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边疆”，我们不由自主地会联想到边境、边界、边陲、边关、边防、边地、边民、边缘、国境线、前沿地带这些词语。古代典籍中也有瓯脱、边塞、四裔、四夷、藩服、要服、荒服、绝域、徼外、边州这些概念。它们大多是在大陆文化中形成的观念。关于海洋与沿海的边疆的概念出现则较晚，也较少。比如海疆、海塞、海徼，多是近代海权兴起之后的产物，在清代才出现。当然，涉及东南诸海，也有万里石塘、千里长沙之类更为久远的表述。不过，在前现代时期，茫茫大海是天然的隔离边界，很难有如今的这种边疆观念。

电视剧《边水往事》

说这些，并不是对于相关的关键词、概念史或者观念史有什么执念，而是在开设“边疆”这个栏目的时候，先行提醒“边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边疆包含着不同的维度，它是物理与地理的实存，也是心理与情感的空间，更是文化的区隔与融合域，交结着现实与历史、冲突与交流、分割与糅合、政治与文化、实然与应然、行动与想象。这是in-between的临界阈限，蕴含了广阔、变易与无尽的可能，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进入讨论。

2017年最后一天，OCAT上海馆举办了一个叫作“疆域——地缘的拓扑”的展览，由鲁明军策展，邀请了30余位当代知名的艺术家，以录像、装置、表演、摄影、文献等形式表达对于地缘政治的思考。那些艺术家包括蔡国强、常宇晗、陈界仁、陈彧凡&陈彧君、程新皓、高俊宏、郭熙&张健伶、何翔宇、洪浩、黄荣法、林科、刘辛夷、刘雨佳、刘小东、蒲英玮、沈莘、石青、陶辉、王思顺、王音、许家维、徐渠、徐震、杨嘉辉、杨圆圆、杨茂源、姚清妹、余极、张玥&包晓伟、赵汀阳、赵要、赵赵、郑国谷、周啸虎、朱昱、庄辉等人。许多人我都不认识，之前也并不知晓这个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艺术聚会。2018年3月3日，临近展览尾声的时候，我受邀同艺术家秦思源一起，做一个围绕“叙事边疆”的演讲，罗岗主持。我讲的是“叙事、边疆与边疆叙述”，后来文字整理稿发表在新疆的《民族文汇》杂志2020年第2期。

在那个演讲中，我从上海与新疆作息时间的时空体验差异切入，阐述了叙事对于分享经验、理解他者的重要性：叙事不仅是表达工具，更是构建认知、激发共情、产生社会能动性的基本文化力量。有故事与仅有符号展示的效果截然不同，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叙述是将信息整合为可理解、可共鸣的故事的关键形式，是构建完整认知与自我的基础。“边疆”不仅是一个地理事实，更是一个被实践建构和想象叙述出来的、随历史语境变化的文化与政治概念。关于边疆的叙述始终与现实的地缘政治、国家构建和文化认同紧密相连。从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向边疆寻求文化活力的“礼失求诸野”思路，到当代的各类文化实践，都贯穿着这一逻辑。中国的边疆，从地理上看，不仅指代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四大内陆边疆，也包括连通东北亚、东南亚的海洋前沿地带。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天下观”下的疆域是边界模糊、具有流动性的。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冲击和现代民族国家主权观念的影响下，明确的“边界”观念才得以形成和强化，但依然有着界线模糊的争议地带。

很多时候，边疆的表述与被表述交织着现实与隐喻，呈现为寓言和换喻。我在那个演讲中还对之前存在、如今依然通行的三种主流边疆叙述模式进行过分析。第一种是传统—现代模式，即在空间等级制中将边疆置于线性进化时间链的“落后”一端，其发展路径被视为对中心的追赶，这是一种迟到的现代性。第二种是全球性—地方化模式，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衍生出“中心与边疆”关系的两种路径，一是如好莱坞、麦当劳全球蔓延的“全球地方化”，二是如各地为旅游消费打造的风情化展示与符号化展演的“地方全球化”。第三种是神话历史模式，在某些边缘地方与族群叙事中，倾向于将自身历史抽离出整体历史，建构一个孤立、自足的单线起源与发展叙事，这不利于整体性共同体的文化安全与认同。

看似遥远并且很容易附着异域风情式的想象，然而“边疆”其实是切近的存在，始终关联着“中心”与日常，如果转换视角，二者还会发生移形换位。理解“边疆”必须理解其被“叙述”的历史与方式。对于当前中国而言，亟须一种更具整体性、互动性，能够将边疆族群叙事有机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叙述框架，避免陷入隔离化、本质化或纯粹消费主义的叙述陷阱。当我们将边疆作为视角或视界，就是重新打开了认识世界、认识中国、认识自我的一个维度。

关于与边疆相关的“边地”，我之前曾经发表过《从民族和边地发现新的活力》（《人民日报》2016年7月29日）、《文学地理、空间生产与边地文学——2016年10月30日在四川师范大学的讲演》（《大西南文学论坛》2017年）、《“边地”作为方法与问题》（《文学评论》2018 年第2期）等一些文章，基本上是从文学的角度进入。但是，这显然是不充分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民俗等不同学科都可以围绕边疆生发出各自的言说。本期就约请了历史学领域的才俊，中国社科院边疆所的朱尖与云南民族大学的段金生、沈雷，从宏观概括到个案分析，对边疆文化与治理形成关于历史经验的基本印象。

朱尖的文章指出，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围绕“政治一统”的根本目标，形成了六大思想体系：以“大一统”为终极追求的政治一统思想，界定中央与边疆主次关系的守中治边思想（经历了从“华夷之辨”到“华夷一体”的转变），尊重地方差异的因俗而治思想，推动经济文化融合的经营开发思想，兼具怀柔与威慑的恩威并用思想，以及以推广儒学为核心的德治教化思想。在实践中，历代王朝发展出四组相辅相成的治理手段：军事征讨与怀柔羁縻并用，以确立权威并安抚归附；实行州县、军府的直接管辖与羁縻府州、土司制度等因俗而治相结合的行政模式；通过移民实边与互市贸易促进边疆开发与经济联系；借助和亲联姻与文教整合巩固政治纽带与文化认同。最后总结出四项关键治理经验：刚柔并济（武力后盾与文化浸润结合）、因地制宜（在统一框架内采取灵活政策）、动态调整（因时制宜进行制度创新）和倡导文化认同（以文化融合奠定长治久安根基）。他强调这些沉淀千年的治理智慧，对于新时代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段金生与沈雷则以唐诗为独特史料，探讨了唐王朝对东北边疆的认知与治理思维。唐诗生动描绘了东北边疆的戍防实景与将士心境。王朝建立了由边城、营垒、戍楼、亭堠构成的防御体系，呈现出“孤城落日”的孤寂意象与“雪迷经塞夜”的艰苦实况。戍守者包括边地胡汉居民与内地征调将士，他们共同承担守边之责，诗中既见“胡儿十岁能乘马”的豪迈，也充满“身老未封侯”的悲慨。这一体系的维系依赖于王朝全国性的人力与物资调度，但也因耗费巨大引发了时人对战争的反思。唐王朝的边疆治理遵循“兵威与文德并举”的核心逻辑。一方面，主张对外部威胁采取“拔剑击大荒”的主动出击战略，以武力靖边，为唐太宗东征高句丽及其君臣唱和的诗作所印证。另一方面，明确武力仅是手段，最终目标是“戢武耀七德，升文辉九功”，即通过文德教化实现“共欢区宇一”的天下一统。这体现了“征伐—教化—一统”的完整治理路径。这种治理思维根植于中国的“天下”理念。唐朝作为一个“开放的天下秩序”，将东北边疆视为其天下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的目标不仅是军事控制，更是以文化教化将边疆族群纳入“天下”体系，实现“混一宇内”的理想。唐诗中“六合已一家”的表述，正是此“天下无外”政治理想的文学呈现。唐诗不仅记录了东北边疆的戍守场景，更揭示了唐王朝以武力为盾、文教为归，旨在构建统一多民族共同体的深层治理逻辑。

这是一个开始与尝试，未来文章的选题与风格也不会定于一尊，只要言之有物、修辞立其诚即可，期待未来有各种学科的同人能够参与进来。

（作者：刘大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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