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不只是学术研究与文艺评论的对象，也是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文化战略。新大众文艺改变了传统文艺中的作者、文本等观念，具有鲜明的跨媒介性。算法、弹幕、趣缘社群正在演变为一种在场的文化实践与批评活动。新大众文艺实践倒逼文艺理论与批评从单一的专业批评向专业批评、社交共评、算法批评与跨界批评共在的批评转变。批评家的知识更新意味着对媒介技术本性有深刻的体认，有能力自由地穿梭于文本实践和文艺现场之间，娴熟地使用跟帖、弹幕、博主论坛、直播平台、视频网络、微博等各种媒介工具和批评手段，并根据文艺实践的要求不断地更新“批评的武器”，丰富阐释的概念工具。

自《延河》2024年第7期发表《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以来，新大众文艺迅速成为理论与批评界热议的焦点。新大众文艺不只是学术研究与文艺评论的对象，也是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文化战略——大力发展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新大众文艺迅速成为聚焦新时代中国文艺经验的标识性概念，并入选由《文艺报》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评选发布的2025年度文学理论评论高频词汇。

目前，围绕新大众文艺展开的研讨呈持续升温趋势。约略说来，这些研讨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新大众文艺的内涵、性质和分类的研究；二是对新大众文艺之“新”的讨论；三是对大众文艺与新大众文艺的文学史、学术史的考察；四是对新大众文艺与文艺理论和批评关系的研究。总的说，这些研讨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深化了对新大众文艺的认识，但多数文章观点接近，相似度高，理论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从新大众文艺视野讨论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的转型的文章相对零散、不成系统，需要深化相关论域。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网，摄影：赵霞）

新大众文艺之新“变”

约略说来，新大众文艺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类是产出量和阅读量巨大的网络文学；一类是以抖音、微视频、微短剧为代表的新兴跨媒介泛文艺现象；一类是聚集性、社群性的基层、民间、地方的乡村文艺活动；一类是来自底层、民间的所谓“素人写作”。新大众文艺从提出那一天起，就存在着指涉模糊、彼此重叠的现象，这也昭示着新大众文艺命名的敞开性。对新大众文艺的富有成效的命名，应立足于新大众文艺的实践（包括新大众文艺创作主体、新大众文艺文本机制、新大众文艺消费主体等），而不是从既有理论出发，实践呼唤一种立足本土语境的富有阐释效力的新大众文艺理论与批评。

相对于之前的文艺现象，新大众文艺是崭新的文艺现象。新大众文艺改变了传统文艺中的作者、文本、生产机制等观念，文艺理论与批评对这些问题是陌生的，亟须进行知识更新。

首先是新大众文艺作者身份的变化。印刷时代作者的身份是确定的，作者是作品的唯一生产者。特殊时代，“集体署名”替代了“作者”，但这里“集体署名”依然是高度刚性的意识形态唯一作者的另一种说法。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作者之死”宣布了作者的“死亡”——文本的出场，但文本在这里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依然具有解释的先在性。新大众文艺里的作者表现出含混、多元和复数的性质，既有单一的作者，如新大众文艺中的素人写作，依然保持着传统文艺的署名权，但更多的是复数作者，特别是在网络文学中，读者的参与度很高——不是接受意义上的，而是在生产过程中。“众筹”是读者参与创作的方式，犹如经济活动中个人入股一样，参与生产和分红。打赏、催更等是深度介入文本故事情节的方式。不仅如此，网络平台上的实时互动、数据参与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作品内容生产的推手。由此，新大众文艺创作形成了从“作者主导”向“作者、读者、数据共同主导”的转向。“作者”从单一的创作主体，演变为集创作者、运营者、产品经理、社群领袖于一身的复合型角色，并嵌入了平台算法、读者欲望、资本流向、社区文化和政策法规等，这就是复杂网络媒介环境中作者身份的变化。单一的作者观念已经无法解释网络文学作者、读者与数据平台共同参与的复数作者身份，实践需要将影响创作的各种因素结合起来以实现对新大众文艺复数作者身份的揭示。

其次是新大众文艺文本形式的变化。新大众文艺的文本形态不是单一的，而是由线上与线下、主文本与互动文本、衍生文本以及文本生产场域等形成的复合文本，体现出鲜明的跨媒介性。新大众文艺之所以难以被定义，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包含了网络文学、短视频、微短剧、直播、ACG、AI绘画、互动小说、虚拟现实戏剧等在内的文艺形态集群。甚至，文本生态语境、文艺活态现场、环境等也都是新大众文艺的文本形态。复合文本也包括专业批评家的参与，但是专业批评家的影响力不表现为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而在于对批评对象的熟稔程度、参与程度以及思想、智慧、才情的贡献度。专业批评不过是新大众文艺生态中的一维，跟帖、弹幕与群体性的模仿、二创等一起，构成影响文本的批评力量。新大众文艺复合文本性质要求专业批评家以开放的心态参与到大众文艺的实践中，在动态场域中作者、文本与接受者相互追逐、相互嬉戏，共同实现新大众文艺的意义生产。

再次是新大众文艺生产机制的变化。生产机制是一个包含了作者、文本、平台、技术的系统工程，对新大众文艺生产机制的研究，就是对新大众文艺的作者、文本、平台、技术诸多因素的综合揭示。与传统文艺不同，新大众文艺的生产机制主要是通过媒介技术的特性来体现的，例如即时互动、情绪共鸣、“爽感”等，都是在媒介技术环境下实现的。所以，分析新大众文艺的生产机制，就是分析媒介环境下的新大众文艺的趣味生产。当前，文艺理论与批评对这种新的文艺现象的把握还缺乏理论支持，以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传统文艺评价标准去评价“爽感”“情感共鸣”“即时娱乐”“社群认同”为核心价值的新大众文艺现象时，常常产生评判的错位；用传统文艺理论所谓“深度”“典型人物”“叙事结构”去衡量一部成功的网络爽文或短视频，有可能得出不利于新大众文艺发展的结论。

基于此，新大众文艺视域下文艺理论与批评的转型亟须在知识的更新上做足文章。以下议题尤其需要深化认知：在多作者参与创作、AI 辅助写作、用户生成内容（UGC）盛行的环境下，如何界定“作者”“受众”的内涵及其关系？当新大众文艺的文本突破封闭的单一文本，成为动态数据流、跨媒介叙事文本、可交互界面的集合体时，如何重新定义该新型“文本”的内涵与边界？批评如何完成从静观到参与、从线性叙事到碎片化接受、从物理在场到虚拟在场、从再现到生成的范式转化？再进一步，如何在商业逻辑、平台架构与人文精神之间确立批评的坐标，构建起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审美效益相谐和的多元价值评判标准？

生产机制的跨媒介性

在新大众文艺面前，传统文艺理论与批评概念工具的脆弱性是一个显在的问题，基于新大众文艺实践的文艺理论知识素养和批评阐释的概念工具的转换变得重要起来。文艺理论与批评要从媒介物质性、平台架构、算法逻辑出发分析文艺形态的生产机制，而非仅仅关注内容。

新大众文艺作为一种崭新的文艺形态集群，其生产机制具有鲜明的跨媒介性。跨媒介性，不仅是描述新大众文艺之新“质”的范导性概念，也是构建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体系的标识性概念。从跨媒介性入手，可以有效分析新大众文艺的内涵与生产状态，形成理解新大众文艺的知识型和批评视角。

新大众文艺的跨媒介性说到底是数字媒介技术对文艺活动全面渗透的结果。新大众文艺的全民共创、媒介共生、场景嵌入、参与互动等特征，都可以从跨媒介性得到说明。新大众文艺不是传统大众文艺的简单延伸，而是依托数字技术、社交媒体、平台经济等多重力量而涌现出的新型文艺形态与文艺实践，涵盖网络文学、互动影视、国风动漫、短视频剧集、电子游戏叙事、AI生成艺术等多种文艺形态集群。新大众文艺对传统文艺理论与批评中的文本中心论、独立作者论、媒介分立论以及精英主义的审美标尺构成了根本性挑战。面对这一挑战，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的建构已非单纯的学术议题，而是关涉如何理解、阐释、引导这一新兴文艺生态健康发展的时代命题。

跨媒介性并非新大众文艺的表层技术特征，而是其区别于传统大众文艺的标识性特征。德国学者沃尔夫将跨媒介性界定为作品内多种媒介的参与和作品外不同媒介的越界两种形式，这一观点为理解新大众文艺的跨媒介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传统大众文艺时代，音乐以唱片、电台为核心载体，文学以书籍、报刊为传播渠道，影视以荧幕、影院为呈现平台，不同门类的文艺形态相对独立，文艺批评随之建立在媒介分立的基础之上：文学批评聚焦文字文本、音乐批评专注听觉旋律、美术批评审视视觉形态，不同门类艺术批评的边界是清晰的。但是，新大众文艺诞生于数字媒介的生态之中，文字、声音、图像、影像、代码等不同媒介被转码为可通约的数据，不同媒介的边界彻底消解。跨媒介性不再是文艺创作的附加选择，而是其基本存在方式与生产方式，新大众文艺理论与批评不能跳出跨媒介视角，否则，必然是片面且无效的。一个成功的网络文学IP会衍生出动漫、影视、游戏、有声书、周边商品等多种业态，构成庞大的“跨媒介叙事世界”。文艺评论的对象从封闭自足的作品，转向开放动态、由多种媒介协同建构的“文本场域”，这带来了文艺性质的新变。例如，新大众音乐不再局限于听觉内部的旋律、和声设计，而是融入诸如视觉、文学、游戏、动漫等多媒介元素，形成 “听觉核心、多媒共生” 的创作范式。这一新变要求批评必须关注不同媒介的功能，做到既相对独立又各负其责地为新大众文艺贡献出独特的叙事效果与审美体验，分析不同媒介之间的互文、互渗和互补的关系。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以网络微短剧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形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当代文化景观。网络微短剧流行的背后是一场深刻的技术与文艺关系的革命，它以短小精悍的体量、快节奏的叙事与高浓度的情节冲突，成为技术、资本与媒介共同作用下的文化症候的表征。网络微短剧的生产机制与基因图谱由AIGC技术、平台算法与移动媒介特性共同构成。网络微短剧中“小程序短剧”采用“前免费后付费”的投流模式，批评家要从付费卡点角度切入，分析其如何精准算计用户的“损失厌恶”心理，以驱动观众充值。而微短剧“黄金3秒开局、10秒反转、1分钟一个爽点”的叙事节奏数据模板，也成为数据化生产分析的重点。这意味着，批评家所面对的已非传统意义上的“作品”，而是一种经由算法编译、被用户数据持续训练并被AIGC技术再中介了的“人机协同文本”。批评家若仅停留在对剧情、人物或意象的解读，是难以触及新大众文艺本质的。以AIGC技术为例，其作为内容生成的“底层基座”，不仅重构了生产工具与创作主体的关系，更动摇了以人为中心的“作者”身份。创作者从传统的“作者”转化为“提示词工程师”。批评家若不能理解AIGC的技术原理及其对创作流程的重塑，便无法准确把握微短剧中视觉符号的生成逻辑与意义流动。技术逻辑要求批评家具备对文本生产机制的跨媒介性有深入理解。

如果说AIGC重构了创作前端，那么平台算法则系统性地重塑了流通与接受的后端，并以此为杠杆，反过来“规训”创作本身。算法不单是分发渠道，它更是一套内嵌了价值判断、隐形的美学筛选与再生产的装置。在“数据”“反馈”“分发”的闭环机制中，微短剧的创作逐渐形成一种“算法化叙事”范式，其高频反转、类型化欲望叙事的美学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算法优化的结果。批评家需跳出单纯的文本批评，转而分析算法如何塑造内容的流通与接受，进而揭示其背后的资本逻辑与注意力经济模式。技术、算法与媒介的动态互构形成了微短剧生产的闭环系统，对网络微短剧的有效批评，必须实现从“文本中心”到“场域分析”的范式迁移。这个场域是技术基底、经济模式与文化实践相互构成的动态网络。批评家需要通过对生产机制的跨媒介性、多维权力介入的剖析，才能揭示新大众文艺的现代性品质以及技术、资本与文化权力的交织关系。唯有如此，批评才能超越表象的描述，实现对新大众文艺的深度介入。

算法、弹幕与趣缘社群的“在场”批评

算法、弹幕与趣缘社群是媒介技术变革带来的新大众文艺实践不可避免的评论力量，逐渐演变为一种在场的文化实践。文艺理论与批评在解读文本意义的同时，更需兼顾文本的生成机制，从评论对象“美不美”，转向分析它如何被看见、被讨论、被二次编码。

在新大众文艺的生产实践中，算法不仅仅是流量的分发工具，实际是“首席批评家”的角色，它可以在海量的作品传播中决定谁被看见、谁被淹没，行使着比评论家更为强大的裁判权。传统文艺批评依赖批评家的感性经验与理性思辨，它的判断标准是“定性”的，算法的判断标准则是“定量”的。例如，某个短视频前3秒的留存率是多少？用户在第5秒是否划走？面对短视频平台上的“微短剧”，传统批评或许会指责其人物扁平、情节狗血。然而，算法的逻辑是：只要完播率足够高，只要用户有反复回看，这部短剧就是好的。算法能够通过海量测试，精确预测到第几秒应该出现第一个反转。在这种机制下，文艺创作不再是灵感的迸发，而变成了对算法偏好模型的迎合。

算法推荐的基本路数是对用户的点击、停留、点赞、评论等行为进行不断的计算，根据用户的喜好，对其“投其所好”。这样的推送表面看似让每一个人迅速找到了自己喜爱的作品，但实际却是在无形中构筑了一堵看不见的“信息围墙”，把用户牢牢地困在由算法构筑的“茧房”里。比如抖音，它会根据用户的浏览记录推荐适合他们的艺术作品。用户对古风题材的作品如果进行了持续的点赞和停留，那么首页就会被这一类的视频所占据，让人误以为这是一种正在流行的艺术形式。那些点赞过搞笑短剧和职场题材的用户，他们的主页面也会有相应的内容。虽然都在同一个平台上，但因为算法的缘故，他们被困在了一个彼此没有交集的“茧房”里，感受不到对方圈子里的热点，当然难以对新大众文艺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在这里，“流行”实际是算法制造出来的假象。

我们在谴责“算法杀死艺术”的同时，也要意识到是算法拆掉了艺术殿堂的高墙，让大众的创作权力得到了解放。在短视频平台，当一个素人的创作内容符合流量密码的逻辑，就有可能获得比专业导演更高的曝光量。在算法打破专业壁垒的同时，又通过即时反馈回路对创作者的创作产生影响：长镜头，观众是没有耐心看的；铺垫吸引不住人，不如直接上冲突。这种“流量导向”的创作确实导致了作品的同质化。我们看到的不是百花齐放、各竞其美，而是“爆款模因”的无限复制。算法解放了大众，又囚禁了大众。批评家需要追问的问题是：是什么样的推荐机制让某种低质的内容爆红，又让某种深刻的内容沉默？

如果说，算法重新塑造了文艺生产的出场方式，那么，弹幕则改写了观众席上的在场方式，实现了对“静观美学”的根本性祛魅。《甄嬛传》是B站长盛不衰的弹幕聚集地，其弹幕文化已经从“追剧吐槽”演化为一套精密的“甄学”批评体系。当皇后说出“臣妾做不到啊”这句经典台词时，传统批评或许会分析演员蔡少芬的表演层次、台词背后的权力焦虑抑或女性悲剧等，然而，弹幕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皇上，你这里的服务态度很差”“皇后：我演了76集，终于拿到了MVP”“滴血认亲名场面打卡”。这些弹幕不仅消解了正剧的悲剧庄严感，更重要的是，它们充当了一种“显微镜式”的批评——观众通过反复回看、逐帧截图，将一部76集的长剧拆解为无数个“梗”和“名场面”，将经典片段转化为娱乐的模因（Meme）。在这里，批评不再是对整体叙事结构的把握，而是对碎片化细节的考古式发掘，完成了传统批评无法完成的任务：它让一部2011年的老剧，依然保持着“被重新发现”的生命力。

弹幕实现了批评的“共时性”。传统文艺在作品完成、出版、传播之后，批评家才姗姗来迟。而弹幕则是在文本流淌的当下即时涌出的。当观众发送“空降成功”时，他在指示其他人跳过前奏；当观众发送“二刷打卡”时，他在宣告自己对该片段的反复消费。这些看似琐碎的互动，实际上重构了文本的接受方式，没有人再按照创作者预设的节奏观看，每个人都在弹幕的指引下进行着自主选择的观赏。这意味着批评功能的改写——批评不再是独白，而变成了复调；不再是裁判，而变成了即时参与。事实上，弹幕批评追求的就是“即时反应”效果。

弹幕狂欢是因为有社群的呼应，否则，它只会成为转瞬即逝的情绪碎片。趣缘社群为新大众文艺提供了一套自洽的、内生的、高度精密的批评话语体系。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预设了“共通感”的存在，即美是可以普遍传达的。但在新大众文艺生产逻辑中，一个在外人看来可能只是杂乱的混剪视频，却被特定圈层奉为神作。这里，起作用的是“圈层部落”的认同。社群内部共享一套只有社群内部熟知的术语，发挥着比专业术语更有效的批评功能。“OOC”（脱离角色性格）、“发刀”（发送虐心情节）、“工业糖精”（指刻意的人工甜腻情节）——这些词汇能够直击创作者的痛点。一个同人作者发布新作时，评论区不需要长篇大论，一句“老师，有点OOC了”就是最严厉的批评，而“神仙写文，我垂直入坑”则是最高赞誉。这种批评内生于社群的情感劳动之中，它是行动导向的：批评不是为了阐释，而是为了维护社群的“情感洁净”或指导下一次创作。

算法逻辑与趣缘社群之间存在着显在的矛盾张力：算法的逻辑是可计算的最大化平均停留时长，这必然带来创作的同质化、低门槛，使“最大公约数”的审美流行开来；而趣缘社群的逻辑是“最小化圈层内的文化认知”，具有排他性、高门槛和深度共鸣的特点，追求的是认同的“最小公倍数”。两者并非总是同向而行，而是时有冲突、彼此制衡的。趣缘社群中的“神作”往往因为跳出率高而被算法判定为不受欢迎而降权，而算法推荐的“爆款”又常常因为套路太过明显而不被核心社群所欢迎。这意味着新大众文艺批评必须有能力同时面对两套评价体系，不是简单地站队，而是要揭示二者之间复杂的共生与摩擦关系。

算法、弹幕与趣缘社群是深入参与新大众文艺生产机制和评价体系的积极力量，影响了文艺理论与批评关注焦点与立场身份的转变：首先，“作品是什么”固然重要，但新大众文艺批评更关心“作品如何被看见、被讨论、被二次编码”，评论对象从封闭单一的文本转向开放复合的文本及其生产机制。其次，与对象保持有距离的客观判断，是传统批评秉持的立场，但新大众文艺生态中的弹幕、跟帖、趣缘社群早已消解了这一距离，批评就是参与，批评者就是流量的参与者、社群的成员。再次，批评家角色从过去那种高高在上的裁判者，转变为双向沟通的翻译者：一边向普通大众解释圈层黑话，比如解释“kswl”背后不是低俗，而是一种强烈的情感投射；一边向被算法困住的创作者解释流量机制的隐形规则。总之，文艺理论与批评不再一味地追问“终极意义”，转而关注“即时反应”与“圈层编码”的动态过程。理解一部新大众文艺作品，不再仅仅是读懂它的故事，而是要读懂飘过它表面的每一行字、驱动它传播的每一行代码，以及那些字与代码背后涌动的情感部落。

批评生态的重构

传统文艺理论与批评建立在一种“距离美学”的基础之上。要获得纯粹的审美享受，就必须与对象拉开距离，切断与实用的、功利的、欲望的关联。从康德的“无利害”到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再到阿多诺的“审美自律”，强调的都是批评家与作品之间的凝神静观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作品是封闭的、完整的、等待被阐释的客体；批评家是专业的、权威的、掌握其解释权的主体。然而，这一关系正在新大众文艺的浪潮下加速瓦解。当一个短视频的生命周期由算法推荐曲线决定、当一部经典剧集的意义被弹幕实时改写、当一个同人圈子的审美标准由内部黑话维系，传统批评家们谈论的“叙事结构”和“人物弧光”在这种文艺生态下开始变得失语。大众在“kswl”和“前方高能”的狂欢中重构了一套全新的文艺评价体系。一个短视频、一篇网文、一个模因的生命周期由代码、弹幕和社群共同决定。

新大众文艺实践倒逼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的转型。具体说来，就是要实现从单一的专业批评向专业批评、社交共评、算法批评与跨界批评“共在”的批评转变。社交共评是新媒介环境下最主流的批评样态，即普通用户在社交媒体、视频平台、文学网站等空间，通过点赞、转发、评分、撰写短评、发布弹幕、制作视频等方式进行的即时、碎片化、情感化的评价行为，其特点是去中心化、情感驱动、社群互动，是作品社会影响力直接的量化指标，也是舆论场的中心。专业批评是活跃的批评场域的一维，以参与者的身份（而不是居高临下的布道者、保持距离的美学静观者）介入批评的场域和动态实践之中，有能力打破学科壁垒，综合运用文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对现象进行综合性跨媒介的分析与研究。如此，方能显示出专业批评的能力。新大众文艺具有典型的“参与美学”性质，就是强调用户在互动、模仿、二次创作中获得愉快。批评的关切点更加聚焦于互动设计、社群活跃度以及由此产生的UGC（用户生成内容）的创造力。对于连载式、养成系的文艺形态，批评的“过程美学”性质变得更加重要，要跟踪其文本实践的动态发展，分析其在时间流中的变化与用户陪伴式的情感投入。平台中心与算法批评变得重要起来，平台（如抖音、快手、起点中文网）的界面设计、算法推荐、流量分配规则、社区管理政策，深刻地影响着内容的形态和传播。因此，批评需要剖析平台的算法偏好如何塑造了某种内容风格，流量激励机制如何影响创作选题，平台的资本运作如何收编亚文化，有能力将技术分析与政治经济学分析结合起来，揭示新大众文艺背后的“看不见的手”。新大众文艺常常以“事件”的方式爆发（例如某个短视频全网爆火、某部网文引发社会讨论），批评因此更倾向于“事件分析”，追踪事件的起源、传播路径、多方（创作者、平台、媒体、用户、官方）的博弈与话语建构，以及事件最终沉淀的社会意义。批评者需深入特定的网络社群（如某个网文的书友圈、某个UP主的粉丝群），通过参与式观察，理解社群内部共享的情感结构、价值判断和批评话语，从而获得内部视角。

新大众文艺的典型特征在于其与媒介技术的深度融合，批评家的知识更新意味着对媒介技术本性有深刻的体认。例如，网络微短剧的快速剪辑、特写镜头、竖屏构图等视觉语法并非随意选择，而是基于移动媒介的物理特性与用户习惯。竖屏形态不仅适应了单手持设备的观看姿势，更通过近距离、高饱和度的视觉冲击，强化了观众的沉浸感与情感代入。批评家若未亲身参与微短剧的观看实践，便难以理解这种“具身化界面”如何影响叙事节奏与情感动员。换言之，批评家需成为媒介的体验者，而非仅仅作为文本的解读者。具身性体验要求批评关注观众在特定媒介环境中的感知与反应，微短剧的“微”“爽感”与“加速”等美学特征，本质上是对当代社会“碎片化生存”状态的响应。韩炳哲指出，在“倦怠社会”中，“微小”本身即成为一种对抗注意力耗散、保存主体性的生存策略；“爽感”机制则通过情绪强度渲染与高频反转，为观众提供即时的心理代偿。批评家需结合自身的观看实践，分析这种美学如何作用于观众的身体与心理，进而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所有这些，内在地要求批评不只是理论的阐释者，更是实践的介入者。批评家应积极参与到新大众文艺的生产与传播环节，通过亲身体验平台算法、AIGC工具与交互界面，形成对媒介环境的认知。这种“介入式批评”不仅能够弥合理论与实践的断裂，更能为批评注入鲜活的经验质感。批评家必须放下传统的审美傲慢，深入技术、资本和情感的现场，方能解码这一最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矛盾而又充满生命力的文艺形态。

新大众文艺不仅使“人人都是艺术家”，也使“人人都是评论家”，在场的批评是今天新大众文艺批评特别需要的。在场，意味着批评家对新大众文艺媒介本性的深刻体认，有能力自由地穿梭于文本实践和文艺现场之间，娴熟地使用跟帖、弹幕、博主论坛、直播平台、视频网络、微博等各种批评手段和媒介工具，有能力根据文艺实践的要求不断更新“批评的武器”，丰富文本阐释的概念工具。

在看到媒介技术深刻塑造了新大众文艺形态的同时，也应该避免陷入“媒介技术决定论”的陷阱。技术不仅提供了新的创作工具与传播渠道，更重塑了创作主体、审美感知和接受模式。但技术并非文艺的终极目的：算法推荐可能导致创作迎合流量需求，影响了叙事节奏与情感结构，陷入同质化、碎片化的困境；AI生成可能弱化艺术的情感表达与人文内涵；虚拟演出可能消解现场音乐的本真温度。因此，文艺理论与批评不是向技术纳头便拜，而是要深度追问：技术在解放了艺术和人的创造力之后，是否又形成了新的固化的模式？算法在实现了传播效率提高的同时，艺术深度模式的实现是否又出现了新的障碍？虚拟技术是延伸还是替代人的感知？唯有跳出“技术崇拜”，引入人文关怀的视角，批评才能走向良性的发展。

（作者：邢建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美育工作委员会委员，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河北师范大学美学与艺术研究中心、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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