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数字化与本土化的交汇冲击下，新时代文学努力构建中国文学的审美主体性，其美学风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现实主义在吸纳中发展，抒情传统在转化中新生，先锋艺术在沉潜中绵延，三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渗透、多元共生。这种美学格局的形成，既源于中国社会巨变带来的丰富素材与思想挑战，也得益于作家们对中外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复合现实主义的形成与深化

新时代以来，文学发展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与深化人民文学。从文学自身的脉络来看，则是在先锋文学落潮之后，对现实主义美学资源的重新调用和召唤。与此同时，忠诚于现实主义的作家们并未故步自封，而是通过与多种美学资源的对话和融合，发展出更具包容性与表现力的新形态，形成一种复合现实主义。这种复合性已发展得相当普遍和深入，表现为对过去文学中诸多不同元素的融合。

首先是宏大叙事与精微描绘的结合。传统现实主义往往追求对民族国家长时段历史的反映，一般时空跨度大，结构宏伟，人物众多。进入新时代，作家们仍保持宏大叙事的框架，但使用了更多的概述与跳跃叙述，留出更多篇幅空间，用于场景、细节的精微描绘，或者妙用闲笔，往作品中添加了血肉与生命脉搏。刘庆邦《花灯调》讲述了驻村第一女书记向家明带领村民实现脱贫目标的故事，是对新时代国家战略的文学响应，但作者加入了儿女情长与地方风俗书写，调动了定点深入生活获得的一手素材，如写杏花与竹子风景、送羊肉的骑手迷路、向家明为签合同拼酒，均以细致描写的功夫显示了日常生活的质地。

其次是史诗性追求与人性观照的结合。史诗性追求与宏大叙事是相生相伴的，核心点在于反映时代精神，揭示历史本质。新时代以来，这种史诗性情结得到软化，作家们把对本质的透视与对人性的观照结合起来，把人民文学与人的文学结合起来。赵德发的《大海风》以渔家子弟致力实业强国的故事，牵连勾勒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北方渔业史，男主角与贫寒女孩梭子自由恋爱结合，完全打破了门第束缚，由此加强了现实主义作品的弹性、丰富性，使文学超越了社会镜像功能，获得了更为持久的美学魅力。

最后是写实艺术与非写实手法的结合。传统现实主义承继巴尔扎克传统，意欲替代历史著作的功能。进入新时代，写实并非现实主义创作的唯一法则，而是和其他非写实手法相互补益，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现代化美学风尚。陈彦的《人间广厦》是对社会转型期“最后一次福利分房”的真实写照，但实体之房同时又表征社会符号之房与精神家园之房。徐则臣的《北上》关于人物对大运河的行旅有史实与现实根基，但采用了在多重时空中穿梭的手法，指向历史的深层秘密。

抒情传统的现代转化与历史化

新时代以来，中国文学深厚的抒情传统获得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面对现代社会的复杂经验，作家们既承续了我国传统文学独抒性灵、归隐田园、文人雅趣的抒情传统，又赋予其崭新的表现形式与时代内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诗意美学。

首先， 从山水田园诗意转向生态美学。新时代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作家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体现出与时代应合的生态美学，由古典的静观的自然客体走向人与自然共生，走向对社会和公共空间的积极介入。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记录原生态的草原景观与游牧民生活细节，展现率性的文笔、才女的聪慧与敏锐的感觉。刘亮程的《捎话》通过对西域风物、传说的诗意书写，构建起人与自然、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关系。李少君的《春风再一次刷新了世界》在自然意象、社会现实与人文关怀之间建立起融通关系。

其次，将抒情传统史诗化与历史化。中国古代文人常放浪山水、吟诗作文，抒情主体往往在忧愤中带有幽怨。新时代以来，个体情感体验被置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个人心路历程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获得更为丰富的意义层次。王跃文的《家山》叙写故乡小村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变迁，又借地理空间建构了一个文学原乡。林白的《北流》大量引入地理风习元素，将一部个人生活史、精神史拓展为地方志。乔叶的《宝水》将女性个体放置于新时代背景下，最大限度激活生命的丰富性，在展示个体主体性的同时保留了历史在场。王尧的《桃花坞》复现了中华民族抗战的历史轨迹，又以江南才子的笔触把历史讲述得温婉细致。

最后，新时代作家进一步开发文学语言的音乐性、意象性、多义性等诗学特质，体现出艺术本位意识。格非《望春风》多次描述梦的意象，既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连，具有命运的隐喻色彩，又具有先锋小说语言的弹性与模糊性。这使新时代文学在叙事功能之外，呈现汉语的审美维度与诗性品格。

先锋精神的在地重生与跨界融合

先锋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舶来品。新时代以来，一批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先锋作家自觉践行在地化策略，把作品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努力在先锋性、本土性与现实主义传统之间获得一种平衡，实现了在地重生。更年轻一代的作家则积极引进新媒体艺术、游戏美学与人工智能元素，拓展了严肃文学的文体边界。

首先是叙事实验的隐性延续与新大众文艺转化。新时代以来，一批先锋作家转向现实主义题材，但先锋文学素养仍然在发挥作用。东西的《回响》借侦探小说的外壳，进行人物心理深度的开掘与精神寓言的建构，实现了好看小说与好小说的合一。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将革命历史题材置于谍战小说的框架之中，在表达庄严主题之外，把一个红色故事讲得跌宕起伏。这些作品既保持了先锋文学对形式的敏感，又避免了技术主义倾向，体现了先锋精神的在地化与深化。

其次是跨媒介融合与艺术边界拓展。青年作家积极回应图像时代与数智时代的到来，推动传统创作向创意写作转化，以开放的姿态吸取科技元素与新媒体表达，与其他艺术门类进行深度对话。霍香结的《日冕》杜撰出一个记忆体，可以编辑记忆，把近现代百年史置于祖母的记忆体中，掺入了现代医学知识与未来元素。韩松的 “医院”三部曲将文学叙事与医学影像、数字符号、生命伦理等异质元素并置。网络文学的持续兴旺与网文出海，促使传统文学重新思考叙事的节奏、互动性等基本问题。

最后是文体可能性的持续探索与精神突围。一部分作家不满足于既定模式，不断挑战文学表达的边界，不断探寻人类精神发生的原址。霍香结的《灵的编年史》《铜座全集》开创非线性写作范式，引进河洛图的玄秘图式与古代地方志体例，把中国原典的文化密码植入现代小说。

如果用一个整体性词语概括新时代文学，我想是否可用“意气风发”这个词？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新时代文学开始构建既具有鲜明中国气质，又具备世界意义的审美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不是封闭的自我重复，而是在开放对话中形成的独特声音；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回归，而是在现代性视野下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作者：晏杰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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