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这是柳青终身奉行的创作原则，也是每一位文学工作者应当继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人民文学》在2024年第1期隆重推出柳青先生长篇佚作《在旷野里》。这部沉睡70余年的手稿，以渭河平原棉蚜虫害治理的日常叙事，勾勒出新中国初期农村建设的鲜活图景，这与他发表于1959年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本文所论特指第一部）形成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精神对话。当我们循着这两部作品的脉络回溯，会发现柳青与《创业史》的故事，从来不是作家与作品孤立的二元存在，而是一位文学赤子将生命深深扎根大地后，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心的文学共生之旅。

跨越时空的文学经典

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典范”的《创业史》，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谱系传承中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位置。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中鲁迅、沈从文奠定了乡土叙事关注农民命运的传统，赵树理、孙犁接续这一脉络，而柳青《创业史》则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将乡土叙事推向了关注农村发展道路的新高度。《创业史》之所以能够成为众多经典中最具精神穿透力的作品，关键在于柳青始终以“人的精神蜕变”为叙事核心。他曾明确表示，创作的使命是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他要创造一系列具有新的时代鲜明特征的新的人物。正是这种“目极千年事”的文学雄心，成就了《创业史》的史诗品格。

1959年4月，柳青耗费六年时间、四易其稿的《创业史》（第一部）以《稻地风波》为名在《延河》4月号开始连载（后来接受读者意见，改《稻地风波》为《创业史》）。次年5月，《创业史》（第一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首印10万册，受到广泛关注。一些重要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予以推介。《人民文学》1960年第6期发表任文的文章《中国农村合作化初期的史诗——评〈创业史〉》这样写道：“读了柳青同志的《创业史》第一部，我深深地为这部作品的深刻的思想性和它的艺术概括力量所打动……作者给自己的任务并不是仅仅反映合作化运动的某一个侧面，也不只是描写这一斗争中的某一些人物，而是要全面地、完整地概括中国农民创造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创业史》还被翻译为俄、英、德、日、西班牙、朝鲜、越南等10多种文字，在海外产生较大反响。

《创业史》的文本肌理中处处可见柳青生命印记与时代脉搏的同频共振，其人物塑造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在时间长河中焕发出历久弥新的光彩。小说以渭河平原蛤蟆滩农业合作化为核心，编织出一幅个体命运与历史进程交织的壮阔图景，但这绝非简单的历史事件铺陈，而是充满温度的精神史诗。主线中，梁生宝带领互助组从育秧苗到抗粮荒的每一步，都镌刻着新一代农民挣脱小农意识的挣扎与觉醒；副线里，梁三老汉从坚守“发家致富”旧梦到认同集体事业的转变，郭世富、姚士杰的抵制与算计，改霞、素芳等农村女性的命运抉择，共同构成了转型期中国农民的精神群像。

作品的艺术风格，同样是柳青生命姿态的文学投射，其雄浑质朴的审美特质，既扎根于关中大地的文化土壤，也延续了中国传统乡土叙事的艺术基因。《创业史》的语言如黄土高原般雄浑质朴，既吸收了关中方言的鲜活养分，又经过艺术提炼，摒弃了方言的晦涩，保留了其生动传神的特质。梁三老汉“世事要慢慢熬哩”的乡音里，藏着生活的厚重智慧；梁生宝“为众人抱薪”的简洁话语中，透着新一代农民的担当；而郭世富“财不露白”的谨小慎微，也通过“腰杆挺得笔直，脚步却放得很轻”的细节精准呈现。这种质朴中见凝重的表达，恰是柳青扎根人民大地的精神写照，也与鲁迅、沈从文等现代乡土作家的语言风格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

从叙事结构来看，《创业史》采用全景式叙事，以蛤蟆滩为中心辐射整个渭河流域，构建起宏大而严谨的框架，这种史诗般的广度与深度，源于柳青对农村社会的全面洞察。小说不仅书写了合作化运动的推进过程，更将笔触延伸到农村的教育、医疗、婚丧嫁娶等各个领域，展现了转型期农村社会的全貌——既有对农业合作化这一时代主题的宏观把握，又有对农民日常饮食起居、邻里交往的微观呈现，宏大与微观的交织，让作品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人情的温度。

这些艺术特质的形成，是柳青长期创作探索的结果，这一探索轨迹，从《在旷野里》这部作品中可见清晰脉络。这部1953年的未完成稿，通过棉蚜虫害治理中干部与群众的互动，已展现出对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精准把握，17个出场人物与5个虚写人物的群像塑造，清晰可见《创业史》人物塑造手法的雏形。从《在旷野里》对县委书记朱明山、县长梁斌等干部形象的塑造，到《创业史》中梁生宝、梁三老汉等农民形象的深耕，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柳青创作重心的转移——从关注干部如何推动农村变革，到聚焦农民在变革中的精神蜕变。这种转变，正是柳青“把自己变成农民”的角色蜕变在创作中的具体体现，也印证了他“一切归根于生活”的创作理念。两部作品共同构成柳青创作思想的完整图景，让我们得以更清晰地理解其艺术风格的形成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创业史》的文学史价值，还体现在它为后续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滋养与技法借鉴，尤其对陕西本土文学创作生态的培育影响深远，直接为20世纪90年代初“陕军东征”现象的崛起奠定了根基。柳青除了个人创作，更以“传帮带”的姿态构建起陕西文学创作梯队——他不仅亲自指导路遥、陈忠实等青年作家深入生活，还推动陕西搭建创作交流平台，为本土作家提供发表与研讨的机会。这种“深耕乡土、关注时代”的创作导向，逐渐内化为陕西文学的精神基因，成为“陕军东征”作家群体的共同底色。

柳青沉浸式创作范式也成为“陕军”作家的重要效仿对象。陈忠实为创作《白鹿原》，历时6年查阅史料、走访乡贤，扎根白鹿原体验生活，这种“把自己活成乡土一部分”的创作态度，正是对柳青实践精神的直接延续；路遥为撰写《平凡的世界》，不仅深入陕北农村与矿工群体，更多次重读《创业史》，汲取柳青“细节见精神”的写作技法。正是柳青奠定的“扎根乡土、精益求精”的创作传统，让陕西作家群体形成了凝聚力与辨识度，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以“陕军东征”的姿态集体崛起，推出一批震撼文坛的经典作品。

柳青的启示既面向作家群体，也面向党员干部

重读《创业史》，终究是重读柳青——这位扎根大地的文学赤子，用一生诠释了“为人民写作”的使命，其角色转换的历程与群众立场的坚守，不仅成就了《创业史》的文学高度，也为当代作家树立了精神标杆。从陕西吴堡富裕农民家庭的少爷，到投身革命文学的青年，再到皇甫村的农民作家，柳青的角色转换始终循着“贴近人民”的方向，这一转换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主动的选择与艰辛的付出。

1943年，柳青到米脂县印斗区三乡担任文书。在与农民的朝夕相处中，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农民的苦难与期盼，看到了他们身上的坚韧与善良。他不再是站在高处的同情者，而是成为与农民同甘共苦的参与者。这种身份的转变，让他的创作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53年，他主动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保留常委）职务，定居皇甫村古庙，剃去头发、换上粗布衫，彻底告别城市知识分子的身份。这种角色蜕变并非简单的身份转换，而是深入骨髓的思想情感重塑。正如电影《柳青》所展现的，这种“换装”不仅是外在形象的改变，更是“和过去的写作告别”。“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的信念，让他得以精准捕捉人物内心的每一丝波澜。在皇甫村的14年里，柳青和村民一起在田间劳作，听他们抱怨收成的好坏；在夏夜的槐树下，听老人讲述过往的岁月与对未来的期盼。为了了解农村的风俗民情，他逐一询问走亲访友的人所带礼品及拜访对象，仔细观察他们的表情；每逢王曲镇集日，他就提着竹篮子，和农民一起排队赶集，倾听他们对合作化运动的议论；他还经常和各种人下棋，通过这种方式观察不同阶层人物的性格特点。他不愿走马观花式地写农村，不愿简化农民的精神世界，这种沉浸式的生活体验，让他对农民的理解超越了表面的观察，达到了共情的深度；这种“以小见大”的细节书写，使《创业史》突破了单纯的政策图解，成为对时代转型的深度精神勘探，具有跨越时空的感染力。

林默涵说过：“柳青是一个作家，但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不但要立志用自己的作品来推动生活的前进，而且直接参与了改造生活的斗争……他关心人民的利益胜于关心自己的创作，他的作品所反映的是他自己参加创造的生活。”在皇甫村，柳青与农民群众同甘共苦，“刮风下雨，农民发愁，他发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农民高兴，他高兴”。很多人不会想到，他不但写小说，还写过《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这种解决实际问题的读物。他还为公社争取高压电线，调解邻里纠纷，等等。有人问他：“你在县上是分管啥工作的？”他回答：“凡是群众需要的事我都管。”在那个极度贫困、物资匮乏的年代，他甚至把堪称巨款的《创业史》（第一部）稿费16065元全部捐给王曲公社，一分都不留。有干部见他哮喘严重劝他报销医药费，他摆摆手：“我有工资，不需要。”这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具象化实践。

作为党员干部，柳青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与创作理念。在推行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他不是简单地强制执行政策，而是耐心倾听群众意见，了解他们的顾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合作化的好处。他注重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激发群众智慧，引导农民自觉自愿地走上集体化道路。这种群众立场，使得他的作品能够真实反映群众的心声，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认同。

柳青的生命实践与《创业史》的文学生命，仍为当代提供着宝贵启示。这种启示既面向作家群体，也面向党员干部。

对作家而言，柳青提醒我们：生活不是数据包，而是需要身体丈量的土地。坐在空调房里刷三小时“乡村短视频”，真能替代在晒场上被麦芒刺痛的体验吗？今天，互联网高度发达，作家若想创作出有温度、有深度的作品，更需要像柳青那样俯下身子、沉下心来，走进基层、贴近群众，了解时代的脉搏与人民的需求，从生活中攫取创作的素材与灵感。同时，要学习柳青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拒绝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用扎实的文本功底与深刻的思想内涵，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

在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层面，柳青说：“真正进步的作家，在每个时代里，都是为推动社会前进而拿起笔来的。”“他们光荣的任务是努力通过尽可能生动、尽可能美好、尽可能感人的形象，把他经过社会实践获得的知识和理想传达给人民，帮助人民和祖国达到更高的境界。”在当下多元化的文学环境中，各种创作思潮层出不穷，部分作家陷入“为艺术而艺术”的误区，过于注重个人经验的表达，忽视了文学的社会价值与人民立场。重读柳青，就是要重新审视文学的初心与使命，让文学回归生活、回归人民，在书写时代与人民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对党员干部而言，柳青的群众立场与工作方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柳青真正把群众当亲人，深入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在推行政策、开展工作时，要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尊重群众意愿，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背景下，更需要学习柳青的担当精神，带领群众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破解农村发展难题，实现共同富裕。

我们为什么怀念柳青？

柳青先生是大写的人，对人民群众的爱如此真诚，就像一滴水融进大海，如此纯粹，如此“不隔”。他对文学的热爱如此高远，就像雄鹰翱翔长空，如此浩瀚，如此旷达。我曾多次瞻仰柳青墓园，当我看着不远处的蛤蟆滩翻滚的麦浪延伸至天际，仿佛听见了《创业史》中的夯歌声与《在旷野里》的治虫声交织回荡在八百里秦川。在这片土地上，柳青用14年岁月浇灌的文学种子，早已长成参天大树；《创业史》与《在旷野里》共同承载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人民情怀，也早已融入民族的精神血脉。

（作者：邓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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