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英去年出版了《宗璞论》，今年又出版了文学评论集《无涯集》。后者是她近年来文学评论的自选集，从中可以看出她的变化和一个评论家的成熟。以前的她，才情横溢，敏感，锋利，一旦执笔为文，敢于动刀，而且往往一刀即中。这个评论集却显示了她的理性和扎实的理论素养。她对小说修辞学、叙事学以及其他西方文论都相当精熟。《无涯集》是何英文学批评的转型之作，书名亦大有“老学究”的错位感。

何英出生于新疆，在塔里木河上游长大。她与散文家周涛、小说家董立勃是校友，都先后毕业于新疆大学。她最初的文学评论是从新疆作家开始的，那时，她在新疆文联工作，有评论集《呈现新疆》，对新疆文坛的数十位作家做了准确而深入的评论，如周涛、赵光鸣、董立勃、刘亮程、沈苇、北野、韩子勇、南子等。既有文坛大家，也有刚冒出的新秀。

2005年，我们一起在鲁迅文学院第五届文学理论评论高研班学习，两个月很快过去了，她一回到新疆，忽然佳作不断，已经不满足于新疆文学了，视野忽然开阔多了，面向全国文坛发声，《文学报》《文学自由谈》等报刊上经常看到她犀利的文字，下笔毫不留情，才华横溢，文笔恣肆，一时风云卷起。她敢于批评，也敢于发声，气盛言宜，高标自持。评论家雷达曾说：“对于一些风头正健、踌躇满志的作家，她发出的质疑往往是直指根本的，且绝非扮酷。她的声音是内行的，富于学理的，打中要害，却又布满了芒刺。”

在第二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的获奖感言中，她说她希望达到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的那种境界：“只有双性同体的大脑才能创造出合格的作品。这种作品由于消弭了性别偏见而对男女两性都有益。因此，彻底地展现个人禀赋与才华，纵横自己的百伶百俐，既可尖诮幽默又能高雅纯粹。”敢于这么自信地说的人，必定有其自信的理由，何英是有才情的，她早期的文字也是以才情见长，丝毫没有某些学院派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呕哑嘲哳。她大多时候像一位作家，文笔清新遒劲，幽默中讽刺时显，她的文字里总是有一把刀在那里，即便不亮出来，但人能够感觉到那种寒气。

她有很强的求知欲，后来又先后赴北京师大、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坚持学习英语，终于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师从文学批评家李建军先生。几年博士历练，完成了博士论文《宗璞论》，一部厚重的学术专著。此时的她，也完成了自我的裂变，成为一位学者，使用起中西方文学理论，信手拈来，触处生春。

但何英并不像有些评论家，是完全的堆砌理论词汇，“前++”“后++”“新++”，诸如此类，俨然镶嵌画，或一地碎片。她的作家出身，挽救她于干燥的理性，使她既注重理论素养，能熟练地使用整套概念工具和理论新语，又从不缺乏文学的才情，艺术直觉极好。评论家王彬曾评价她的随笔集《阁楼上的疯女人》中的散文说，她不去从事散文创作是一种损失。《无涯集》第三辑“当代文学观察”，就显示了她这种别样的批评才情。《批评的“八股”与“八卦”》《总是失败的诸神》《文学批评如何“出圈”》等，读来大有《纽约时报书评》上那种精粹、犀利却笔锋常带情感的幽默、自省风味。而《周涛的精神谱系》《让文学成为洞烛历史的那束光》《重估俄苏文学的意义》等，则又彰显出何英知人论世、知识广博的学术追求，如果说，文学批评的科学性，是其客观、公正的理性保障，那么文学批评的文学性，则是其保留文学所独有的人类感性特征。何英的文学批评其实一直在如何保持二者的平衡中探索、精进。

如《乡土小说的三种面目》，以莫言、贾平凹、阎连科三人的小说为分析对象，描述、概括其所代表的乡土小说的三种结构形态。并进一步推论这三种结构形态之后各自所持的文化价值取向，即以西方后现代的话语方式及美学策略为思想资源，表现为对正统话语的反拨，认为“这仍然是一种对西方‘后现代’文学语言的戏仿，理论先行与本土现实语境的迟滞造成整体文化价值体系的失调。”也许作者的观点不见得会令人同意，但她对当下乡土小说“显现出一种乏力和疲惫感”的判断是精准的。

刘亮程以散文成名，后来开始写长篇小说，他的几部长篇小说，我翻阅过，没有细读。何英对他的长篇小说持续关注，连续写了多篇评论，显示出她作为新疆人对地方文学的敏锐关注。《作为思维方式的“时空意识”》，从时空意识入手，讨论了刘亮程整个叙事文学发生的思维原理，可以说是要从源头上解决刘亮程叙事文学的根本问题。文章洋洋洒洒，出入于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又借鉴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西学资源，以其为一种目光与手段，入中化西，在理论的海洋中自由游弋、漂流，为刘亮程研究宕开了新的面向与视点。其实，早在《诗化小说的可能性》中，何英就把刘亮程的小说定位为“诗化小说”，已经有了想要在源头上理清一个作家思维方式的生成机制的动向。

何英的宗璞研究，是下足了功夫的。诸如《野葫芦引》的“时空体”结构、修辞分析、话语时间等，以及宗璞小说的晚期风格、主体性回归、审美生产，等等篇目，可以看出这又是一次她自身诗与史的结合历练，她从过去基本依靠个人灵性才情来写作的批评家，彻底转变成一位以学理、知识见长的批评家。当然，其间是不是也有某种王彬所谓的“损失”，暂且搁置。单就她的一些观点，如她认为，“《野葫芦引》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宗璞献给父亲冯友兰的作品。长篇四卷中处处可见冯友兰的影响，读者在小说中也常常与冯友兰的言论、思想相遇。”“《野葫芦引》‘四记’亦与《三松堂自序》《中国哲学史新编》等冯友兰的著作形成某种互文关系。”“在宗璞一生的写作中，亲情伦理是高于一切的。”等等，如果不是论者下足了功夫，通读了作品、精研了学问，是不敢如此写下这些定论的。

文学批评家雷内·韦勒克认为，文学研究接近科学，但也只是接近，也许更多意涵只是说文学研究离不开概念。《无涯集》已经是一个能出色地运用概念的评论集，也即在科学性上，何英尽力了；但何英毕竟是那个曾经手持快刀的何英，她有极好的审美能力，从中可以看到她对所讨论对象的那些属于文学批评秘密武器的直觉和判断。我希望何英在今后的文学批评中，既能凸显自己已然成功转型的文学批评的科学性，更能继续保持自己对于文学的那份敏感与锋利，那些属于才华与禀赋的天性。

（作者：杨光祖，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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