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评论话语体系（下）

2018-12-06

阅读：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中国评协组联处收藏

　　由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第四届全国文艺评论骨干专题研讨班”于2018年7月30日至8月10日在四川雅安举办。全国文艺评论骨干专题研讨班是中国文联一项品牌培训项目，自2015年举办首届以来，已经成功举办四届，累计120余名来自全国的文艺评论界骨干人才参加，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本届骨干班以“改革开放文艺思潮的嬗变与未来展望”为研讨主题，参训学员在学术和思想层面深受启发。其中，大家不约而同对“建立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评论话语体系”这一当前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理论命题进行了探讨。结业后，我们就此话题专门向学员约稿并选取编发，以飨广大读者。

文学经典研究的话语体系

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高岩

　　文学经典与经典化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兴课题，在中西方对话中，我国学者逐渐建构起具有人文性、民族性、时代性的经典研究话语方式。

　　20世纪70年代，文学经典研究话题首先在西方发端。经典形成的本质，以及与已确立的文学经典之对立，成为解构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或新历史主义等批评家争夺话语权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美国《批评探索》杂志社连续编发几组关于文学经典论争文章，后来结集为《经典》出版。文学经典的讨论构成美国文学理论界最热门的话题，美国文学家哈洛·卜伦的《西方正典》，荷兰文学家佛克马、蚁布思的《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较具影响力。

　　20世纪90年代，如何评价经典，文学经典是如何形成的，诸如此类问题逐渐进入我国学者的论域，引发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研究者的深入思考。1998年3月25日，童庆炳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文学批评首先要讲常识》。同年，南帆在《文学与经典》一文中指出经典的产生并非一方面或者几个方面作用的结果，而是一个大的文学体制共同作用产生的，从人文性的角度阐释经典与经典化问题。

　　21世纪初期，国内学者关于“经典”的探讨有升温趋势。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吴承学、沙红兵于2004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认为“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脉络和现代语境之中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固然有着自身的鲜明特色和历史具体性，但另一方面也将有助于调整和补充西方经典研究的盲点和缺失，与西方经典学一起构筑更合理、更完善的经典学研究的学术结构，同时也为共同面对和处理现代学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借鉴和思考”，表达出中国学者与西方经典学对话的自信力，以及中国文学经典研究的民族性。

　　2005年5月在北京召开“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围绕什么是经典，经典化、去经典化和再经典化，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中国文学的经典化等问题展开探索。如童庆炳在《文学经典建构及其诸因素关系》一文指出经典建构六要素，并认为“文学经典和文学经典化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这个课题关系到文学史的编撰和文学教育等一系列的重要问题的解决”。学者们探讨经典化过程中互文性、动态开放性、对话性、永恒性、民族性、文化性等理论问题，具体阐释金圣叹、鲁迅的经典价值，分析《诗经》《孔雀东南飞》《赤壁赋》经典化过程，总结新诗、红色经典的当下意义，呈现出中国文学经典研究的时代性。

　　此后，关于经典的基本属性、确定标准、遴选原则等问题成为学界讨论话题。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如詹福瑞专著《论经典》（2015）出版，从传世性、普适性、权威性、耐读性、累积性等角度阐释经典应具备的基本属性。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2006）一文指出，经典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的传统，但其形成、标准等又不能不随社会和时代的变迁而演化。李玉平在《文学选集与文学经典的生成》（2010）中则强调文学选集是文学经典得以确立和修正的基本方式之一。选集是经典保存和选择的文本载体，与民族认同关系密切。

　　综上，近40年，文学经典研究探讨主要聚焦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文本内涵层面，即经典作品应该具有怎样的内在艺术特质才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同类中的佼佼者；二是文学传播层面，即经典在流播中，受到哪些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三是评价标准层面，即如何建构经典评价标准。

　　文学经典是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凝结，能够折射出文本产生年代及流播期间文学艺术、审美风尚、社会时代等诸多元素构成的文学生态，因而必将成为文学史研究永恒的话题。

“新亚洲的兴起”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化的建构

中央美术学院科研处吴晶莹

　　长久以来，借于“东方”与“西方”的邂逅，不同属性文化所引发的冲突与碰撞表征于自古以来的视觉图像当中。只不过，在过往的图像当中，其往往都绕不过“西方中心主义”的范式。在此，西方，作为一种“先进”文化的表征，常常被赋予“自我”的内涵，而“非西方文化”，也即“东方文化”，则被归类为一种作为文化的“他者”。

　　因此，在西方文化脉络中，始终隐含着这样一种倾向，即将西方文明之外的“他者”文明称为“异国情调”。尽管在东方人的语汇中，其大多情形下是一个中性词，甚至被当作褒义词。但在西方文化结构中，却多少承载着一点独特的意涵。

　　就一定程度上来说，这首先是自东、西方以往在经济和政治势力上的差异所致，其次则是话语权被直接掌握于西方手中。可以说，在以往的图像叙述中，由于更为优越的硬实力作为基础，西方在文化的生产及其话语舆论的传播方面较为强势。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东、西方之间的表达范式开始显露出“转向”的趋势。此时，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在文化领域的愈加放开，“85新潮”以及“89现代艺术大展”的举办，中国视觉艺术从革命现实主义出走，开始转向“现代主义”的阵痛期。相应地，尽管其不可避免地在80年代首先受到西方文化话语的影响，然而，中国文化批评话语的建构则真正开始走向独立。

　　而自身文化话语独立性的确立，在9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被裹挟进“新亚洲的兴起”这一叙事之后，渐趋快速地得以发展。此时，随着亚洲内部经济的飞速增长、政治的互动合作，以及文化共同体的深入挖掘，新亚洲得以崛起。而这种文化趋势背后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开放的地区主义”，这其中包括两层内涵：一是亚洲对世界的更加开放，如果说以往是西方艺术家将东方因素援引进作品中作为手段，只是为了实现西方的文化诉求的话，那么在此时，西方艺术家则开始以东方的思想和资源作为旨趣，其中隐含着一种渐为平等的对话；二是亚洲国家内部开始实现彼此开放。这不仅充分体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欧美和亚洲当代艺术的创作之中，更充分展现于近来炙手可热的“在地艺术节”方式当中。

　　因此，对于如何建构中国当下文化及其话语体系问题来说，主要涉及以下三个向度：第一，关于传统文化的界定问题，作为中国最重要文化基因的传统文化应该渗透到物质生活，乃至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找寻；第二，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与重新激化，这使得“如何让传统流变新生，形成有效、平等的对话”成为文化建构过程中的关键；第三，“新亚洲的兴起”语境下亚洲文化的内部互动，即如何在深入了解并整合亚洲的内部文化基础上，实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输出与建构。

现实主义与文学创新

武汉大学文学院叶李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常被视为创造了当代文学的一个“奇迹”——在各种大胆的文学试验“百舸争流”之时，一个作家怀着清醒的写作意识逆势而动，孜孜矻矻固守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却赢得了长久的美誉；这部现实主义力作不仅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而且与不少得奖后即在受众视野中“泯然于众”的作品相比显示了不同凡响的生命力。对于“奇迹”的指认，既有对事实的肯定，也包含对于事实的不同寻常之处的“惊讶”，比如“过时的”现实主义写作在当下复杂多元的文化生态中，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文学时尚之外居然拥有如此的影响力。正是这种“惊讶”向我们展示了现实主义写作在新时期以来逐新而动的写作潮流与文化语境下的尴尬——常常被轻率地贴上“保守”“陈旧”的标签而遮蔽了其中潜隐的生机与等待被释放的能量。

　　实际上，近现代以来，自西方引入的现实主义概念与中国自身的文脉及本土写作资源接通并实现一定转化后，现实主义文学早已从理论到实践形成中国新文学的一个伟大的现代传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五四新文学还是共和国文学，最自觉的现实主义书写者并非完全把现实主义作为纯粹的艺术形式或文学技法来对待，而是如李云雷所说，主动地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进入世界的“方法”和“路径”——“这是他们进入世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途径。所以他们的‘现实主义’不仅要对现实生活做出客观真实的描写，而且要在其中探索前进的道路，以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们的雄心不仅是要改变艺术的存在方式，而且要以艺术的方式改造世界”。也正是因为这种自觉的介入、主动的关怀、以承担责任的诚恳方式进行探索，在我看来，相较其他文学写作形态，现实主义文学在长期的历史积淀和传播中与对象——读者建立起了牢固可靠的关系，拥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而这种关系或基础的意义常常在今天的写作中被忽视。

　　我们在路遥对现实主义“不识时务”的钟情之中多少能看到前述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投影，而那种不放弃文学与社会的互动、郑重地与读者建立联系、自觉地作为历史主体的写作姿态对当下的写作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当前急剧变动又不断引发个体“内爆”感的现实、结构化困境里凸显的社会问题、新世纪之初“纯文学”之争引发的历史余响以及遗留的问题，凡此种种，促使写作者、批评家重新思考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如何得到恰当的调适，希望激活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密码，为当下的创作注入生机。于是，现实主义又与文学创新相组合，成为有热度的话题。思考与回答“当下文学创新”或者说创新的可能，需要我们打开“现实主义的限制”，在对概念本身具有的弹性的释放中，在“开放性”中寻找到“现实主义”通向“创新”的进路。我们应该重视这样一个面向，即不仅仅是普泛性地总结现实主义文学的文本形态、叙事方式、美学原则，从中汲取今天的文学创新可资借鉴的文学资源，还应对这种“文学传统”做扩容式的理解——文学如何在现实主义的旗帜下面对具体历史语境和时代精神的总要求，与现实进行互动、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发生关联，作家如何与世界进行互动从而实现艺术的创造、使人在艺术中成为人、成就一个“事实世界”之外的“价值世界”。从更开阔的理解出发，在现实主义的传统与当下文学创新之间架起渡桥，成就新的可能。

　　今天的写作者要从以往卓有成就的现实主义作家那里接过接力棒，领悟谢有顺所提出的“现实主义本身就是作家的根本处境”，以个人最大可能的担当恢复文学与历史、现实的正常互动，从而标示现实主义的品质——现实主义应该被当作一种严肃的写作命运来承担。

新时代文艺评论话语的中国经验与世界视角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王洪琛

　　改革开放40年，一个崛起的中国让世界瞩目。其表现当然是多方面的，经济的富足、国力的强盛乃至文化的繁荣均是其题中之义。单就中国文艺评论话语体系建设而言，同样体现出一种充沛的生命活力，为世界文明大合唱贡献了来自东方的声音。它对中国古典诗学的继承，唤醒了在故纸堆中沉埋太久的华夏诗论、画论或乐论；它对西方文论范式的模仿，使得来自异域的文学批评传统深入人心；尤其可贵的是，它始终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立场，令新时代的文艺评论呈现出一贯的实践品格和生命关怀。可以说，中国特色文艺评论话语体系，不仅深深驻足于神州大地，而且坚定地朝向未来与世界——一个话语共同体的建构，是在中国经验与世界视角的张力中推进的。

　　中国经验，始终是中国文艺评论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出发点。这是一种糅合大地经验与生命经验的混合体，通常以文学艺术创作的方式，展现革命者的历史记忆或普通人的生活世界。而无论是与时代相关的宏大叙事，还是一己个体的忧乐悲情，都是文艺评论家的关注对象，也在事实上构成了文论话语的思想土壤。古典与现代，革命与改革，历史与政治，以审美或文艺评论的名义得以再现，一种或激昂或平实的批评态度得以贯彻。于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不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而成为理论生活的基本立场。

　　从中国经验出发的文艺评论，呈现出鲜明的实践性与建设性。它拒绝本本主义，强调论从史出，突出文本本位，不仅始终将文学阅读作为出发点，而且常常在评论文字中透出人文色彩与家国情怀。这是一种具有召唤结构的存在，总能将具体的评论与中国未来相结合。“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诗人艾青的名句恰是这种情怀的写照。所谓的讲好“中国故事”，已超越叙事层面的复述与剖白，而成为对基于中国经验的话语、理论与智慧的追求。

　　与此同时，新时代中国文艺评论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强调一种世界视角。这种视角的重要性，当然源于我们身处于一个全球化时代的现实。但更为关键的是，从“世界”看“中国”，有助于我们了解和建设一个真正的中国。众所周知，历史的沧桑记忆，时代的风云变幻，早已使得“开放”成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世界视角下的中国文艺评论话语，理当以“开放性”作为其基本的方法论。

　　在世界之眼的观照下，刘勰、钟嵘、李渔乃至王国维，一定程度上超越其个体写作的意义，而汇入世界文论的海洋；同样，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别林斯基的批评抑或罗兰·巴特的文字，也不再是外在于我们的异域理论，而成为切肤的文化经验的组成部分，阔我心胸，开我眼界，为新时代提供更为多元的理论源泉。

　　实际上，历史早已让人明白，一个文明共同体的自我认知和成长，当且仅当它融入世界之时才有效。而自我与他者的辩证法，完全适用于对文艺评论话语的辨析。如果说新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永不止步的话，那么，批评的“啄木鸟”理应以更为昂扬的姿态拥抱世界。因为它深切地明白，好的评论，在激浊扬清之外，还需要不断地发明思想、穿越迷障。因此，这将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声音，明亮、尖锐而坦荡。面对自我与世界时，做一个无畏的勇士，将是他们的必然选择。

　　总之，建设当代中国文艺评论话语体系，我们既要从中国看世界，也要从世界看中国，在“全球化”与“中国性”的螺旋中把握“中国特色”的本义，在理论推进与批评经验中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中国梦想。

寻找文艺评论自身的话语模式

辽宁文学院《艺术广角》编辑部牛寒婷

　　评论话语与理论话语混同，受到理论话语的裹挟，导致自己的面目模糊难辨，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无论是从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都有点像天方夜谭。所以，辨析二者间的本质差异，为它们划出界限分明的疆域，希求为解决这一问题扫清障碍，恐怕不具有任何意义。

　　在沉重的理论体系和鲜活灵动的艺术实践中间，找到文艺评论自身的话语模式，是文艺评论永远需要面对的问题。也许，灾难并不是理论的玄虚缥缈，而是源自文艺评论内部的自我认同危机。当文艺评论以感性妖娆的姿态出现时，它首先担心的是，自己将面临最为司空见惯的指责——缺乏学理。缺乏学理，以及其他与缺乏学理相关的种种“缺乏症”——这一类振振有词的控诉和趾高气扬的声讨，的确把文艺评论给吓坏了。可是，“学”和“理”为什么是必需的呢？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文艺评论纤瘦的肩膀上得必须扛起这两个肥大而又沉重的包袱呢？

　　有一篇具有典范意义的文艺评论《普鲁斯特的形象》，值得铭记。这篇出自以晦涩难懂著称的本雅明之手的著名篇章，既不晦涩也不难懂，相反，它格外地端庄高雅、优美漂亮。这篇评论《追忆似水年华》的经典之作，不仅说到了“普鲁斯特迷”（Proustien）的心坎里，更为文艺评论树立了典范。仔细研究这篇文章，也许能从中找到有关文艺评论的一些暗示，就如同柏拉图那著名的洞穴比喻——它并不直接言说真理，而是描述发现真理所必经的仪式般的戏剧化过程。如果我们无法明确文艺评论到底是什么，并且还稀里糊涂地助推了它陷身于理论的泥沼中无法自拔，那么，我们不妨倾听一下本雅明的“教诲”：“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三十卷《追忆似水年华》来自一种不可思议的综合，它把神秘主义者的凝聚力、散文大师的技巧、讽刺家的锋芒、学者的博闻强记和偏执狂的自我意识在一部自传性作品中熔于一炉。”一个人即使再迂腐蠢钝，也不会认为《普鲁斯特的形象》一文这华丽的开篇，能与“学”或者“理”扯上关系。

　　感性妖娆的文艺评论所缺乏的，并不是什么“学理”，文艺评论本身与厚重机械的理论，并非一定要纠缠不清。其实，本雅明那无法被效仿和超越的文字背后，除了婀娜多姿的感性，还有卓尔不群的清晰的思想，以及在绝对的理性控制之下的“清醒”的热情。关于热情，Th.龚珀茨在《希腊思想家》一书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让我过目不忘的话：“所有热情本身都趋向于心灵图像的含混而不是趋向于心灵图像的清晰。”可本雅明的热情，却能像杰出的希腊人那样，驱逐“含混”——与理性的清晰紧紧交融。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这篇杰作，才能像希腊艺术那样，让理性与热情彼此拥抱，而非此消彼长。

　　对文艺评论来说，膜拜智性、信仰思想，与不可或缺的感性、在理性制约下的热情同样重要，它们的结合，既能驱散理论的阴魂，也能让文艺评论找到新异的自我。是通透澄明的智慧与思想，而非呆板灰色的知识与理论，才是文艺评论最为切实的需要。对它们进行辨析的时候，我们不妨借鉴睿智的古希腊人的格言，赫拉克利特曾说博学并不能带来智慧，他说这话是为了嘲讽赫西俄德和毕达哥拉斯。可这句两千多年前的残篇箴言，并不是什么玩笑，它告诉我们从学问和知识中汲取智慧而非墨守成规的重要性——这为文艺评论摆脱理论桎梏、回到灵动的思想提供了证言。

　　当然，也还有另一样东西是文艺评论所不可缺少的：一探究竟的好奇心。好奇既是哲学的发源地，也是人类的天性和开创世界的原动力，正如本雅明解读普鲁斯特时所指出的：“普鲁斯特的好奇心里有种侦探成分。”而在我看来，“侦探”，这应该是文艺评论的另一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