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潭》可以称得上是现象级的小说了，但这种现象级影响并不是来自文本自身，而是来自作者讲述的故事——当刘楚昕在颁奖典礼上讲述他与已故女友故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预料到会在自媒体语境中产生那么大的共情力，以至于他的作品还没有正式出版，预售额就已经远超绝大多数著名作家的作品。由此可见，故事对于我们时下的传播环境是多么重要。

相较于这种传播的成功，小说本身讲述的故事其实并不具备爆款的特质——它讲述的其实是改朝换代过程中常见的血腥、龃龉、仇杀、恐惧和个体的无力感。只不过它聚焦的是武昌起义前后，革命党人同旗人之间因为意识形态冲突而越过了基本人性同情的残酷，以及处于不同阵营中个体的焦灼、挣扎与无奈。它在题材上具备某种新颖性，毕竟特别关注辛亥革命中族群冲突的小说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小说并不是像那些以现实主义为名的作品那样，讲述具体的故事——尽管它有具体的人物和情节，而是渲染了一种情绪、心理、氛围和状态，那种在历史大变局中个体身不由己、如同陷入泥潭中的心绪与状态。

个体并没有自外于历史之外，毋宁说他们是历史的积极推动者，只是在历史前行的过程中，推动者赫然发现形势大于人，而转为被动的承受者。这是历史的吊诡，也是历史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摆脱了直接而粗暴的反映论与摹仿论，而具备了某种理念上的先锋性。

先锋性最直观地体现在形式探索上。小说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荆州旗人恒丰的现实遭遇、回忆、梦境，革命党人关仲卿走上革命之路并在革命演进中从坚定到犹疑，以及在理念与行动的冲突中令情感和良心备受折磨的经历，还有逃至杭州的旗人楚卿致传教士马修德信中讲述的往事。它们互不相属，但又有所联系。第一部分是虚实相生、主观现实同抽象虚构交织的第一人称叙述，第二部分是全知视角，第三部分则是全知视角框架中夹杂的第一人称叙述。

三个部分之间并没有构成紧密的情节关联，它们只是在某个重大历史事件中不起眼的琐碎细节，细节同细节之间是基于不同立场与角度的遭遇与感受。从整体上可以说，这是一部溢出客观描述的体验性历史小说。如果说第一、二部分是人物各自视角的入乎其内，不乏自我反思的出乎其外，第三部分则是出乎其外中夹杂着入乎其内。小说并没有核心人物或者情节，而是通过不同人物的行动与心理，凸显出发生总体性事件的那个语境，那个泥潭般的社会与时代。

我必须要说，这并不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通俗作品，我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才陆续读完。因为阅读过程的断续，也使得我并没有能够形成关于故事与主旨的明确认识，只是含糊而朦胧地感受到一种氛围。这可能反而无意中切合了小说所着意营造的美学效果：身处混乱、破碎、惶惑中的人们，面对汹汹而至、激变不已的周遭，就如同在水中观望，朦朦胧胧似有光线与声响，却被包裹在黏腻之中，一切都影影绰绰又实实在在，难以确切与分明。这何尝不是一种历史中人的常态？

我们无法以后见之眼，去想象历史现场中人们的情感、思想与行为选择。除了极少数超然卓异的天才与伟人，有可能高瞻远瞩，或者通过现象洞察本质，绝大部分人实际上都是在有限的信息和发挥空间中勉强辗转腾挪，大多数时候不由自主、随波逐流。《泥潭》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了某种普遍性，它以文学的形式呈现了历史的暴力与难以被理性所规训的含混。

楚国的史书《梼杌》以恶兽梼杌为名。按东方朔的说法，它在西方的荒原之中，“其状如虎而犬毛，长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长一丈八尺，搅乱荒中，名梼杌，一名傲狠，一名难训。《春秋》云颛顼氏有不才子名梼杌是也”。梼杌与浑沌、穷奇、饕餮合为四凶，楚人用梼杌命名历史，隐含有记恶之意。楚人刘楚昕以楚地（荆州、武昌）为背景的历史小说《泥潭》，更别有一番意味。事实上，明清以降，梼杌就常常被用作谴责讽刺小说的标题，如《梼杌闲评》《梼杌萃编》《今梼杌传》等。但是，我并不认为刘楚昕是要在某种道德史观下表现“历史与怪兽”。毕竟，作为一种不断演变的意象，梼杌在一些历史书写中也有祥瑞的意味。善恶杂呈、罪恕交织本就是世间的常态。

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它并不具备天然的正义性或非正义性，它是一种天道无亲。在天地不仁的超越性之前，任何道德史观与褒贬史学都是无效的。所谓历史之真，恰在于它的“真”难以穷究，我们所能认识的历史不过是认知洞穴中通过叙述而得到的“影子的影子”。然而，矛盾之处在于，任何历史书写都是在特定史观中进行的叙述，天然地具有某种皮里阳秋的性质。

历史小说同样难以自外于意识形态，现代以来的历史题材小说，因为王朝史学的瓦解，引入了更多观念，尤其是民族国家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同现实中的历史进程彼此互动，形成了强烈的感时忧国的传统。很多时候，文学与历史难分彼此，小说要想突破历史书写的藩篱相当困难。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因为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诸多思潮影响，在先锋小说的脉络中出现了“新历史小说”，尝试改变当代以来建构的一些观念，但那不过是将硬币翻了一个面，很多时候重新回到了貌似新颖实则陈腐的“相斫书”窠臼之中。最为根本的是，人物成为观念的符号，心理与情感以抽象的形式显现，难以凸显出文学的意蕴和应有的人性关切与探索。

一直以来，所有关于历史的书写都试图驯服历史，赋予芜杂、无序、混乱的事件、人物、碎片以有意味的形式，从而形成连贯的因果链条，将其归束为某种理念。然而，因果链条只是历史各种可能性中的一种，那些斑驳陆离的人事物象之间，更多的是相关性，而非因果性。因此，任何一种理念都有其偏颇与真理并行的双重性，从而让在理念引导下的书写成为某种视角主义的产物。《泥潭》的优点是，尽量让不同的甚至有时是截然相反的视角并置，并给予置身事外的第三方观察加以平衡，从而让难以驯服的历史呈现出其无可名状的本相。

小说第一部分通过迷离惝恍的各种技巧运用，充分展示了历史的这种不可名状。当懦弱而优柔寡断的恒丰在无法左右的时势中左支右绌、前后失据之时，有着明确革命信仰的关仲卿也无法一以贯之地凭着单纯的信念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进而也陷入迷惘与无助。这倒并不是说历史是不可知的，问题只是我们须得清醒地认识到认知的限度，而避免书写者真理在握的武断和专横。小说给出的底线是：“迷失在黑夜中时，不妨抬头看看星空，如果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人应当面对自己的良知。”

良知是人之为人的关键。尽管“人不过是夏天午后一片绿叶飘入池塘水面泛起的一群波纹”，“既重要又不重要”，但是人也不会因此全然沦为历史恣睢中的本能性动物。刘楚昕的小说在这一点上既不同于革命英雄传奇或“客观主义”历史小说中常见的对于人性的类型化处理，也区别于新历史小说对于人性的降解——人当然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也有尔虞我诈的生存技巧，以及长袖善舞的生活智慧，在这一切之上还有积淀在集体无意识中的反本能成分，内心的良知与心中的道德律令，只不过那种良知并不能简单拔高为纯粹的理想信念，而是夹杂着迟疑、徘徊和难以止息的自我反思。

如果从经典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观念来说，《泥潭》并不是那种讲故事的小说；它也不是偏向于拼贴、杂糅、戏拟与解构的后现代小说，毋宁说更多是一种类似写意画的启示性渲染与感发。小说几个部分差异视角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反而是毫无差异的译言体，规避了地方性与族群性特色，风格上难以区分，因而几个部分之间只具有视角改变的意义和站位上的差别，缺乏形象上的鲜明个性。这可以解释为作者刻意选择这种中性、疏离、零度的叙述腔调，以显示出历史的无情或者说忘情。

相较于讲古、说史的演义，或者伪装成历史的观念性复写，《泥潭》的尝试难得地用文学避开历史认知的片面性，以现象学的方式逼迫读者走出娱乐与教化的阅读舒适区，从而生产着自己的读者。

（作者：刘大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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