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刚刚迈入21世纪的门槛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就已经开始探讨“新世纪文学”的概念与特质、格局与走势了（1）。转眼21世纪已过四分之一，曾经热闹非凡的“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正在被“新时代文学”“新大众文艺”等概念所遮蔽，但这个时候重提“新世纪文学”并非没有意义，而是提醒我们在探讨“新时代文学”和“新大众文艺”时,必须具备“新世纪文学”的历史眼光。“新世纪文学”就是21世纪文学，它依旧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地演进，依旧处于未完成的历史进程中。在很大程度上，讨论“新时代文学”和“新大众文艺”就是在讨论“新世纪文学”的最新走势和历史趋向。但要想真正深入地探讨新世纪文学的走势和趋向，我们不能没有“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历史参照系，正如要想深入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就必须以“19世纪中国文学”为历史坐标。按照学界的流行说法，19世纪的中国文学主流是“被压抑的现代性”（2）的文学潮流，而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主流则是从外在压抑走向主动追求“现代性”（3）的文学潮流。毋庸讳言，这些现代性的文学史观念有的源自海外汉学家的研究结论，但在国内学界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推广。然而，问题在于，源自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并不完全契合中国的国情和历史，若用其来衡量和阐释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道路与审美形态，必然会陷入“削足适履”的困局。正因如此，我们需要深度探寻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奥秘，在此基础上创建属于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本土现代性文学史观，以此重释和重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和话语体系，揭示和阐明“新世纪文学”历史走势中一些待解的问题。

一、“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症结

“新世纪文学”究竟新在哪里？答案众说纷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我们必须首先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阐释话语体系中，透视学界所建构出来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话语构型及其内在症结，然后才能管窥“新世纪文学”的走向与前景。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联合发表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正式开启了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话语体系建构。此后，众多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陆续加入其中。黄修己、孔范今、严家炎等人编著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相关教材也先后出版，由此形成了学界之显学。按照黄、陈、钱三位学人的说法，“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并非简单地为了打通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学科壁垒，而是为了“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4）。为此，他们侧重于从“非历时性，即共时性方面”切入论题，从结构主义或系统论出发，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形态描述或建构成一个多维立体的文学史模型，诸如走向“世界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以“悲凉”为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在文学语言结构上表现出现代艺术思维（5）。显然，这是一个以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为理论核心建构起来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模型，其建构尺度就源自西方现代性话语体系，但这个理想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模型，并不完全契合“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客观历史进程，诸如世界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的关系、启蒙文学与革命文学的关系、现代美感与传统美感的关系、现代艺术思维与传统艺术思维的关系，都不是单向度的现代性归纳所能涵盖的。但必须承认，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语境中，这种“片面的深刻”确实能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

回过头看，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文学语境中建构起来的“20世纪中国文学”话语模式，确有值得商榷之处。在初创的现代性文学史话语模式中，“回到五四”是基本的历史前提，而研究者没有来得及重新审视“五四”所造成的所谓“现代性的后果”（6）。这个“后果”全面体现为五四激进主义所孕育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症结”始终无法开解，即新旧之争、雅俗之争、左右之争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扩散和蔓延，由此引发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众多话语纷争与二元对立。实际上，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黄、陈、钱三位学人并非没有意识到五四新文学（白话文）运动的内在矛盾，即“‘传播’新思想”与“传播‘新思想’”之间存在的无法“释解”的困难。“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雅俗之争，普及与提高之争，‘主义’与‘艺术’之争，宣传与娱乐之争，民族化与现代化之争，贯穿了近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它们之间的张力也左右了20世纪文艺形式辩证发展的基本轨迹，各类文体的探索、实验、论争，基本上是在这一‘张力场’中进行的。其中，散文小品最为幸运，小说次之，戏剧相当艰难，诗的道路最为坎坷不平。”（7）之所以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散文和小说显得幸运，得到了读者的普遍认可，正是因为这两种新文学文体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之间保持了深度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新诗和话剧饱受争议，正是因为这两种新文学文体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之间存在着严重对立，比如与古典诗词和传统戏曲之间的文体对立始终无法有效缓解。长期以来，现当代文学界只承认20世纪的新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形态，而将20世纪的旧体文学，如旧体诗词、传统戏曲、章回小说或文言笔记小说、文言散文或骈偶文体，视为反现代性的文学形态予以摒弃，这必然限制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建构与重构。除了这种显著的新旧对立之外，雅俗对立也广泛存在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建构与重构中。尽管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增加了“通俗小说”或“民国旧派小说”的章节（8），但在标举现代性的文学史秩序中，依旧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雅俗、新旧文体等级观念或制度。而在其他各种版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教科书中，这种文体等级观念和制度在不同程度上依然存在。不仅如此，有关左右之争的文学对立情绪，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建构与重构中似乎更加难以“释解”。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内地开始，有关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的历史地位与再评价问题就从未停止，由此带来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左右对立或撕裂，始终困扰着学界和民众（9）。除启蒙文学现代性外，左翼革命文学现代性亦长期面临合法性危机。凡此种种，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症结之所在。

必须承认，“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三大现代性症结，即新旧之争、雅俗之争、左右之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既不能回避它，也不能做选择性的遮蔽，不能简单地站在一方面而反对另一方面，而是要努力尝试站在韦伯所谓的价值中立立场上，对“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场域中的各种文学形态进行客观化描述和剖析。我们固然要继承五四文学的创新传统，但也要保持对五四文学激进主义运动的历史反思。对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而言，他们当时虽然宣称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概念中渗透了“历史感”（深度）、“现实感”（介入）和“未来感”（预测），但他们主要还是秉持着“断裂论”的文学史思维，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如果没有与“两千多年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断裂”，那后者就无法真正成为前者的“背景”（10）。为此，他们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清末民初）的近代文学视为与古代文学“全面、深刻的‘断裂’”的开始，而将五四新文学运动视为这一断裂的最终完成，由此宣告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断裂”（11）。按照安东尼·吉登斯的说法，“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我们现代的生活形态”，而为了克服这种以“脱域”为特征的“现代性的断裂”，必须“取代进化论的叙事，或者解构其故事主线”，借此打破所有的“宏大叙事”而重建历史叙事的“总体性”（12）。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还原“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原貌，在新旧、雅俗、左右的文学史张力场中，辩证地揭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状况，由此重建或重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性历史叙事。为此，我们需要从“五四”时期胡适等人倡导的进化论文学史观中走出来，改变长期以来在现当代文学界习以为常的单线性或单向度的文学史叙事模式，让“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场域中不同类型的文学样式及其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得以多元共存地呈现。

事实上，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20世纪中国文学”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都行走在新旧、雅俗、左右或对立或融合的文学史张力场中，不同形式的现代性之争实际是在争夺文化领导权和文学话语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虽然文学的新旧之争、雅俗之争已经开启，但大抵还局限在中国本土文学传统的内部，典型者如近代维新派文人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曲界革命”，虽然号称“革命”，实属“改良”，并未激发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尖锐的对立，二者基本上能并行不悖地存在与发展。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动以后，文学上的新与旧、雅与俗、及左与右之间，才开始发生激烈的对立与分化。

首先是新旧之争的白热化。从文学语言上看，五四新文学的激进主义倡导者几乎全盘否定了中国古代的文言文学传统，只承认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的价值，这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中说得很分明。至于不仅主张废除文言，甚至宣称要废除汉字的激进派新文学先驱，也不在少数。其实，晚年林纾挺身而出做新文学的反对派，其意并不在反对白话文学，因为他在从事古文翻译与写作的同时，也写过旧体的白话诗，如《闽中新乐府》之类，他真正要反对的是废除文言和彻底割裂文言文学传统。在林纾看来，中国文学史上的文言与白话此消彼长，各有千秋，都有对方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林纾的良苦用心在当时无法获得五四新文学先驱的理解与同情。更有甚者，在五四新文学的激进浪潮中，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予以全盘否定，如周作人就从西方人道主义出发，认为“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13）。其次是雅俗之争的明朗化。曾经在清末民初流行的言情小说、谴责小说、文明新戏等通俗文学类型，在五四时期遭到严肃的清算，它们不再被视为梁启超所谓能够“改良群治”的广义小说，而沦为五四精英启蒙文学的对立面。再次是左右之争的激烈化。《新青年》群体和五四新文学阵营的内部分裂是必然的，由于各自政治信仰的不同，随着“问题与主义”论争的渐趋激烈，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胡适派启蒙主义知识分子之间裂痕渐深，终至分道扬镳。

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文学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环境中艰难行进，而三种现代性症结也在战争环境中表现出了新的变化。首先，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由于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文学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之争进一步激化。以“左联”的成立为标志，瞿秋白、鲁迅、茅盾等人所在的左翼文学阵营，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自由人”“第三种人”等右翼文人阵营之间的文艺论战此起彼伏。而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开始加速传播，并被深度接受，直至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解放区，毛泽东终于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工农兵文艺的新方向与新思想。到解放战争时期，以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为标志，中国文坛的左右之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达到顶峰。其次，与左右之争的冲突激化不同，新旧之争与雅俗之争在战争环境中出现了淡化和融合态势。此时的左翼新文学阵营为了进一步壮大革命文学声势，明确倡导“文艺大众化”运动，这就涉及“旧形式的利用”问题。此后，在解放区和大后方又开展了文艺的“民族形式”大讨论，这进一步为战争环境中建立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除了左右之争始终难以化解，在战争环境中，左翼新文学阵营开始主动向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资源汲取营养，许多旧体文学形式，如旧体诗词、传统戏曲、章回小说、民间曲艺、地方歌谣等，不断受到左翼文学阵营的重视，一些革命通俗文学作品不断被创作出来。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争环境中，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症结正在不断化解。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进入20世纪50—70年代，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症结在总体上延续了战争环境中的基本态势。但同时也要补充指出，这一时期并非没有新旧、雅俗之争，对于那些不能与工农兵文艺相结合的所谓“封建的”“落后的”“反动的”旧体或通俗文学，左翼文艺阵营内部也是坚决抵制和否定的（14）。

20世纪80年代，时值中国内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再回到五四新启蒙语境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症结重新被全面激化。这首先表现为左右之间的转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整体趋势是由“右”入“左”，革命文学话语在与启蒙文学话语的竞争中浮出历史地表。自20世纪30—40年代起，一直到50—70年代止，中国文坛上的意识形态之争呈现出革命压倒启蒙的历史态势，左翼革命文学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一条历史红线或主线。改革开放伊始，随着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的深化，尤其是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思潮的勃兴，启蒙话语再次回到历史前台和中心，这种由“左”入“右”的话语转换，引发了文坛内部激烈的左右之争。其次是新旧之争、雅俗之争的再起。众所周知，现代文学史家唐弢明确反对旧体诗词入史，这与姚雪垠主张旧体诗词入史形成了鲜明对照。显然两派各有支持者，但最终还是反对意见占据上风。于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体诗词专章或专节，逐渐从主流文学史教材中消失，这种情形一直到21世纪以后才有所改变。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诗坛明显呈现出新旧分流或新旧对峙态势。这种分流或对峙态势还体现在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即俗文学与雅文学之间，或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之间。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随着港台通俗文学在内地的流行，如金庸等人的新派武侠小说、琼瑶等人的新言情小说，内地通俗文学在商品经济环境中得以重新萌生，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一时间纯文学遭遇危机，“文学死了”的说法不绝于耳，这是20世纪末中国文坛的典型症结之一。由此不难窥见20世纪末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新旧、雅俗之争的激烈程度。二

二、“新世纪文学”走势中待解的问题

以上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三大现代性症结的历时性考察与共时性剖析，旨在揭示百年中国文学中新旧、雅俗、左右之争的内在症结与历史轨迹。不难看出，这三大症结都紧紧围绕现代性的合法性问题展开，每一方都在试图争夺合法化的现代性话语权，同时将对方置于现代性话语的对立面。这种激烈的现代性话语交锋，一方面促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性与多向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内部的精神撕裂与话语冲突，导致迄今为止始终无法出现令各方都满意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教科书。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存在严重的分歧，比如什么是现代性？究竟是谁的现代性？是立足中国的现代性，还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是内生的还是外源的，抑或兼而有之？究竟是人民大众的现代性，还是知识精英的现代性？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究竟如何？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性思潮是不是另一种现代性？关于这些问题，国内学者的著作和外国学者的译著可谓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但观点各异，令人无法抉择。总体来看，“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大现代性症结已经到了需要全力破解的时刻，左右、雅俗、新旧之争在新世纪业已显露出融合与和解的迹象，这就是“新世纪文学”的历史走势。但破解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症结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需要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实践中提炼和总结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理论，而不应简单地照搬西方现代性文艺理论，用以强制阐释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独特个性与复杂情形。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意识到，破解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症结不可能一蹴而就，其过程长期而复杂，我们需要创造性地转化中国哲学“贵和尚中”的理论智慧。

正如“20世纪中国文学”脱胎于“19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后10年一样，讨论“新世纪文学”也必须溯源至“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后10年，即所谓“90年代中国文学”。90年代中国文学中蕴含着“新世纪文学”不断升级迭代的所有现代性症结及其待解的问题。首先是左右之争的现代性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社会各阶层也被卷入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中，由此带来各种社会问题。正是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下，“新世纪文学”中出现了“左”和“右”两种创作取向：一种是异军突起、带有“新左派”（15）或“新左翼”（16）倾向的底层文学潮流，再一种是沿袭和发展了新启蒙中的先锋文学传统，而又具有“新自由主义”（17）倾向的后先锋文学潮流。在“新左派”或“新左翼”理论家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出现了种种社会问题，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出发，对各种资本入侵和渗透给底层民众带来的生活重压、人性异化和人生困境，展开全方位批判。他们指责知识精英文学丧失了对底层民众关注的热情和勇气，一味相信启蒙与自由的神话，但不知新神话业已坍塌。但在这场左右之争中，“新自由主义”实则处于守势，人们更多秉持启蒙主义、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性思想资源，来观照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与这种思潮分化相对应，在“新世纪文学”中出现了“底层文学”与“后先锋文学”两种潮流。

其实在90年代中国文学中已经出现了直面市场经济改革阵痛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但彼时文坛重心还在新启蒙的惯性轨道上，故而对其评价偏低。只有到了“新世纪文学”中，“底层文学”才蔚为大观，集中成为文坛关注的焦点。至于“新工人文学”之类，也得到了“新左翼”批评家的关注。其实在“底层文学”中也有激进派与温和派之分，前者的“新左派”或“新左翼”色彩更浓，其参与度和介入性更强，而后者更多地关注市场经济转型中底层民众的命运，尽量跳出问题小说的藩篱。与“底层文学”形成不同取向的是“后先锋文学”，除了老牌先锋作家不断推出精品力作之外，“新生代”或“晚生代”小说家，以及一大批先锋诗人，也继续坚守纯文学谱系，以保守的姿态传递着先锋力量。

事实上，“新世纪文学”中的左右之争与审美分歧，正是现实生活中社会阶层两极分化在文学创作中的集中反映。尽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声音依旧强劲，但文坛中的分歧依然存在，一方面是“底层写作”声势浩大，另一方面则是“先锋文学”不断地转型和调适。后者以精神高蹈的姿态对前者的现实介入姿态保持警惕，而前者对后者的知识分子写作或中产阶级写作又充满了鄙夷。因此，有学者提出了“重返‘人民文艺’”的口号。尽管提倡者宣称这“并非要重构‘人的文学’与‘人民文艺’的二元对立”（18），但客观上的效果却导致了分歧裂痕的加深。也许这真的不是两个概念的简单缝合与嫁接的问题，而是需要真正有热情、有担当的文艺家在具体而微的文艺实践中不断探索，才能最终解决的时代大课题。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将人民的概念抽象化，而应该看到人民作为人的类属性，要看到每一个作为人民的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但我们也不能将人民的概念泛化或窄化，比如将新时代的人民视为不同社会阶层的集合体，或者理解为狭隘的工农兵群体，而是要看到人民作为全社会劳动者阶层的政治倾向性。无论是广义上的体力劳动者或脑力劳动者，抑或高科技时代的数字劳动者，他们都属于人民范畴，应该围绕他们建构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人民美学和劳动美学。尽管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作品中还存在某些概念化倾向，但将“人的文学”融入“人民文艺”的艺术追求则有其不可替代的文艺实践价值。

在“新世纪文学”中同样存在着雅俗之争，它和左右之争一样可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曾经在新启蒙语境中云蒸霞蔚的纯文学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这里所说的纯文学指改革开放后由知识精英所建构起来的一整套文学知识谱系，但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却遭遇李陀等人的激烈反思（19）。在李陀等人看来，高雅的纯文学日渐丧失了与活生生、毛茸茸的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其中尖锐矛盾的介入与回应能力，只有走出纯文学才能彻底拯救文学。但在陈晓明看来，纯文学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是一个“开放式的概念”，我们不能将新世纪转型之际的文学疲软萎缩状况归咎于纯文学，而应该看到“主导意识形态背景不再发生作用”，而且“影视和传媒文化的发达，以及多种多样的文化娱乐形式，挤压了文学的空间”（20）。更重要的是，陈晓明还主张从“底层文学”眺望纯文学的未来，认为底层与纯文学的融合值得肯定（21）。由此不难看出，包括“底层文学”在内的纯文学依旧在新世纪具有生机和活力，但相对于势不可当的商业化的消费文学、通俗文学、大众文学而言，传统的纯文学确实在不断地边缘化，这也是“新世纪文学”不争之事实。事实上，不仅传统的通俗文学在向纯文学进军，随着世纪之交网络时代和数字化生活的到来，网络文学如汹涌的浪潮席卷而来，彻底淹没了以纯文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学领地。进入新世纪以来，网络新媒介已经彻底改变了大众的文学阅读生活。如今，新大众文艺运动又在互联网上勃兴，不计其数的底层民众或非职业写手开始加入文学写作领域，出现了令人瞩目的“素人写作”现象。陈年喜、王计兵、胡安焉等“草根写作”受到互联网大众的追捧，这一切预示着彻底拆解雅俗二元对立的文学新时代的到来。

最后是关于“新世纪文学”的新旧之争。同样要回溯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当时已经出现了新保守主义思潮，与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一样惹人注目。曾经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充当反对派角色的“学衡派”文人群体，在20世纪末重新得到重视，其“昌明国粹，融化新知”（22）的新保守主义立场，在那时的中国文坛重新焕发生机。新保守主义之“新”，就在其吸纳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而不彻底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秉持改良主义而非激进主义立场。虽然五四新文学革命有其历史功绩，但时过境迁，同样需要在新世纪语境中加以审视和反思。除了海外新儒家诸贤之外，内地以张岱年、季羡林为代表的文化学者也在为中国文化的复兴鼓与呼（23）。正是在这个文化背景下，谢冕和张颐武提出了“后新时期”的文学史概念。他们主张，20世纪末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都到了“知识型”（福柯语）转型的大时代，即不仅要从“古典性”转向“现代性”，而且要从“现代性”转向“中华性”。前者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已经做过的事情，后者则是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要做的事情。他们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出发，对中国的现代化展开反思，认为其独特含义在于“主要指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这就导致了“中国的‘他者化’竟成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特色所在”。而为了摆脱这种被西方“他者化”的命运，我们必须探索“中华性”。“中华性”必须具有“一种容纳万有的胸怀”，“不问社与资，不管西与东，无论新与旧，只看利与弊，有利的就拿来就继承，有弊的就悬搁就拒斥”。这就无所谓中化和西化，不存在西体中用或中体西用的问题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反思了五四白话文运动中废除文言的激进主义姿态，认为应该在中华文化圈的语言认同战略意义上重建“新白话语文”，这将是“继白话文对文言文的否定之后的新的否定之否定：把白话文同文言文、简体字同繁体字结合，成为一种新型中华语文”（24）。事实上，他们所倡导的“文白对照，识繁写简”早就是既定的现实，文言文并没有从20世纪的中国退场或消亡，无论在创作领域还是研究领域，都是如此。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何“九叶派”诗人郑敏在晚年要反思五四白话文运动对中国新诗所造成的流弊了。当然，这种反思遭到了诸多质疑，但无论如何不能否定这种反思的必要性（25）。同时，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晚年谢冕重申新诗与旧诗达成“百年和解”（26）的意义。不仅新诗与旧体诗词在和解，新世纪小说中同样出现了和解的迹象，以莫言、贾平凹、王安忆、迟子建、刘醒龙等为代表的当代小说主将，都在尝试从中国古典小说资源中汲取文体创新的养分。显然，在“新世纪文学”中，文学概念需要重新加以定义，学界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结语

回望过去，我们有过“冷眼向洋看世界”的“19世纪中国文学”，经历过“热风吹雨洒江天”的“20世纪中国文学”，目前正处于“迈步从头越”的“新世纪文学”进程中。无论学界对于“新世纪文学”做出何种描述和判断，它都会遵循文学史自身的发展规律继续向前行进。但决定文学史自身发展规律的外部因素也不能忽视，如中国与世界、文学与政治、思想与时代之类的关系，这些都会深刻影响“新世纪文学”的艺术选择与历史进程。在当前学界大力倡导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背景下，系统地检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资源十分重要，它对我们观察和认识“新世纪文学”的历史走向大有裨益，也为我们理解与阐释“新世纪文学”的过程中重构中国当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学史知识参照系。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意义的学术启示。我们需要反思既有的流行于学界的西方现代性理论观念，但反思现代性不意味着否定现代性，不是为了重新制造二元对立，而是在反思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基础上重构中国本土现代性话语体系。具体而言，我们必须汲取“20世纪中国文学”中新旧、雅俗、左右二元对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要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看到，看似二元对立的双方，其实都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具有各自的现代性特质。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所谓的现代性概念，要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式，制定新的中国式现代化标准，重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我们要看到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史中“新中有旧，旧中有新；雅中有俗，俗中有雅；左中有右，右中有左”的复杂话语状况，这也是真实的中国文学现代性话语状况，学界不能各执一端，以己之现代性为真理化身，而置对方于反现代性的死地。那样只会加剧“新世纪文学”的现代性冲突，而不会促成中国式本土文学现代性的自由生长。我们必须跳脱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大现代性症结，超越困扰百年中国文学的“西体中用”或“中体西用”的体用二元论模式，在“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前提下，重建“新世纪文学”的中国性，创造具有中国式本土现代性的文学新形态。在反思和重构现代性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重建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历史总体性。事实上，新旧、雅俗、左右的文学形态并非简单的否定与被否定关系，而是互相缠绕、彼此渗透、相互依存、双向奔赴的关系，这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原生态与历史奥秘。而随着网络文学和新大众文艺的崛起，我们发现新旧、雅俗、左右之间的文学话语壁垒正在悄然消融，它们的共生共存性与交往对话性正在不断增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寻找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框架，重建一种具有历史总体性，能够融通新旧、雅俗、左右不同形态的复调型大文学史叙事模式，借此打破既有的单线性或单向度的文学史叙事框架。

注释：

（1）见张未民、孟春蕊、朱竞编选：《新世纪文学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2）见〔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10-11页，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见〔美〕李欧梵：《文学的趋势：对现代性的追求，1895-1927年》，〔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4）（5）（7）（10）（11）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增订本），第12-13、12-13、29、34-35、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6）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8）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见〔美〕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第三版导言》，〔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4-46页，刘绍铭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4-5页，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13）周作人：《人的文学》，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第196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14）见丁玲：《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上），第188-194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15）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任剑涛：《解读“新左派”》，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16）见李云雷：《曹征路小说评论四篇》，《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第289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

（17）见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8）罗岗：《“现在是大变动的时期……”——论“人民文艺”的历史构成与现实境遇》，罗岗、孙晓忠主编：《重返“人民文艺”》，第2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19）见李陀、李静：《漫说“纯文学”——李陀访谈录》，《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20）（21）陈晓明：《在“底层”眺望纯文学》，张未民等编选：《新世纪文学研究》，第454-455、454-4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22）见《〈学衡〉杂志简章》，孙尚扬、郭兰芳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第494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23）见季羡林：《在跨越世纪之前》，《文艺争鸣》1993年第3期；张岱年：《中国文化的新时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创刊号。

（24）谢冕、张颐武：《导论：从“现代性”到“中华性”》，《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第3、19、21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25）见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新诗创作》、范钦林：《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与郑敏先生商榷》、郑敏：《关于〈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商榷之商榷》、许明：《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维度——从郑敏、范钦林的争论说开去》等，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26）谢冕：《今天，我们从容面对新旧诗的“百年和解”》，《解放日报》2018年7月12日。

本文刊发于《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5期

（作者：李遇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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