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增强文艺赋能的原创力驱动力协同力感染力

2026-10-27

阅读：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中国评协收藏

持续增强文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创力、驱动力、协同力、感染力

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文艺创新论坛在广东东莞举办

编者按：10月18日，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文艺创新论坛在广东东莞举行(点击查看)。论坛立足人文湾区建设大局，以“文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文旅体商融合中的艺术”为主题，来自内地及港澳地区的专家学者、艺术家代表、文艺工作者200余人参加。5位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作主旨发言；17位专家学者在4场分论坛分别研讨了文艺创作新范式、艺科融合与产业发展、机制创新与生活构建、人文湾区生活美学建构等议题。本届论坛由中国文联港澳台办指导，中国评协、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广东省文联主办，广东省评协、东莞市文联承办，东莞市评协、东莞理工学院协办。现编发主旨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论坛现场

主旨发言

大文学观：新时代文艺赋能经济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础

安德明 中国评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

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关注度空前提升，在繁荣当代文化事业的同时，也起到了极大促进经济增效人文提质的作用。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大文学观的日益完善和普及密切相关。

大文学观，也可称之为整体文学观，指的是以文化整体的眼光来认识文学现象、总结文学特征发展规律、探索文学基本属性并推动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的观点和方法。这种整体的观点，不仅体现着对文学对象的兼容并蓄，也意味着对文学观念的海纳百川。它既朝向本土又胸怀天下，既坚持汉族文学传统又维护和发展各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既观照上层文人大传统又注重民间小传统，在揭示和促进大小传统的积极互动与动态交流，推动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促进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方面，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这种大文学观的形成、发展和逐渐成熟，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它肇始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又经过延安文艺运动的进一步洗礼，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五四”时期，在“民主”“科学”的大旗指引下，一大批有识之士形成了“发现民间”的自觉。打破文学限定为上层文人创作的狭隘认识，重视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小说、戏曲、歌谣、神话等以往被排斥的体裁，由此正式进入文学研究视野。

后来的二三十年间，这一观念持续发展。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维度，就是延安新文艺运动对民间立场的持续深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积极推动新的文艺政策，倡导文学艺术服务人民的核心理念，弘扬民间艺术的价值，鼓励文艺工作者到民众当中搜集资料，感受和积累创作经验。这在引导产生一大批新的文艺创作的同时，也使得歌谣、故事、民间歌舞等各种民间文艺形式得到空前重视，地位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全新的国家制度保障下，经过郑振铎、何其芳、钟敬文、贾芝等一批重要学者的不懈努力，以开放包容为基本特征的大文学观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和完善，有关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及世界各个重要国家文学传统的研究，被正式列为国家高等教育和人文研究的组成内容。

这种观念的普及，以及相关制度的完善，推动文学研究持续拓展边界，民间文学的价值也由此得到重新认知。正如郑振铎指出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就是围绕对“民间文学”的重新定位，不断发现和接受新的文学形式与文体、拓展文学领域、丰富文学观念的过程。

与此同时，大文学观中又增加了少数民族文学这一崭新维度。早期的相关研究，尚未形成整体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依托民族政策与民族识别工作这一认知才逐步明晰。在民族平等政策与大文学观引领下，少数民族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推动大文学观走向多元一体。

大文学观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内容的广泛性——也就是它能够涵盖多维度、多层面、多民族的文学；视角的全面性——它强调结合文本与语境的互动关系、从生活文化整体角度来理解文学；态度的包容性——以兼收并蓄且富于前瞻性、引领性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各种文学现象。

各类文学现象自有其发展脉络，不因是否被“发现”或“接纳”而改变，倡导大文学观，意义有三：1.改变学界的固有认识，建立有关文学的更加全面、开阔的理解；2.改变社会大众的偏见；3.为多样化的文学现象在社会中获得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从改变和拓展文学工作者的观念来说，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面向文学实践者：大文学观有助于其客观看待各类文艺实践，既提振民间创作者的文化自信，也促使作家包容接纳多元艺术形态。二是对文学研究者的意义。大文学观帮助研究者拓展视野，包容公允地看待文学现象，尤其重视底层文学形式与文学实践，拓展文学领域。面对当前文学研究二级学科划分趋细、壁垒凸显的现实，各学科在立足自身传统的同时，尤其要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放下学科成见，积极拥抱其他学科的材料、方法和理论，在多学科互动交流中，在整体的文学文化视野下，从多角度探讨问题。可从三方面着力：一是要改变我们原有的狭隘文学立场，以大文学观矫正自己的学术成见，从根本上改变对于文学的理解，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把与人类语言文字相关的多样化审美性活动，都一视同仁地纳入观照视野。二是要把研究对象放在民族文化整体的框架中，既观察其特殊性，又注意其作为整体组成部分与其他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开阔的比较视野来理解和认识特定的文学现象。三是在方法上要更加注重交叉融合，力图打破原有学科壁垒，综合借鉴文学研究各个二级学科积累的理论视角，以此为基础发展更有适应性的理论和方法。

唯此，方能有效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社会结构深度调整与知识生产方式变革交织叠加带来的严峻挑战。

(本文为作者书面发言)

审美体验、文化本真与区域协同

何威 中国评协香港会员分会会长，香港影评人协会荣誉会长

探讨文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路径，首须厘清其核心中介——生活美学的内涵与外延。生活美学的核心精神在于以“美”为价值坐标来提升生存品质，其本质是“生活艺术化”与“艺术生活化”的行为实践。此实践体现于衣、食、住、行、育、乐之中，通过主体对周遭现象的深度观察与审美品位的展现，建构和谐、舒适且富含创造性的生活态度。

需强调的是，生活美学虽依托于物质载体，但其存在与否及其深浅层次，并不取决于物质环境的丰裕程度，而根本系于主体精神文化结构的丰厚与自觉。据此而论，物质环境提供的是基础条件，精神文化决定的则是价值方向。其因果逻辑在于，文艺赋能经济社会的深度，实则取决于生活美学的建构层次，而此建构又将深刻制约并引导其文旅体商融合的发展路径与终极目标。因此，生活美学是“体”，文旅体商融合是“用”，文艺赋能则是贯穿体用的实践过程；后者的品质与格局，实为前者精神高度的外化展现，最终决定文艺转化为经济社会动能的实际成效。

生活美学体现为将哲学思维融入日常体验方式，强调主体在具体生活情境中对真实体验的感知、反思与超越。此为文艺触动人心、激发消费共鸣的哲学根基。日常生活的实践创造是主体在深层体验后，对生活细节所进行的自觉能动的创造。例如居家空间的布局、服饰搭配的巧思，皆为精神意念的物质化呈现。此创造性直接转化为文创产品、美学设计与体验经济的供给来源。生活美学汲取特定地域与历史的文化养分，沉淀为个人内在的价值观与世界观，最终以“品位”的形态外显。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文艺赋能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核心资产。品位之提升，实为以审美态度升华“好生活”为“美生活”。提升文旅体商产品的附加价值与品牌忠诚度，是文艺赋能社会效益的终极体现。

所以，生活体验、品位创造与传统文化底蕴，是影响当今文艺赋能实践成效的主要变数。

作为生活美学的核心内涵，生活体验依赖感官觉察以唤醒个体对环境的感知力。从文艺赋能的视角看，增加生活体验可从两方面入手：其一为物质层面，即营造多元的生活环境，涵盖旅游体验、饮食体验、居住环境改善；其二为文化娱乐层面，即增加博物馆参访，博览会、影视和舞台作品观赏及体育赛事参与等机会。此两类体验的深化，直接扩充了文旅、体育及商贸产业的市场需求与内容供给，从而将文艺资源转化为实质性的消费动能与就业机会，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品位之展现并非社会经济地位的必然折射，而更多取决于主观感受与生活体验的内化深度。品位讲究空间、物件与主体间之秩序、规律与平衡，其根源虽在于生活体验，但其抉择却深受文化底蕴的影响，从而体现为具有主体性的创造，而非仅是流行符号的模仿与复制。在经济社会层面，这种创造性转化催生了高端定制、艺术授权、美学顾问等新兴业态，显著提升了产业链的附加价值与社会整体的文化消费层次。

地区性传统文化底蕴决定了该区域衣食住行的基本样貌，从而深刻影响着区域内最根本的生活体验与集体品位。若将生活美学区分为个人修养(体验与品位)与公共环境(文化底蕴)两个层次，则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历史纵深与价值基础。就文艺赋能而言，文旅、体育及商贸之发展，保持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远较追求无差别化的普遍形式更具竞争力与辨识度，这不仅能带来可观的文化旅游收益，更有助于增强区域文化自信与社会凝聚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现代科技对生活品质的助力，将使文化娱乐体验超越基本的衣食住行，成为未来主要的消费需求方向，文化旅游、艺术展演、体育文化等产业将迎来爆发式增长。生活美学的建构在技术浪潮下，仍可能延续既有模式自我演化，从而维持文艺赋能的连续性。然而，变量对审美惯性与传统价值观的侵蚀不可忽视；个人品位可能因技术中介而跳过真实生活体验，产生与传统文化根基断裂的“脱嵌”现象。此结果是否发生，取决于传统文化元素在新型文化体验中所占之权重及其所创造的市场效益——这正是决定文艺赋能能否实现“质”的提升而非仅“量”的扩张的关键所在。

要避免品位与传统的断裂，从而确保文艺赋能经济社会的长期效益，当务之急在于文旅体商领域进行能够深耕文化内涵的“真包装”。从文艺赋能的视角审视，真文化包装在于精神仪式的传承，其赋能效应是长远且深层的，能持续吸引高端文化旅游、学术研究与精神消费，带来稳定的社会声誉与经济回报；而伪文化包装则仅为掠夺性商业开发，短期内虽有收益，却因透支文化信誉而导致长期边际效益递减，甚至引发文化反噬。

此外，文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在湾区的实践须直面港澳文化的整合挑战。此种整合不仅关乎产业协同，更是一项涉及价值认同的复杂工程，直接影响文艺赋能在整个区域内的流动效率与辐射范围。文化之传播，往往遵循从文化资本强势区域向弱势区域扩散的规律。因此，相较于基础设施的物质对接，加速提升湾区整体的文化自觉与文明发展层次，完善自身的审美话语体系，方能有效实现文化向心力的凝聚与推广，从而放大文艺赋能的协同效应——当区域内部的文化壁垒转化为互补优势时，文旅体商融合将迸发出超越单一市场的综合经济社会效益。

人工智能时代的生活美学——从澳门说起

张志庆 中国评协理事，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兼学术专委会主任

今天，只要输入“澳门”“岭南”“传统”“未来”，人工智能模型就能迅速生成街景、服饰、音乐与故事。AI可以把历史复杂的城市、城市多元的生活，转译成最容易被识别、最容易被点击的所谓的“地方风格”。当文化的生成与传播越来越依赖AI，我们究竟把什么交给技术，又把什么留给人的生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从三个角度谈起：谁来讲述一座城市？传统怎样在今天继续生长？谁决定一种生活值不值得被看见？

首先，谁来讲述一座城市？手艺人的绝活，居民对一条街的记忆，长者在餐桌上讲述的家族迁徙，青年人在几种语言之间自然转换的经验等，都是城市叙事的一部分。技术可以参与制作，生活中的人必须参与意义的赋予。“工作”与“行动”需要加以区分。工作制造可以留存的事物，行动则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让不同的人在公共空间中显现、回应，并开启新的可能。借用这一区分，AI可以帮助我们完成一部分制作，却无法替我们决定制作什么，即要把谁的经验带到众人面前，也无法替我们承担讲述后的回应。一幅大三巴牌坊的图像可以是漂亮的工艺品，但只有它让游客与居民开始谈论各自看到的、感受到的澳门，创作才真正有了意义。

这里需要格外警惕一种惯常的、看似善意的做法：把居民当作文化素材的提供者，再由技术和专业团队替他们讲完故事。这样做或许产量很高，文化主体却可能在自己的故事里缺席。真正的人文建构，应当让居民、创作者与研究者共同进入创作过程：一起讨论决定什么应该保留、讨论如何展示。文化表达的真正质量，不只取决于成品是否精致，更取决于讲述的权利是否得到尊重。

第二，传统怎样在今天继续生长？传统之所以是传统，并非因为它从未改变，而是因为一代又一代人愿意重新使用它、解释它，并把自己的生活放进去。澳门文化的可贵，恰在于它从来不是单一来源的静态标本。不同的语言、信仰、工艺、饮食和生活节奏，在长期相处中形成了具体关系，如同大三巴牌坊、哪吒庙与居民房屋比邻而在。传统文化的发展，不应只问“复原得像不像”，还应问“它今天与谁的生活有关”。

现代生活的危机并非信息不足，而是经验难以传递。在AI时代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和尖锐。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无数关于城市的精美画面，却很少记得某一个人在其中的处境。信息让人迅速知道这里有什么，对传统的继承而言，更重要的是让人理解，有人怎样在这里生活。因此，一件有关传统文化的作品，其价值不能只按好不好看、是否逼真、播放量多少来衡量。更值得问的是：它是否让一段经验获得了能够被分享的形式？观看之后，人们是否愿意回到那条街、与那个人交谈、重新理解自己习以为常的日常。

第三，谁来决定一种生活值不值得被看见？今天影响文化可见度的，已不只是艺术评论、展览机构和观众，还有平台的排序与推荐。若一种城市叙事因容易获取流量而反复出现，另一种缓慢、朴素、难以归类的城市生活经验则不断被略过，久而久之，我们可能误把前者当成城市的全部。技术最深的影响，是让真实世界中值得关注的部分，失去了被共同看见的机会。

更令人担忧的是：创作者会逐渐按照推荐机制调整作品，观众也会在算法的持续推荐中形成偏好。两端相互强化，文化看起来越来越丰富，表达方式却可能越来越相似、越来越单一。理想的公共交往空间，不是要求所有人看法一致；它需要人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见同一件事，并彼此交谈。因此，谁来决定一种生活值不值得被看见，谁来评判好坏，不能只交给流量。我们要为那些需要停留、需要交谈、需要反复体会的作品，保留进入公共空间的机会。一个关于湾区的好故事，未必能抓住所有人，却可能让在不同城市生活的人认真谈起彼此的生活。

AI时代人文湾区生活美学的建构，可以从三个相互联系的现场开始。第一个现场是街区与日常。把地方研究、口述记忆、手工实践和公共活动放在一起，让文化先从居民自己的经验里存活、生长，再进入展览、影视与传播。我们不能只到现场“采集”文化，还要看到作品如何被使用，并能回应甚至修正它。

第二个现场是艺术创作与教育。应当让学生使用新工具的同时，别忘了走进街巷，走进具体的生活场景，去观察、访谈、手绘、拍摄、记录、感受。在课堂上不只问“你会不会生成”，更要问“你为何选择这一版”“你删掉了谁的声音”“这件作品对所讲述的人负什么责任”。AI使制作的门槛降低，而判断的要求反而应该提高。

第三个现场是湾区的公共交流。湾区要让不同的地方经验相遇。澳门可以把自身的多语生活、历史交汇与密集的街区关系带入对话，也认真倾听湾区其他城市各自的时间感、空间感和生活难题。我们需要共同的展映、讨论和创作，也需要彼此不同的空间和生态。所谓共同的美学，对生活而言，对文化而言，不是大家看见和创造同一种美，是人们能够围绕不同的美，继续对话，相互体验。

新大众文艺的人文经济学探讨

魏鹏举 中国评协艺术产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

人文经济学，不是单纯文艺市场的经济学，核心是把人的价值、情感、文化意义、身份认同纳入经济分析框架。它反对只以票房、播放量、营收额衡量文艺，关注文艺生产中的文化成本、价值回报、社会效益，讨论文化价值如何转化为经济价值，同时经济逻辑又如何重塑人的情感、审美与社会关系。人文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文化不是经济的附属品，文化意义本身就是一种生产要素；经济活动同时塑造人文精神。

文化与经济结合的核心问题：新大众文艺是如何在市场经济、平台资本、大众情感三者互动中，完成人文价值生产与变现的，以及这种双向转化带来的机遇与困境。

新大众文艺人文经济学的运行机制

1. 价值二重性：人文价值作为可交易的情感资本。传统经济学中商品价值侧重使用价值，在人文经济学视角下，新大众文艺产品是情感商品。人文价值侧，提供情绪抚慰、身份共鸣、文化归属感、自我表达的载体，比如乡土短视频、普通人的生活视频记录、国风短剧等，满足大众群体的情感确认、文化怀旧、文化自信表达。这种共鸣、感动、认同，就是人文资本。经济转化侧，平台算法将人文共鸣量化成播放、点赞、评论、停留时长，流量再转化为广告、带货、付费、IP衍生。人文情感是流量的源头，流量是经济收益的中介。

2. 生产模式：从专业工厂到分布式大众生产，降低人文生产的成本。新大众文艺，普通人的手机即可创作，属于分布式生产。经济层面，极大降低文艺生产的物质成本；人文层面，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本土民俗、个体悲欢直接进入文艺作品，这是人文价值的增量。

3. 流通机制：算法中介重构人文供需关系。传统文艺市场依靠书店、院线、电视台筛选作品，供需匹配效率低；新大众文艺依靠算法。人文经济学视角，算法不只是技术工具，它能筛选人文偏好、塑造大众审美。小众人文题材(地方非遗、民间故事、小人物叙事)可以绕过传统渠道触达受众，小众文化获得经济生存空间。但是，算法偏好强情绪、强冲突内容，把复杂人文体验简化为刺激型情绪，人文深度被压缩，形成人文价值的折价。文艺不再追求持久的文化感染力，而是追求即时情绪刺激，适配流量变现。

4. 消费行为：文艺消费同时是身份建构的人文实践。人文经济学不把受众看作被动消费者。受众观看、点赞、转发、“二创”，既是消费，也是自我身份表达。经济上，受众的互动行为免费提供数据，完成作品的二次传播，进一步降低平台营销成本；人文上，文艺消费成为普通人低成本获得文化归属感的方式。但风险在于，身份认同容易被商业包装简化成符号消费(打卡式国风、快餐式怀旧)，文化符号被剥离深层历史内涵，变成消费标签。

新大众文艺人文经济学的内在矛盾

首先，人文价值的长期性对比资本回报的短期性。人文价值需要沉淀、反思，具有复杂性；资本与平台追求快速变现、快速流量回报。市场自发调节容易劣币驱逐良币，人文价值高的作品在纯市场逻辑下处于弱势，这就是人文经济学强调的文化市场外部性——优秀的文艺作品会带来正向社会效益，但这份社会效益很难被资本计入收益；低俗作品带来负面社会影响，其社会代价也不由平台单独承担。

其次，大众主体性解放与情感劳动异化。新大众文艺让普通人拿起镜头叙事，但当创作变成谋生手段，人文表达会被市场需求规训：原本发自内心的个人表达，变成刻意生产的情绪商品，出现人文表达的异化，情感不再发自内心，而是成为换取收入的表演。

再有，文化普惠与文化分层。数字媒介降低文艺获取门槛，大众可以免费接触海量文艺内容，实现文化普惠；但算法会形成信息茧房，也会造成受众审美固化。而付费内容进一步分割受众，人文资源并非均衡分配。

人文经济学视角下的发展路径

1. 建立人文价值外部性补偿机制。对具有优秀人文价值、本土文化传承、反映普通人真实生存的大众文艺项目，通过扶持基金、平台流量倾斜等方式，弥补其市场收益不足，抵消纯流量市场的偏向。承认人文价值本身具有公共产品属性。

2. 重构文化劳动分配。完善短视频、网络文艺创作者收益机制，承认普通人的叙事劳动、人文创作劳动的价值，减少无偿文化劳动，平衡平台资本与大众创作者之间的利益分配。

3. 算法的人文规制。对算法推荐增加人文导向约束，不只以停留、点击作为唯一权重，加入文化质量、价值维度，减少单纯刺激情绪内容的放大，引导多元、厚重的大众叙事。

4. 大众媒介素养培育。人文经济学最终落脚于人，提升受众审美判断力，减少符号化快餐文化消费，让大众既能享受文艺的情感价值，又保有独立反思能力，让大众文艺不再是单纯的情绪消费品，而能持续生长出深厚的民间人文精神。

文旅体商融合，艺术如何持续在场

张振鹏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旅体商融合，艺术如何持续在场？这是当下文艺赋能最核心的追问。

“在场”(presence)本来是个哲学概念，放到文旅体商融合的语境里，“艺术在场”说的就是：艺术要以主体身份参与融合，以其品格影响品质，以其创造驱动增值。

持续在场要求艺术跳出建成时的一次性状态，在后面商业化、规模化的全过程中，始终保持它的主体地位、品格标准和创造活力。

我们的文旅项目里，艺术到底在不在场？

艺术看着好像到处都在——商场里有网红装置，景区里有实景演出，街区上有IP联名。但很多时候艺术只是形在，魂不在；形式在，品格不在；元素在，创造不在。我把这种“不在场”归纳为三种类型，分别对应符号学、文化经济学和艺术社会学中的三组经典矛盾。

(一)被借用：艺术符号被掏空

“被借用”是指借艺术的壳，做引流的事。用符号学的话说，这叫“能指和所指的断裂”——形式还在，意义空了。

比如商场门口的充气大花朵，中庭的“天空之镜”，走廊的粉色网红墙。你要问这个作品叫什么、作者是谁、表达了什么？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艺术在这里不是主体，是道具。

(二)被消费：艺术变成流水线

“被消费”是指艺术被降格成了快消品。文化经济学里管这叫“艺术商品化”——当交换价值压倒了使用价值，品格就让位于流量，艺术就不再是创造，而是流水线。

这两年微短剧爆发式增长，市场规模超500亿元，大量短剧被资本和算法捆绑，一个题材火了，几百部跟风，套路化生产、同质化严重。

(三)被悬置：艺术高高挂起

“被悬置”是指艺术跟老百姓的生活没关系，成了艺术家自己的事。艺术社会学里讲“艺术自律和他律的矛盾”——艺术太把自己当回事，就跟社会脱节了。

这几年艺术乡建很热，如把村民的墙刷成莫兰迪色，在村口放一个看不懂的金属装置，把老房子改成极简风民宿。村民说：“这不是我们的村子。”艺术在这里不是融入，是植入。

艺术真正在场，是什么样的？

结合三个实践案例展开讨论。这三个案例都不是完美的样板，各自都有问题和争议，分别对应文化治理、社区营造和体验经济三个理论视角。

乌镇——艺术在场于决策。乌镇现在是中国戏剧的“圣地”，但2013年之前，乌镇只是一个旅游古镇。乌镇戏剧节启动之后，游客从569万涨到如今的近千万，收入从7.69亿涨到18亿。

阿那亚——艺术在场于日常。从负债10亿元的烂尾楼盘到年营收30亿元，靠的是艺术。孤独图书馆不是景点，是社区公共空间。

大唐不夜城——艺术在场于体验。一条2100米的步行街，年游客超8600万。核心是演艺，50多场免费演出，艺术不在封闭剧场里，在街道上、在人群中。

很多项目一开始艺术都在，但商业化一来，艺术就慢慢不在了：被流量稀释，被资本绑架，被运营消耗。所以真正的难题不是“让艺术在场”，而是“让艺术持续在场”。

如何让艺术持续在场？

第一，制度在场。艺术品格需要通过规则、结构、程序来制度化。

第二，价值在场。艺术价值是多面的——审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传承价值、经济价值，不能只拿钱来衡量一切。艺术在场，意味着在经济价值之外，看见并守护艺术的其他价值维度。

第三，人才在场。创意产业靠的不是几个明星，是整个生态。真正的持续在场，靠的是完整的创意生态，不是个别天才的即兴表演。

谈论艺术赋能与文旅体商融合，我们很容易说这个项目艺术工具化了，那个项目“消费”了艺术。但我们更应反问自己：我们做策划、写评论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把艺术当工具？是否也在借用艺术、消费艺术？批评别人的艺术“不在场”，在我们自己的评判里，艺术是不是也只是一个被引用的概念、一个被堆砌的案例、一个被拿来用的对象？

艺术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艺术持续在场，融合才有灵魂；艺术持续在场，赋能才有力量。

*本文刊发于《中国艺术报》2026年10月26日第2/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