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文联青年签约评论家”，一个了不起的名号！“北京市”就是“首都”，所以你们实际上就是“首都青年签约评论家”！这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和极高的称号！你们赶上文艺评论青年力量受到国家和社会重视的绝好机遇！

做一名文艺评论家（或批评家），本来可以随性自由发展，出成果无所谓早晚。在我的阅读记忆中，宗炳《画山水序》要到大约55岁才写成，因为到那时他才能从理论上总结出山水“畅神”和“卧以游之”的快乐。唐代皎然《诗式》完成时已近“古稀之年”，宋代郭熙《林泉高致》是身后才由其子郭思整理完成的遗著。叶燮《原诗》、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和刘熙载《艺概》大约都完成在60左右。看来他们做批评都是顺其自然的事。当然也有略早的：钟嵘《诗品》首度给诗人排等级，可能比较复杂，完成在大约45至50岁之间；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也在45岁左右写成，因为做成这个“益州”地方绘画史需要相当的阅历、精力及时间。

不过，确实有更多批评家出成果在他们的青年时代：曹丕写出《典论·论文》时不过30岁出头；文坛寂寂无名的青年刘勰写出杰作《文心雕龙》才37岁，据说是设法在路上拦下文坛领袖沈约的车献书，才让该书流传开来；严羽写完《沧浪诗话》大约不到“不惑之年”；金圣叹写《水浒传》评点在三十多岁。

而进入现当代，文艺批评家成名和成才的年纪大大提前了：梁启超写《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才29岁；鲁迅写《摩罗诗力说》才27岁；朱光潜出版第一部美学著作《谈美》时不过35岁，而他发表美学处女作《无言之美》时才27岁；李长之出版批评处女作《鲁迅批判》时不过25岁；李健吾推出印象主义批评实践文集《咀华集》和梁宗岱出版《诗与真》，也都在30岁左右；王朝闻从雕塑创作转而兼做批评后，出版《新艺术创作论》时也才40岁出头，而他在报纸上发表首篇正式的文艺批评短文《再艺术些》时32岁，文末的点睛之笔是：“是的，‘艺术就是宣传’。为了宣传的有力，再艺术些！”[1]

上面说的古典文艺批评家，由于古代社会历史境遇、文艺传播渠道和文艺批评条件等限制，中青年时期出成果颇为不易。到现当代，社会条件及文艺传播条件变了，变得令批评家比起古代同行，更容易早出成果。当前中国社会，更是非同寻常地渴望和重视青年文艺评论人才队伍培育和发挥作用，北京市文联和评协这次出台专门政策，将“青年签约评论家”遴选年龄放在45岁以下，就是着眼于不需要各位像刘勰那样去拦路献书，就有公正遴选和资助机制助推你们脱颖而出，协助你们在青年时代就在“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上创出佳绩、作出不寻常建树。

为什么今天这个时代如此急需青年批评家发挥作用？原因固然可以列出不少，但主要原因之一想必在于，当前适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上数智时代审美变迁迅速、艺术现象异常丰富复杂，整个文坛迫切需要没有多少思想负担而又敢于解放思想、创造力丰盈并且善于紧扣时代脉搏的青年批评家站出来，贡献你们的不寻常智慧和独特创造力。也就是说，当前艺术繁荣发展中呈现种种新现象和新问题，其中既有正面鲜活景观，也难免存在诸多乱象，这恰恰印证了优质批评成果的稀缺和可贵：需要刘勰式体系化思维和韵文才华，以学理为基、以风骨为魂，杜绝空论；还需要金圣叹式灵气，深入体味文本细节和艺术匠心，读懂文艺作品中蕴藏的真谛；更应当传承鲁迅式“一个都不宽恕”态度和锐利文风，敢说真话、敢纠偏差，守护文艺正气；还应当伸张李长之式纯粹，深挖文艺家人格与风格的贯通点，以“不盲从”姿态摒弃功利和浮躁，坚定维护“批评精神”；同时也应当心怀李健吾式温情，形成理性评判、感性直觉和艺术体验的交汇，温润文艺生态；也应当拓展出王朝闻式融通力，穿越不同艺术门类及媒介之间的屏障，探寻不同文本间的真理光芒，让批评锋芒廓清文坛浊雾。总之，今天的文坛急需青年批评家发扬“批评精神”，以更强的“朝气锐气”推动文艺繁荣进步。

不过，我同时也想到一句古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盛名”本身既标志着顺境，也藏有陷阱。被今天互联网平台机制放大的，往往不全是好事，而有时同破事甚至丑事相牵扯。李健吾说过：“人生是浩瀚的，变化的，它的表现是无穷的；人容易在人海迷失，作家容易在经验中迷失，批评者同样容易在摸索中迷失。做人必须慎重，创造必须慎重，批评同样必须慎重。”[2]所以，咱们一样都得好自为之，精心爱惜和守护北京文艺批评家这个珍贵身份。为此，请允许我提几点建议，同各位商讨和共勉。而我自己则首先和尤其需要加强学习，包括向各位青年朋友学习。

一是守文心。中国文艺既重视“美”，更重视“文”，“文”比“美”更基本和更重要。应当用中国式“文心”引领“审美”或“美的艺术”，我主张文以导美、文以立美。“文心”不只是刘勰界定的“为文之用心”，而且更是刘熙载的“文，心学也”所诠释的更加宽厚而基本的中国式“心性”。应当以中国式“文心”或“心性”去把“审美”和“美的艺术”引领到更加宽厚且有根脉的文化和历史领域中，建构中国自己的文艺批评知识体系。

二是明世变。明晰地洞悉当今社会世道变迁大趋势，把所评论的文艺作品置放到世道变迁大势中审视，洞若观火地揭示文艺作品中透视的世情、人情和情理。《礼记·乐记》说过“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3]这是主张从音乐中谛听世道之安乐治乱和民情之哀怨。白居易《与元九书》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4]，认为文艺现象必须同时代和社会事件密切关联。

三是具史识。《文心雕龙·时序》说“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5]他认为文艺变迁会点染上世情和时序变迁，需要拥有贯通历代的素养，方可谈文论艺。清代章学诚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6]这些都要求批评者具备厚实的历史或通史素养，善于从当代作品中见出历史，又从历史中更深地洞悉当代作品的深度内涵。

四是辨算缺。在今天这个数智时代，随着测算能力支撑下的人工智能在文艺创作和批评写作中都不断展现其无所不能的神奇力量时，我们尤其需要的，不是毫无保留地赞扬和拥戴，而是格外冷峻地辨析其异于人类的高深莫测的智能的缺陷和陷阱。人工智能当然可以创造美、甚至产生原创力，但毕竟它不是人类，缺乏人类才有的理性判断能力，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等能力。或许可以说“非我人类，其心必异”？我们务必需要在运用人工智能辅助文艺和文艺批评时，对其保持警觉、警醒和反思。

五是持公论。顾炎武说过：“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7]今天的文艺批评难免伴随各种各样的社会考虑甚至暂时顾虑，但无论如何都需要以一颗公平、公正和平等之心去应对，跨越个人、团体或圈层等利益缠绕，对于文艺现象展开出于公心的分析和评价，力求从作品中透视出蕴含“天下之公理”的独立艺术发现。

六是立个性。各位青年批评家朋友，咱们今天所写的评论，当然属于这个时代，伴当代而生、为当代而作，但同时又应当有勇气跨越这个时代而直面未来，接受未来对于我们的无情检验和淘汰。因此，建构自身独立批评个性十分要紧。李健吾《咀华集·序》提出批评家是“独具只眼”地“用自我的存在印证别人一个更深更大的存在”的“灵魂的冒险者”[8]，以独立生命体验和个性去解读作品，在批评中凸显自身个性。文艺批评的高标尺在于批评家的真诚感受和独立个性，而不是外在教条或短期目标。只有以独立批评个性去行动，才能真正有望把握当代和未来。

此外，还需谨守同北京市文联的协议，在确保履约前提下向着更高远目标前行。

值此北京市文联青年签约评论家签约仪式暨座谈会召开之际，同各位同行交流这些个人想法，不一定对，敬请指正，愿接受各位监督和批评，与各位共勉。

参考文献：

[1]王朝闻：《再艺术些》，简平主编《王朝闻全集》第17卷《王朝闻文存（1935-1961）》，人民出版社、青岛出版社2019年版，第22页。

[2]李健吾：《咀华二集·跋》《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

[3]《礼记·乐记第十九》，崔高维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4]（唐）白居易：《与元九书》《白居易文集校注》第1册，思炜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4页。

[5]（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据《范文澜全集》第5卷《文心雕龙校注》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7页。

[6]（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8～279页。 

[7] （清）顾炎武：《日知录》《顾炎武全集》第18卷，严文儒、戴扬本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42页。

[8]李健吾：《<边城>——沈从文先生作》《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本文为作者于2026年5月28日在第四届北京市文联青年签约评论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作者：王一川，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论工作委员会学术顾问，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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