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脉源远流长，一方面会留下丰厚的资源，另一方面也会在文明发展“影响的焦虑”下，让后来者困惑于“话已被说完”“事已被演完”的认知中。传统资源如何在老调和新曲之间转换，从“故纸堆”中走向“舞台上”，相关文艺工作者进行现代创新性转化是关键，不然就是重复。毫无疑问，苏东坡是一座高山富矿，也是当下言说的热点，对其进行文艺转化的挑战性就更高，而新编曲艺剧《万里归来仍少年》则力图入宝山而不空手归。

（图片来源：“四川省曲艺研究院”微信公号）

观演者可以直观感受到《万里归来仍少年》有颇多别致新颖的形式创新，也颇能感知到创作者的思路。对创作者来说，创作首在立意，举纲后方能张目。故事讲法的不同取决于想法的不同，而想法的不同来自于预设语境以及接受者的不同。《万里归来仍少年》的新意源自创作者立足于后世接受者的视角进行立意。作品塑造出老年、青年、少年苏东坡3种形态，以他几十年岁月和行万里路的对比来拉开丰富的生活场景与意义空间。苏东坡成为中国文化人格体系中的崇拜对象之一，在于他对江湖庙堂、儒道释三家、诗词文赋、书法等多个方面的融会贯通，这复杂的经历和博大的人格体系的形成过程里有各种他必然要面对和处理的矛盾。《万里归来仍少年》的主脉就抓住了他人生颠沛的最主要动因：不被新党旧党任何一方所接纳。创作者从这种“夹板气”入手来演绎其传奇人生，并深挖这经历下面的精神道路。无论被视为是新党还是旧党，苏轼都不会在他人对自己的“涂抹”中随波逐流，而是在人生曲折的万里行路历练后体悟出“民为邦本”的信念。他的不改本心、初心不悔就在于此，他的执拗底气也在于此。这也是《万里归来仍少年》的高明之处。有此一魂则满盘皆活，所有创新皆可肆意挥洒，因为无论“洒”得有多开，最终都能“收”得回来。他的乌台诗案、惠州黄州儋州万里贬谪，他在朝堂与“拗相公”王安石、“司马牛”司马光的议辩争论，都是“神不散”前提下的“散形”。而经历这一切后，苏轼老年—中青年—少年形象的反差与归一，反对新法—反对废新法的对立与统一，万相复归于一，最终由苏轼一人消化融合。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是苏轼个人的“一念抱持”，是深入民间、万里历练的彻悟，是中国古典智慧的结穴，也是经现代消化理解而推出的历久弥新的守正归宗。《道德经》有云，“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而《万里归来仍少年》末尾升华主题，苏轼万里归来仍然本心不改，更树起了其人安居“下流”容纳江河但不改“大海”本质的形象。这不仅是创作者对苏轼的致敬，体现出他们对当前创新创作的思考。

当前的创新焦虑催发出了五花八门的乱象，不少的历史“戏说”、架空穿越，固然是很“新”，可庸俗化、媚俗化倾向也是存在的。《万里归来仍少年》不仅形式新，更有着不同一般的守正立意。对历史文脉资源如何嚼碎、消化、创新，如何在创新与守正间把好关节，《万里归来仍少年》正是一个典范示例。在传统文脉的现代性转化中，守正生机活，创新路更宽。

《万里归来仍少年》除了呈现苏轼本人的三“苏”之变，还将故事线延展到他的后世孙辈，这给予了故事讲述人更大的空间。以“讲故事”牵带“演故事”，这既提供了理解的多重接入口，也为情节展开带来探案一般的过程感。这过程同时也是苏轼人格的逐层展开过程。故事讲述人苏符是苏轼之孙，而苏植又是苏符之孙，但事实上这个苏植就是一个模糊化的、泛形态意义上的后辈子孙，因为事实上他的言辞以及形态分明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后世儿童。这个犹如借助“月光宝盒”而来的穿越者代表着现代儿童观众跳到了舞台之上。在他口里，司马光变成了“砸缸先生”；一听说苏家宅里挖出了宝藏，他就惊呼自己是“富五代”，这童趣将场上情节以最快捷的方式解读，还将台上演员台下观众的意见与视角合拢，古人旧事如同邻居家事一样活起来。信手一撩拨，情绪价值颇佳。这既有易中天品三国式的意义发掘，也有时下流行的舞台穿越小品一般的“笑”果。

苏轼的变与不变，后世观者解读下历史旧事的变与不变，均被提放于时空转换场景中强化对比反差效果，这既是形式效果，也是意义效果。从人来说，苏轼自己不必说，就是那些配角们也相映成趣。“拗相公”王安石、“司马牛”司马光分别作为新党和旧党的领头人，鲜明的政治态度其实都各有其历史逻辑来支撑。而二人与苏轼的私交中更把这种历史逻辑聚焦成富有故事张力的舞台呈现，爱恨情仇、嫌隙争斗背后都是道理。“群演”欧阳修、韩琦等“四贤人”也都作为历史的重要参与者，为戏剧冲突和舞台情绪推波助澜，甚至于只闻其声而未见其人的神宗皇帝“贬官”画外音，司马光口中提及的“扎起”太后，都因为尖锐的故事冲突和戏谑化舞台呈现形式间的张力而形象鲜活。正因为有了主题立意上正面强攻的正剧基础，才保证了作品中的现代感侧面袭扰既具有间离效应却又不陷入油滑。一正一谐，历史的消化是顺畅的，吸收是有益的，新创也才是健康发展的。

《万里归来仍少年》活用现代艺术形式，把传统文化资源用活，在“风花雪月”中消化历史，生活空间和意义空间阔大。人有苏轼的老、青、少的三“苏”之变，有苏洵、程夫人—苏轼—苏符—苏植的“四世同堂”，人情人性丰富深邃；情节则有从朝堂到民间的万里路空间，有从北宋—南宋—现代的千年时间穿越，在大开大合之中吞吐历史。《万里归来仍少年》将历史人物演活，以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思维、现代语言来翻译古代生活，以四川方言四川思维来塑造人物，“考公”“超级麻变态辣”“砸缸先生”“富五代”“扎起”等都具有爆梗的潜力。多种四川曲艺形式的活用更使得作品形神并臻佳妙，四川清音配唱《儋州海》《眉州月》《黄州瓜》透出的民间生活清新生机，四川竹琴清幽弦乐勾勒《眉州月》《小醺归来》的仙风道骨，四川金钱板疾风骤雨式的快节奏敲击出《汴京花》中新旧对峙的对立感，乌台狱吏的谐剧表演则中和《乌台风》的肃杀，狱中伙食“超级麻变态辣”的川菜水煮鱼也翻出生死符号间的悲喜两重天。传统技艺与传统生活场景相生相伴，传统艺术形式的纷繁错落与内容的跌宕转换配合无间。而剧场舞美形式也踩上了现代“风火轮”来助阵，旋转舞台、舞台分区与剧情中的时空穿越、聚焦分述等灵活搭配。新法申辩情节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的舞台旋转拼接，官员贬谪时舞台的人满为患与“白茫茫好干净”对比，新旧党矛盾斗争的白热化得以聚焦化对比呈现，让舞台形式美学成为《万里归来仍少年》的另一亮点。这种舞台对比效果并不简单托庇于技术手段的形式突破，根本还是来自剧情本身反差中的意义张力，比如青年王弗与苏轼的恩爱与“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晚景悼念反差对接，就在舞台语言的衬托下简洁而传神。

文以气为主，画以意使法，对历史的构建应先晓其义、后塑其形，有了灵珠子，荷叶藕肢也都能成为别具一格的生命形态。有了这些鲜活灵动的艺术形式，传统文脉才能踩上现代化的“风火轮”。脱胎换骨、点铁成金，《万里归来仍少年》在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尽管历万里、千年，历史的主体却焕然有了少年感鲜活感，文化文脉的主体也重有生机感。在大道与技艺之间取舍，道器融合，道技融合，“万里归来仍少年”由此成为一个历史隐喻，也成为一个再启示。

（作者：白浩，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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