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国文联理论研究部级课题重点课题、培育课题成果概览

编者按：

2024年，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整体性把握、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之际，按照《中国文联学习研究宣传阐释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五年工作规划（2022-2026）》安排，中国文联继续开展了中国文联理论研究部级课题申报工作。经多轮严格评审，并报中国文联党组批准，2024年中国文联理论研究部级课题最终确定10个入选项目，其中重大课题4个、重点课题4个、培育课题2个，另有2023年度培育课题转化为重点课题3个。课题立项以来，各课题组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正确导向、紧密结合实际，扎实推进课题研究工作，目前已有不少课题成果陆续发表，在业界引起积极反响。现呈现7个重点课题、2个培育课题成果概览，期待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刻感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真理光辉、理论内涵和实践伟力，切实推动文艺文联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更好建设文化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重点课题

“新时代文艺界落实党的文化领导权成效与经验研究”课题组

新时代文艺界落实党的文化领导权，要做到“六个必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全面落实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文联、作协组织为主体的文艺界人民团体进行了一系列创造性的实践探索，并在强化政治理论学习、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担当主责主业、培育“文艺两新”、发挥“两个优势”、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六个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也为进一步落实好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是必须把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教育放在首位，在“把方向”中增强能力和定力。新时代以来，全国各级文联、作协组织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必修课，通过推进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化、规范化，办好文艺研修院、鲁迅文学院，定期开展文艺工作者专题培训、文艺家协会会员和文艺骨干培训及开展“崇德尚艺”巡回宣讲，组织文联、作协系统报刊、网站开设理论专栏和主题研讨等工作，逐渐形成了一套符合文艺战线实际、重视文艺工作者需求、形式灵活多样的理论学习机制，有效提高了文艺工作者和文艺骨干的政治理论素养，提升了文艺队伍的政治素质，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宣传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是必须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在“谋大局”中彰显作为和作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艺实践经验证明，落实党的文化领导权，就必须把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作为文联、作协组织的基本职责。新时代以来，各级文联、作协组织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重大主题为结合点和着力点，深入团结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既推进了新时代高质量文艺精品的创作，又做到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起到了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实效。

三是必须把“做人的工作”与“推动文艺创作”贯通起来，在“定政策”中引导繁荣和发展。各级文联、作协组织紧扣“做人的工作”这一任务，坚持把培养高层次领军人才和建设高素质文艺人才队伍作为工作重中之重，着力构建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组织体系，设立负责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的专职机构，成立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举办“会员开放日”，提供常态化文艺维权服务，大力开展文艺领域综合治理，引导文艺工作者把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另一方面，聚焦创作生产优秀作品这一中心环节，进一步把握新时代文艺创作、文艺管理规律，设立文艺人才/文艺精品扶持专项资金，推进文艺创作与评论的组织化工作，开展主题文艺采风创作活动，大力推动人才、资金、平台、技术等资源要素向精品创作生产集聚，扎实推出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艺精品。

四是必须把“文艺两新”工作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扩覆盖”中延伸联系手臂和手段。近年来，“文艺两新”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文艺+”，已然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和重要参与者。为加强对新文艺群体的联络和服务，各级文联、作协组织在文艺家协会成立新文艺群体委员会，建设新文艺群体骨干人才数据库，成立负责新文艺群体党建工作的社会组织行业党委，定期举办理论学习培训班，引导新文艺群体参与重大主题创作，评选推介新文艺群体领军人才，推进新文艺群体职称评审工作，建设“文艺两新”集聚区实践基地，提高各级“文代会”“作代会”新文艺群体代表的占比，扶持新文艺群体相关研究课题，增强了组织吸引力。

五是必须把“两个优势”作为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的重要抓手，在“强保障”中夯实基层基础。回顾党领导文艺的百年历程，“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是文联、作协组织在长期革命斗争和文艺实践中形成的两大法宝。新时代以来，文联、作协组织的“组织优势”得到更好的发挥，覆盖面不断扩大，各级文艺家协会会员数量持续增长，全国“一盘棋、一家人、一张网”的工作格局日趋强化，各级文联、作协组织通过实施“强基工程”，组织“送欢乐下基层”志愿服务、艺术乡建等文艺惠民工程，推动优质文艺资源直达基层，创新基层文联、作协工作机制，将文艺资源融入乡村振兴之中，充分激活基层文艺工作者的创新活力。在发挥专业优势上，各级文联、作协组织聚焦主责主业，深入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推进“评奖办节”，以高质量的文艺精品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组织开展“文化润疆”“文艺援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文联、作协组织的“两个优势”日益坚实。

六是必须把“强三性、去四化”作为文联、作协组织深化改革的长期任务，在“促改革”中增添生机和活力。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各级文联、作协组织必须始终聚焦“强三性、去四化”，把深化改革作为文联、作协组织增强生机活力的关键，推动组织职能、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的调整优化，更好地担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执笔人：课题负责人夏义生、课题组成员季通宙）

“新时代网络视听艺术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

网络视听艺术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价值取向、模型与应用

网络视听艺术，作为移动互联网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产物，已逐渐成为文艺领域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然而，随着其蓬勃兴起，作品数量激增的同时，质量却参差不齐，市场秩序也需进一步规范。在此背景下，构建一套科学完备、符合时代需求的网络视听艺术评价指标体系，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本研究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理论基石，深入探讨了网络视听艺术评价的标准设定、体系构建、应用场景及局限，引导行业从“流量竞赛”转向“价值竞争”，让优质内容成为文化传播的核心驱动力，为行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网络视听艺术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价值取向

本研究总结了网络视听艺术评价的三大核心维度，即思想性、艺术性和传播力。思想性作为先决性标准，强调作品必须体现正确的思想引领，源于人民、为了人民，传达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这不仅要求作品在社会历史观、伦理道德观和文化价值观等方面表现正确，还需能够引导受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艺术性作为主体性标准，则侧重于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文化内涵。优秀的网络视听艺术作品应具备卓越的艺术形象塑造能力、强烈的创新意识和深厚的历史底蕴，能够通过独特的视听语言、叙事结构和艺术创新，提升受众的审美体验。而传播力作为重要参考标准，则关注作品的市场接受度和广泛传播程度。在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下，鼓励作品具备较好的播放量、点击率、社交媒体讨论度等市场表现，以实现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双赢。

二、网络视听艺术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模型

在网络视听艺术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构建中，本研究综合考虑思想性、艺术性和市场性这三个维度，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在定性评价中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用好评奖办节的正向引导力。在定量分析领域，充分考虑人民的评价、市场的检验，关注网络用户的反响。在市场检验的指标方面，将浏览量、点播量、下载量及其他经济指标进行量化，与思想性、艺术性指标相辅相成，赋予相应的权重，以构建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评价指标体系。

思想性指标通过社会历史观、伦理道德观和文化价值观等具体指标进行量化评价；艺术性指标则涵盖视听效果、叙事文本和艺术创新性等方面，通过业内权威奖项评审、受众反馈等方式进行综合评价；市场性指标则关注视频播放数与点击率、广告与商业合作以及社交媒体关注度与讨论度等市场表现，通过数据分析来客观反映作品的受欢迎程度和市场潜力。这些指标共同构成网络视听艺术评价体系的框架，为作品的综合评价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本研究根据网络视听艺术的特点及其评价需求，合理分配各指标的权重，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公正性。

三、网络视听艺术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

本研究所设定的评价指标体系在网络视听艺术领域的应用场景较为广泛。行业协会可以依托评价指标体系，深度挖掘具有思想性、艺术性与时代意义的创作素材，制定内容审核标准和行业规范，引导行业健康发展。通过评价指标体系的引导，行业协会可以推动网络视听艺术作品的创作更加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审美需求，促进行业的良性循环。评奖评优活动也可以借助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明确的指标和权重分配，有助于确保评选活动的专业性和公正性。网络视听平台则可以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制定严格的审核机制和精准的推送机制，优化网络视听环境，提升用户体验感，防止低俗、恶俗内容的传播。同时，通过评价指标体系对作品进行精准分类和推送，可以满足用户个性化的观看需求，提升用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四、网络视听艺术评价指标体系的局限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评价指标体系并非万能之物，也面临一些局限性和挑战。特别是评价标准的主观性是一个难以规避的问题。不同个体的审美观念和意识认知存在差异，这会对评价结果的公正性与精准度产生一定影响。为降低主观性对评价结果的影响，本研究尝试引入多元评价主体，建立评审团队，通过集体讨论和协商来达成共识。此外，数据量化评价也存在局限性。播放量、点赞数等数据易受非质量因素的干扰，如刷量、水军等，导致评价结果失真。因此，在利用数据量化评价时，还需结合其他评价手段进行综合分析，以确保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同时，部分蕴含深厚文化底蕴和民族情感的作品，其艺术内涵和内在价值难以通过数据量化来全面反映。对于这类作品，我们更需注重定性评价的作用，通过专家评审、受众反馈等方式来深入挖掘其艺术价值。

展望下一步研究，我们将继续探索和完善网络视听艺术评价机制，将数据量化与质化评价有机结合，以更全面地衡量作品的价值。同时关注评价指标体系的动态发展，根据行业变化和技术进步及时调整和完善评价指标，确保评价体系的时效性和科学性，为网络视听艺术的繁荣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执笔人：课题负责人张东航、课题组成员洪潇楠）

“全媒体时代戏曲与曲艺传播研究”课题组

全媒体时代戏曲与曲艺传播的新形态与新现象

一、全媒体时代戏曲与曲艺传播的新现象

我国迄今已形成各种类型的下游泛内容分发平台。如2020年B站跨年夜晚会直播，裘继戎表演的《惊·鸿》，将昆曲、秦腔等六种戏曲有机混搭，精彩纷呈。新媒介带来的新气象使“自由时空体系”的戏曲、曲艺艺术在传播方面更为自由，打破了时空和传播语境，传播迅捷、流量剧增。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众审美需求的变化，传统戏曲、曲艺的题材不断推陈出新。许多院团对经典作品进行了改编，以迎合当代观众的兴趣并拓宽受众群体。在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和对社会热点的聚焦，更推动了戏曲、曲艺题材的多元化发展，彰显了传统戏曲、曲艺的现代价值，赋予传统艺术新的生命力。

传统戏曲、曲艺在形式与内容上紧随时代脉搏，展现出“破圈”传播的态势，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再到二次元文化的跃迁。全媒体时代，戏曲、曲艺持续创新，突破固有的圈层限制，积极拓展合作领域，开创戏曲、曲艺艺术的新形态，通过与多种艺术形式、媒介类型及现代生活方式的融合，形成了“戏曲+”“曲艺+”的跨界风格。这些多元化的融合形式丰富了戏曲与曲艺艺术的表现维度，赋予其更广泛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影响力。

二、网络传播的优势与不足

网络传播最大的优势在于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传统戏曲和曲艺多以剧场演出为主，受地域、场地和时间的约束，传播范围有限。而网络传播则能将演出资源上传到全球化的平台，观众借助智能设备，随时随地可欣赏戏曲、曲艺演出或经典唱段。这一特性不仅让戏曲、曲艺覆盖更多的受众，也为传统艺术的跨地域、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便捷途径。

网络传播打破了传统戏曲、曲艺单向传播的限制，使观众成为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通过网络直播或短视频平台，观众可以与表演者实时互动，通过弹幕、评论、点赞、打赏等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喜好。这种即时互动不仅让观众与表演者之间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也为表演内容的改进提供了参考。

传统戏曲、曲艺资源的保存往往受限于介质的脆弱性，而网络传播的数字化特性为戏曲、曲艺资源的长期保存提供了可能性。借助云存储技术，戏曲和曲艺的音视频资料、剧本、唱腔等得以永久保存，并便于随时检索和下载。这不仅保护了传统戏曲、曲艺的文化遗产，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

就其不足而言，戏曲、曲艺作为综合性舞台艺术，讲究唱、念、做、打或说、学、逗、唱的相辅相成，角色塑造、剧情铺展、唱腔韵律与表演动作浑然一体，然而，网络平台的传播往往倾向于将作品拆解为独立的片段，如一个精彩的唱段或某个“名场面”。在当代“短平快”的审美节奏下，网络平台过度强调视频内容的娱乐性、碎片化，容易导致观众对戏曲、曲艺艺术产生片面认知。

戏曲与曲艺创作追求艺术精雕细琢，但网络传播对内容的更新速度要求极高，这与艺术创作的规律形成矛盾。快速生产的“急就章”作品虽然能满足观众的即时观看需求，但往往缺乏艺术深度与创新性。一段新编剧目或曲目的精彩唱腔可能因短时间内频繁出现在多个视频中而被观众视为“炒冷饭”，会削弱观众对其独特艺术性的认知，甚至产生审美疲劳。

戏曲、曲艺自诞生以来，便是一种强调“观演互动”的综合艺术形式，演员与观众始终保持在同一场域中。观众的鼓掌、喝彩或点戏，都是戏曲、曲艺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演员通过眼神交流、语言互动等手段，与观众实现情感交融，共同完成一场充满生命力的演出。网络直播难以还原现场观演的即时性与情感强度，这种情感表达的局限性让观众与表演者的关系变得间接而疏离。

三、全媒体时代进一步拓展戏曲与曲艺传播的路径

在全媒体传播环境下，戏曲与曲艺需要兼顾艺术质量与观众需求。一方面，内容创作应坚守艺术本质，突出唱腔韵味、表演技巧和文化内涵，避免为追求流量而过度娱乐化；另一方面，应尝试融入当代观众喜爱的元素，如与流行文化结合，创作短视频版戏曲、曲艺选段、改编现代题材作品等，以吸引更多年轻受众。

戏曲、曲艺作为综合艺术，应充分利用全媒体平台的多样化传播形式。直播平台可通过多机位切换展现戏曲表演细节；短视频平台可以发布精华片段或幕后花絮；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可营造沉浸式的观演体验，拉近观众与演出的距离。同时，利用算法推荐精准触达潜在受众，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内容选择。通过优化传播形式，让戏曲和曲艺在全媒体环境中以更生动、互动性更强的方式呈现。

戏曲、曲艺的全媒体传播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政府部门可提供更多政策与资金支持，鼓励院团与新媒体平台合作，打造优质传播内容；新媒体平台应对戏曲和曲艺类内容给予流量扶持，助力优质传统文化走向更广泛的受众；同时，评论者和学术界应积极参与传播互动与内容评价，形成良性传播生态。通过整合多方资源与力量，促使戏曲与曲艺在全媒体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执笔人：课题负责人周泉、课题组成员庞婧绮）

“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设计语言的文化认同研究”课题组

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设计语言的文化认同研究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深刻表明，人类文明新形态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本课题以此为根本遵循，立足历史、现代、文化三重维度，基于全球视野展开研究。

具体而言，本课题从历史维度揭示其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创新性发展的现代文明，从现代维度阐释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内在逻辑自然生成的文明形态，从文化维度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建构，从全球视野则彰显其对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贡献。在此宏观视域下，设计作为兼具实用性与审美性、技术性与艺术性的综合载体，是贯通传统与现代、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媒介。因此，探究设计语言体系在建构文化认同方面的功能与价值，具有理论意义与现实作用。

课题聚焦于设计语言的文化认同功能研究。作为文明互鉴的桥梁，设计语言通过符号系统、色彩体系、形态构成等视觉表征，发挥跨文化叙事效用，以此成为文化交流的艺术化媒介。设计语言的应用及叙事过程有助于推动不同文明间的深度对话，向世界阐释并推介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设计叙事，开阔文化形态、文化内涵、文化使命等方面的全新视域，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面对新时代要求，设计语言展现出新的发展趋向。一是从技艺本位向文明载体的发展趋向。当下，设计作品需超越单纯的形式美感和工艺技巧，发展为传递国家精神与时代价值的核心载体。基于这一理念，课题负责人郭春方作品《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入选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进京作品展；课题组成员郭书作品《吉林当代艺术馆——视觉识别系统设计》入选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并荣获德国红点奖视觉传达设计奖。二是从本土叙事向全球对话的发展趋向。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设计语言如何在坚守民族文化根脉的基础上，构建具有沟通效力的跨文化表达体系。基于这一思考，课题组在《华夏文化论坛》期刊发表论文《设计流转，文化与爱的沉淀——设计中的文化》，探讨设计语言实现民族文化与世界情感连接的现实路径。三是从单向输出向共生传播的发展趋向，设计实践正经历从单向输出向基于理解与对话的共生传播模式转变，进而深化文化认同。以此为基础，课题组于《学习与探索》期刊发表《当代设计语言的文化认同研究》一文，论述设计语言的文化认同效应。

课题从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实践出发，围绕文化认同的历史脉络、新时代内涵、设计语言的实践路径、文化传播方式及策略建议等核心问题展开研究。一是回溯文化认同的发展历程，梳理其历史必然性与逻辑演进；二是立足新时代背景，解析当前文化认同面临的新内涵与新要求；三是探讨设计语言如何以实践赋能文化认同建构；四是研究文化传播与扩散的有效路径与方法；五是策略与建议思考，以推动理论向实践的进一步转化。在研究方法上，课题以理论分析为基础，重点分析设计语言促进文化认同的代表性案例，提炼其成功经验与作用导向，探索如何通过创新设计语言的转化方式，增强文化传播的感染力与认同的实际效果。

文化认同作为民族与国家认同的根基，其核心在于通过文化内涵塑造集体归属感。优秀的设计语言能以艺术化方式呈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与现代性，既通过设计叙事传递民族精神内核，又以情感共鸣激发价值认同，最终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这一理念在课题负责人郭春方指导的《“盏”开新丝路——设计传递“一带一路”中国情》项目中得到生动实践。该项目荣获第十四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全国决赛铜奖。

该项目创作灵感源自新中国成立时八只大红灯笼见证历史的经典场景，团队从中提取文化符号，设计出融合传统灯笼元素与当代茶文化的茶盏形态。团队先后携茶盏走进马达加斯加、塞尔维亚、毛里求斯、巴基斯坦等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使馆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举办“红灯茶话会”系列活动。项目积极助推我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经贸合作，与10余家跨国企业签订长期战略合约，生动诠释了扎根中国文化、建立中国自信、打造中国品牌、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路径。

深化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设计语言的文化认同研究，是从文化创新与艺术发展的维度，探索中华传统艺术资源的保护与传承路径。课题系统剖析了如何以设计语言为媒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使优秀设计成果服务于人民生活。在此基础上，课题通过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研究路径，系统阐释设计语言赋能文化认同建构的具体路径，并以此为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转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思考。

（执笔人：课题负责人郭春方）

“新时代影视人才培养战略研究”课题组

融合与多元：新时代影视人才培养生态构建

新时代中国影视产业正经历深刻的范式重构：技术层面，虚拟制片、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重构内容生产链条，全球虚拟制作市场规模迅速增长，倒逼从业者技术素养全面革新；产业层面，从“作坊式创作”向“工业化生产”转型加速，项目管理、跨平台运营等复合能力成为核心竞争力；文化层面，中国影视作品国际能见度提升，但海外票房占比不足5%，兼具文化厚度与全球表达力的作品及人才急需。同时流媒体时代短剧等视听产品的全生态崛起，更让产业从“内容生产”转向“生态构建”。在此背景下，人才供给的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在传统培养模式与数字技术的代际鸿沟、艺术创作与工业化标准的体系冲突、本土化叙事与国际传播的适配难题等层面。构建以“融合”为内核、“多元”为路径的人才培养生态，成为新时代影视人才培养战略破局关键。

融合：新时代影视人才能力重构

所谓复合型人才，即是融合性变革在影视人才培养中的样态呈现，影视人才能力体系在这一过程中面临三重突破，从单一技能持有者向跨界整合者转向。

艺术创作与技术迭代力的融合。电影作为科技与艺术共生体，其发展始终依赖技术突破。AI技术已渗透剧本解析、智能剪辑、数字资产管理等全流程，Sora大模型生成高质量视频，用AI优化剧情、智能配音提升效率；虚拟制作技术推动生产模式从“前期拍摄+后期特效”转向“前期数字化+实时渲染”，如《流浪地球2》《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通过LED幕墙虚拟制作技术实现光影革新。影视人需既懂导演、摄影等传统技艺，又掌握Unreal Engine虚幻引擎、3D建模等技术工具，同时有实时更新力以适应技术迭代。北京电影学院构建“智能影像”交叉学科及专业院系，正是对此的回应。

生态思维与跨媒介叙事力的融合。影视创作已从单一作品转向IP全产业链开发，《哪吒》《鬼吹灯》等IP延伸至动漫、游戏、文旅等领域，《黑神话：悟空》的跨文化改编也印证视听产品生态思维的重要性。由此要求核心创作人才兼具全生态的叙事能力与产业视野：编剧需掌握跨媒介叙事逻辑，导演要理解IP商业化路径，制片人得具备全链条资源整合能力。流媒体平台的短剧、互动剧需求，进一步推动教育体系正视新媒介，增设短视频创作、受众数据分析等课程。

文化基因与当代价值阐释力的融合。打破学科壁垒的融通性还体现在一方面坚守文化基因表达，另一方面打造人文锚点（历史、哲学、美学、心理学等等），技术只是情感和温度的放大。乌尔善在《封神》中坚持“东方美学标准”，所有特效服务于商周美学表达；饺子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展示气韵相生的动态奇观、《长安三万里》以水墨意境展现盛唐气象与文人情怀等，传统美学意蕴溯源经由当代镜像再阐释，成为中国电影学派和中国电影语言对外传达美学及价值表达的重要路径。

多元：人才培养路径生态构建

人才培养的多元性，体现在路径、主体、评价的协同创新，构建人才培养生态，依托政府、高校、行业的三角协同，形成“政府引领—高校筑基—产业赋能—破壁联动”的生态逻辑。

政府制度引领、顶层设计和专项资金支持。健全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打造城市电影节国际交流平台、重要影评节展，如“一带一路”等主题电影周等。

大学教育致力于导向型培养和结构性办学。高校对产业发展技术演变做出迅速乃至前瞻的反应，以国家宏观要求、市场需求导向为依据，对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向和模式进行调控。如北京电影学院等专业院校聚焦“艺工融合”人才培养，对“智能影像”和新的传媒媒介积极做出响应，进行新的院系机构建制，同时以新技术赋能传统主干院系课程，建设系统内导向性人才培养模式。

产业创投与实践孵化搭建桥梁。电影节创投平台成为连接教育与产业的纽带：金鸡电影创投大会的“厦门制造计划”提供从剧本到发行的全流程支持，实现“获奖—立项—出品”的转化；FIRST青年影展设立“科技应用单元”，扶持AI与纪录片融合项目；“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通过项目制培养，考核导演的团队协作与预算控制能力。这些平台正在打破“学历导向”评价。

线上线下与国际国内的资源融通。国际在线教育平台提供成熟经验，借鉴其模式，各类学历教育外影视课程形成规模及终身学习体系，如相关机构推出艺术史课程、“电影大师课”等。政府主导的国际合作更具战略意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推动中外合作办学设立国际艺术学院，为人才提供跨文化创作实训，助力“全球视野，本土表达”能力的养成。

从郭帆、饺子、仇晟等跨行业跨专业导演案例中可见，技术跨界者的艺术创新演绎，同样也是人才战略专业院校、产业创投、国内国外、线上线下等的培养路径多元生态的积极成果。

结语：从“单点培养”到“生态共生”

综上，新时代影视人才培养，已从单一机构的“技能传授”转向全生态的“共生培育”。融合，打破了技术与艺术、创作与产业、本土与全球的边界；多元，拓展了培养路径、主体与评价的维度。一个兼具技术创新力、文化表达力、产业整合力的新时代影视人才群体也正在崛起。坚守中国美学精神的新一代影视从业者，将支撑中国故事在全球文化竞争中占据应有之地，让中国影视真正实现从“规模扩张”到“价值引领”的跨越。

（执笔人：课题负责人王昱华）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的中国画国家形象构建研究”课题组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的中国画国家形象构建研究

中国画作为中华文化的视觉载体，千百年来始终在塑造和传播着国家形象。画家笔下的山水不仅是自然景观，更寄托着家国情怀；画作内容随着时代变迁而更新，如实记录着国家发展的每个重要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近现代以来，岭南地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着特殊角色。“十三行”时期，外销画虽为满足西方市场需求而作，却巧妙融合了中国传统技法与西方绘画语言，成为西方了解东方艺术的重要窗口；而后高剑父提出“折衷中西、融汇古今”，这一主张为中国画革新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创作路径，使写生、写实与现实关怀融入笔墨中；新中国成立后，关山月、黎雄才以“建设”为主题铺陈山河新貌，他们的创作实践成功实现了传统山水画向现代主题性创作的转型；改革开放后，“后岭南”“都市水墨”“实验水墨”等以水墨肌理呼应城市建筑景观，这种艺术探索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性转换，折射的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跨越历程。由此可见，中国画每一次风格或母题的转向，都对应着国家叙事的阶段性重构，而岭南因其地缘与历史，百余年来一直处于这一动态过程的风口浪尖。

要深入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意义，需要将其置于更宏观的视野中考察。新时代以来，“粤港澳大湾区”既是一次区域整合的经济工程，也是一场文化认同的再造工程。这种再造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岭南历史基础。回溯过去，广府、香港、澳门本属同一海洋文化圈，19世纪中叶以来，广州—香港—澳门构成中国最早的“世界港口链”，西画艺术形式也由此登入，岭南画家即在这种氛围中完成“开眼看世界”的启蒙；20世纪50至90年代，香港、澳门成为“东方橱窗”，保存并转化了内地的传统文化资源；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后，粤港澳三地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重启深度互动，这种互动为艺术交流创造了新的制度空间。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将“共建人文湾区”列入战略，支持弘扬岭南文化、水乡文化和海洋文化。换言之，粤港澳大湾区并非行政拼图，而是百年来“港口—商贸—移民—文化”自然生长的结果，也是国家在全球化语境下以“文化共同体”回应身份认同需求的策略选择。

岭南绘画的当代探索，正延续着这条从“十三行”外销画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脉络。“直面当代、立中研西、以古鉴今”的艺术主张，则是承续了高剑父“折衷中西”的革新精神，又回应着大湾区建设对文化认同的新需求，为新时代中国画国家形象构建提供了系统解决方案。这一主张通过三个维度展开：“直面当代”意味着拒绝把中国画当作博物馆里的“非遗标本”，而是将其置于新时代的现场实验之中，敏锐把握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社会变革等时代特征；“立中研西”则不再以“折衷中西”为简单对半比例的调配，其核心在于建立文化主体意识，立足中国人文经验确立主导地位，在充分梳理本土文化、艺术脉络、把握时代精神特质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纳西方元素，在全球艺术对话中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以古鉴今”，这一维度着重解决传统资源的现代转换问题，则把宋元之“丘壑”、明清之“笔墨”视为可激活的数据库，在数字媒介、交互场景、国际策展中完成语义更新，使“古”成为“今”的创新引擎。三者一体，既避免了空洞的民族主义，也跳出了“冲击—回应”的旧框架，形成学理建构、实践创新与价值引领的有机整体。

在具体研究实施层面，我们建立了多层次的问题意识体系，问题导向贯穿研究始终。对内，我们追问，在“国潮”符号包围中，如何区分表面化的国风与深层的文化认同建构，如何强化中国画的“国家性”而非仅仅是“传统笔墨”“中国风”。对外，我们追问，当国际观众已习惯把水墨、写意、宣纸、毛笔等同于“禅意”或“东方文化”时，如何通过视觉叙事建立更丰富的国家形象认知维度，呈现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系统的理论建构来回应。理论导向上，课题组以建构“国家形象”理论为基础，分别从人类学、美术学、历史学和传播学的研究视角，采用“自塑—他塑”的二元分析视角，采用“符号—现场—叙事”形成探讨的框架。具体研究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条是“传统—创新—传播”的内容演进路径，这一路径关注艺术本体的发展规律；另一条是“政策—学术—市场—公众”的社会整合路径，这一路径强调社会力量的整合机制。两者在特定媒介事件中相互促进，形成阶段性共识。

粤港澳大湾区为中国画国家形象构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复合场景：这里有传统的笔墨，也有尖端的科技；有“一国两制”的制度实验，也有“人文湾区”的构建目标；有向内的文化认同需求，也有向外的全球经验。这种多元复合性正是其研究价值的核心所在。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中国画”不再被简化为符号拼贴的“东方元素”，而是作为动态的方法论——一种能够同时处理历史记忆、现实经验与未来想象的方法论，它才能真正成为国家形象的柔性支点之一。我们期待，在世界艺术史的下一个章节，人们提起“中国画”时想到的不仅是宣纸与水墨，而是一个正在发生、持续生长、与世界共情的“当代中国”。

（执笔人：课题负责人李劲堃、课题组成员林杨杰）

“新时代电视剧精品创作机制研究”课题组

新时代电视剧精品创作机制：融合、技术与深度共振

流媒体时代，剧集产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观众消费模式与审美习惯的转变，推动剧集产业从“工业化量产”向“精品化需求”转型，在内容生态、生产逻辑和价值表达等维度发生着结构性重塑。近年来，中国剧集产业在震荡中探索出一条创新路径：长剧与微短剧从针锋相对走向互融互通，AI技术深度渗透制作全流程，共享IP生态，构建起可持续的内容再生产体系。这些探索不仅催生了一批兼具艺术价值与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更形成了一套系统化的新时代精品创作机制。

精品剧集的生命力，深植于对时代脉搏的敏锐捕捉与社会镜像的深刻呈现。2025年上半年涌现的佳作如《黄雀》《我的后半生》《蛮好的人生》等，正是这一机制的鲜活印证。它们摒弃悬浮滤镜，将镜头坚定对准现实中国。《黄雀》聚焦平凡铁路反扒民警的坚韧日常，以“小题材大叙事”触碰时代缝隙；《我的后半生》罕见照亮银发族情感荒原；《蛮好的人生》则精准剖开当代中年人的生存焦虑与重生力量。这些作品如锋利手术刀，解剖社会肌理中的深层问题——《无尽的尽头》直指未成年人保护痛点，《漂白》引发对窒息家庭关系的反思——在承担精神疗愈功能的同时，也呈现出对社会现象的深刻反思。

历史情怀与当下精神的深度对话，构成精品创作的另一重要维度。《藏海传》《长安的荔枝》《淬火年代》等剧作，主动建构起古今对话的场域。《藏海传》中主角稚奴复仇时的狼狈与脆弱，极大触发当代观众共鸣；《淬火年代》以留学归国人才改造老厂的创业史，折射中国制造业数十年升级的艰辛与荣光。它们与此前《觉醒年代》《人世间》等经典一脉相承，在历史的苍凉底色中以真诚之光照亮信仰之路，既是对峥嵘岁月的深沉回眸，更为当代观众构建了坚实的精神坐标。

在长剧稳步发展的同时，微短剧形态的蓬勃发展，为精品创作机制带来了显著的结构性优化。它并非长剧的替代者，而是以其独特的叙事节奏与内容密度，成为激活长剧创新的催化剂与试验田。微短剧在探索新颖题材、尝试先锋表达手法上的灵活性，为长剧创作输送了宝贵养分。从芒果TV《风月变》试水大小屏互动，到《狮城山海》实现多类型杂糅，横屏短剧正成为IP开发的枢纽——既保留长剧的人物复杂性，又吸收竖屏的节奏爆发力，在“戏剧张力”与“人间烟火”间找到平衡点。竖屏微短剧则成为链接千行百业的媒介节点。国家广电总局启动“跟着微短剧去旅行”计划后，《醒狮》中的岭南鼓点、《我的归途有风》里的灯影牛肉，将地域文化符号转化为情感隐喻。这些作品通过热梗互动与议题设置，构建“物我交融”的意象空间。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在此得到印证——微短剧重构的不仅是景观，更是编码社会关系的文化场域。当重庆火锅、苏州缂丝在剧中成为被“种草”的元素，文旅消费与内容创作便形成了全域兴趣闭环。

同时，AI技术的深度融入，正引发视听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AIGC剧集如《三星堆·未来启示录》《山海奇镜之劈波斩浪》《中国神话》《兴安岭诡事》《遮天》等崭露头角；AI驱动的碎片剪辑助力微短剧构建高效海外传播矩阵；“跳看”功能让《无忧渡》等剧集实现观众主导的高光片段重组观看。技术极大拓展了创作想象边界与传播效率，但其核心价值仍在于解放而非替代——人类情感的独特温度与创意灵光，始终是精品剧集不可撼动的灵魂。

精品剧集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一方屏幕，催化出“影视+文旅+消费”的强劲跨界融合生态。“一部剧带火一座城”渐成常态。《玫瑰的故事》取景覆盖北京13个区112个点位，剧中后海、钟鼓楼等地标引发打卡热潮，相关商品被抢购一空；《藏海传》中蕴含东方美学的横店场景，吸引观众实地追寻同款机位。剧集热播成为带动地方文旅与消费升级的重要引擎，彰显了优质文化IP的巨大商业价值与社会效益。

微短剧的勃兴绝非影视产业的“救世主”或“降级标签”，而是一场根植于数字土壤的新大众文艺复兴。它以竖屏微剧激活文化基因，以横屏短剧重构叙事美学，在AI与政策的双翼助推下，完成从流量快消品到时代情感容器的蜕变。更重要的是，这套精品创作机制的本质，是回归以“人”为核心的创作原点。无论是深刻洞察社会肌理的现实主义笔触，还是从历史长河中汲取的精神滋养；无论是微短剧带来的叙事实验与大众参与活力，还是AI技术解放的创作生产力，其终极目标都指向更精准地捕捉时代情绪、更深刻地观照个体命运、更有效地构建集体精神家园。精品化不是曲高和寡的艺术孤岛，而是在技术赋能与形态创新的加持下，让具有思想深度、艺术高度和情感温度的故事，能够更广泛地抵达观众内心，实现价值共鸣的最大化。

在长短共生的浪潮下，电视剧产业在变革中的探索与实践，既是一场技术与艺术的融合实验，也是一次对创作本质的回归之旅。长短剧从冲突走向共生，AI技术与人文精神从对立走向交融，文学底蕴与视觉创新从割裂走向互文——这些动态平衡的达成，都标志着中国电视剧创作正步入更加成熟的新阶段。

（执笔人：课题负责人赵晖、课题组成员李旷怡）

培育课题

“中国沉浸式艺术发展现状与趋势研究”课题组

沉浸式艺术：“灵韵”在注意力与想象力之间

“沉浸式”是对艺术体验的一种描述。这一描述从精神层面走向感官层面，并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主要依靠的是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换句话说，沉浸式艺术成为一个社会议题和艺术命名，是技术的结果。

技术“强迫”感官变得“沉浸”起来，从而赋予主体以很强的代入感，这是沉浸式艺术给人的直观感受。而这种感受的最大特征，就是通过视听觉，在VR大空间或演艺新空间中，牢牢把握住人的注意力。无论是虚拟现实技术主导的《永恒的巴黎圣母院》VR数字沉浸展、《唐朝诡事录·西行》VR国潮沉浸剧场，还是场景重构主导的《今夕共西溪》《知音号》等沉浸式叙事艺术，故事讲述者通过移步换景的手法，始终在牵引着人的注意力。它们或随着剧情的演进而进入不同的画面，或随着导览者的讲解而走向不同的空间，或随着NPC的指导变换进入不同的舞台坐席……总之，观众是“死”的。所谓“第四堵墙”，依然存在；那盏看不见的“追光灯”始终是导演的化身。

注意力的高度集中，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共情主体的消散。后者是传统静观式艺术体验的内核。在传统艺术中，人只有在自我与艺术之间建立起某种情感关联，让主体进入某种“神与物游”的想象世界里，审美体验才能真正实现。灵韵也由此诞生。可是，如今的沉浸式艺术打破了这一惯例。它用声光电提高了作品的娱乐性，聚焦了观众的注意力，也一定程度上泯灭了他们的想象力。

那么，沉浸式艺术的灵韵是否消失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沉浸式艺术有三种保有其灵韵的路径：一是拓展虚拟现实技术，让现实中丰富的“物质褶皱”也能进入虚拟世界。当前，大量实景被3D扫描，变成数字资产，精修入库，实现多元应用，诸多元宇宙与数字人的应用场景也在拓展之中。可是，相比于线下世界的不确定性，高度依赖注意力牵引的虚拟世界仍显无聊，无法让人久在其中。这就要求沉浸式艺术能够尽可能丰富、多元而细腻地“复刻”现实，让人们自主、自愿地进入艺术世界的细节之中，或剧情的多元走向之中，从数字“褶皱”里找到世界本来与可能的样子。这样，人才不会被“牵着鼻子走”，哪怕在虚拟状态下也能体会到世界的丰富与深刻。

二是保持沉浸式艺术的“约定”之感，让其间离效应更有用武之地。毋庸讳言，现有技术的“虚拟”之感仍然是很明显的。哪怕戴上头盔或眼镜，穿上特殊的服饰，摆置出各种道具，听从游戏安排，“假”和“演”的意味仍然浓郁。这种艺术上的约定俗成，本是戏曲的常态，中国观众十分熟悉。而沉浸式艺术的本意恰是要打破这一常态，让人能更为便捷地进入艺术世界。可是，一旦彻底“沉浸”，人就彻底被“骗”了。要想不被“骗”，就要在感官的强烈刺激中，保持精神的一点灵明，牢牢记住“艺术本即是一种约定”的公理。在有限的间离中，返身抽离出来，实现主体和精神的有效参与。这就保证了灵韵的不散。

三是鼓励公众养成及时反思沉浸式艺术体验的习惯，训练和提升其美学素养。对于沉浸式艺术来说，想象力往往是后设的。即使叙事部分有间离的空间和可能，主体的一点灵明也很难时刻保持清醒。这就需要观众保持反思意识，在“沉浸”结束后的“出离”状态中，及时总结经验，梳理感受，形成批判。“掩卷长思”“一唱三叹”“余音绕梁”本就是审美经验的重要内容。而随着沉浸式艺术的普及，艺术欣赏的门槛持续降低，这种后置的想象力与批判意识将变得更为重要。

一方面，沉浸式艺术的评价标准和美学规律有待学界的深入探讨，而另一方面，作为社会艺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也有必要因应沉浸式艺术的发展而改变传统静观式艺术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有利于主体精神成长的新灵韵观——这种灵韵不在审美对象上，而在审美主体对自我注意力和想象力的平衡之中。

（执笔人：课题负责人林玮、课题组成员黄偲迪）

“中国儿童电影创作发展研究”课题组

儿童电影研究沃土结硕果

在中国电影艺术的百花园中，儿童电影始终以其独特的纯真底色与教育价值，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2024年5月，“中国儿童电影创作发展研究”获批中国文联理论研究部级课题培育课题以来，项目组以深耕细作的学术态度与开拓创新的实践精神，在理论研究、教材编撰、创作实践等多个维度持续发力，结出了累累硕果，为中国儿童电影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儿童电影蓝皮书》的编撰是项目的核心成果之一。这部由杨爱君主编、计划于2025年年底出版的著作，恰似一部中国儿童电影的“百科全书”，以纪年方式系统梳理了中国儿童电影百年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节点与重要作品。全书六章内容层层递进，构建起立体的研究框架。书中厘清儿童电影与动画电影的边界，追溯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脉络，聚焦2023-2024年儿童电影的市场传播与创作表现，关注儿童影视教育，并梳理世界儿童电影创作现状。在蓝皮书基础上形成的13万字《〈中国儿童电影创作与发展研究〉中期研究报告》，则浓缩了项目组的阶段性思考，成为连接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纽带。

学术研究的深入离不开交流平台的支撑，《儿童影视研究》辑刊的创办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作为天津师范大学音乐与影视学院主办的专业学术辑刊，该辑刊以“国际视野、理论深度、现实价值、前沿意识”为宗旨，设置了丰富多元的栏目，包括专题特稿、产业观察、儿童电影评论、国别研究与电影史研究、剧本栏目，或将成为海内外儿童影视研究者的思想交汇地。

在教材建设方面，项目组同样成果丰硕。2024年3月，杨爱君主编的五本《超级电影课》中小学影视教育教材出版，这套书以“德育”为核心，精选经典儿童电影片段，设计了丰富的教学活动，让影视艺术真正走进课堂，成为美育与德育的重要载体。而计划于2025年出版的《经典少儿电影》教材，将以更系统的框架梳理百年少儿电影经典，为青少年影视教育再添助力。

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指导实践，项目组在创作领域的探索令人惊喜。2024年，杨爱君监制的电影《捣蛋鬼》与执导的《畲岭往事》双双亮相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成为项目成果的生动注脚。此外，杨爱君导演的电视剧《一草三木》项目也在电影节上正式发布，延续了对青少年成长议题的关注。

论文发表方面，项目团队的研究成果发布或即将发布于核心期刊与权威媒体。《纯净的野性：〈屋顶足球〉儿童精神的“再现”与“重塑”》深入剖析了影片中儿童天性的艺术表达；《温暖春晚抒写文化自信》从儿童视角解读春晚中的文化符号；《国际中文教育视频教材〈用中文·学表达〉100集剧本创作实践》探索了影视与教育融合的新路径；《新媒体环境下对青少年美育的思考》为数字时代的美育工作提供了理论参考。

项目成果的广泛传播，离不开多元化的实现路径。项目组通过“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儿童电影的国际化交流。项目组协办两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国际儿童电影论坛、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儿童电影论坛，与34个国家的少儿电影研究专家深入研讨展映作品，让中国儿童电影走向世界舞台。项目组主办的第一届世界儿童电影年会与承办的第二届世界儿童电影年会，为世界儿童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碰撞的平台。

在国内教育领域，项目组联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中心、中华爱子影视教育促进会，于2024年共同主办“全国中小学艺术教育与影视教育师资人才培养公益项目”，为基层教师提供专业培训，破解儿童影视教育“最后一公里”难题。同年发起的“护苗行动，‘影’领未来”影视教育百校行活动，将优秀儿童电影送进百所中小学，让影视艺术成为滋养青少年心灵的养分。

从理论研究到教材编撰，从创作实践到国际交流，“中国儿童电影创作发展研究项目”的每一项成果，都承载着对儿童电影事业的热爱与责任。在未来的道路上，项目组将继续以学术为基、以实践为翼，让中国儿童电影在艺术的天空中飞得更高、更远，为孩子们编织出更多五彩斑斓的光影梦境。

（执笔人：课题负责人杨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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