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地方”时，究竟在谈论什么？当下对地方议题的讨论，早已超越了那个“邮票大小的地方”所承载的文化想象，也不再仅仅为了寻找失落的传统文化根脉。它更多聚焦于具有当代意义的地理空间与人文景象中，以“地方”为视镜，形成观察和阐述世界的方法，思考区域的整合与地域聚能的生成；探寻更为复杂的灵魂界域与内部秩序，回应当代主体的心理境遇与现实困境；同时，在后现代、后全球化乃至后人类的网络与精神拟像中，试图重构一种作为总体性的想象形态。

在这一视阈下，“地方性写作”的代表——当代广西文学，展开了其中异质的视镜及其所构筑的独特方法。近年来，文学桂军因其鲜明的主体形态与情感认知，游移于城市与乡土、自我与他者、当下与未来之间，凝结着多元的现实思考与当代求索，并鲜明地体现出边疆少数民族的区域特性，从而在写作中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风格。在现象与形象、具象与抽象、心象与意象、拟像与想象的杂糅与转换中，他们筑累而成一种“地方”视野中的森罗万象。

（图片选自《航拍中国》）

现象与形象

现象的洞察伴随着写作者的锋锐，尤其对当代世相的关注，往往构成叙事的源头活水；否则，若缺乏对现实的聚焦和人世的关怀，作品便会显得干瘪乏味。新山乡巨变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主题，对此，翔虹的小说呈现出一种极为朴实的质地，尤为珍贵的是，他的叙事深深植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肥沃土壤中。《鱼挪活》这部小说实际上揭示了传统乡土经验的当代转化，主人公曲折的创业过程，恰恰对应着乡土世界的泥沙俱下——时代发展再快，人心再复杂，终究要活下去，要寻求发展。在故事中，经过多方探索之后，“黄匡便开始以水文资料为由头，张罗大山潭生态养鱼和全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现在回过头想，当初告诉韦明朗归列贫困户时，眼光下意识看向他家香火台，难道是冥冥中有告诫，什么时候做事都不能坏祖宗山水，砸子孙饭碗”。由此可见，“新乡土叙事”的核心便是要转变既往的发展模式与精神理念，重新建构农民与乡土世界的主体性，鼓励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否则新山乡巨变无从谈起。

李约热的小说《新酒》，饮“酒”思源，通过八度屯的酿酒进程追溯当代中国乡土世界的精神源流，那里蕴蓄着中国最广泛而深厚的变革动能。李作家走到他们中间，与村屯里的乡民谈天、痛饮，互诉衷肠。“加火减火，尝酒擦汗，我干得更加起劲。后来每尝一次酒之后，我都要高喊加火加火加火，或者减火减火减火，或者玉米玉米、竹子竹子、八角八角……从铝制蒸锅沿着酒槽流出来的酒在酒坛里发出清脆的声音，随着坛子里的酒越来越多，酒香终于盖过八角树枝叶的香气。”在小说中，李作家成了乡村酿酒师和品酒师，小说尤其详细叙述了“我”在老罗家遵其指导的酿酒过程。也许其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隐喻：在山乡巨变所引起的城市与乡土的革新命题中，无论是个人的现实成长还是主体的思想“酝酿”，都通过“新酒”的酿制与蕴蓄、出锅与装坛得以映射。这与整个乡土中国的百年变革若合符节，其间需要不断地观察、试验、尝试，才能最终将“好酒”的成熟与醇厚酿造出来。

连亭的散文写得细腻，也不乏想象力和创造力，一半写实，一半写意。在平实的书写中，多凝聚着浮想联翩的意象，甚至不断敷衍自我内心的思想——无论是农民工父亲、南方的母亲、妹妹，还是族人达佳，又或是槐树街的生意人、门中的少女，连亭在记事中的笔调沉重而近乎苍凉，但能感受到其对生活之坚忍与生命之坚韧的坚守。如他在《我的农民工父亲》中写道：“被风吹过的嗓子眼，干得和这个季节不相称。烟夹在手里了，他打不着火。风太大了，吹响远处的甘蔗林，吹痛劳累后快散架的骨头。不过，没关系的，只要钱袋子不空，睡一觉就什么都好了。”至于作者的写意，则往往在叙说中上穷碧落下黄泉，通过引譬连类，搜寻可能抵达的形而下或形而上的地方——这个地方可以是一处实在的码头、车站、酒馆、湖泊、山川，也可以是一种心绪和期冀的所在。“有时我去看他，碰到十里千船排队过闸的场景。更多时候，我只看到精瘦黝黑的他，摇着一叶孤舟，漫无目的地漂在河上。”摇着孤舟的大舅，经常不知道去往何方。也许脚下只要没有踏空、没有回撤，那便是路吧；而不急不缓地摇荡着船前行，就是人的一生与人生的一切。

在此基础上，广西作家的创作还塑造出了诸多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他们生机勃勃、有血有肉，与当代广西乃至中国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同时又以其鲜明的主体性探入丰富而深邃的精神内部。蒋锦璐的小说《复调喀秋莎》，追忆往事，壮怀激烈。我们常常为现实的怯弱与局限所困扰，于是不得不回到过去，探寻精神的源动力。“喀秋莎”是一代人的荣耀和勋章，也是他们勇毅前行的内在动力：“在众人的鼓动和搀扶下，艾老师颤颤巍巍站上茶几，一个趔趄，周围的老人发出一阵惊呼，许多双手同时向她伸出。看呐，她多么像一位穿越了炮火穿越了时空带着胜利归来的老年喀秋莎，灰白的童花头发丝纷飞，疲惫又坚强。她沉着地低声起调门，双手做铿锵的指挥，舌头打卷，弹出一连串坚定的跳跃的饱满的富有弹性的俄语单词。”时代的印记与历史的抒怀，在锦璐那里不断演化为当下的“灵光乍现”。光辉耀眼却略显苍老的艾老师们，如何重燃那种充盈胸襟的热烈火焰，以对抗现实中难以稀释的空洞与贫乏，成为“喀秋莎”之“复调”及其传序的文化课题。

在报告文学方面，杨仕芳的《新声》写少数民族地区妇女接受教育的主题，每个篇章独具匠心地以不同的声音引入，“新声”是她们的读书声、心声，也是当代女性主体觉醒的声音。刘玉的《河岸人家》描写平陆运河的建设，聚焦运河两岸最寻常、最真切的生活现场，以作家的视角展开其中鲜活生动的发展图景：“江口将被挖深拓宽，会变成什么样？谈辉像是在问我，又像是问自己，然后他看着我说，你下次来的时候，这里已经换了天地。”庞白的《海丝古港：北海乾江村》，写古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既钩沉其间的历史人文、海洋往事、丝绸贸易、乡情民俗，也将北海乾江村的现况进行细致书写并展望其未来。庞白的写作充满深情且言辞饱满，彰显的是他的热爱与敬意。廖献红的《决胜毫厘：大国工匠郑志明》，写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技能专家郑志明的光辉业绩，以及他所展现出的精神意志与感召力，人物形象伟岸却并不刻板，作者叙述的语势磅礴而生动，写大国工匠，也是写大国气象。

具象与抽象

好的作品自然不是空对空的，它必然深扎于现实的土壤，对具体的人物与事件加以描述和阐析，但又不会完全停留于浅层的表象，而是游刃有余地出入其间，进而抽象提炼，实现更高层级的言说，生发出更多维度的话语。凡一平的《勒马山的清明》、田耳的《两次别离》和陶丽群的《净脸》，都是书写生与死的交界。悲恸与沉静、冰冷与热切，在那样的时刻被透析得最为分明。这不仅是对死者的尊重与敬畏，也不只是人文民俗的显现，更是当代人的现实处境与生命哲学，以及天地自然运行规律在人间的情态映照。

《勒马山的清明》纵深感很强，写现实又不断含纳历史的讯息，平静之下却始终涌动着扣人心弦的波澜。爷孙樊乃孟与樊承明每年都要上勒马山祭奠一个叫花子，并且将其视若神明般祭拜。后者不仅关联着樊家几代人乃至整个上岭村的生活史和发展史，而且联系着上岭村以外乃至整个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纪念即召唤——叫花子之于上岭村的地方史，在特定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对于上岭村而言可谓是“在而不属于”，但反过来又是“不属于却在”。他将一种外部的力量注入上岭的血液之中，那正是现代性的存续与重新展开。

《两次别离》写徐昌发罹患重病，生死存亡之际选择回到佴城度过最后的时间。妻子王彩秀和儿子徐启梁陪侍左右，起初却互不同心。绰号“卷王”的王同乐是佴城人死后办丧事的总管。他原是失足青年，无奈进入丧葬行业，为死人服务，成为远近闻名的“把总”。父亲过世后，把总接盘，死者的别离有序而体面。“徐昌发的丧礼有卷王操持，也算得上佴城的行业高标。启梁当时无感，后面入了丧葬行，才知道舅舅为父亲的葬礼操心非常多，而且大都在外行人看不见的地方。”“卷王”的有情有义，使得外甥启梁在辗转之后，加入了舅舅的家政公司，追随把总操办人的生死大事，尔后成为“小把总”。再后来“卷王”也查出肺癌晚期，启梁自然而然接上班，也开始了解“把总”隐秘的心绪。《两次别离》既是启梁他们告别父亲和舅舅，更是作为“把总”的舅舅出于情义与哀痛，在父亲葬礼上“简直完全投入”地主持大葬夜，“提前给自己发了一回丧”。问世间“别离”为何物，我们不得不在生死的临界里适应告别，却又无数次经历艰难的延宕和漫长的不舍。

《净脸》同样直面生与死的终极时刻，也多有幽深而曲折的意绪。主人公莫老太始终不忘以妆容超度亡灵，小说最惊心动魄之处在于乡民为野兽所伤，血肉模糊难以辨认，遑论再付诸妆造，但是莫老太依旧挺身而出，使命在心，以浑身解数为死者挽回尊严。然而，故事更有意味的还在于，她与时常在身边明明灭灭的女性的心神沟通，于是乎，莫老太事实上有着三重世界：现实的俗世生活、死者的遗容脸面以及女性本身的虚实镜像。这三者表面集中于她的身上，实际上构成了边疆的“南方”乡土世界的精神镜像和价值序列。

小昌的中篇小说《西南浪》从学生李晓晨殁于“西南浪”一事切入。所谓“西南浪”，是北部湾地区的一种季节性现象，“即使是经验丰富的专业游泳运动员也不敢轻易下海。西南浪威力无穷，很容易将人吸入深海区。”在小说中，这样的“深海区”更隐喻着大学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层级系统——从钟副校长、“我”的导师、教师胡多多，到大学生李晓晨、小麦等，均身处其中。而“我”则延续了小昌作品中一贯的青年知识者形象，既能冷眼旁观，又敢于咆哮反抗。就在“我”因得罪校领导而被解聘的前夜，学校传来新消息：钟副校长被阮怀远实名举报，最终被调离。随之，“我”与胡多多、阮阮及小麦等人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微妙，看似重归于好，实则各人品行已然显露无遗。“西南浪”充满危机，甚至威胁生命，象征着底层人物如履薄冰的生存状态。小说结尾，“我”亲身试水，在“西南浪”中泅渡遇险，被路过的好心人救起。然而“我”依然果敢，始终未曾退缩，甚至愈游愈勇。

在王彤羽的小说《醉坡浪》中，长期漂泊海上的林弋落下一个后遗症：只要脚一踏上陆地，便会头晕、心慌、摇晃。小说中的“女人船”成为一种隐喻——船上皆为女性，她们出海捕鱼，不让须眉，历经曲折，一旦离开船登上陆地，便会出现“醉坡浪”的症状，难以适应岸上生活。女人船常年漂泊海上，没有男性，唯有自我摆渡；船上的女性或恐惧，或勇毅，却无人选择退避。面对内忧外患，她们表现得异常英勇果敢，胸中充溢着家国情怀，“遇美军飞机和军舰却无一人伤亡，使得女人船再一次引起轰动。据说那一夜，女人船把敌人耍得团团转，最后在黎明时分成功甩掉他们”。小说情节皆有原型，据《外沙妇女录》记载，女人船及其抗击外敌的故事确有其事。

冯艳冰的散文集《在目光的尽头》，记录了作者从编辑到作者、从职业到志业的转变。在与世界深情对视的“目光”中，在“地方”的文学现场，她见证着自我与他者的奔走呼号，不经意间流露出情思丰沛、文采斐然的特质。何述强的《时间之野》中，那些仿佛被遗忘的时间和地方，却对个人的经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作者怀抱着热切的激情，搅动沉寂的个人史与沉默的地方史，泥沙俱下，却又清晰可辨。罗海的《个体户笔记》以自己当个体户的亲身经历为切入口，意欲为万千个体户代言，讲述自身的处境与心境，形成了观照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的万花筒与多棱镜。这不仅是个人生活史与奋斗史，也是情感史与精神史，更重要的是，罗海以此观察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史。

心象与意象

人心与人性在文学中是最变幻不居又最耐人寻味的所在。无论是人的自我，还是物的本相，又或是叙事与抒情的交织变幻，心象总是通过装饰、言语和行动得以显现。不得不说，风物与人物是“地方性”写作的筋骨，个体与群体的言说，终究脱不开人伦与天理。从更广阔的层面而言，地方再小，也属于“世界”的一部分，一切写作都是在世界中的书写。风物或可彰显，亦常被遮蔽，这时便需要人文的参与——后者正是“地方”的底蕴与底色。风物与人文又常常相互激荡，表里之间相辅相成。黄芳的诗歌时常触及个体的情感拉锯、反思乃至批判，展现着显而易见的常识与再三辨析的心理之间的落差；与此同时，她也多书写那些宁静而致远的时刻，乡土情与亲友情交织其间。《梨花开了》一诗中写道：“那个沉默的母亲/在命运喑哑的齿轮声中/等待一棵绵软的青草/挨着墓碑长出来。”在诗集《黄昏里》中，诗人尤其善于从幽深与细微之处，叙写那些藏匿于暗处、阴影与僻静间的情思。

梁晓阳的散文集《文学中年》写人、纪事、抒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散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文学中年”：“一个年届五旬、资质平平却堪称理想主义者的文学中年。”这一概念既有现实意味，又具备形而上的指向。梁晓阳始终在钻研散文的写法，也孜孜以求文学的真与诚。也许更值得期待的是他作为散文家的“中年变法”，因为中年是生命的界碑，文学于此汇通、转化。梁晓阳在文章中写到林白、朱山坡、陆春祥等文友，也有不少追忆父亲、述及广西师大青春往事的怀旧篇章。人到中年，文亦及斯，他的言说娓娓道来，或纪实或写意，可见用情之深：“窗外，是被金光涂抹得瑰丽迷离的白雪平原，我有一种身处西部草原拍马飞驰的意气，仿佛我的踌躇满志都在预想之中，都是探囊之物，我陷入了梦幻，仿佛一点都不知道文学的前路砥砺艰辛、风雨漫天，却以为唾手可得，鲜花盛开。”似真如幻，只有文学还在坚守。青年也好，中年也罢，乃至年迈，始终念兹在兹的，仍是命运的抒怀与内心的呼唤。

黄其龙的散文叙述沉稳，气韵开阔。他将私己的、名不见经传的个人史，融汇于地方史与当代史之中，使其不被湮没，并在此基础上洞察人物幽微的内心。《川上的婚姻里》写道：“眼前江水内里的静和我热爱的淡远的宁静存在暗含的呼应。”在沉思的情态中，言说、行走、观看、追怀，生活的日常明晃晃地逼近眼前，悠悠荡荡，又平平稳稳。他对父亲的缅怀、对母亲的珍重、对妻子和家庭的关爱，以及对故土乡邻的满腔热忱，并非只倾注而不收敛，有时甚至是自嘲自怜或冷眼旁观。这使他的散文流露出一种个体自足的调性，显出某种清冷的透亮。《父亲的花事》借人释人，又借花忆人。生命自然不会总是风平浪静，风暴来临之际，也许无法完全泰然处之，却唯有使出浑身解数，超越那些沉重的阴影。

在诗歌创作中，意象的营织带来情与物的融汇与凝练。这不仅是表意的修辞和言说的姿态，也是塑造乃至反思这个世界的重要形式。刘春的诗歌对世象与人心的洞察，如冰刃般的火焰——冷酷、尖锐，却又热烈、唯美。诗集《两种故乡》情势饱满，夹叙夹议，言事抒情游刃有余：“‘故乡’对我而言，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身体的故乡是桂北的一个小村子，那里有我少年时期就极为熟悉的各种事物：荔江河面的月光，父亲的白切鸡，母亲的菜地，墙角的小花朵……而心灵的故乡则更为辽阔，它包含对远方的眺望，对命运的思索、诘问，对理想的坚守。”《在茫茫大地上》写世界上的至微至弱者——一只蚂蚁：“我不知道在这些过程中/它们是否会茫然，怨恨和感激/我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只是静静地看它们，像人一样/在尘世中爬来爬去。”这样的意象及其阐说总是落地有声，仿佛有一种势能，吸附着如野马奔腾的万物，并伴随着觉知与悟性的过程。

黄土路的诗歌多显坦然与率性，同时又不乏理性的反思与思辨。他善于从日常时刻出发，抵达个人化、经验性的诗境界域：“你能理解一匹马吗？还有一头牛，一头大象/为什么一只蜻蜓立于一根枯枝上，它薄薄的翅膀一闪/乡村的孩子们会突然长大？/还有蝙蝠，它像一道道灰色的影子在黄昏的天空滑过/飞快地，无声地，似乎只是为了捕食/你能理解它那快速的滑翔，惊过黑暗，并与黑暗融为一体/也是一种快乐吗？/在童年，我们用石头垒起一座座小坟/为蝙蝠、蜻蜓和青蛙举行葬礼/从不会担心世界上的某地/会因为它们的翅膀停止扇动/而引起地震，海啸，或者泥石流。”诗人倾向于匍匐中端详，融汇物象与意象，从不同角度观察世界的多元形态，既见其本真，亦洞察其蜕变与演化。

拟像与想象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试图观察并融入这个万千世界。以往，我们与人世或他人的相处常常是具身性的，由此构成了切“身”的“体”验；然而在互联网环境下，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分身与拟像，这也意味着对自我与他者、现实与未来的想象方式发生了本质变化。“南方以南”的广西文学对现实的会意，对生命的聚焦，对民族、家国和世界的关切，往往是紧密而贴切的。与此同时，广西作家还常常试图揭示那些未曾拆封的隐喻，探究科幻的、想象的阈限，涉足开放的与有待构筑的未知空间。他们不甘于总是涉猎此时此地，更游弋于未竟的意味与未来的拟像之间。

田原也的小说《本志与本志》在母亲张白荏与儿子吴本志的视角间切换，直视当代主体的精神困境。“我”的乖谬反叛，母亲的失落失忆，表面上是家庭的破碎溃散，叙事者却出人意表地将其引向后人类的生存境况——AI本志的出现，尽管弥合了母子分离后的焦灼，却还是扩大了原本二“人”之间的裂隙。AI的服务设置成为弥补家庭遗憾与错位的关键，其目标在于满足客户需求：唤醒母亲的记忆，治愈她的心病。而母亲的心病与失忆症也的确在AI的辅助下逐渐得到疗愈。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在后人类社会，拟像之“本志”甚至比主体的“本志”更为重要。如何应对人类自身的创伤机制，如何疗愈人的主体心理，仍旧需要不断探究与求索。“真假本志”的背后，是人与“后人”之间不可调和的伦理矛盾。小说设置了四种视角，除了虚实本志，还有父亲苏向晚、母亲张白荏。相较于那个不辞而别、给母亲带来精神毁灭的丈夫，以及不孝子人类本志，AI本志代表着母亲疗愈的方式与可能，是她的另一种想象——那是人的另一个维度、另一种可能，更是另一处生活、另一重生命。

黄土路在他的诗中，也写到了机器人，流露出世俗的温情与念想：“一个机器人/他多么希望有自己的妈妈/还有自己的爱人/当他每天醒来/看见阳光/他希望阳光照着/他所爱的人/所有的时间都是/今天。”机器人的出现，不仅意味着技术上的可能，更在价值重构与经验拓展中，生成出新的意义空间。它们与我们共同栖居世间，共担烦忧，甚至同历相似的命运。“越来越多的机器人被送去/一个传说的世界/他们在那里担当不同的角色：/国王、妓女、书生、杀手/股市经纪人/还有一个说书人/他们每天上演的故事/就像我们已有的生活。”然而，“未来已来”之际，尽管充满困惑，我们对机器人的态度依旧充满矛盾：既在功能性层面满怀期待，又担忧其对人类生活及价值体系带来的异化。

在文学评论领域，张柱林的批评文章笔法老练，论述张弛有度，展现出成熟批评家的思想深度。《同时代人的文学》深入剖析了乌热尔图、阿来、东西、田耳等作家的作品，借助理论推演，不断逼近言说的核心。“同时代人”既是话语对象的选择与自觉表达，更作为一种理论视角，渗透于对自我与时代关系的思考之中。笔者的《新南方写作：地缘、经验与想象》将开放性的地域命题系统化，力图通过新的“南方”写作实践，建构独特价值体系，并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区域想象中，将其作为“方法”推动写作的变革与观念的更新。

总体而言，在当代中国“地方性写作”的新浪潮中，近年来活跃于“南方以南”的广西文学，以清晰而坚定的姿态，呈现的独特视野及其所捕捉的万象，彰显出一种可供借鉴、可供想象的“文化样本”。

（作者：曾攀，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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