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全媒体语境与图像时代中，工笔画如何面对电子图像的渗透、影响与冲击？如何在当下审美观念中反顾工笔画的画科本体？如何在新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重审工笔画的主题呈现与时代表达？这些现实而紧迫的追问，成为摆在当代工笔画家面前无可回避的核心课题。

《过溪龙》（国画）  2018年  林凡

20世纪以来，“工笔画”这一概念的内核与外延发生了一系列重组与拓展，使其不仅限于一个传统画科，而成为一种特定风格和艺术样式的指称。工笔画概念与界限不断泛化与延展，一方面使当代工笔画系统更为丰富和多元，另一方面也悄然消解着工笔画作为一种特定画科的本体规定性。作为一个有着久远传统和严整规范的画科，工笔画的创作发展至今关涉到很多具体层面，归结起来主要显现为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如何认知工笔画的边界与延展，理解“工”“写”之间的辩证关系？或者说，我们应从“工”与“写”的关系角度，重新省思工笔画的本体属性与艺术规定性。对于广大工笔画家而言，除了既往侧重研究工笔画的写意性，当下的工笔画创作者更应充分发掘工笔画本体的“工笔性”，强化画科本体的核心价值与艺术特质。在传统画学阐述体系中，“工以致精，细以表微”成为限定这一画科风格样式的主要标准，对于人物、花鸟、山水而言，精微具细的近距离观照和工致清整的表达语言，都界定了工笔画特有的表现手法，也在此风格限定中蕴含着丰富多元的视觉呈现可能性。一方面，“工笔性”的概念显然是相对于“写意性”而言，因此指向了工笔画特有的精微性与写真性，与20世纪以来中国画写实改造的价值观天然契合；另一方面，当代科技发展与媒介拓展带来的多重视野，又为工笔画之“写真”营造提供了多向可能和丰富形式。由此，“工致”与“写真”的方向与程度，都在新的语境中得到了空前拓展，形成了自足的艺术话语体系。

其二，如何面对当代图像技术，以及规约工笔画创作中制作的限度？关于当代工笔画的图像性与制作性问题，我们应有辩证的判断认知，也即以包容的态度面对融媒体语境下各类图像对于绘画创作的渗透性影响，同时警惕与反省过度制作对于工笔画本体带来的消解作用。当照相机、手机镜头成为现当代人类视觉感知与图像记忆的有力延伸，画家的“眼中之景”早已不同于传统视觉对于肉身感官的过度依赖，而是在影像镜头对于图像获取与贮存的“大数据”中综合遴选，并形成艺术表达的意匠。而在传统画学思想“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的观念下，当工笔画传统表现手法面对纷繁多元的图像资源，难免会有“言不尽意”的缺失感与无力感。于是，电脑图像手段与彩色微喷技术不断介入工笔画创作，从作为草创阶段的辅助手段，到轮廓“放大”的投影拓摹，甚或电子微喷印制直接进入画面，就对于以手艺性、绘画性为重要特征的工笔画创作形成了强有力的威胁与颠覆。从“制作”到“过度制作”，从电脑图像技术辅助创作到图像微喷成为创作本身，工笔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其三，如何以工笔画表现新时代的社会场境、人物形象与自然风物？关于当下工笔画主题性与叙事性的时代表征，我们更应从宽泛意义而非狭义视角理解主题性创作的范畴，充分认识到主题呈现贯穿于工笔画创作的全过程。从叙事性的角度，自古至今有诸多工笔画经典名作以图像记录承载历史事件、塑造人物形象、表达历史判断。作为创作资源的历史叙事，也赋予了工笔画以特殊的表意方式，除了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同样能以寓兴的手法介入社会表达、呈现入世关怀，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写实表现与诗意抒怀之间寻求平衡点与生长点。与此同时，当代工笔画也呼唤具有强烈现实关切意识的高水平艺术作品，从细微的、日常的、鲜活的、带有生活温度的角度描绘新时代的社会发展与民生状态，突破对于经典样式的模板化与复制化趋向。显然，这种题材与风格的双重创新具有相当的实践难度，也为新时代工笔画创作与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呼唤当代工笔画创作的新经典、新力作，也成为时代赋予工笔画家们的使命与重任。

《新学期》（国画） 160×180厘米  2011年  孙震生

“致广大而尽精微”，语出《中庸》句，亦被摘定为百年央美校训，更在习近平主席2022年新年贺词中被引用。这一辩证统一的传统智慧，也应成为这个时代对于工笔画的文化期许。在当代工笔画的精微表达中，应面向更为广阔、宽宏、富有精神高度的时代需求。这是工笔画当下与未来的发展路向，也是其从传统画科走向当代艺术情境的必由之路。

（作者：于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研究部主任，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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