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美育学发展的历程中已经形成中国美育现代性的三种范式，即以社会文化启蒙为核心的“情感美育观”、以群体自由发展为核心的“德性美育观”和“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多元融通的“大美育观”。整体而言，中国美育现代化发展的这三部曲彰显了中国美育理论与实践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发展轨迹，深化了当代美育学建构的理论深度和实践广度，对当下乃至未来中国美育话语体系的建构均有积极的探索意义。

（图片来源于影像中国网，摄影：钟能伟）

以启蒙现代性为核心的“情感美育观”

在风云际会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审美教育成为仁人志士启蒙民心、改造社会的中介和手段。这一时期我们美育学的知识来源主要是西方美学思想，特别是席勒的《美育书简》及其所阐发的“审美教育”观点。在席勒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代性发展，使得个体变成了机器大工业上的一个零部件，不但导致了人性的分裂，而且使人无法在道德层面实现理性。因此，“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没有其他途径”。席勒把美育从抽象的美学概念中抽离出来，赋予其可形可感的现实意义。在席勒看来，美育是为社会的改造，也是为人生的感性自由而存在的，这一观点不仅奠定了现代美育的基本意涵，而且拉开了“美育”现代性的序幕。

席勒美育思想一经传入中国，便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联结在一起，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文化启蒙运动。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等美育先驱们在引进西方美学思想的背景下展开了对中国美育现代性问题的探究与思考。蔡元培在中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倡导“以美育代宗教”，既是对席勒美育理论的借鉴，同时又适应了中国现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宗旨。王国维认为，美育可以“入高尚纯粹之域”，使人们获得“最纯粹之快乐”。梁启超倡导用“趣味教育”打破个体和社会的“麻木状态”，“令没趣变为有趣”。综观整个20世纪初中国美育的现代化进程，这种以情感为核心的“感性美育观”是美育现代性中最基础的面向，它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西方自席勒以来的现代美育的基本问题，即美育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感性”教育。

以“情感教育”为核心的美育观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最初呈现的美学映照。蔡元培等美育先驱们不但继承了西方现代美育的优良传统，而且对于如何保持人性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展开了新的理论探索。他们想用美育来切实发挥启蒙作用，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本土化的历史深度。这种“感性启蒙”不但是中国美育现代性的主要特征，而且与“民主启蒙”“科学启蒙”等观点一起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基本面向。

以世俗信仰为目标的“德性美育观”

中国美育现代性在经历了20世纪初的萌生之后，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与开拓，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至20世纪50—60年代，美育已经逐渐从边缘走向舞台的中央，并且成为关涉国计民生与社会精神文化建设的关键议题。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物质条件的丰盈，以及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出现使得美育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了新的契机与参照，并由此形成了以社会群体的世俗信仰为核心的“德性美育观”。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素来以“伦理—道德”为思想本位，通过对人类心理的调节和修养来实现个体行为规范的效应，即所谓的“诚于中而形于外”，最终的目的是服务于当时群体共同的价值秩序，所以说中国传统美育思想中一直有注重“德育”的传统。中国很多美学家都把德育作为美育的目的或者核心来强调。“德性美育观”这一中国美育现代性面向的形成，是与教育政策的变革以及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大众文化的出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先，从教育政策方面来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美育政策进行了多次调整，特别是在对于美育的表述方式上经历了从“隐性表述”到“明确表述”的方式转变。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文化的兴起，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因此，“德育化的美育”不仅对于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而且对于引领整个社会的积极价值观的形成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此需要强调两点：一是关于德育与美育的关系。如果我们仅仅把美育视为德育的附属，或者过分强调美育所具有的德育功能，那么也就意味着美育对于个体/社会所产生的作用更多是一种“外化”的德道输入的结果，而不是侧重于个体内在感性/情感能力的拓展，这也就在一定意义上弱化了美育所特有的“化育”之功能。美育与德育以及其他任何教育的关系都是如此，如果一味偏颇，过分强调某一方面，则会过犹不及。二是中国美育现代性意义上的“以道德为核心的美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封建伦理道德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与现代化萌生时期所说的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也有很多差异。我们这里所说的“道德”主要是社会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现代时期，我们美育的衡量标准和原则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哲学的“审美无利害”思想，其理论前提是精英知识分子的理论立场。而面对当前大众文化风行的文化现实，这种精英立场的、超拔脱俗的审美境界与我们的文化现实有着巨大的疏离之感。

简而言之，以德育为核心的美育观，是西方现代美育思想中国化的一个基本体现。它所立足的，实际上不是单个个体的物质利益，而是整个社会群体的价值层面。这种“德育美育观”实际上既体现了我们对西方美育现代性资源的本土化转换，又体现了我们对于中国传统美育思想的合理盘活，同时也是对当前社会文化政策对于美育影响的一种彰显。

以多元融通为宗旨的“大美育观”

如何建构我们的美育话语自信,成为当前学界关注的重点。我们一方面要立足传统，不断继承和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另一方面又要有世界眼光，培养人们共同的情感、精神和理想；一方面要坚持跨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另一方面要注重美育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正是新世纪以来美育进入现代化发展新阶段的重要特征和基本原则。

当前，中国美育学的话语建构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囊括美学、艺术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互融交叉的应用型学科，并吸纳了一大批来自不同专业、不同门类、不同学术背景研究者的广泛参与，形成了一个多元融合的美育话语生产集群。实际上，当前作为“大美育”的美育学除了与美学、教育学的关系密切之外，还与艺术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此可见，当前美育学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居间性”的价值取向和学科特点，这是“大美育观”路径的理论前提。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大美育观”并不是美学、艺术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简单相加，更不能用某一个学科来取代美育学。中国美育学的发生是伴随着中国现代美学的出现而同步发生的。二者之间既相互融通又相互区别，特别是美育的实践性，充分说明了美育必然也必须打破美学的学科界限，包含更多的内容。“走向生命实践、关爱个体生存”，这恰恰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当前美育建设的根本任务。

与此同时，“大美育观”绝非将美育“大而化之”。我国当代美育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把这些多元化的美育话语整合、融通，并真正实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目标。概而言之，中国美育的现代化必须实现学科化与知识化的融合，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美育的特色，也是未来美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非视听审美的知识生产问题研究”（21BZW187）阶段性成果）

（作者：王亚芹，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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