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

刘庆邦，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

王雪瑛，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文汇报》高级编辑

刘庆邦创作的长篇小说《花灯调》首发于《人民文学》2023第11期，《小说月报》2024年第2期转载，2024年新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单行本。《花灯调》聚焦贵州偏远贫困山区的高远村，这里是崇山峻岭高海拔地区，来自市区检察院的驻村第一书记，她带领干部和村民齐心协力艰辛奋斗，在市、区、镇的干群支持下，在山地上修建村组公路、水库、水厂、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实现了高压电、自来水、网络的正常使用，村民们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实现了全面脱贫。通过嘉宾之间的对话，让读者了解刘庆邦如何发现小说的人物原型，为何在写作中饱含热泪，怎样在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中，塑造“时代新人”的形象，展现人们在面对贫困与富裕、传统与现代的发展命题时的观念变化与心灵成长。

怀疑过写作才华，但没有怀疑过意志力

王雪瑛：听说最初这部长篇题为《泪为谁流》，为什么后来改为《花灯调》这个更有审美韵致的书名？

刘庆邦：这部长篇一开篇，我起名为《泪为谁流》，直到小说全部完成。女主人公驻村第一书记为脱贫攻坚付出很多，她的眼里常含泪水，为了争取到扶贫项目，为了动员村民参与修路，为了隐瞒自己危险的病情，也是为家人对她的无私支持所感动，她多次泪流满面。男儿有泪不轻弹，其实女儿家流泪也不易。她的热泪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是饱满深情的外溢。她的眼泪是为村民而流，为老百姓而流，希望乡亲们能尽快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

我在写作小说的过程中，常常泪眼模糊，看不清字迹。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为书中人物所流，为读者所流，也是为自己所流。

直到《人民文学》将发表这部小说时，我想来想去，才决定将小说改名为《花灯调》，这样更含蓄，更美丽一些，也更符合整部作品的文学艺术调性。书中多次写到当地广泛流传的花灯调，一到过年过节，或有什么庆祝活动，村民们就会自发唱起花灯调，歌唱山村的巨大变化。比如正月里，他们唱的是：正月里来正月正，深山里有个高远村。云遮雾障无路走，千载百代孤零零。炮声隆隆震天响，如今天堑变通途。组组户户都通路，小车开到院坝头。花灯调是民间小调，有独特的地方色彩，更能表达民众的心声。

王雪瑛：作为一个生活积累丰厚，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您曾经提到创作《花灯调》是一次特别的体验，与以往的创作状态不同，是处于一种忘我的状态？

刘庆邦：我在日记本上记得很清楚，2022年12月18日始，我感染新冠，发烧，咳嗽，嗓子疼，浑身无力不想动。但我的写作雷打不动，照样早上4点起床，投入写作。我每天给自己规定的写作任务是写满五页稿纸，一千五百字，只许超额，不许拖欠。我对自己的身体充满自信，不信战胜不了它。意志力战胜一切！小时候，母亲对我很娇惯。成年后，我一点儿都不娇惯自己，用自己用得甚至有些狠。我曾怀疑过自己的写作才华，但从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意志力。在写作方面，我的意志力促进和保障了创造力的发挥。

王雪瑛：《花灯调》是您的第十三部长篇，也是第一部叙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长篇小说。不到一年的时间，您就完成了30万字的长篇。您说过：“我准备了大半辈子，酝酿了几十年，终于把这本书写了出来。”大半辈子的充分准备，大半年的忘我写作，《花灯调》对于您的创作生涯而言有着什么重要意义？

刘庆邦：仅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我曾经写过六部，比较重要的有《平原上的歌谣》《远方诗意》《遍地月光》《黄泥地》《堂叔堂》等。上述长篇写的是过去的生活，记忆中的生活；《花灯调》写的是眼下的生活，正在发生的生活。我以前写的农村生活，差不多都是我老家的生活，是“我生活”。这次写的是我国大西南革命老区的山村生活，是“他生活”。从写自己熟悉的“我生活”，到写陌生的“他生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转变，也是一个挑战。我知难而进，有意向自己发出挑战。

我已是年逾古稀的人，原以为自己的激情在衰退，情感会淡漠。经过定点深入生活，了解到那位驻村第一书记的系列事迹后，我的激情又燃烧起来，情感又充沛起来。回到北京后，不管做什么事情，我脑子里老是回旋起那位第一书记的形象和事迹，甚至有寝食难安之感。我调整自己的办法是先写出了两篇纪实性的文学作品，分别给了《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等激动的情绪有所缓解，才正式进入长篇小说的创作状态。

我的心情如此激动，除了为驻村书记的事迹所感动，还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有一种紧迫感，觉得自己岁数大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在逐渐下降，担心拖得时间长了写不动。第二个更主要的原因，是我认为写这篇小说特别有意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中华大地上进行的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带来的全面脱贫、步入小康和乡村振兴，我愿意用共同奋斗创造的丰碑来概括。丰碑，不是石碑，是口碑；不是建在土地上，而是建在亿万人民的心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必须写出这部作品，不写就过不去。不是别人跟我过不去，是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时代需要这样的作品，读者在呼唤这样的作品，如果我不写出来，就对不起时代，对不起读者，对不起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良知、使命和责任。

在描写具体人物时，认识时代新人特质

王雪瑛：小说中的人物周志刚说，“我认为你们下来验收高远村的脱贫攻坚成果，既要见物，也要见人，”《花灯调》让读者看到了人物群像。山乡巨变是人干出来的，这是生动描绘脱贫攻坚真实过程的重要环节，众多的人物展开宽阔的社会层面，这很考验作家的功力，这是您写作中的难题和挑战吗？如何评价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其中哪些人物更让您感到满意？

刘庆邦：小说中转业军人周志刚对验收团的领导所说的话，也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对自己的要求。高远村的脱贫攻坚靠的是上下拧成一股绳所形成的合力，《花灯调》里塑造的是人物群像，形成生动的人物画廊。群像可大致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正面人物形象，像驻村第一书记、区委书记、镇委书记，还有老支书、村主任、周志刚、刘丽、任欢欢等，都是个性鲜明、各有千秋的正面形象。在这些人物谱系中，除了第一书记向家明，我还很欣赏转业军人周志刚，他不仅是脱贫攻坚中的骨干力量，简直就是一位冲锋陷阵的英雄。

写山村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不但要写物质的变化，更要写人的变化，写人的观念之变，精神之变，行为之变，形象之变。写好人之变，才能真正全面和深层次表现山乡巨变。另一个层面是比较复杂的人物形象，他们各有各的弱点和毛病，让人欣慰的是，这些人物后来都发生了可喜变化，有的找到了工作，有的已成家立业，他们的面貌焕然一新。

王雪瑛：小说以真实人物为原型塑造了驻村第一书记女主人公向家明，她已经拥有了市检察院的工作，与丈夫恩爱贴心的情感，与父母姐妹其乐融融的生活，在城市与乡村，检察院与高远村，稳定发展与艰苦奋斗之间，她选择了后者，她在千头万绪中挑起重担，在困难阻挡中依靠干群，在重病来袭时顽强坚守。您很注重向家明在不同的人物关系中，比如他与丈夫、父母家人和江书记等相处时，呈现出人物个性不同的侧面；又在她处理不同的难题中，从“走新路”、“闯新路”，再踏出“致富路”的过程中，挖掘出她“时代新人”的形象特质。如何避免人物的概念化，形塑出一个血肉丰满的“时代新人”形象？您是不是也常常思索，在写作中如何应对这个当代作家面临的课题？

刘庆邦：如何塑造血肉丰满的“时代新人”，正是这部小说的着力点，也正是我常思考，想回答的问题。二十多年来，我每年都回老家，与老家还保持着血肉般的紧密联系。对老家的变化，我看在眼里，动在心上，很想写一部反映农村现状的长篇小说。有了写作的愿望，还要有写作的机缘。小说主要是写人物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是否成功，是一部长篇小说成败的关键。主要人物是一部小说的纲，纲举才能目张。主要人物犹如一棵树的骨干，只有骨干立起来了，才撑得起满树繁花。如果只见物，不见人；只见客观，没有主观；只见变化，不倾注情感，不讲究细节、语言和艺术，何必要写成小说呢？全国有五十多万个驻村第一书记，他们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我设想，最好能找到一位驻村第一书记为主要人物，才能把所有素材集中起来，统帅起来。当我有幸相遇遵义山区这位驻村第一书记时，心里一明，众里寻“她”千百度，获得过“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的她，正是我要寻找的驻村第一书记的优秀代表人物！她对这部小说的启动作用是决定性的，没有这个人物，就没有这部小说。

正是在塑造新时代新人的探索中，在向家明这个具体的人物身上，我才逐渐认识到“时代新人”的特质。他们有坚定的信仰，不变的初心，有新的思想，新的承担，新的作为，新的奉献。向家明身患重病时，却瞒着领导、亲人、村民等，坚持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和奉献精神。“时代新人”形象不是一个概念，是通过具体行动在向家明身上体现出来。当然，她不是那种“高大全”式的人物，她也有七情六欲，儿女情长。她也想得到职务上的升迁，也想过多挣工资。遇到不开心的事，她也跟丈夫使小性子。向家明的“时代新人”形象之所以如此真实，生动，活灵活现，也是她与不同人物打交道时，用不同方法，不同语言，体现出她立体形象的多个侧面。向家明的母亲是一位老共产党人，她是向家明不断成长的引路人和榜样。向家明能成为“时代新人”，继承的是老一辈的革命传统。

王雪瑛：向家明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贡献奖”上也有她丈夫的一半，他是雪中送炭贴心支持的亲人，家里家外风雨同舟的战友，还是理性分析敢于直言的诤友。他让她在砥砺前行中后顾无忧。中年人的情感面临着现实生活的种种磨砺，而他们在两地生活中更显相互理解和支持的珍贵，小说在他们的关系中，深入了向家明作为女性的心灵世界，也寄予着您对女性情感的关注，对中年人情感的理想。

刘庆邦：向家明投入脱贫攻坚的战役，能取得超预期的成果，丈夫对她的大力支持功不可没。丈夫的支持，不仅有情感，道义，还有智力上的。丈夫帮她出了不少好主意，是她当第一书记的坚强后盾。一人去攻坚，全家总动员，父母、孩子、妹妹和妹夫们，都支持她的工作。

向家明爱唱歌，爱美，爱小动物，爱玩，爱动感情，她是一个情感丰富，有激情的女性，她不是“方海珍”，不是“江水英”，也不是“柯湘”，是不可复制的“这一个”。虽说她在工作中的果敢决断表现出“女强人”的一面，但她仍不失是有平常心的女儿家，她的心灵还是温柔善感的女性世界。向家明是人到中年，但她依然保持着朝气蓬勃的劲头。她当驻村第一书记，本来两年之后就可以结束工作，在村民的热切挽留下，她多次向市委组织部申请，和村民们一起，继续投入乡村振兴的奋斗。

王雪瑛：《花灯调》中以向家明为代表的中年人，任欢欢为代表的青年人等，给读者提供了心怀阳光不惧风雨的成长方式。彻底改变村里“人背马驮、靠天吃饭、望天喝水”的历史，向家明在驻村工作中，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刚毕业的大学生任欢欢刚到高远村时，自然环境和艰苦条件都让她在心理上不适应，她们在脱贫攻坚的路上，磨练出个人成长，在时代发展中，实现心中梦想。您注重与当代不同年龄层的读者构成一种对话关系，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同时您又在向家明、江书记等人物的身上赋予了理想主义的亮度。

刘庆邦：这部小说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努力做到了“双典型”。高远村作为深度贫困村，贫困得太典型了，在2015年之前，不少老人和孩子连汽车都没看到过。村里十几个外出打工的小伙子，当他们把对象带回了村后，她们不堪忍受村里的极度贫困而选择分手。经过两年多的脱贫攻坚，高远村在交通、水利、电力、通讯、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堪称全国乡村变化的典型。当年过春节，全村停放的小汽车就有一百多辆。

长篇小说如大海，短篇小说如瀑布

王雪瑛：有位作家认为文学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建树，二是批评，最好的作家是用两条腿走路的。您是如何看的？这次直面当代脱贫攻坚主战场的写作，带给您怎样的收获与思考？

刘庆邦：我觉得自己创作这部长篇有三个方面的优势：一是我吃过苦；二是我不怕吃苦；三是经过五十多年的创作训练，我知道小说应该怎样写。我年少时经常吃不饱饭，常年处在饥饿状态。我吃过杂草、树皮等，连上学跑操都跑不动。贫困离我们并不遥远，也就是几十年前的事，我们这代人记忆犹新。越是经历过贫困的人，越懂得脱贫攻坚和消除贫困很不容易，对今天的幸福生活越是倍加珍惜。心怀历史教训的人，对书写今日乡村的巨大变化，也许更有体会，写起来更加贴心贴肺。不怕吃苦，指的是我到山村定点深入生活，比起我在北京的生活，山村吃住行各方面的条件差一些，但比起我以前所受的贫困之苦，就不算什么苦。我放低姿态，不讲任何条件，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跟着第一书记和村干部翻山越岭，走遍了全村的所有村民小组，还走访了不少农户。我的写作对生活非常依赖，好比庄稼对土地的依赖。没有好土地，就长不出好庄稼。正是我脚踏实地走访，到山村深入生活，才有了这部长篇小说。

写作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训练。学习和训练的时间长了，会积累起基本的写作经验，对自己的写作和别人的写作都会有价值判断。在中国作家协会提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之前，我已经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与“计划”不谋而合，但这部小说也有着主题创作的性质。主题创作是很难的，弄不好会主题先行，图解政策，记录过程，写得太硬，缺乏文学性。文学性是主题创作的生命，只有保证主题创作有较高的文学性，才能真正实现主题创作的价值。我在写作中倾注着真情实感，真实的人物和细节使主题具有感染力。我还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正确处理实与虚的关系，在写实的基础上升华，将小说提升到文学艺术的更高层面。

评论家李敬泽在评论我的作品时说，川端康成写的是日本美，刘庆邦写的是中国美。敬泽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为我的小说创作指出了一个方向，这个评价让我深受鼓舞。我也喜欢川端康成的一些小说，如《伊豆的舞女》《雪国》等，我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写出真正的中国美。这部《花灯调》，我努力写出新时代的中国美。

王雪瑛：您多年来辛勤笔耕叙事造景，以短篇的有限篇幅书写人生海海，探寻大千世界的人性回响。今后您以短篇小说创作为主？注重短篇创作上的突破，还是根据题材的需要，创作不同体量的小说？

刘庆邦：写完这部长篇之后，我又连续写了十多个短篇小说。写长篇小说需要大块材料，而短篇小说需要一定材料，通过细节可以生发开来。我喜欢写长篇小说，也喜欢写中短篇小说。短篇小说是点，中篇小说是线，长篇小说是面。长篇小说如大海，中篇小说如长河，短篇小说如瀑布。长篇小说像太阳，中篇小说像月亮，短篇小说像满天星斗。各种小说体裁各有各的形态，各有各的声音，各有各的光亮，都不可或缺，谁都不能代替谁。

有评论家说过，短篇小说是衡量一个作家创作水准的试金石。拯救文学性要从重新重视短篇小说开始。短篇小说是我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它像是一把把小小的钥匙，帮我打开一个个心灵世界，并再造一个个心灵世界。其实，把诸多短篇小说加起来，形成合集，也可以构成长篇小说的容量，从中也可以看到波澜壮阔的世界。

图片来源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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