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打工文学”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大环境下产生的一种新大众写作现象。从新大众文艺的视野来理解与评介“打工文学”，具有引发问题深入探讨的可能性。“打工文学”的去精英化、去贵族化，打工一族作为新创作主体的出现，表明文学艺术不再是职业作家和知识精英的专利。义务教育的普及和网络新媒体的出现，为文化权益均等化创造了契机，“打工作家”与其他作家一样，具备了同等的艺术表达能力。“打工文学”书写前所未有的世界巨变、时代巨变、生活巨变和内在精神之变，具有鲜明的转型时代特征。

【关 键 词】 新大众文艺 新传媒时代 打工文学

2024年7月《延河》杂志刊出《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堪称“新大众文艺”的宣言。作者极其敏锐地注意到，“新大众文艺已经悄然并蓬勃地从草根和民间兴起并兴盛。大众生活，小镇青年，市井人生，摆摊琐记，打工经历，兴、观、群、怨，碰壁撞墙，峰回路转，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于劳动者的写作，关于历史的民间记忆，各种圈子、各种样态的新的文学和艺术，它们的蓬勃兴起，标志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众写作和创作正在发生”。对于“打工文学”而言，对于千千万万有过“打工经历”的新大众写作者而言，“新大众文艺”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打工文学”天然地具有大众性、人民性，具有“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特征，“打工作家”不仅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打工作家群”的形成，为“最大规模的大众写作”提供了精彩而生动的缩影。时至今日，“打工文学”已经不再局限于广东，而是泛化成全国性的一种新大众写作现象，“打工文学”应该是这个时代新大众文艺崛起经验的一部分。从新大众文艺的视角来分析“打工文学”的写作主体形成、传播路径、题材内容、表达方式，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新大众文艺的社会意义、艺术价值和精神引领性。

一、创作主体的新变

“打工文学”在深圳诞生不久，便被认定为“新时期颇具特色的一种大众文学”，因为一大批打工仔、打工妹成为新的文学创作主体。1992年，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了林坚、张伟明的小说合集《青春之旅：深圳打工仔映画》。林坚可能是深圳最早的“打工作家”，他1982年到深圳蛇口打工，在玩具厂当压塑工。张伟明1987年到深圳，干过港资工厂的质检员。陈国凯在为《青春之旅》作序时称：“近年来，深圳文坛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打工文学’，名词有点怪，提法也不尽科学，然而它不胫而走。了解之后，才知道是这么回事：特区有一批来自基层的青年作者，写出了一批以‘打工仔’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并有了影响。他们自称为‘打工仔文学’。当文坛上贵族派头颇见时髦之时，这批青年作者目光盯着基层，立足于反映‘打工仔’‘打工妹’的喜怒悲欢，把这些‘底层人’的生活艺术化，让文学回归人民大众，此举良佳，是对俯视苍生的贵族派头的一种反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新时期颇具特色的一种大众文学，我很欣赏他们在迷乱的文坛中自树一帜的尝试和努力。”陈国凯较早注意到“打工文学”的大众性，认为“这种文学现象因为真正植根于生活底层，养料充分，显得生机盎盛，少有无病呻吟之态，这对于站在云层里看生活的作家以及那些雾绕云缠的作品无疑是一种挑战，尽管他们的力量还显得单薄，但这是文坛上不可忽视的一群”。陈国凯还分析了“打工文学”的作者构成情况：“他们原来就是打工仔打工妹，对这一阶层生活感受弥深，笔下才有了生动热辣的文字。在百万‘打工’队伍中，我相信这支作者队伍还会扩大，若干年后，很可能出现壮观的一群，成为一种特殊文学现象。”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打工文学”可以看到新大众文艺的萌芽，“打工文学”可以说是新大众文艺的一种先声。“打工文学”的去精英化、去贵族化，打工一族作为新创作主体的出现，开始冲击“贵族派”的圈层化，带来一种新的写作可能。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与深圳毗邻的东莞，也有了百万外来工，他们发出了要重视打工文学的呼声。《珠江潮》(东莞市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1994年第1期的“打工心声”栏目刊载了东莞清溪镇“打工作家”刘震的文章《东莞，我们也要文学》。他有感于“东莞在文学上没有我们打工仔打工妹的一席之地”，反思东莞为什么不能像深圳那样出现林坚、张伟明那样的“打工文学作家”，并发出了一连串的呼吁：“东莞能重视我们的打工文学吗？”“东莞，我们在这里抛洒汗水的东莞哟，什么时候才有我们这些打工人的一席文学天地呢？”《珠江潮》编辑专门加了“编者按”：“东莞的外来工大约有一百多万，这是一支相当庞大的劳动大军，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在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上挥洒汗水，创造物质财富，为东莞的经济腾飞默默地奉献着他们的青春和智慧。我们应当关心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呼声，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兄弟姐妹。刘震的《东莞，我们也要文学》一文是青年外来工渴求文学、渴求知识的呼声，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本刊《打工心声》栏目正是为他们而设的。但愿这个栏目能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和文学天地。我们期待着东莞打工文学的新生，期待着东莞文坛涌现出一批像安子、林坚、黄秀萍一样的打工文学青年作家，创造一个新的奇迹。”“打工心声”栏目“专一刊登反映打工生活的各类文学作品，提倡打工人写打工人，也欢迎其他作者写打工人”。“打工人”作为新的写作群体，已经给当时的东莞文坛带来了冲击。“打工人写，写打工人，打工人看”，成为那个年代的“大众文艺”。打工一族有了言说自我和建构自我的愿望，也拥有了这种能力。

21世纪至今，东莞打工作者已经成为当地文学创作的主体性力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奇迹”。正如《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所指出的那样：“本世纪以来及至当下，民间草根，劳动大众，他们的兴观群怨之作，已经走向文艺的前台。”21世纪之后，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聚集东莞，他们在“打工之城”工作、生活、感受、碰撞，打工文学创作高潮迭起，成为东莞能够走向文艺前台的最重要的文艺类型。打工小说《国家订单》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打工诗歌评论文章《在城市里跳跃》和打工文学研究专著《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先后获得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散文集《匿名者》《奔跑者》等作品获得鲁迅文学奖提名。三十多位“打工作家”先后荣获人民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百花文学奖、 在场主义散文奖、漓江文学奖、川观文学奖、琦君散文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等奖项，其中四人次荣获人民文学奖。2007年，东莞首届荷花文学奖七名获奖者中，大部分是“打工作家”。长篇小说奖得主小木不识丁(穆肃)来自河南，原为黄江镇一家工厂的保安；诗歌奖得主郑小琼来自四川，为东坑镇一家五金厂的女工；散文奖得主塞壬来自湖北，在虎门一家公司打工；短篇小说奖得主周冰洋，是来自湖南的打工者第二代。我发表在《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的《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获得了文学评论奖，我当时的户口还在安徽农村。评委李敬泽说：“柳冬妩作为评论家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艺术。他自己身在打工之中，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评论就是他活生生的生命体验。他对打工诗歌坚持不懈的阐释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打工诗歌的影响起了一个拓展的作用。”评委何镇邦在授奖辞中说：“柳冬妩首先是一位打工者和‘在生存中写作’的打工诗人，然后才是关于‘打工文学’和‘打工诗歌’卓有成效的评论者。”这些从五湖四海迁徙到东莞的打工者，这些东莞的“新大众”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甚至成为文学评论的主体，说明“文艺被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真正走向了民间，走向了大众”。首届荷花文学奖评委洪治纲指出，“迁徙性可能是东莞文学突破点”，“我特别看重文化的变迁。东莞的文化带有迁徙性，我们现在说的‘打工文学’正是在这种迁徙性中衍生出来的。当人的生长环境跟他现在所处的文化环境不一样的时候，像那些离乡打工的人们，跟本地土生土长的人相比，他们对生活往往有更尖锐的体会。这些人必须面对内心对家乡、对童年的怀念，也要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际关系；相反如果没有一种动荡不安的生活体验，很难写出对生活、对当下这个时代的锥心感受。所以这群人和他们的作品，可能会是东莞文学的一个亮点和发展的突破点”。

王十月著《国家订单》

2010年，“打工作家”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成为东莞文学和打工文学的一个亮点，评委会认为“作为一位从工人中走出来的作家，王十月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中不同身份人们的复杂境遇有着深切的体会和理解。他的《国家订单》在危机与生存的紧张叙述中烛照人心，求证个体的权利、梦想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体现了公正、准确地把握时代生活的能力”。获奖评语强调王十月是“从工人中走出来的作家”，实际上就是在强调“大众写，写大众”。《国家订单》最初发表于2008年第4期《人民文学》头条，同期发表的还有阿来的《空山》第六卷、王安忆的《黑弄堂》，但该期卷首语《留言》，谈论的对象仅限于王十月和他的《国家订单》，可见编者对这篇小说的偏爱。编者强调了打工者成为“打工文学”创作主体的意义，在《留言》开头引用小说里的一个场景：小老板当年“背着一个破蛇皮袋离开故乡，那是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初春的风，吹在脸上，像小刀子在割。路两边，都是湖，湖睡在梦中，那么宁静，他的脚步声，惊醒了狗子，狗子就叫了起来，狗子一叫，公鸡也开始叫，村庄起伏着一片鸡犬之声”，他“在那一刻停下了脚步，回望家门，家里的灯还亮着”。《留言》评论道：“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情景。三十年来，无数中国人在这样的清晨离开了他们的村庄，怀着对外面的广大世界的梦想开始漂泊与劳作。他们是‘中国奇迹’的创造者，他们使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使‘Made in China’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创造着自身的生活和命运，他们梦想着奇迹，而前所未有的机会与自由在这个时代正向着人们敞开。”“小老板”离开故乡的情景，“大概也属于王十月自己，他也曾在一个清晨离开湖北的一个村庄，南下广东，十几年后，他成为了一个作家”。有过打工经历的王十月，他讲述的故事是自己的故事，是在场的。关于“底层”，关于打工者的生活，在王十月之前已经有了很多起于书斋、止于书斋的旁观者的书写，这些不在场者的书写，“坐在城头观山景”固然也激动、也同情、也热闹，但这种激动、同情和热闹终究会露出“隔膜”。因为隔靴搔痒，很多专业作家写的农民工题材小说，在关键的地方就会不真切，甚至走向“事不关己的专断和简单”。“这篇《国家订单》不专断不简单，因为王十月和小说里那些打工者是一样的人，和小说里那个‘小老板’也是一样的人，他知道他们为什么走出来，也知道他们是怎样复杂地酸甜苦辣地走到今天”，王十月与其他作家写的“农民工”题材作品，有着不同的精神质地，其恢复了对“真实”的敏感。正如《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所说的那样：“时代变了。文学主体也在变。回看历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种个体作家、个别英雄的文学时代景象正在被打破。”

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作家”的文学作品，也包括其他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狭义上讲，“打工文学”主要是指有着打工经历的“打工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是来自打工者内部的文学叙述。在“打工作家”与其他作家创作的“打工文学”文本里，的确存在着某些经验上的差异。莫言说：“最好的打工文学应该是有过打工经验的人写的。专业作家当然也可以写，写出来也可以发表，别人看了也像那么回事，但最较劲处是虚假的。”“你可以在技术上写一个农民工在建筑工地怎么样搬砖，怎么样和水泥，怎么样在脚手架上双腿发颤，怎么样饿得头晕眼花，但你无法准确地体会到一个站在云端里的脚手架上的民工的心情，他的孤独，他的向往，他的恐惧，他的理想。”莫言还举例说：“假如一个乞丐本身就具备了一种写作的才华，他有这个潜质和才能，他又恰好是一个乞丐，那由他写出来的乞丐肯定是最好的，别人是比不了的，正是因为这种有文学才华的乞丐比较少，所以很多由‘假乞丐’写出来的乞丐也得到了很好的反响。”这些论述显示了莫言对经验作者的重视，虽有专断之嫌，但某种程度上可以成立。莫言所说的“最好的打工文学”，强调了打工者作为“打工文学”创作主体的重要性，这就是一种新大众文艺：“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

二、传播方式的新变

“打工文学”在21世纪的崛起，体现了新传媒时代的特点。2012年12月10日，《中国艺术报》发表我的文章《打工文学：纸媒停刊，转战键盘》。2012年12月，老牌打工文学杂志《江门文艺》(打工•生活)出版最后一期，宣布2013年正式停刊。在《江门文艺》停刊前两年，月发行量曾达到40多万份的《打工族》(原名《外来工》)已经停刊。2020年，东莞文联主办的打工文学刊物《南飞燕》停刊。在网络时代，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的故事。这些打工纸媒的停刊，“并不意味着打工一族不需要文学、不需要文化、不需要精神诉求，并不意味着‘打工文学’的式微，恰恰相反，‘打工文学’正活跃在一个由网络统治的新世界里”，从精英到大众，从殿堂到民间，新媒体的产生，让“新大众”与文学之间的因果关联更为紧密，为“打工文学”带来了勃勃生机。

网络文化对印刷文化的巨大冲击是革命性的。像历史上每一次传播方式的变革，都对文学艺术产生巨大影响一样，新媒介的出现、便捷的网络传播和电子阅读改变了文学艺术的传播和接受方式。21世纪初，王十月的长篇打工小说《31区》《活物》，先在网上连载，然后由出版社出版。2005年，工厂保安穆肃(网名：小木不识丁)，在“QQ•作家杯”征文大赛中脱颖而出，出版了长篇小说《魔术师与传教士》，李敬泽在序中给予了高度评价。房忆萝(杨海燕)于2006年5月开始在天涯网上连载《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短短几个月，该帖跃为天涯第一帖，后来以《我是一朵飘零的花——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出版，并成为手机阅读最受读者欢迎的网络文学作品之一。韩宇的长篇打工小说《东莞不相信眼泪》最初也是在天涯社区引起轰动，经国内多家网站相继连载后，快速在网上蹿红，2007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年，洪湖浪的长篇打工小说《牛小米外企打拼记》在天涯社区东莞版创下网络点击2000万次的东莞最高记录，迅速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周述恒以“淡看红城”的网名，把《中国式民工》发布在烟雨红尘文学网站，2010年初，该书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网络对“打工文学”的推动，最主要体现在传播性上，它为写作者增加了一个发表和交流的空间，它的读者面比纸媒更广，传播得更快、更远。

网络对散文、诗歌的传播同样具有革命性意义。2010年初，萧相风的散文《南方词典》在奥一论坛上贴出，《人民文学》2010年第10期以《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为题发表。2003年，我在一个诗歌论坛上读到辛酉的《七月诗抄：打工者手记》，产生了深刻的感应，立即把这组诗中的《我们这些鸟人》《到南方去》《明天，我就要到南方了》引为“打工诗歌”评论文本。辛酉的《我们这些鸟人》是打工时代最深刻感人、也最令人心酸的表达：

我们这些居无定所的人/我们这些四海为家的人/ 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我们这些漂泊的人/我们这些流浪的人//我们这些黄土地养大的人/ 又以生活的名义 /背叛了黄土地的人 /我们这些打拼在城市的人/ 奉献汗水，挥洒青春/ 却屡遭排斥的外来人 //我们这些东游西荡的人/ 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 却被称为农民的人 /我们这些返回到家乡 /像是走在异乡的人 /我们这些两栖的人 /我们这些两不栖的人/ 我们这些中间人 /我们这些被抛弃了的人// 腊月底的火车站台上 /我们这些攥着一张北归车票的人 /春意浓浓的正月里/ 我们这些纷纷奔赴南方的人 //我们到底都是些什么人？！/ 我们到底都是些什么人？！//——我们这些打工的人 /我们这些奔波在季节里的人 /我们这些像候鸟一样的人/我们这些——“鸟”人

辛酉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是浙江温岭一家机械公司开机床的打工者。这首诗因为对“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探询和质问一下子打动了我。从《我们这些鸟人》的语言特征看，口语化的临屏书写，自在随意的表达，使这首诗在成功还原生活方面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也拉近了诗和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徐敬亚等十多位评论家从我的评论中转引了辛酉的《我们这些鸟人》，这首诗还被收入了200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50年》(吴义勤等人主编)。辛酉2010年7月23日在他的博客上写道：

2003年7月，学会了上网，在论坛上瞎混，那时候诗人们普遍精力旺盛，发明了一个新词叫“临屏”，就是一边上网一边写诗，写完了立马贴到网上，有点像古人的即兴诗，娱乐性比较强。《七月诗抄：打工者手记》便是这种产物。先在家里写了两三首，去网吧上网的时候觉得不过瘾，便一口气写了十几首，贴到网上。口语写作，直抒胸臆，叙事性很强，剔除了修辞，没有什么羁绊，写得很自由，仿佛吐出了一股恶气，浑身畅快。这类诗歌发表是很难的。有意思的是，长期关注打工诗歌的柳冬妩兄，最先将这一组诗引用为评论文本，发表在《文艺争鸣》等权威刊物上，后被收入花城出版社《中国“打工诗歌”研究》一书。之后，我在网上搜索，徐敬亚、吴义勤等著名评论家，在论文中转引了这些诗，后者还在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50年》(修订版)引用为评论文本。

辛酉的博客如今已经消失了，但《我们这些鸟人》却留了下来。这首诗没有在纸媒公开发表，便被评介，并迅速“经典化”。“经典”的产生包含了复杂的遴选、比较、评价、确认，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网络传播快速改变了这个过程。除了《我们这些鸟人》外，“打工文学”在新传媒时代，出现了很多类似的“奇迹”。深圳打工诗人郭金牛，1992年开始写诗，但一直是个“无名英雄”。2012年8月，他在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论坛，用网名“冲动的钻石”贴了一组诗《虚构中的许》，得到了著名诗人杨炼的回应和点评，这组诗作获首届北京国际华文诗歌奖，被翻译成德语、英语、荷兰语、捷克语等多种语言，郭金牛还参加了第44届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2022年，作家杨丽萍发表报告文学《中国外卖》，采访外卖员王计兵并引用他的诗歌，其中那首《赶时间的人》被著名媒体人陈朝华转发到微博上，引来2000多万的点击量，王计兵这位生长于“草根和民间”的“无名英雄”从而一举成名，至今已经出版四部诗集。202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40周年，《赶时间的人》被印制成纪念卡片，其经典化之快，体现了网络传播的威力，让人感叹：“这是一个文艺的分众化和群像时代。一群无名英雄出来了！”诗人、评论家李少君在为郑小琼散文诗集《疼与痛》作序时注意到网络催生了“草根性”的诗歌现象，分析了“打工诗人”的成长原因：“由于网络，她的诗歌获得广泛传播，最终也被主流诗歌界接受。”

新传媒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文学艺术的传播，也改变了文学艺术的创作和生产。二十多年前，在东莞一家五金厂打工的郑小琼，第一次上网的最大感受是，“在细小的网络背后有一座座无形的图书馆”，网络成为其获取知识的新途径。她说：“网络时代让在流水线上打工的我真真切切地享受到了‘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文化平权后的红利。通过互联网，我可以迅速地阅读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了解文艺思潮、掌握文学动态；通过互联网实现文艺创作者之间平等而自由的交流，获取信息与知识的通道变得前所未有的方便，大众获得学习的机会不再受到局限。当时的我借助互联网新媒体的力量，能够跨越地域、语言和学历等障碍，便捷地获取诗歌知识，在工厂的机台上写下自己对工厂生活的感悟，分享在五金厂对铁的新认知与感受，把自己的诗歌发表在互联网等新媒体平台上，直接面对读者，跟同行与读者交流。这种交流让沉闷封闭的我迅速地打开文学创作的窗口，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我的诗歌与打工者的生活。”由此可见，新媒介的产生，不仅为打工一族，也为所有的劳动者参与文学提供了极为便利和通达的载体，“物质文化生产者和精神文化生产者传统意义上的鸿沟逐渐被抹平”，新媒介成为重构“文艺新大众”和“新大众文艺”的主要力量之一。

三、创作题材和内容的新变

“东西南北中，打工到广东”，“打工文学”现象最早出现在深圳、东莞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是与这些城市作为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前沿地相适应的。文学艺术总是从一定的历史语境中获得形式，文学艺术创作的题材和内容随社会和时代语境的不同而变化。“打工文学”是特定的社会制度、经济生活和文化活动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所特有的新大众文艺现象。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中国的民工潮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最大的农民工输入地，“打工文学”的出现，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语境和丰富的社会文化语汇有着割不断的联系。面对波澜壮阔、异彩纷呈的打工生活，打工者们通过书写城乡中国前所未有的“新山乡巨变”和内在的精神变迁，使“打工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东莞是解读中国城乡巨变的一个文学样本。著名作家陈残云于1958年秋至1960年春，在东莞县担任副书记，创作了长篇小说《香飘四季》，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也都是农民兄弟，小说中的场景、风景都是属于农村的。1978年，东莞拉开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序幕，在东莞虎门这片临洋之地，太平服装厂与港商合作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太平手袋厂。《东莞文艺》1980年第1期发表黄志明的小说《我与陈小姐》，是新时期最早反映香港商人在内地办厂的文学作品之一，塑造了服装厂技师“陈小姐”的形象。《东莞文艺》1981年第1期刊发周华驹的独幕话剧《望归亭上》，剧本与改革开放的大潮同频共振，塑造了海门镇毛织厂外资代理人、厂长、女工等人物形象，海门镇的原型地就是东莞虎门镇。一批文学作品中开始出现“打工者”形象，这是东莞打工文学的萌芽时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东莞最偏远的山区镇，如清溪镇、凤岗镇、塘厦镇等，都快速完成了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被连根拔起。1994年7月1日，青年学者李书磊在随笔《清溪小驻》中非常生动地描写了深圳、东莞迅速工业化、城市化的场景：“自深圳至清溪一小时的汽车路，两旁都是连成串的不夜城镇，或者是灯火通明的建筑工地；灿烂的灯光有一种逼人的喧哗，使我觉得南方的土地和生活永远是醒着的。再也见不到乡村夏夜那种黑暗、沉寂与凉爽了。只有霓虹灯显示的汉字才使我确认我是在中国，才使我产生亲切感。我对自己的国家真的有点陌生、疏远甚至还带着几分不适吗？这正是我所警惕的，这也正是我冒着台风和高温旅行南方的真正原因。我要熟悉中国的每一个地区和每一刻的变化，我不能只熟悉、拥有古老的中国。”号称“东莞西伯利亚”的清溪镇，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从农村变成“花园城市 工业中心”(费孝通题)。将陈残云的小说与李书磊的《清溪小驻》对读，会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古老的中国”真正迎来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以亿计的打工仔、打工妹，无疑是这种巨变的剧中人。让人欣慰的是，在东莞的几代打工妹中，产生了不少作家和诗人，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汪雪英、葛方梅，21世纪的郑小琼、阿薇木依萝，最近刚刚引起关注的“打工姐”——年过半百的“清洁女工作家”王瑛、“烧烤诗人”温雄珍等。一批又一批打工者用他们手中的笔，表达他们对生活的感受和认知，记录了“中国的每一个地区和每一刻的变化”，努力成为中国巨变的剧作者。“新的时代，巨变的生活，为新大众文艺创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题材、内容和可能性。”在打工文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世界巨变中。时代巨变中。生活巨变中”。而这些“打工作家”的成长经历，其本身就是巨变的一部分，不断地演绎“麻雀变凤凰”的人生传奇。他们不仅是巨变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巨变的记录者、书写者。

2007年，郑小琼荣获首届荷花文学奖的作品，是发表在《星星》2006年第2期的组诗《黄麻岭》。郑小琼还在《诗刊》《花城》《大家》等数十家刊物，发表了《黄麻岭》系列组诗，并出版了诗集《黄麻岭》，黄麻岭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和世界诗歌中的一个重要意象。我曾在《城中村：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中，以郑小琼的黄麻岭为例，分析乡土中国的巨变图景。黄麻岭与东莞的很多村庄一样，在城市化、工业化浪潮中，变成了一个个的工业区。黄麻岭在郑小琼的诗歌中反复呈现，那个已经工业化了的村子不仅成为她肉体的一部分，而且成为她内心的一部分。她对黄麻岭特定场景的描绘与抒情，让人心领神会：

我把自己的肉体与灵魂安顿在这个小镇上/它的荔枝林，它的街道，它的流水线一个小小的卡座/它的雨水淋湿的思念头，一趟趟，一次次/我在它的上面安置我的理想，爱情，美梦，青春/我的情人，声音，气味，生命/在异乡，在它的黯淡的街灯下/我奔波，我淋着雨水和汗水，喘着气/——我把生活摆在塑料产品，螺丝，钉子/在一张小小的工卡上……我的生活全部/啊，我把自己交给它，一个小小的村庄/风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

诗歌是郑小琼对自己的安慰，作为打工妹的她，用诗歌写出了“有血有肉的个人经历”和“那些生活重压下的一声叹息”。黄麻岭成为“打工诗人”最重要的抒情语汇：“须臾之间，心中块垒得以纾解，脑中所想得以倾吐。”这是“平凡职业者的呼喊与呼唤，欢笑与泪水，焦虑与等待，失望与希望”，这样的诗歌“让人感到一种既有疼痛也有坚韧，蕴含着未来和希望的感动”。郑小琼的诗歌以一种日趋向下的视角，切入了她陌生而熟悉的工业村庄的内部，有新闻摄影作品画面冲击般的震撼，接地气、充满烟火气和个人生命气息。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命运，也是打工群体生活状态的一个缩影。郑小琼的出现，是新大众文艺在东莞兴起与蓬勃发展的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子。她的诗歌记录了一个村庄的变迁，记录了自己打工生活的经历，也就是记录了城乡中国的变迁。她在首届荷花文学奖获奖感言中说：“我在黄麻岭呆了五年……这些年，我一直在写着这个村庄，写着在这个村庄生活的人，五年下来，差不多写了有关这个村庄和这个村庄的生活的诗歌大约有一百来首，这一百来首诗歌记录了一个外来者对这个村庄真实的感受，有忧伤，也有欢乐，有失望，也有喜悦。这个村庄与东莞很多村庄一样，在改革开放中渐渐脱出属于农业时代的面貌，变成了一个个的工业区。高楼与工厂林立，在这里生活着许多善良的本地人与外来工，它们都属于这个村庄的一部分。”东莞作为工业时代让人自豪的新兴城市，无论从东南西北哪一个方向进入这座城市，扑面而来的都是耸立的楼群、如水的车流、连绵不绝的工业厂区。这个几十年前还有着“鱼米之乡”之称的农业县，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脱胎换骨成为国际制造业名城，数以千万计的外来者躬身其间，为数众多的“打工作家”“打工诗人”在村镇之间流动和歌吟。工业化飓风催生的现代化、城市化浪潮，使东莞所有的行政村几乎都很难看出乡村的影子，都已经变成速成的都市的一部分。对置身其中的“打工妹”郑小琼而言，黄麻岭村为她提供着诗歌中的现实场景，激发着巨大的想象力。在她的写作中，我们感同身受地看到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的冲突，以及“新大众”的心路历程。

2007年，郑小琼的“打工散文”《铁•塑料厂》(以下简称《铁》)获得人民文学奖“新浪潮”散文奖。文中写到身体对铁的痛感经验，这种经验可能是其他作家写不出来的。“铁”是郑小琼写作中的核心元素，也是她所创造的最有穿透力和想象力的文学符号之一。郑小琼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谈道：“作为一个流水线生活的工人，我知道当铁砸在自己的手指与别人的手指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自己感受到的生活与坐在书房依靠资料感受到的生活有着本质的区别，有一种疼痛是自己亲身感受到，有一种疼痛是想象得来。”郑小琼“不断地试图用文字把打工生活的感受写出来，它的尖锐总是那样的明亮，像烧灼着的铁一样，不断地烧烤着肉体与灵魂”。她的《铁》，描写了工业时代的工伤事故，特别关注“一个甚至一群人的手指让机器吞噬掉”，让人直接感受到身体的痛：“我躺在充满消毒水味道的病床上。六人的病室里，我的左边是一个头部受伤的，在塑胶厂上班；右边一个是在模具厂上班，断了三根手指。他们的家人正围在病床前，一脸焦急。右边的那个呻吟着，看来，很疼，他的左手三个指头全断了。医生走了过来，吊水，挂针，然后吩咐吃药，面无表情地做完这一切，又出去了。我看着被血浸红又变成淡黄色的纱布，突然想起我天天接触的铁，纱布上正是一片铁锈似的褐黄色。他的疼痛对于他的家庭来说，如此地尖锐而辛酸，像那些在电焊氧切割机下面的铁一样。”郑小琼写出了一种有痛感的经验，甚至写出了“打工”留给人们的残酷的一面。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技术的进步，《铁》中所描写的断指现象已经越来越少。郑小琼的一个工友，2006年开始创业，十几年后，郑小琼去他们公司车间参观，发现他们的技术已经超越当年先进的外企，看着“流水线手工装配已经变成自动化生产，机械臂取代了高危手工操作”，郑小琼一时感慨万千。当年的工友“指着新机器的安全识别系统说，这些机器不再会伤害手指，因为机器的感应器能够感应到工人们的手。我笑了笑，因为我和他都被机器伤过手指”。郑小琼在散文《从一台机器开始》中所讲述的这个细节，让人感受到“东莞制造”与“中国制造”所发生的巨变。

2025年年初，郑小琼所描写的“时代巨变”“世界巨变”“生活巨变”，出现在东莞一位59岁的清洁女工王瑛笔下。王瑛来自四川内江，作为东莞虎门镇卢屋村一家售楼部的职员，她以清洁女工的真实生活为背景，在2025年第1期《作品》杂志发表了五万多字的《清洁女工笔记》，被《散文海外版》2025年第3期选载。这部作品不仅记录了王瑛与清洁女工们共同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也记录了城中村的巨变：

高楼新出炉的蓝色玻璃窗耀眼夺目，矗立河流边，把村庄激活了。

最后一块荒地，结束了这块土地上最初的农耕历史。曾经在围栏里还保留着的几棵香蕉树、荔枝树、龙眼树、木瓜树，现在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这块土地上，产生幻想的不是本地人，而是一个时代的闯入。虎门这个小镇，每个世纪的到来，是时间说了算。高铁、地铁、轻轨，这些年迅速进入卢屋村。村子没有了村庄的面貌，过去给它的名字，现在依然是“卢屋村”，让走失的人、离世的人、来过卢屋村的人，能寻找到这个地点。

卢屋村出现的每一物，无论在村子挑起怎样的变化，在这块土地上，不管是种庄稼，还是以其他方式，每个人都在真诚地生活。

这就是“新大众写作”的发生地，王瑛为我们再现了蒙太奇式的生活片段和城中村的场景，无论是本地人，还是“新大众”，都在“真诚地生活”。王瑛在东莞虎门这个叫卢屋村的村子里打工、散步、写日记，她的工作与生活、欢乐与痛苦、梦想与记忆都与这个地方紧紧相连。从《清洁女工笔记》里，不仅可以看到外来的“新大众”在卢屋村的生活踪迹，还可以探询到东莞和虎门几十年来的变迁轨迹。农业时代的植物和工业时代的高铁、地铁、轻轨，并置在她的文字里。虎门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篇之地，“新大众写作者”王瑛有幸目睹了它的最后一块荒地，为农耕历史的结束留下了文字的见证。像黄麻岭一样，卢屋村原来也有着十分稳定的结构和规范的人际关系，有着数千年都没有改变的农业文明景观，却在几十年的城市化、工业化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显示了“古老的中国”在现代化大潮中新空间格局的形成，显示了中国变革的巨大力量、速度和激情。在“打工文学”的这些文本中，我们这些“新大众”不仅处于变化的开端，而且经历了变化的过程。

四、表达方式的新变

“大众文艺”的提法，最早可以追溯到现代作家郁达夫于1928年创办的《大众文艺》月刊，他在发刊词中阐释道：“我们只觉得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郁达夫的不少作品确实可以称之为“大众文艺”，如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反映女工生活的小说之一。 但在现代文学史上，却没有出现像郑小琼这样的女工作家，这样的大众写作者。新大众写作为什么会在21世纪“蓬勃地从草根和民间兴起并兴盛”？李少君曾分析出现郑小琼这样草根诗人的原因：“新诗不断下行，随着社会稳定带来的教育普及，新诗向中国的最基层渗透。”“新诗真正被广泛接受，我觉得是只有21世纪初才发生，即‘70后’‘80后’产生后，才比较彻底地完成其中国化、草根化过程，新诗才开始成为中国年轻一代的真实心理需要与精神追求，成为一个自下而上、逐步升华提高的过程。”李少君谈论的是新诗，但将“新诗”转换成“新文学”，也是可以成立的。义务教育的普及和网络新媒体的出现，为文化民主化创造了契机，“新大众写作者”与其他作家一样，具备了同等的艺术表达能力。“打工文学”丰富的表达方式，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打工文学”的真正制造者，是文学艺术自身。艺术并不是所谓的少数“精英”在象牙塔里周旋的专利。三十几年前，陈国凯在为《青春之旅：深圳打工仔映画》作序时，不仅注意到林坚、张伟明的“打工仔”身份，还高度评价了他们在艺术上的追求。他说林坚“喜欢用现代手法写作，追求较高层次的内涵，作品意蕴较深，并发表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品，有的作品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张伟明也经历过打工仔的生活，我读过他几篇小说，文字相当潇洒，写人物深入浅出，心态描写很有现代感，颇见功力。他的一些作品如《下一站》等，已成为深圳文坛的论家常提及的佳篇。”“张伟明发表的作品不算多，但比较耐读，他像在经营‘精品屋’，努力把每一篇作品搞出一些特色来。”林坚的中篇小说《别人的城市》发表于《花城》1990年第1期头条，同期刊发的还有莫言的小说《父亲在民夫连里》。当时开始流行的先锋小说叙述方式被林坚成功运用，体现在他对小说结构、形式的安排上。“打工作家”继承了同一时期先锋文学在形式上的探索，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他们一直以文学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这也表明，“打工文学”从一诞生开始，就是形式上的概念，同时也是社会历史学概念。因此，从新大众文艺视野考察“打工文学”时，既要考虑社会转型的因素，又要考虑文学形式的因素。

21世纪至今，打工文学的艺术探索取得了更大成就。在荣获人民文学奖的中篇小说《寻根团》里，王十月以一种富于想象力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通过一次返乡寻根的叙述，描写了打工阶层的剧烈分化，描写了乡土中国的现实变迁和沧桑经历，把信梦、桃木咒与人物的命运、时代的变迁糅合在一起。在2025年出版的长篇打工小说《不舍昼夜》里，王十月用一种变形的笔法，作一种近乎史诗般的宏大叙事。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郑小琼的《女工记》由三部分构成，主体部分是诗，插有“手记”，还有“后记”。“手记”是进一步说明、描述，或者扩大、联想，是主体部分的补白和伸延。《女工记》的文字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诗，一种是散文。塞壬在2023年出版的《无尘车间》既是纪实文学，又是长篇散文，在文体上很难界定。最近十几年来，塞壬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十篇散文，但她的散文有虚构、有小说的笔法，也曾被当作小说发表，传统散文自我界定的边界被打破。《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认为新大众文艺“打破了五四新文学以降形成的小说、诗歌、散文与戏剧的四大文体的规范和划分”，在这方面，打工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例证。如戴斌的《打工词典》、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非虚构)，都很难界定。《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以词典为叙事结构，书写南中国工业时代的打工者生活，聚焦了上百个带有时代烙印的词条，如白话、保安、出粮、出租屋、打卡、QC、集体宿舍等。这印证了新大众文艺是一场语体革命，“它打破了五四新文学以来形成的语体规范和修辞规范，体现出更加广阔的张力和创造力。新词汇、新表达、新修辞被广泛吸纳，语汇朝着更丰富、更生动、更多元、更精确的方面发展，时代性、民族性、全民性、灵活性等社会属性和音乐性、情感性、形象性等艺术属性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发和开掘”。

郑小琼著《女工记》

打工文学还体现了“新大众文艺与传统专业文艺互相促进”的特点，“专业文艺借助新大众文艺获得新的生命与活力，新大众文艺也借助专业文艺登上大雅之堂，获得广泛认可”。郑小琼、谢湘南、张绍民、许强、程鹏等数十位打工诗人参加诗刊社的青春诗会，最近三十年来《诗刊》发表了大量打工诗歌作品。谢湘南、泥文、李明亮、莫华杰、李知展等“打工作家”的作品集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人民文学》发表了大量打工文学作品，曾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李敬泽，批评专业作家“从既成的知识分子话语出发，既无经验，也无新的思想资源，就是在那里愤怒和悲悯，其实他连悲悯的对象是怎么回事都没搞清楚也没打算搞清楚”，《人民文学》因此“把重点放在一些真正有底层经验的作者那里，发郑小琼、塞壬、王十月这些人的作品比较多”。这些写作者写出了属于自己的“底层经验”，创造了具有审美价值的文本。郑小琼的散文《铁》发表于《人民文学》2007年第5期“新浪潮”栏目里。谢有顺说：“我个人读了郑小琼的诗歌、散文以后，很受震动。她的写作是直抵人的心灵的写作。她几乎一开始就直接触及了现代诗歌最本质的东西。”“新浪潮”栏目开设至今，推出了很多让人“震动”的新大众写作者。如《人民文学》2018年第1期“新浪潮”栏目里发表“农民工”陆支传的组诗《慈悲》，重点推出他的十几首诗歌，让人惊叹“新大众文艺的兴起，这是一个汹涌澎湃的文艺新浪潮”！《人民文学》2023年第11期发表了陆支传的组诗《104国道》，共有十首诗组成，每首都堪称经典，既是他和工友的诗意记录，也“触及了现代诗歌最本质的东西”。让我们读一读他的诗：

站在在建高楼的顶部

孤独的凸起，无意间让我成了

天地间着墨最多的人

鸟群是黄昏的心跳

它们时而飞起，时而落下

近处是工地现场 远处是村落

中间是大片的田野

牵绊住几个忘归的农人

陆支传至今仍在“工地现场”打工，每天凌晨起床，他的诗歌极力呈现出一个建筑工人的原生状态，我们可以感到诗歌与生活现场的相互交融、相互依存，他获得了一种生活，并与之达成无以言表的默契。这是一种带有经验性的诗歌写作，深深地融入了他自己的体温、血液和呼吸。如果从语言的纯熟度来说，陆支传不会输给绝大多数的“专业诗人”。如果说104国道象征着中国大地，那么陆支传所代表的新大众文艺群体应该成为“天地间着墨最多的人”，如“一群群的荻花站起来”，“也会写诗”，诗的标题一定是“在一个秋天看围墙内的工地楼顶”。

正如《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所说的那样，新大众文艺开启了全新的“全民文学”模式，实现了“人人皆可当作家”的文学梦，也为文学最为本质的“虚构性”“想象性”“创造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可能。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柳冬妩 单位：东莞文学艺术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12期（总第123期）

责任编辑：薛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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