣味和美的教育。最后一种教育的意图是,在尽可能的和谐之中培养我们的感性和精神的整体。”席勒的美育思想是植根于对当时社会上层阶级腐朽专横、下层粗野暴戾的批判,寻求到的一条达成人性完善与社会和谐的变革之路。而且由于对启蒙理性精神的赞颂,他的美育理想不止于实现人的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和谐,而是终将要“摆脱自然力和解脱一切物质影响的自由”,使审美的人走向道德的人。
[德] 鲍姆嘉通著《诗的哲学默想录》
尽管如此,席勒立足于感性与理性和谐统整的美育核心价值追求并未因时代变迁而褪色,对于我们理解AI时代美育的使命依然具有重要价值。AI时代的感性困境是感性被技术驯化,算法逻辑催生的审美扁平化、同质化,以及数字拟像对真实感知的消解,导致感性丧失主体性与深层性。这种人性困境与席勒时代的困境虽表现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失衡”。所以面对AI时代的感性与真实世界的割裂,席勒强调美育平衡感性和理性,寻求两者和谐的价值立场,依然是当下新感性能力培养的根基。
(二)在人与技术的和谐共生中重塑感性能力
尽管感性培养始终是美育的根本目的,在历史上也有对新感性的诉求,但不同时代,由于所面对的理性不同,由此带来的感性培养立场和要求是有所不同的。我们今天提出新感性的培养,既具有承续关系,又体现时代的跨越。席勒在《美育书简》中面对的是启蒙理性发展、工业时代之初的人性分裂。他的立场并非否定启蒙理性,甚至是肯定和呼唤启蒙理性所追求的人的自由主体,希望通过美育调和感性和理性的分裂及不平衡,从而回归人性的完整与自由。可以说,席勒的美育理论开启了以审美发展感性、抵抗理性压制的西方审美现代性批判。20世纪以来,随着对理性束缚的冲破,感性生命的价值日益凸显,不仅有尼采主张解放感性,将感性提升到生命本质的高度,而且有法兰克福学派借鉴马克思人性异化理论,聚焦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对感性的异化,提出审美救赎,进一步推动审美现代性批判。其中有阿多诺强调以艺术的差异和多元去对抗社会的同一性,更有马尔库塞提出的新感性概念。他看到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异化:规则制度、技术理性对人生命本能的压抑,人丧失了批判性、反抗性和创造性,异化为“单向度的人”。由此,他找到了一条审美解放的社会变革道路,那就是塑造人的新感性。“这种感性摆脱了不自由社会的压抑性满足,这种感性受制于只有审美想象力才能构织出的现实所拥有的方式和形式。”新感性包容了合理的生命潜能与感性需求,以想象力沟通了感性和理性。当这种新感性变为实践,即成为了对抗社会异化的“生产性”的力量。所以马尔库塞所倡导的新感性,核心立场是让新感性的塑造推动社会变革,以审美、艺术为武器,唤醒个体的反抗意识,重构感性与理性的辩证关系,实现人的解放。
工业技术时代的感性异化问题,在AI时代并未消失,且以更隐蔽、更深刻的形式延续。AI作为新一代智能技术,与工业技术存在的本质差异是:工业技术以“机器生产”为核心,侧重对物理世界的改造与物质产品的批量制造,其对感性的异化主要体现为“外在压制”,通过标准化生产规训人的行为与感知,个体的感性反抗仍有明确的批判对象与现实空间;而AI技术以“算法生成”为核心,侧重对数字世界的建构与符号产品的无限复制,其对感性的异化主要体现为“内在驯化”。通过算法推荐、虚拟拟像,潜移默化地重塑人的感知模式、审美偏好。算法不强行压制感性,而是以数据拟合、即时满足、信息茧房悄悄消解人的具身体验、整体感知与深度情感;以虚拟拟像替代物质世界,以符号运算替代身体实践,从根基上瓦解人作为人的存在。因此,AI时代感性能力培养的意义,不只是调和、反抗或单纯的解放,更是通过回归身体实践,在人与技术和谐共生中重建人的主体性。既要打破过往的人类中心主义,也非站在人与技术对立的立场,而是在与技术的互动中坚守人的感性主体。以新感性能力抵御算法的同质化规训,让技术成为拓展感性边界的工具,而非消解感性、异化感性的枷锁,真正实现人与技术的良性互动。
三、新感性能力的内涵与培育
新感性能力主要指在智能时代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机合作,使人更成为人的那些感性能力。既包含本体论角度的人的肉身存在、认识论角度的感性认识能力,也更体现为实践取向的感性实践活动。
(一)具身感知力
人对物理世界的感性直观能力是新感性的存在论基础,也是抵御AI无身化感知异化的核心。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的本质存在于人与物质世界的对象性联系中。费尔巴哈从“感性—对象性”的角度确认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他认为感性就是对象性的直观,只有将人理解为感性的、肉体的现实存在,通过各种感觉、直觉、情感、理智等使对象被看见,对象才有了具体性和实体性。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理性精神实体的第一性,确立了肉身作为感性载体的核心地位。马克思进一步超越了费尔巴哈静观、实体的感性直观,将感性锚定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之中,指出人是以完整的肉身感官介入现实,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存在。他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
具身感知力是身体的各种感官与物理世界的联结,植根于身体性、物质性。如今AI给人们带来了大量的技术具身体验,比如一些沉浸式数字审美空间通过高分辨率、空间音频、实时渲染营造超现实奇观。这种时空是由数字代码设定的,可以不受物理定律束缚,场景瞬间切换、时空被压缩、扩展或变形。而且设置的感官刺激多是单点模拟,有选择性地重点激活人的视听相关脑区,互动也是预设的反馈链。总之,沉浸式数字空间是用技术编织的感官盛宴,人们获得的体验往往是浅表的、快速的、即时的。不同于数字空间,真实物理世界由于受到恒定物理规律约束,互动不可逆,真实存在的后果以及大量不可预测的细节等等,这些“阻力”让世界变得客观、实在,让人的体验变得综合、丰满且绵长。所以AI所创造的技术化、符号化的感知永远无法复制人在真实物理世界所获得的肉身的、有温度、有质感的经验。因此当下的美育首先需要把学生从拟像世界拉回到现实物理世界,倡导中华传统的“身即山川而取之”的审美方式,激发他们运用多感官,通过仰观俯察感知物理世界,尤其是多运用视觉、听觉之外的诸如肤觉、味觉、动觉等身体感觉,以体察自然万物的形态与变化、感受日常生活的质感与温度,在亲身体验中积累真实的感性经验,强化具身感知力,让感知变得更加敏锐、细腻和丰富。
(二)直觉力
如果说感知力主要还是通过各种感官对当前的事物与对象的感受,具有直接性。那么直觉是整体的感知觉,更凸显的是“心对所感的觉知”,有心领神会的意思。它不同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认知对事物的认识,而是既不脱离感性直观,同时又有思、心介入的对事物本质的把握。柏格森认为直觉是“理智的交融,这种交融使人们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是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中国哲学强调直觉是心介入感觉,是人与物的合一状态。比如,牟宗三指出不仅人有“智的直觉”,而且它是中国哲学的根基。冯契提出“理性的直觉”,说明直觉尽管是感性活动,但思、心置入了感官与对象之间,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一下子把握到主客的统一,给人以顿悟、豁然贯通之感”。贺麟认为,“直觉乃是凭一种直接的透视以究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之最深邃的本质”。可见,直觉力不是逻辑推演能力,而是基于身体感觉、经验积淀做出快速判断的能力,体现为专注当下、心物合一、感性和理性统一的整体性觉知。过往,直觉常被看作是感性的、不可靠的,然而很多事例表明,“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直觉——并不是理性思维的绊脚石;相反,它是理性思维的根源和基础”。而且直觉所体现的感知整合能力正是AI所不具备的,也是导致AI幻觉的原因。一项关于AI错误识别色盲卡的研究揭示:面对众多信息,AI无法分辨主次,剔除和忽略那些干扰色块,只能根据数据库中存储的色盲卡案例输出答案。而人类的视觉感知遵循格式塔心理学所揭示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规律,能够主动取舍,剔除无关干扰,将所感知信息整合成有机整体。该研究最终得出结论:AI能够精准识别像素与图形,却不具备人类感知的全局整合能力,没法像人类一样诗意地观看世界。可见,直觉力正是人类独有的诗意能力。
贺麟著《近代唯心论简释》
为了对抗智能时代人的经验浅表化、碎片化,实现更好的人机合作和更多的创新,直觉力的培养变得尤为重要。为此,美育首先是要打通各种界限。除了调动学生的具身感知外,更要有意识地引导他们建立各种感觉的联结,形成审美通感;积极建立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帮助学生形成不同视角看待世界的网络。其次,弱化知识识记、技能训练的教学,凸显对美、艺术的体验,丰富学生的审美直觉经验积累。最后,创造无束缚的教学氛围,鼓励即兴表达和创作。即兴可以看作是审美直觉的快速表达,此时人的情感、思维被充分激活,潜意识中已有的各种表象能够迅速地连接和沟通,这一过程蕴涵着巨大的创造力。
(三)想象力
想象是联结在场与不在场的能力。目前AI 通过训练能够组合或生成新的文本、图像等,似乎具有了人的想象和创造能力,但它只是基于计算的可能性的生成,很难真正实现人的想象所达成的理解、共情和创造。首先,人的想象是一种具身体验的心理模拟,这是人理解语言符号的基础。脑科学研究结果表明,人类理解语言时会产生“虚拟的身体运动”(mental simulation)——比如想象自己做某个动作时,大脑的感官运动区域会被激活。将符号与身体体验关联起来的“虚拟运动”即想象,是人类理解和操作符号的基础。而目前AI的大语言模型尽管能够生成语言文本,但它不能真正理解语言符号,因为真正的“理解”,不是简单匹配词典或规则,也不是概率计算,而是真正对意义有内部心理表征,通过想象(虚拟身体运动)、经验联系语言和世界,在现实世界中自主交互或交流。其次,由于AI没有现实体验,也就没有真正的感觉想象,也无法从第一人称视角体验或理解他者心理世界,更不具有主观意图、自主创造。所以AI所生成的产品很难引起我们的情感和精神共鸣。人与人的共情、理解是具有道德意味的想象力。杜威非常重视道德想象力,认为道德行为的发生,不只是对普遍道德规范的认知想象,而是包含了“移情投射和创造性地发掘情境中的种种可能性”。“移情投射”是指人能够站在他人立场,设身处地地感受和理解,“创造性地发掘情境中的种种可能性”则强调人能够在情境的参与中,发现和创造各种新的可能。
所以,AI由于缺乏感官体验,不具备与真实世界的链接,不仅不存在真正的“视觉或感觉想象”,而且更难具有道德想象力,从而不可能有“无先例”的创造以及精神的超越与自由。正如有学者指出,人工想象力和人类想象力的区别可能不在有限与无限性。而且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它可能会表现出更强大的无穷性。不过“无论人工想象力有多强大,它还是停留在数学的无限性上面”,人的想象力“不只关乎图像的生产,而是超越图像的通路,建立精神和物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有让人的想象力赋能AI,才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有新意、更有人情。想象是审美和艺术活动的核心能力,鲍姆嘉通谈及审美能力时,排在第一、二位的便是“敏锐的感受力”和“有在幻想中设想某种事物的自然能力,这种能力赋予美的精神以幻想的才能”。审美想象不仅是以已有的感知表象、审美经验和情感为基础,对脑中的感性形象进行重组、改造、创造,生成新的审美意象与艺术形象,而且如美国教育哲学家马克辛•格林所说,审美想象更是一种移情和共感,可以让人“去仔细思考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以及和他人相处中的种种可能性,去打破陈旧的束缚而活出多样化的自我”。因此,美育要积极发挥其培养人的想象力的独特价值。首先进一步引导学生回归现实的感官体验,为创造积累丰富的感性表象。同时,通过艺术释放和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格林说审美教育能够打开我们的世界,不仅拓展我们对生活的多种可能性的感受和想象,让人“全面觉醒”,而且能够培养对他人的移情和理解,唤起道德想象力。其次,教学要打破单一的规范和标准,运用留白,给予学生自由的时空。最后,超越图像本身,调动学生的情感记忆、生命体验以及共情能力,能够在有限中体悟、表达和创造无限的情感和精神,让想象不再是浅层的图像拼接,而成为有生命、有温度、有思想的创造能力。
(四)审美批判力
鲍姆嘉通在提出审美这一概念时就指出,这种“美的思维”,是由美的精神和情感的能力组成,包含了敏锐的感受力、想象力、审视力、记忆力、创作的天赋、高雅的趣味、预见力、表述表象的能力,以及知性和理性这些高级认识能力。可见在审美中,感知觉与理性的思考和判断是不可分割的。因此面对AI对审美经验的负向影响,美育需要培养学生的审美反思和批判能力。这种能力体现为对技术所带来的感性危机的觉察力,能够在辩证思维中看待技术与审美、艺术的关系。利奥塔曾经策划了一场特别的展览,名叫“非物质”。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展览,“非物质”不是没有物质,只是呈现了不同于传统物质的、由新技术所创造的新物质,如远程通信技术、人工皮肤、合成纤维、机器人等。“非物质”展的对象是感知性(sensibility),其目的并不是展示特定的艺术作品,而是去唤起一种由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带来的感知性。这个展览所强调的是一种辩证的感知性,即既不否定技术的价值,但又看到技术对感知的异化,同时也能借助技术探索新的感知可能,避免陷入“技术崇拜”或“技术否定”的极端,实现技术与审美感知的良性互动。
因此,美育首先要让学生警惕“审美茧房”效应。“‘审美茧房’是指个体因长期接触和消费相似的文化或审美内容而形成的一种封闭性的审美圈层”,体现了由技术理性和消费文化所造成的人的审美经验的同质、封闭和僵化。因此,在教学中要通过多元的审美体验,让学生保留感性的独异性与丰富性,有意识地拒绝被算法推送的“最优审美模板”规训,让审美回归“差异的游戏”,实现“和而不同”的审美境界。其次,培养学生对缺乏深度和意义,以及具有潜在审美霸权和算法偏见的人工智能生成品保持觉察和批判的能力。在教学中要更多地引入人类经典艺术,让学生在比较人类艺术与人工智能产品的过程中,分享两者所带来的不同感受,探讨其背后不同的创作逻辑,从而能够敏锐识别算法对感性的异化,警惕AI生成内容的虚假性、浅层化,拒绝将感性降格为即时的感官刺激,坚守审美体验的精神深度。最后,鼓励学生将自我的情感、经验以及想法主动融入AI创作,进一步引导他们思考如何更好地人机协同,实现创作飞跃。在构思阶段,将自身的体验、经验喂养给机器,将人类擅长的“模糊意向”与 AI 擅长的“精确穷举”和“建立链接”形成互补;在深化调整阶段,人类智能对机器智能进行“审美纠偏”与“文化赋值”,用人的审美判断力为AI的“冷漠计算”注入人文温度。这一过程中更深层的影响是,人类的每次手动修正都会被记录为“负向提示词”或“调整参数”,反向训练AI更具有人味、更接近人的审美经验,从而形成良性的人机间审美协商循环。
(五)审美实践力
对于感性的理解,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超越就在于,不仅承认感性是人对对象实体的感知,而且进一步指出感性也是实践活动的本质属性。所以面对AI不断削弱人的物质性实践活动的当下,新感性能力的培养要强调审美实践的维度。我国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各学科课程标准特别提出了“学科实践”的学习方式。“学科实践具有‘物质的、客观的、感性的特质’,强调学生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学生作为主体,从认识学科世界转向改变真实世界、进行自我建构。它是基于实践场地的感性学习,具有内在的感性活动基础。”可见,学科实践指的就是感性活动或感性实践,既包含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和体验,更是在现实情境中解决真实问题。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当代体现,它的提出不仅有利于改变学科教学脱离真实感性世界的问题,培养学生运用知识技能的能力,而且是各学科面对AI挑战应有的积极作为。
艺术学科是学校美育的主要载体。在强调学科实践的背景下,艺术学科教学改革除了增强学生具身感知外,一方面要让他们将感性体验转化为切身的审美、艺术创作实践。尽管目前AI可通过提示词或图片生成作品,但在教学中更应该强调学生与各种物质媒介材料互动,在上手的状态中完成创作实践。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是上手状态”,“上手状态”是人在日常实践中,与用具的切近合一的本源关系,只有在操劳中,在人与物打交道中,物、人的在场、存在才得以显现。如今,在不断强调技术赋能教学的过程中,AI越来越多地介入创作中。然而AI创作不再是肉身与工具沉浸式的劳作实践,它简化为了指令输入、参数调整、等待算法运算的过程。这个过程消解了创作者与传统物质媒介之间交互作用的上手感觉,比如传统绘画中握笔的触感、运笔的力度、行笔的方向、落笔时细微的节奏与手感。由于割断了身体、工具和行动的彼此交融,AI 创作也就弱化了人的主体在场。因此,越是在强化AI赋能的同时,越应该重视传统艺术创作实践。另一方面,要突出审美、艺术活动的社会参与性,即无论是人还是人机合作的审美与艺术创作,都要观照社会现实,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审美、艺术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变革。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复强调的要发挥艺术教育在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价值。介入社会的审美、艺术实践可以更好地实现人与人之间的链接。此时,艺术不再是“物”,而是一个“事件”,艺术是一种“社会中介”,是“会面状态”,它引发了不同主体的思想、情感的交汇,构建了具有公共性的意义,并促发了行动的改变。这正是审美、艺术参与社会变革的力量所在。
[德] 海德格尔著《存在与时间》
总之,智能时代的美育既需要技术赋能,又不能沦为技术的附庸,而应坚守感性育人的根本,系统培育具身感知、直觉、想象、审美批判与审美实践五大能力,以具身体验为根基,以直觉触发灵感,以想象延展情思,以批判思考为尺度,以审美实践为落点,方能化解当下感性危机,守护人性的独特和完整,在人机和谐共生中创造人类更美好的未来。
*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新时代高校美育的中国理论建构”(项目批准号:BLA230245)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南京师范大学青少年教育与智能支持实验研究成果之一。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易晓明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青少年教育与智能支持实验室
《中国文艺评论》2026年第7期(总第130期)
责任编辑:尹明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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