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文学出现了所谓“向内转”现象。一方面，在文学表达层面，越来越多的作家致力于重写人的精神，以自身生命经验想象文学的故事世界，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到汪曾祺所谓的“抒情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书写明显存在“内向化”趋势；另一方面，“纯文学观念”成为文学界的主流，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人们相信文学存在一种内在的规律，具有“审美自律”的特性，也承担非文学不能承担的诗性价值和启蒙意义。

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的崛起，纯文学观念遭遇危机。武侠小说、通俗文艺、情景喜剧、电子文学（早期网络文学）、评书小品、戏说历史……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所坚守的“纯文学”阵地出现松动，一种与文学相关却不是传统文学精神内核和文体类型的文学冲击人们的美学观念。与此同时，文学内部也出现了对传统纯文学进行“反思”或“清算”的写作。诗人伊沙喊出了“饿死诗人”［1］的口号；20世纪文学经典的反思和讨论，让金庸、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的价值被重新阐释，原有的纯文学价值观念被冲击；“人文精神大讨论”和“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令文学的审美自律原则遭到严重质疑。不得不说，随着大众文化，尤其是21世纪数字文化的崛起，一直到今天新大众文艺的方兴未艾，“大文学现象”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以此为背景，对“大文学观”的思考和阐释，也就应运而生。

如何理解以大众文艺为代表的大文学现象，确立大文学观视野下的文学批评新路径，从而解决以新大众文艺为代表的各种文艺作品的现实性问题，成为摆在今天文学批评面前的核心命题。

（图片选自影像中国网，摄影：程向前）

象征与寓言

纯文学的观念中，文学乃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但是，这种“反映”同时也包含了“反应”的内涵，即文学以反映现实生活的方式，体现对特定历史和时代“真谛”或“精神”的表达。这形成了纯文学观念的一种关键性逻辑：文学反映生活，这种反映是主题性的，总是要体现对生活现实的认知和理解。由此，文学批评也是对这种反映的阐释，是对文学中书写的现实生活的历史性意义的挖掘。与此同时，文学反映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注定了文学批评的多样性，乃至“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在这里，一方面是文学作品对生活的反映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模仿，而是按照一定的价值诉求和认知范式对生活现实进行提炼和塑造，从而令丰富多样的生活世界转变为文学作品中体现特定价值观念和道德政治的文学世界；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则在见仁见智的同时，尊重作品的主题表达，既不能过度阐释，也不能穿凿附会。于是，文学批评的多义性特点就成型了：不同文学批评家可以对作品的主题有不同的理解，但是，相信文学作品存在一个相对统一的主题，这个是多义性批评的基础——分歧只在对主题的不同理解，而不是主题的拆解或分散；同时，同一个作品的主题，当然可以存在多种理解，只是多种理解如果“会聚”在一起，仍旧会形成对作品意义的整体性阐释。

在这里，纯文学批评观念乃是一种象征性作品的意义阐释。歌德认为：“象征是把现象转化为理念，再把理念转化为意象，因此理念在意象中发挥作用却无法捉摸，即便用尽一切言辞，也无法说出。”“寓言是把现象转化为概念，再把概念转化为意象，因此概念在意象中是有限的，完全可以把握、获知并被说出。”［2］传统的艺术乃是象征型的，即作品意义与作品的形式统一在一起，其符号系统仿佛是一个生命体，具有有机性特性。王维诗这样写：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这首诗虽然写得“一片化机”［3］，但是，每一个字都在表达“好道”的悠闲自得的情态。

反之，今天的艺术则是寓言性的，即作品真正的含义来自作品形式要素之外，一个寓言型的文本是无法说明自身的意义的。事实上，现代的文艺即便是纯文学的形式，也不免带有浓郁的寓言性特点。海子著名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几乎每一个字都在出现一个瞬间立刻滑向它意义的反面：“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这里“幸福的人”是无法“做”的，快乐的人或乐观的人是可以自己决定做不做的，而如果“幸福”可以做到，也就不再是幸福。“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种简单可重复的生活，表面看来是想象了一种快乐幸福的生活状态，实则显示了一种“死亡冲动”（todestriebe）：有机体恒久停在一种稳定不变状态的渴望。［4］于是，我们立刻明白了这首诗中的语句：“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显然，海子这一段话的意思完全是字面意义的反面：我们可以想象诗人在用一种讽刺乃至鄙视的语调，强调了“陌生人”与“俗世的幸福”之间令人不齿的关系，同时也就引出自己对“俗世”的绝望：“而我只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只能”二字，看似走投无路，却忽然充满一种诀别的坚定不移，一种对自己内心坚守的东西的果断声明。在这里，我们只有理解了这首诗所“抗拒”的工业化社会的生活样态，才能理解每一个字词都在进行“反向表意”的特点。

在这里，象征与寓言的区分，已经包含了纯文学观与大文学观的分野。换言之，以纯文学的方式来看文学，往往致力于主题性的阐释（象征型批评）；而以大文学观的方式来看文学，则往往致力于对文本内部悖论性意义的挖掘，通过对文本外部意义的引入打开文学作品的意义空间（寓言论批评）。把文学作品看作是不同意义有机统一的还是看作是具有内在意义悖论且需要引入外部意义才能进行阐释的，这形成多义性批评与多异性批评的不同。

事实上，对于今天的大文学状态，我们必须进行批评观念的重建。以多异性批评的方式，可以阐释纯文学，更可以阐释大文学；反之则不然，多义性批评则呈现对大文学作品的无力。

大文学时代的批评

今天，文学的外延已经泛化了。一方面，文学本身出现了类似网络文学、游戏文学、电影文学等新形态；另一方面，电子游戏、短视频、电视剧弹幕等，各类叙事性作品，带有明显的“跨体文学”的性质，成为体现大文学现象的代表性形态。电视剧的观看，不仅要刷故事，还要刷一遍弹幕——正是弹幕打开了一部电视剧封闭的故事空间，让作品迅速成为读者消费的“日用品”。有趣的是，种种弹幕，令哪怕再严肃的剧作，也会呈现出一种“寓言型”特点：弹幕让观众不再陷入文本内部进行情感消费，更让观众从文本之外消化剧情、品评演员、暴露瑕疵乃至重构意义。简言之，弹幕作为来自文本外部入侵电视剧的元素，已经成为电视剧文本要素之一了。

不妨这样说，正是这种数字自媒体时代带来的文艺生产和消费状况，令一种大文学观念的确立成为可能。在2024年出版发行的《黑神话：悟空》中，玩家不仅仅从扮演主角天命人的行动中获得快感，还从被随手打死的游戏中的小妖们那里感悟了悲情；同理，一部陈述男主重生后打败不同社会阶层的对手扬眉吐气的爽文，却内在包含着想象这种疯爽故事的生命经验之痛。纯文学的诗性结构“坍塌”之后，一种由不同族群、不同情感诉求、不同价值理念构建起来的“大文学文本”成为今天的主流。

这就使得坚持传统的“多义交织、内在统一”的批评理念变得丧失了现实基础；而“歧义丛生、悖论并生”的批评观念，获得了建构的可能性。

如邵宇翾的科幻小说《下一次归来》讲述了人工智能接替父母陪伴孩子长大的故事。表面看来，人工智能只是依靠人类生活指令行动，但是，却最终令人类依赖人工智能才能活下去。我们用一种“多异性批评”的方式来阐释文本，不难发现，小说貌似讲述人类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故事，却无意中陈述了“人工智能”一直都藏在人类的精神结构之中，乃是人类前人工智能时代心灵异变的必然结果。精神分析有一个有趣的概念——“本它”（常常误译为本我），即住在人内心中的他者，从而说明人其实不受自己控制，而是受一个“内在他者”控制。小说《下一次归来》把这个他者（本它）具象化了：一个伴随孩子成长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当然是最好的生活伴侣，知你懂你，永远理性温和，且以你为最高指令……然而，这不正是人类自恋主义的典型镜像吗？“一切都应该爱我”，小说所揭示的技术伦理困境，恰恰是这种自恋主义的后果。拉康认为，孩子不需要时时刻刻索要食物，而是只要维持妈妈的爱就可以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所以，“爱”是有生理基础的。但是，这篇小说却以简明的故事讲述了与拉康不同的生命哲学：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不需要付出爱来维持家人关系，只需要“被爱”；在人工智能的设计理念中，预先设定了这种自恋主义逻辑：“抚育机器人最初被设计成要无条件为人类提供关爱与照顾。一旦发现无法再给予对方那份设定好的爱，机器人便会因为自责而走向灭亡。”还有比小说中的这句话更能折射人类自我中心的症候吗？两个女孩看似性格、行为如此不同，却在这种自恋主义的逻辑层面完全一致。她们都需要一个按照自己的意志爱自己的东西，人或者机器都行。小说的结尾，女儿甚至改造了妈妈，然后就可能是爸爸……人类由此被困在被爱的陷阱之中。小说的陪伴型人工智能的名字为“爱丽丝”，却像极了谐音“爱里死”。事实上，这个所谓被污染的机器人，最终死在“爱”中。当“爱”可以被设计和控制时，那么，“无法爱”就不再是人类的权利。你没有权利不爱我，正是这部小说的威权式语法：如果你不爱我，我就改造你！［5］

在这个批评分析中，作为一种大文学的形式，今天的新科幻文学也就有了两个世界：一个是以想象为视角设置的未来现实世界，另一个则是隐藏在叙事者叙事行动中的当下现实世界。简单说，21世纪的新科幻文学其实是当下世界与想象出来的未来世界的“潜对话”，或者换个角度说，乃是以未来为视角，对当前社会现实的一种转义叙述。数字科技、量子科学环境下，时空扭曲、文明迭代成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底色——人类往何处去、宇宙是否寂灭、非人类文明是否存在……当代科学带给我们的类本质危机潜藏在这些作品之中。中国的科幻文学从“用科技的方式去创作”（郑文光语），转变为“因科技的发展而催生危机想象的写作”。以近百年来科学所揭示的“人类世”为想象背景，将人类看待自我的视野从如何理解家庭、社会和国家等社会学命题，推向如何面对幽邃神秘的太空文明、如何看待“人类”这一宇宙存在物及其创造出来的世界、在漫长的宇宙史中人类的命运如何、不能确定人类未来的时刻如何确定当下生存的规范等哲学性命题。不妨说，近代科学让科幻文学昭示人类现实生存的新未来、现代科学让科幻文学变成现实与未来接轨的寓言，而量子科学则凸显出人类无力改变现实和左右个人命运的焦虑。［6］

在这里，既将新科幻文学看作是对未来的想象，更看作是对过去人类历史的批判。前者充满未来召唤的理想主义色彩；后者则带有明显的卡夫卡式的荒诞主义的气息。“歧义丛生、悖论并生”，既是大文学时段文学表意的特点，又何尝不是多异性批评所要构建的意义结果方式？

走向多异性批评

主张大文学观视野下多异性批评的建构，其实乃是对大文学时段文艺现实性问题的探求。今日，文艺的形态、技术条件和作家们的创作驱动，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艺和现实的关系的研究，也应该有新的摸索、实验和反思。基于此，文艺的现实性问题的思考，应该从“文艺反映什么生活”“文艺怎样回应现实”的议题，转向“文艺如何通向真实”的议题。也就是说，要追问今天各种重构现实叙事、卢多叙事、涌现叙事是怎样通达“现实”的（事件文学研究）。

简言之，通过多异性的挖掘，而不是坚守多义性的阐释，才能打开今天文学文本复杂的寓言性意义。

在这里，多异性批评要确立文艺作品意义乃是“多重悖论”的，是不相交融的意义要素的“选择性亲和”［7］关系式的组合。网络惊悚小说《我的治愈性游戏》巧妙设置了一个现实人生的幽灵世界：韩非鬼使神差地进入了一个虚拟现实的恐怖游戏之中。他必须“升级打鬼”，才能生存下去。韩非渐渐发现，鬼蜮世界中的每一个令人恐怖的鬼怪，都是现实世界中被欺凌而亡的冤魂。只有找到现实世界中伤害他们的元凶，才能真正破除戾气，使其成为主人公的“家人”。由于来自鬼蜮世界的“启示”，韩非在现实人生中也成为传奇人物……在这里，幽灵世界和现实生活，形成了潜在的对话性关系。这个幽灵化的世界，来自生活世界的悖谬与荒诞，是不可化解的侵害与创伤凝结而成的怨气世界。与此同时，这个世界恰恰也是现实人生的幽灵化，将生活的谎言、借口、粉饰和伪善转换成了可以具体测量的游戏指数，从而令游戏的“深层世界”可以清晰标记善良、友善和互助的力量。小说将现实世界的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以创伤方式进行呈现，又将战胜这种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理想寄托在作者设置的游戏性“幽灵世界”之中。生活世界中韩非的无能，转换为幽灵世界中的勇于作为。这一点构成了这部小说令人感动的意义悖论：作者寄望于青年人克制琐碎生活的种种羁绊，敢于承担生存的绝望感和无意义感；而这种承担，又是对现实世界创伤过敏反应。事实上，这部关于“勇敢”的网络惊悚小说，恰恰蕴含了当前青年人以倦怠、社恐和幽闭为特征的“卑弱自我感”。小说把一个幽灵鬼怪的世界写成一个前现代社会的家族关系世界，“建立亲密关系”成为这个世界的宗旨。冷漠、仇恨的世界被韩非转换改造为亲密友善的传统礼俗世界。情感和利益的矛盾消失了，一个以“神龛”为核心的宗祠家族世界浮出水面。不妨说，这部小说在表达了现代青年人卑弱自我感的同时，也将这种卑弱感的社会政治逻辑呈现了出来：所有的社恐和幽闭，都呈现一种希望自身世界“同质化”的意愿——同样的感受、同样的生命境遇、同样的爱好与旨趣……幽灵世界中的鬼怪只是面孔怪异，其内在亲密依恋症的倾向却高度一致。只有成为家人才能治愈，这也许正是当前青年人情感生活的一种症候？幽灵世界中每一个痛苦的灵魂都是现实世界的寓言性存在。这部小说的爽点是韩非“化鬼神为亲人”的过程；而这部小说的痛点是“鬼神终归来自现实之戕害”的人生境遇。一方面是征服鬼蜮世界的勇气，另一方面则是对现实世界的垂头丧气。这种微末型人生经验的书写，恰是其悖论丛生的根源。

显然，多异性批评一方面可以阐释今天以大众文艺为代表的“意义组装型”的大文学作品，也可以重新阐释纯文学文本，重新释放其内在的悖论性，形成一种多重悖论丛生、对立性意义并置的状态。大文学观视野下多异性批评的建构，也许恰是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借助于文艺作品的迭代转型进行的一种调整，是应对数智时代文艺发展带来的意义阐释挑战的方式，又何尝不是以多异性批评体现大文学观，重新认识和理解文学的一种新路径呢？

注释

［1］伊沙：《饿死诗人》，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

［2］ Maximen und Reflektion,in:（Jrsg.H.von Einen u.Joachim Schrimpf）Goethes Werke,Bd.7,Hamburg,1956.转引自张慕晖：《我所厌恶的象征》，https://book.douban.com/annotation/126143049/。

［3］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九。

［4］［奥］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杨韶刚译，载车文博：《弗洛伊德文集》卷6《自我与本我》，长春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5］邵宇翾：《下一次归来》，《科幻立方》，2025年第6期。

［6］相关论述来自周志强：《科幻文学：书写现实的新可能性》，《长江文艺》，2024年第9期。

［7］“选择性亲和”（elective affinity）关系，指的是既没有因果关系也没有结构性关系，也不是没有关系，而是事物之间偶发性地发生了关系。马克斯·韦伯在研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的时候，提出了这个“选择性亲和”的概念。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只是和资本主义“碰巧碰到”一起，才产生了欧洲的资本主义，然后，我们才认为资本主义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乃是选择性亲和的关系。

（作者：周志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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