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是运用相关理论分析解读评判文艺作品、思潮和现象的活动。至于如何评论，在实践中很容易忽视一项重要功课——观照现实。当下人们诟病一些文艺评论不深刻、不接地气，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们脱离生活、脱离人民，即疏于观照现实。所以，观照现实是开展文艺评论的重要基础，对此必须有深刻的认识。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网，摄影：李建明）

文艺是实践的，评论也必须是实践的

文艺评论的实践属性是由文艺活动的性质决定的。文艺活动实质上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建设活动”，用李泽厚的话说，“它不应被看作只是各个个体的创作堆积，它更是一个真实性的人类心理——情感本体的历史的建造”。（《华夏美学·美学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359页）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文艺评论作为文艺的一翼，是通过服务于创作和鉴赏，追求立功于当下的，自然也是具有实践性的。同时，这个实践又是现实的。文艺评论是以“对话”的方式发挥作用的，而与创作方、接受方对话的基础和枢纽，则是现实实践。

从创作来看，任何文艺作品都是现实心境的写照。能够被广泛接受的作品，必然是普遍文化心理和时代精神的反映。即使是那些反映个人某一时刻的心境、没被广泛接受的作品，也无法脱离现实实践的根由。比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那是极具浪漫想象的，但最后两句说得很清楚，“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浪漫想象其实是现实中官场失意、追求放达心境的反射。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名为“怀古”，实则“伤今”，抒发南宋朝廷从不作为到乱作为、草率北伐造成严重后果，而自己迟迟得不到重用的悲愤之情。所以，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现实题材、现实主义自不必说，即便是历史题材、浪漫主义的成功作品，也必有深厚的现实生活渊源。社会生活从本质上说是实践的，又是现实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人民是真实的、现实的、朴实的”。作为与创作进行对话的评论，如果没有对现实的观照，就会失去客观现实的根基，陷入主观臆断和理论空转，自然无法抓住人们精神的共鸣点，无法把握时代精神内涵，就难有共同语言，从而失去对话的基础。我们看到，现在的创作与评论虽有关联，但这种关联也大多局限在很狭小的话语空间中，缺乏与广阔现实、人群的联系，所以难以引起太多的讨论与共鸣。

就鉴赏来说，受众对文艺作品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受已有知识、观念的影响，更受现实实践、生活体验的影响。尤其是对普通受众而言，他们可能没有专业的哲学、美学、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和间接经验，更多的是依托特定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体验和感受。这直接影响他们的审美取向。宗白华曾说：“常人真能了解及爱好的艺术，是那接触到他生活体验范围以内的生命表现。”（《美学与意境》，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7月，第137页）特别是大众化程度较高的影视作品，表现十分明显。比如，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响亮提出的“我命由我不由天”，之所以引起热议，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渴望突破各类歧视、向往自由自在生活的心理息息相关；《哪吒之魔童闹海》之所以赢得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的青睐，则在于它对人间正义的弘扬，契合了各个地方、各个领域的人们对公平公正社会秩序的追求。这样看来，文艺接受关涉复杂的现实语境。所以，作为文艺接受的特殊一种，文艺评论必须观照现实，才能更好地扩大审美视域，引发广大受众的深度共鸣，切实发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作用。

现实生活决定了评论的力度和温度

文艺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文艺作品中的悲喜忧愤、理想追求都有现实生活作为基石。美国哲学家杜威曾认为，“艺术或美感不过是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高度完善而已，并无特殊之处”。（转引自《华夏美学·美学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378页）尽管这种观点不够全面，但至少反映了艺术评价的一个维度，即通过观照现实来评判作品，而不只是在理论上泛泛而谈。因此，文艺评论需要理论的方向引导，更需要把现实实践作为一种参照，后者决定着评价的力度和温度。如果抛开这个维度，评论就很难接地气。

首先，现实是衡量作品思想价值的重要参照。历史是川流不息的，人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是发展变化的。一部作品有没有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都需以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体验和追求为参照进行衡量。比如，同样是京剧剧目，《锁麟囊》取材于一个富家女子解囊济困、终结善缘的故事，教人与人为善、不能“势利眼”，直指人性的塑造、人格的提升，现实意义仍很强；《游龙戏凤》（也叫作《梅龙镇》）取材于明武宗只身外出途中艳遇的故事，尽管有很强的艺术性，但实质是宣扬封建特权思想，从思想性看无益于人们现代人格的养成。这就是现实的尺度，只能参照现实生活以及现实中的理想和追求去把握，而不是沿用传统落后的观念去把握。再如电视剧《风吹半夏》，既反映了改革开放后企业家创业的勇气和智慧，也反映了商场上非法牟利、勾心斗角等不良现象，但作品成功运用“心安”这一传统的心理机制，彰显对不良现象的批判态度，具有很强的现代商业伦理建构导向。这与当今社会倡导诚信、建构良好商业文化的时代潮流相适应。好的作品，它既反映社会的现状，又张扬时代的理想。当然，现实的价值向度是多元的，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但都需要悉心把握。

现实还是衡量作品艺术水准的游标。艺术性主要表现为对各种美的形式的把握，以及所达到的高度。从本源上说，美产生于实践，艺术创作中诸多美的形式也都有现实实践的渊源，即上文所说“日常生活经验的高度完善”，其核心是把握“度”。把握“度”，就是结构、比例、尺度等做到恰到好处。上文所讲的思想性中也有审美，其核心是符合现实生活中价值取向的“善”，就是一种“度”。故事架构、叙事方式、人物形象等能否生动感人，都取决于写作者对基于现实生活的“度”的把握能力。比如，粤剧《白蛇传·情》将白素贞与许仙的结缘、成婚过程简化为“一见钟情”+“闪婚”模式，把原来的借伞、送伞几个来回都省略了，将法海塑造成帅哥模样，并且执法很人性化，将表达的重点放在“情”的可贵，这就是基于现实中恋爱观念变化和法治社会建设需要，在艺术表现尺度和人物形象上的再创造。该剧演出十年，仍场场爆满。这种尺度放在改革开放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不少人看外国影片中接吻的镜头还不习惯。《朝阳沟》《刘三姐》《花为媒》等电影作品，尽管思想内涵已显历史局限性，但其中的一嗔一怒、一颦一笑，都饱含具有普遍、恒久意义的形式美，而这种形式美及相应的人情世故、情感表达在现实生活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所以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有些粗劣的剧目，观众看了三分钟就想换频道，也是基于现实生活中对于美的体验、对于度的把握。特别是人的言谈举止，符不符合身份、场合，表达方式是不是生硬、违和，是否符合时代特点和人之常情，生活体验感强的观众一看便知优劣。美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且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演进，会不断产生新的形式，需要在评论实践中具体把握。

现实实践影响我们采用何种理论视角

对一部文艺作品开展评论可以有多种视角，至于采取哪一种视角，自然取决于评论者内心的感动、所掌握的理论，同时还要取决于现实生活语境和时代文化心理。只有内心的感动，没有相应的理论基础，很难形成话语“倒出来”。如果内心的感动是多重的，甚至同一个事件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读，那就存在一个理论选择的问题，即选择什么样的理论去分析更具现实意义。这就涉及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比如，经典话剧《风雪夜归人》，讲述了梨园名伶魏莲生和权贵姨太太玉春为追求自由和爱情相约私奔，因事泄遭到拆散、驱逐，最终付出生命的故事。该剧创作于1942年，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用精神启蒙、个体觉醒、追求爱情、向往自由等视角解读作品，对于追求民族独立、反对苟且偷安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这是由当时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现实决定的。放在当下追求民族复兴的社会建设时期，作品的解读除了以历史的视角来肯定它，还需要诠释其追求自由精神的现实意义。在现实的语境下，抛开安身立命的营生，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作为现实的人，既应怀有追求自由的精神，也应考虑社会环境条件和追求自由的可行路径，才能使“人应该怎样活”的终极之问拥有现实的依托。

事实上，采取什么视角展开评论，既是一个理论选择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立场问题。对一个有理想有责任的评论者来说，观照现实就是要胸怀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关注社会心理变化和人格修养提升，并以此作为理论选择的根本依据。就当下来说，民族复兴是时代主题，全面实现现代化是历史任务，国家安定团结、和谐稳定是基本保障，这都是最大的现实，也是文艺评论理论选择的基本依据。整个社会是奋发向上的，就不能过度宣扬“无为”“佛系”；社会和谐是人们的共同追求，就应注意防范各种极端理论的侵袭；经济增速放缓，社会焦虑情绪增加，就应考虑以何种理论视角予以疏解；社会发展需要建立人格平等、劳动平等现代观念，就应注重批判特权观念、等级观念，必要时历史地、辩证地分析其历史渊源，以提高人们的鉴别力。

（作者：袁正领，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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