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一件创造性的工作，那些被时人和后人认可的艺术作品，无疑都以具有创造力的表达方式展现了时代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经验。这种创造力表现在艺术家的身上，则直接反映在其作品中，体现在其作品的风格与面貌的变化上。作为画家，杨刚先生在艺术生涯中表现出的非凡艺术创造力，可以为我们思考艺术创作相关问题带来一定启示。

草原那达慕  44.5×83.5cm  2001年  纸本彩墨（图片来源：“北京画院”微信公号）

杨刚早年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求学，打下了坚实的写实艺术基础，1967年到内蒙古插队，1974年便创作了油画《打靶归来》，参加当年的全国美展。其后，他在内蒙古又陆续创作了工笔重彩《到政治夜校去》、版画《阳光灿烂》、连环画《铁骑》等。1978年，杨刚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被分到工笔重彩组，两年后以《迎亲图》获得认可。后来，他还创作了工笔画《草原组画》《摔跤手之歌》等。1983年左右，杨刚开始尝试水墨大写意的创作，《春之晨》《长河落日》《琴声》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与之前的风格相较，产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也成为杨刚艺术之变的一个关键时期，与其后来“亦中亦西”的观念形成一种理念上的对应。进入20世纪90年代，杨刚在水墨写意表达已然成熟的基础上，在艺术手段与形式上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涉猎，油画、丙烯乃至综合材料都成为他艺术表达的方式。他创作过综合材料《都市的脸》、丙烯《图腾》等，在艺术的媒材和观念上都与之前的创作拉开了距离。这一时期，他还留下了《曾经草原系列》《乐舞系列》等为人称道的水墨和油画作品。之后，杨刚的艺术表达似乎更为自由，艺术观念也更为开阔，目之所及、心之所想，皆化为他笔下的生动气象。他后期的大写意作品，笔墨凝练、一气呵成，在视觉表现上显得生动而充满张力，简约中不失雄浑气象。

40余年的艺术生涯中，杨刚在艺术观念和艺术风格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化”成为他创作的一个关键词。从以写实表达展现艺术才能，到以工笔重彩创作艺术精品，再到以水墨写意和多种材质展现艺术观念和艺术追求；从油画、版画、连环画，到工笔和水墨大写意，杨刚总能在其中发现艺术表达的奥秘，给人带来不同凡响的视觉体验。可以说，他的艺术实践在形式语言和精神向度上跨越了古今中西，而这背后也暗藏他的“主心骨”，那就是对艺术自由表达的追求和思索。

艺术总会受到社会政治、文化心理以及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任何否定或割裂时代、社会与艺术的关联的看法都会产生对艺术片面而狭窄的认识，一个时代和社会对艺术表达的态度，将在导向上决定这个时代和社会的艺术的风格和气度；对于个人而言，对创作所应具备的表达能力的积淀、对艺术与人生意义之间关系的思索、对艺术与人文精神之间关系的思考、对艺术史及其走向的把握、对艺术的呈现形态与审美表达的追求等，都会影响其艺术理念和创作水准。

杨刚对艺术创作自由表达的追求，既与40余年来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巨大变化有关，也与其自身对艺术的感悟有关。经历了长期的艺术生涯后，他对艺术应当担负的功能与意义有着不同于一般的理解和表达。例如，杨刚后期的作品与早年相比，似乎在“完成性”上让人一时难以理解，很少有类似全国美展中那样完整的作品，大多数作品给人的感觉是在进行艺术实验，不断提出并回答着关于造型和表达的各种问题。其实，杨刚后来的创作是基于一种“研究”的心态与状态，这种状态的底层逻辑就是他对艺术自由表达的有意追求与突破，而不是陷入“工艺制作”层面的对某种风气的迎合。或许在他看来，以艺术回答个人精神之问更为贴近艺术创作的本质。

面对延续至今的中西方艺术的问题，杨刚也用作品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即在艺术实践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状态。杨刚认为，西方表现主义油画和中国水墨的写意精神本来就是相通的，好的创作状态应该是“在理性宏观控制下的非理性作画状态”。总的来看，他的创作状态是“脚踩两只船”，他对绘画材质的态度是因材所适、为我所用，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极古极新，亦中亦西”。“脚踩两只船”对艺术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超越材质的羁绊和束缚，跳脱出中西艺术之别的一般性认识，而站在人类艺术的创造力这一层面进行自己的追求和思索。的确，艺术家应面对环境进行沉淀和思考并作出自己的表达，应创造新的艺术表现的可能性以保存和展现人类的生存情感和精神体验，而非拘于先人划定的牢笼与界限泥而不化，这也是杨刚的艺术带给我们的感悟和共鸣。

（作者：王宏伟，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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