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的长河奔涌不息，多少惊心动魄的往事沉入历史深处，被岁月的风沙掩埋。然而，总有一些身影在尘埃之下默默矗立，总有一种信仰值得被庄严铭记——尽管它们未曾出现在惊险的战场纪实里，也未曾镌刻于世人熟知的功勋簿上。这些潜伏于暗夜的孤勇者，以信仰为炬，以生命为刃，为民族解放的宏伟大业铺就无声的基石。当历史的尘埃轻轻拂去，这段沉默的史诗正等待着一次庄重的叩问与追寻。这不仅关乎对一段尘封岁月的追寻，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记忆与遗忘的边界，在喧闹与沉寂的交汇处，我们该如何唤醒那些沉没的记忆，又该如何仰望信仰穿透时光帷幕的永恒光芒？近期热播的历史题材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正是带着这样的叩问，穿越时间的迷雾，去触碰那些曾被封存的壮烈与崇高。

平衡“历史真实”与“艺术表达”，是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基本命题；在此之上，通过类型的融合实现社会价值与市场反响的共赢，更是行业不断追寻的更高阶挑战。《沉默的荣耀》锚定“历史档案”为创作底色的实践，为命题的破题提供了极具参照意义的鲜活样本——它大胆地将“历史档案”本身转化为叙事方法论：一方面，让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先烈以本名直抵历史现场，恪守“大事不虚”的史识；另一方面，创作团队躬身入局，从档案中细致拾取生活细节，于“小事不拘”处打磨出历史的真实颗粒度。这样一种“档案叙事法”，有效实现了历史文献在当代影像叙事中的视觉转译，使尘封的卷宗成为可感的命运，为历史剧，尤其是谍战类型剧集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兼具历史厚重感与艺术感染力的成功范式。

就叙事方法论而言，“档案叙事法”的本质是一种基于考证的叙事本体论。它是以真实可考的档案材料构筑叙事基底，多数人物、情节，甚至许多细节的设计皆有档案依据，从而让“真实”本身成为驱动故事的核心引擎。这种叙事方法的显著优势在于，当叙事植根于可考证的档案，真实的力量便不再依赖于戏剧性的奇观营造，而是源自一种不容置辩的“在场感”。正是这种强烈的在场感，成功消除历史的遥远与疏离，击穿时空的壁垒，打破历史与当代观众的隔阂，将抽象的社会价值转化为直击心灵的情感体验。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档案所提供的是一种“静态的真实”，而影像叙事需要创造的是一种“动态的真实”。将前者成功视觉转译为后者，关键是要在文献与历史情境之间进行一次美学的解码与重塑。这意味着，转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重新阐释的过程：它要求创作者既能深入档案，严谨地解码历史密码；又能跳出档案，艺术地重塑历史情境，为冰冷的文献注入可感的生命质感。

在这一创作逻辑指引下，《沉默的荣耀》突破了以往同类作品常见的“原型复刻式”创作模式。它以纪实性与传记性为叙事基底，在此之上注入了一种更为深远的立意：一种贯穿始终的“问题意识”。在钩沉《光明报》事件、台大医院事件等关键历史场景，并将其作为叙事锚点时，该剧的创作并未止步于对“发生了什么”的表层呈现，而是通过叙事设计不断引导观众追问“为何如此”。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吴石赴台前的一场家庭戏。1949年8月，面对赴台担任国民党政府参谋次长的紧急调令，地下党上级将最终抉择权交予吴石本人。他本可留在福州，安享胜利荣光，却毅然决然地选择奔赴新的战场，继续潜伏以搜集情报。创作者对人物这一人生关键抉择的呈现，并未采用简单的史实陈述，而是通过大范围镜头调度与演员细腻的表演，构建出沉重中透着坚韧的情境氛围——从一家四口最后的餐桌，镜头追随吴石移至院中，试图安抚女儿叛逆的情绪；在隐忍、克制、愧疚与无奈的情感静默中，又因幼子的哭闹被迫折返回去，从妻子的手中接过小儿子，将他紧紧拥入怀中。这一连贯的大范围镜头调度，将个人安危、亲情离合与家国大义之间的巨大张力，以及主人公内心的情感撕裂，外化为极具表现力的视觉语言，从而激发出观众置身其境的追问：他为何如此抉择？

可以说，正是这种将“问题意识”深植于叙事逻辑与视听语言的艺术实践，得以将观众巧妙置于历史的分岔路口，使观众仿佛亲临历史现场，切身感受与深度思考：究竟是怎样的信念与力量支撑着吴石、朱枫等先烈，在历史的洪流中作出那般义无反顾的抉择？这恰恰是文艺作品的核心魅力所在，它让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和思考者，在情感共鸣之外，经历了精神的淬炼，深化了对历史的认知。

不仅如此，该剧的历史真实感与人文厚度，更得益于创作者对人物关系的精深刻画。在戏剧创作中，一个角色的戏剧性价值与人物弧光，往往是在复杂的人物关系交织中得以彰显。《沉默的荣耀》在此处着墨颇深：它通过展现吴石如何巧妙利用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与争斗，及其与国民党高层同僚亦敌亦友的互动博弈，既有效搭建起叙事的悬疑框架，彰显“心理悬疑”的类型特质，让叙事进程始终保持一种紧张的情绪张力；更在危机四伏的交锋场景里，立体勾勒出吴石的从容沉着、过人睿智与非凡战略视野，使人物形象愈发鲜活立体。

值得一提的是，剧中对战友、同志关系的塑造有意识规避了过度的戏剧渲染，这种克制既贴合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特殊历史背景，也与隐蔽战线工作者的特殊身份、职业属性高度契合。在看似平淡的日常互动中，无论是吴石与朱枫之间基于崇高信仰而生的无间默契，还是吴石与聂曦之间超越单纯上下级、近乎父子般的深厚情感——这些关系都早已突破“任务协作”的浅层定位，支撑他们在至暗时刻坚守信念、砥砺前行。这种对革命情谊的细腻描绘，让英雄的“孤光”不再是孤悬夜空的冷月，而是与同志“星辉”交相辉映的璀璨星河，共同汇聚成那股隐秘而伟大的历史洪流，也让观众更能读懂先烈们舍生取义背后深沉的精神支撑。

当然，若以更为严苛的艺术标尺审视，剧作在整体戏剧结构的平衡上仍存有可商榷之处。其艺术探索之路上的几点失衡，亦构成了值得深入辨析的争议。

其一，叙事结构的失衡限制了信仰书写的广度。该剧对吴石的聚焦可谓深入肌理，但过度集中于单一视角，牺牲了文本多线并行的丰富性与复调美感——多角色、多线索共同构建叙事，呈现历史的多元视角。这不仅令朱枫、陈宝仓、聂曦等英雄的信仰光谱未能充分展开，也导致了叙事节奏的拖沓与结构的单一。部分观众对其提出“注水”的质疑，根源正在于此：当镜头在过度聚焦的视角下，反复徘徊于家庭日常，却未能将这些日常有效升华为勾勒历史全景或深挖群体信仰的有机部分时，叙事的格局与效率便受到了折损。

其二，关键情节逻辑严谨性的欠缺，无意中消解了信仰的现实基石。创作者为强化戏剧张力，在某些关键情节点牺牲了地下工作严酷的逻辑真实性。比如，身居要职的吴石频繁亲赴一线接头，此举虽服务于戏剧性即时紧张感的营造，却违背了隐蔽战线“单线联络、绝对隔离”的铁律。这种出于艺术便利的“破格”，在削弱剧情可信度的同时，也轻忽了先烈们在极端苛刻的规则下践行信仰时，所展现的超凡智慧与艰辛。

其三，反派人物塑造的权重拿捏，挤压了主角的人物弧光。对国民党特务头子谷正文这一角色的着力刻画，本是构建戏剧冲突的必要之举，然而剧中某些部分对其能动性的过度放大，致使叙事重心偶有偏移，甚至在局部形成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观感。

上述争议或可被视为艺术探索过程中留下的一丝遗憾。但瑕不掩瑜，《沉默的荣耀》最动人的篇章，依然是它让信仰在历史的尘埃中焕发出的熠熠光辉。它的创作初衷并非猎奇于对尘封往事的“解密”，而是致力于一次庄重的“铭记”。主创团队深入挖掘历史文献，将隐蔽战线的暗战与解放战争的宏阔背景深度融合，此举既是对历史的虔诚致敬，更是对英雄信仰的崇高礼赞。华夏千年，凡有鸿业，必先缅怀英烈、致敬忠魂，此乃我们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正因怀此敬畏，那些静默的往事与不朽的信仰，方能在今日被清晰看见、被深刻铭记，最终焕发出穿越时空的永恒光芒。

*本文原刊于《求是》2025/21

（作者：孙承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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