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亮程曾在中央电视台“读书”栏目推荐阿拉提·阿斯木的《他人的篝火》。他说，在这部小说中，我们随处可以读到文学化的“最美的馕言文”，比如“天空是麦子的味道，人情是羊肉的味道”“我的青春坐滑滑梯了”。这段推荐至少透露出三个关键信息：生活、人情、时间。这三个词很大，放在刘亮程的文本里似乎同样合适，但还是有所不同。刘亮程的重点在天空，在麦子，在世界中的我；阿拉提·阿斯木却在他几十年的写作中倾心于时间中的“我”，和“我”浸泡在各种世情味道中的生活。

我想起红柯，他的《太阳深处的火焰》反复讲述着人心的褶皱和九曲十八弯，唯有用西部的太阳烤炙这“蔫了”的灵魂，才能发现自我。红柯的文字充满热情，他以西去骑手的姿态，带着满腔的热度，冲向荆棘、沙漠、荒野，在红鸟的鸣叫中敞开灵魂，歌唱生命。在这个意义上，阿拉提的文字有同样的追求，成为解读西部文学的另一端。当然，阿拉提和红柯也有不同。红柯的文字健硕而深情，是对纯洁灵魂的诗意歌咏，那是一个青年的自白。阿拉提的文字世界则展开在一群久混江湖的三教九流间，自然就带出了浓浓的羊肉抓饭的味道。

相互颠倒的名词动词形容词

阿拉提·阿斯木是伊犁河边长大的维吾尔族作家，他用汉语写作。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用国家通用语言写作，在互联网时代已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文字如何敲打得有韧性，有自己的标识，是在熟练使用基础上的更高要求。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写作之初就选择了汉语，那是20世纪90年代，她的语言带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想要说”构成其文本的基调。说什么呢？故乡。这决定了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小说浸染着深情的土地之爱，语言流畅自然。这种语言特色，也几乎构成了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写作的基本品质。

阿拉提的语言却如台风过境，一路前行，尽是枝杈纵横的树干，有粗有细，有大有小，让你每一步都得挑着地方下脚，自然增加了阅读的难度。我们且随手拈来几句：

“我们喝茶的时候，看不见景德镇的灿烂，而妹妹的妹妹，在近处的猫眼里，可以窥视到茶碗的釉色，可爱的南方，含苞的木棉，碗肚的斑斓。”

“老尼，你的嘴巴能说，但是我不行，我必须用脸来说话。再说了，道理都好讲，但现实是很麻烦的、残酷的。尼加提说，主要是你想不开，挡住你的东西本是一张纸，你却把它变成耶利哥城墙了。”

第一句话出自创作于2021年的《他人的篝火》，第二句则是2012年的《蝴蝶时代》。两段语言相距十年。第二句的叙事者借用不同人物轮番上演脱口秀，比如嘴和脸的对比、纸和耶利哥城墙的对比，将典故和隐喻带入日常叙述。《他人的篝火》将这种比较中的隐喻放进铺排的语阵，作者不惮以修饰的词汇来推演一个问题、一个道理，这就有点汪洋恣肆的味道了。这样的特点很容易让人想起莫言的小说，轰隆隆的语言急冲而下，如此气势并不影响读者的阅读，因为故事是语言的主体。在阿拉提这里，故事性并不那么强，他的人物在重重叠叠的语流当中，每个行动几乎都通过话语叙述完成。这就将语言带进了阅读的主体地带。文本中的每一句话都很认真，用繁复的形容词、名词来加重话语分量，句子在无尽的叠加中形成奇妙的波涛，最终以戏谑、嘲讽的语态将日常小事变成值得玩味的人生哲学。我想，这正是阿拉提文本的立脚点，日常百态中的人生智慧才是形形色色故事的内核。

阿拉提的语言狂欢是他一贯的风格，有有意为之的成分，更多的，却是来自生成语言的土壤。我曾在论述阿拉提的叙事方略时，提到他文本中扑面而来的地域特色与民俗气质。这种特色在伊犁乃至整个西部的边疆大地上，有其深广的人情储备。比如阿拉提在作品中始终以绰号代人，这是他的惯习，也是伊犁地域文化的特点所在。绰号或来自职业，如大翻译、二翻译、琴手斯迪克；或来自动物，如艾海提老鼠、雅库夫走狗、居来提公鸡；或来自个人特点，如艾莎麻利；或来自生活中某个物象，如穆拉提·雅尔买买提莫合烟、艾山风筝。这些外号带着活泼泼的生活气息，每个外号都带有个人生活和小圈子的轨迹。也就是说，这外号不仅是个人的，更是群体诙谐文化的日常表达。这种叫人绰号的习性，暗合流传于伊犁的“恰克恰克”民间传统。阿拉提·阿斯木将恰克恰克称为民间“活态语言的源泉”，是“民族特色的绝响”。所谓恰克恰克，也就是俗称的“段子”、编笑话，在聚会上常常见到。在《时间悄悄的嘴脸》中，作者借对人物的描述，道出恰克恰克的精髓：“邻居伊拉洪幽默讲笑话有自己的特点……抓住他人的弱点和长处即兴编笑话，在多变的语言游戏中创造绝妙的段子，创造绝佳的欢笑气氛。”

当这种调侃、诙谐、反讽与生活紧密裹在一处，以排山倒海之势压来的时候，必然会带出浓重的劝谕气息，这种气息在叠加的修饰语、包裹着生活物象的绰号、集论辩与智慧书于一体的铺排中流淌，构成了阿拉提文本的反思主调。人生与灵魂，是颠倒的名词动词形容词背后的真相。

一双自己能看见自己的眼睛

阿拉提的文学语言在他一部部作品中绵延。作为惯习的绰号和恰克恰克笑话既在民间，也被阿拉提选择，每个看似调侃的笑谈，都好比抹了一层奶油的蛋糕，终究要吃的还是奶油下面的部分。这蛋糕，就是一双自己能看见自己的眼睛。

眼睛的主人最乐见的，是将视线投向自己相对的一方，这个对方可以是他者，也可以是一个地方、一段历史、一个故事。阿拉提的文字，包裹着悖论和似是而非的话语，所指向的是一个提醒、一个道理：看别人的行为，还应该回视自身，因为看久了别人，很可能就忘记了自己原本的样子，而原初的自己，是要在不断的“看”里打捞的。这就是前文提到的阿拉提的反思主调，也是使其文本带有浓重哲思的主要原因。《蝴蝶时代》和《时间悄悄的嘴脸》是作家前期的代表作，相对于晚近的《他人的篝火》，对欲望和人性的考量更为直接。欲望勇猛地与权力挂钩，金钱是镶嵌其间的磨刀石。这样的主题，决定了故事发生发展的场景是在市井，故事的主人公主要是在伊犁热闹街市中游走的俗人。俗人的故事更显出恰克恰克的力量，它们在话语中如影随形。《时间悄悄的嘴脸》里的老大艾莎麻利、《他人的篝火》里的老姜，是将自己的灵魂贩卖给金钱的典型。人们在金钱面前一次次带上不同的嘴脸，最终忘记了属于自己的那张脸是什么样子。

回返故乡，是阿拉提为被各色烟火熏染的人性提供的一把钥匙。作为作者，他借着叙事者的评价功能有意识地插入叙述，他不回避自己的价值观在人物身上显形，就像他不回避形容词动词和名词。这么做，一是因为他的文本不以惊心动魄的故事见长，他的重点在话语中的灵魂，在百态人生中的哲理光芒，另一个原因则在于语言的铺张、杂糅、腾挪跳跃，都是为了讲道理，在于阐明人生是个不断自省的过程。

作者引领着他的人物，顺时间走回生养之地，回到母亲的怀抱。在这个地方，土地和母亲、大自然与个体重新归为一体。那些被无望的等待折磨心灵的人物，阿拉提的时间哲学将他们带回青年时代，“有许多甜蜜的记忆留在了这片绚烂的河谷，有许多纯洁的故事与河岸上的红柳相伴生长，让风带走他们的爱情和祝愿，让候鸟为甜蜜保密，让时间书写曾经的欲望和憔悴的心”。这也恰好是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和红柯们在一个个文本中吟唱的自然的伟力、人与世界共在的坦诚之境。

老老姜的智慧

《他人的篝火》中的“我”姓姜，他的父亲是老姜，父亲的父亲是老老姜。从“我”回溯老姜、老老姜，呈现的是时间的长河，是历史，是经验。对于个体和群体而言，时间是尺子，是炼金石。时间是不间断的，后来的时间也在以前时间的轨迹之内，是过去时间的延伸。所以，不要在前行的路上忘记了来路，忘记了曾在这条路上行走的千万人的智慧。

《时间悄悄的嘴脸》让艾莎麻利回到母亲身边，母亲是他欲望人生的限度，是他找回属于自己的嘴脸的神山圣水。《他人的篝火》跟前几部作品比较起来，就更加开阔。这部小说既有父亲老姜的欲海沉浮，更有一群以翻译为职业的知识分子人群。作者有意只用大翻译、二翻译这样的名字称呼，这使他的故事在市井和知识、经验和见识之间碰撞，从而有了人间喜剧的厚度。

“我”姓姜，是伊犁的汉族，塔依尔胡子是和田的维吾尔族，大翻译是伊犁河的维吾尔族，满满子是汉人街饭馆的回族老板，换句话说，这就是个不同民族共同生活的地方。这里的故事自然不是某个民族的故事，而是地域滋养下共同体的故事，这部小说的厚度即来源于此。《他人的篝火》开头彰明其意：

“在家家户户的许多金筐里，也有斑斓缭绕的花卉，愉悦地鼓励不同民族的朋友们创造财富，有馕大家一起吃，共同举杯，感谢大地母亲的恩赐。当他们遇到麻烦的时候，也在那个金筐里寻找疗治的处方，拥抱原始的友好和现代的和谐美妙，传承日子的盐巴，寻求朵朵鲜花的关照。他们懂事早，成熟快，可以给子嗣们留下许多宝贵的生活经验。”

阿拉提不曾有一刻忘记作为生活支撑的时间。时间在老姜的时间、“我”的时间、翻译的时间、文本的时间和塔依尔胡子们的时间里展开。个体的时间在群体的时间里醒来，在话语的腾挪中醒来，而当个体的时间立体地呈现，群体中的个体也自然展示出自己的时间故事。讽刺与反讽在这样的时间丛林里如影随形，从而为“姜”们、大师们、塔依尔胡子们做了极尽描摹的浮世绘。在这里，每个人的时间都在面向当下的反思里，融在一起的记忆不再是个体的，而是刀刻般的群体记忆。“储存刀刻般的记忆”是作者借“我”对鲁迅的崇拜，用他惯习的修饰语，叠加出一个地方性的鲁迅，他将鲁迅描摹为“一个汉子”，一个“看得清楚的最争气的朋友”，一个在“亲切的文字家族里”收获语法的人。这些“一个”集束起来，他人的篝火，就不仅是鲁迅的、老老姜的、阿拉提的，更是你我他火光的彼此照亮。

阿拉提的作品稳稳地坐落在西部大地上。他微笑着，像个恰克恰克大师，讲述世俗风景中的人事，以话语缠绕的力量洞穿世情百态。阅读路上的所有障碍，都通向哲学。

（作者：张春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江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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