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对时代精神的书写，是人民对自身共同命运的自发抒写与集体认同。这些“微观共振”为这个时代的宏大叙事注入了温度与质感

如今，写网文、发朋友圈、看直播、刷短视频等，早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融入了人们生活的肌理，但人们对其中蕴藏的深刻文艺变革则少有深层的审视与考察。这场文艺变革，绝不只是平台算法迭代、竖屏审美兴起，也不只是全民共创、数字赋能、广泛传播、大众共享。从某种层面来看，我认为这是人民在文艺场域中的存在方式发生了结构性跃迁：从“被表述的人民”走向“自我表述的人民”。这正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文艺领域鲜活而有力的体现。

一

从延安文艺座谈会确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到新时代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性始终是贯穿党领导文艺事业发展的主线。而且，文艺为人民服务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时代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实现方式。

在传统媒介与专业体制下，文艺创作高度依赖专业创作者，人民更多是被书写、被代表的对象，难以直接发声。因为，生产电影、出版小说、发表文章、在美术馆举办艺术展等，都需要越过专业化的门槛，而普通大众往往缺乏相应的条件。进入数智时代后，技术赋能打破了这些壁垒，推动人民在文艺活动中从“被表述”不断向“自我表述”跃迁。

互联网的普及大幅拉低了文艺创作的门槛，数字网络空间成为大众思想表达、艺术创作多元交汇的广阔场域。外卖骑手在送餐的空隙，用手机拍摄生活片段，把视频发到短视频平台，他未受过专业训练，却以镜头呈现真实人生；农家大姐在田间地头开直播，唱山歌、跳自编的舞蹈，她没有上过表演课，但镜头里鲜活的表达和流露的真情打动了观者；退休教师在网络小说平台连载自己的回忆录，写下岁月往事，唤起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他们的创作源于生活，归于生活。他们不是在为人民代言，因为他们就是人民的一分子。

在新大众文艺浪潮之下，文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边界被不断消解，人人可以是创作者。当亿万普通民众直接参与文艺内容的生产、传播与分享时，“人民文艺”便成为社会文化的真实实践。正如有学者所言：“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是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和人民文化主体性不断增强共同作用的结果，其生命力根植于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

技术进步当然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条件，而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发生了质的跃升：面对文艺创作，过去大多是“被动接受”；如今则可以“主动参与”。当基本物质需求得到保障后，记录生活、表达自我、寻求认同，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心理诉求。过去缺资金、缺设备、缺传播渠道，大多数人的创作权难以落地；如今一部手机、一个账号，普通大众的作品便可被看见。从“被表述”到“自我表述”，让大众在文艺活动中的存在方式发生了转变：从文艺链条的终端消费者，跃升为内容创作的前端生产者；从文艺作品的被动接受者，成长为新时代文艺生态的主动参与者。

二

由此可见，新大众文艺的核心是人民从“被表达”跃升至“自我表达”，实现了文艺人民性的时代重构。

当下的文艺人民性具有四大新特征：第一，主体性回归。新大众文艺中所论述的人民不是被研究的对象、被描写的客体、被关怀的他者，而是文艺实践的主体。第二，参与式共创。传统文艺中普通大众的参与基本上是“接受”，而新大众文艺中的参与更直接地体现为共创、评论、二创等诸多形式。例如，一个舞蹈火了，便有几十万人合拍；一首歌曲火了，便有几万人翻唱。此种方式消解了作品与受众的二元对立，让文艺创作变为一种持续、流动、彼此建构的过程。第三，审美生活化。日常生活本身就有审美价值。做饭、带娃、种地、采摘、送货各种在传统文艺中要被“升华”之后方能进入艺术的素材，在新大众文艺中可以直接成为审美对象。审美生活化打破了文艺与日常生活的壁垒，让生活本身成为一种审美资源。第四，多元表达凝聚集体共识。新大众文艺的生产者其人生经历、价值取向、审美趣味各不相同，但在种种多元表象之下存在着清晰的价值凝聚机制：不是出于自上而下的统一要求，而是以真实共鸣为基础构筑价值认同。因此，一个记录家庭温情的短视频能获得大量传播，一个表现奋斗精神的个人故事能唤起集体共鸣……它们皆是人民内部共同价值自然生长的结果。

所以，新大众文艺对时代精神的具体表达，呈现为一种“微观共振”的即时性表达结构。其中的“微观”指向个体性、日常性、碎片化的特点。即日常生活的个人叙事都可成为新大众文艺的创作素材与表达内容。海量的微观叙事在传播中相互联动、彼此呼应，进而形成深刻的“共振”效应：大众对家庭温暖予以珍重、对美好生活加以追求、对奋斗价值予以肯定的种种表述彼此联结、互相赋能，聚合为一种清晰的情感结构和社会共识，时代精神也由此从个体的真实表达中生长出来。受雷蒙·威廉斯“情感结构”的启发，我将新大众文艺对时代精神的这种表达方式称为“情感结构的集体涌现”：新大众文艺中的时代精神不是“从一到多”的辐射，而是“从多到一”的集体涌现，前者是权威叙述将时代判断传递给大众，后者是个体表达汇聚交融之后生成的时代性共有感受。

“微观共振”即时性表达结构的生成，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所构筑的共情基础。广大民众亲身参与并亲历现代化发展历程，共通的生命体验，正是微观叙事能够形成精神共振的社会心理基础。例如，一个普通人的奋斗故事之所以能够引发万千大众共鸣，就在于它触及了大众共有的生命感受与生活体悟。质言之，新大众文艺对时代精神的书写，是人民对自身共同命运的自发抒写与集体认同。这些“微观共振”为这个时代的宏大叙事注入了温度与质感。

三

在看到新大众文艺所彰显的时代价值的同时，审视并努力解决其发展进程中的现实困境，有助于新大众文艺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第一，在创作数量激增的同时，作品质量面临挑战。新大众文艺的生产模式有利于“量”的爆发，却也带来“质”的问题：很多内容停留在浅层日常记录的层面，缺少思想深度与审美提炼。如何避免大众的“自我表述”陷入“自我复制”，提升作品艺术品质，是当下亟待重视的问题。

第二，商业逻辑对创作主体性的侵蚀。新大众文艺运行于商业平台，流量分配算法、商业变现模式都在深刻影响着内容生产。创作者的表达越来越受“流量逻辑”的牵引，“什么能火拍什么”的跟风作品涌现，“自我表述”有时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被流量表述”。在遵守商业逻辑的同时，坚守创作主体性、避免价值异化显得十分重要。

第三，圈层化带来的共识困境。算法推荐可能把用户锁定在各自的“信息茧房”中，“老年粉”“二次元粉”“宝妈粉”等都各自待在自己的圈层内，如彼此缺少沟通，容易导致对时代精神的碎片化理解。在尊重多元表达的前提下，促成跨圈层理解与对话，这既是技术治理难题，更是文化治理命题。

第四，新大众文艺与专业文艺的融合困境。专业文艺具备思想深耕、艺术创新与历史观照的独特优势，而新大众文艺则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与鲜活的创作活力。当下二者仍存在一定的隔膜，亟须打破壁垒，构建彼此滋养、形成合力的发展关系。

众多普通人以镜头、文字、AI艺术等多元载体记录生活、抒写感情、交流思想，本身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精神文化层面鲜活而生动的呈现。人民的创造力、审美趣味、价值追求得以直接进入社会文化场域，对时代精神进行直接表达，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领域具有标志性的探索与突破。

作者：黄暾炜，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上海戏剧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书记、副院长；《解放日报》记者 栾吟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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